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2013-03-05） ● 郑永年专栏 《联合早报》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实现这些目标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首先，需要培植新社会组织。很多地方在作培植新社会组织方面的改革实践。但各地进展不一，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广东在各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为了培植新社会组织，广东省率先简化了社会组织登记条例，并且采取了很多举措来实现赋权社会的目标，例如政府向社会组织提供活动场所、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收购社会（组织）服务等等。广东的大部制改革的正在进行的一步，就是政府向社会下放行政审批等权力。 　　不过，现实地说，如果社会没有空间来组织自己，就会很难承担由政府下放的权力。这就首先要求给予社会自我组织的权利。只有有了自我组织的权利之后，社会才能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而且更要花大力气来培植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下放权力，不是说政府完全可以不管社会了。向社会分权只是政府转型，即从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的重要一环。 　　应当意识到是，赋权社会并不只是简单地分权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培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时间，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初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政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会有助于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今天，在很多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和敌视的局面。中国可以从其他成功的国家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培植。广东的做法就是，不仅让渡更多空间给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培植。从长远来看，这种实践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其次，改革传统社会组织。同样，也不应该忘记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现存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在建国初期，这些组织在支持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后来，这些组织逐渐地成为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附属组织，而失去了和社会的关联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代表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利益，而非它们所应当代表的社会利益。现在，其他社会力量已经崛起，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也面临改革的压力。很显然，这些组织必须转型。它们要成为真正能够沟通执政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 　　也就是说，它们至少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社会，一条腿在政府，是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力量。传统上，它们光依赖政府，和社会无关。但如果改革后它们光代表或者依赖社会，就会和新产生的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成为“中介”，即连接政府和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在劳、资、政三方谈判过程中，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考量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政府所应当考量的）。这些方面，广东和北京的改革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加以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一方面可以深化那里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它们的经验。 其三，社会的政治参与。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社会对政治的参与。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传统的“维稳”思路已经证明为走不通，因为它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它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 社会必须参与政治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1990年代，执政党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大社会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参照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的方法，容许和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方面，广东各地尤其是顺德已经有了很多创新。广东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政府主动走向社会，和社会建立关联；“请进来”就是政府主动打开政府“城门”，让社会力量来影响自己。 　　在中国，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和社会脱节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广东为了应付这个挑战，设计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重要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环节。根据顺德、南海、惠州等地的实践，“走出去”就是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制度，借鉴香港、新加坡的议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请进来”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设立咨询工作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例如顺德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一下“走出去”和“请进来”制度的重要性。现在共产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社会脱节，听不到真正的民意。社会上怨气很多。很多怨气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的，是政府官员执政不当引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怨气，政府都负有责任。对老百姓的怨气，政府官员爱理不理。很多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供系统，享受着各种特权，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老百姓总有一天要“围城”，造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高度对立。怎么办？这就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在新加坡，每一位部长和国会议员，每周都要定期接见选民，选民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义工，帮助国会议员和部长，参与组织这些定期的见面会。在制度化的层面，广东实行的党代表工作室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个结合中国实际的非常大的政治创新。 　　广东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即“请进来”），也有助于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专业人士的意见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复杂，政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做到专业，因此要倾听专家的意见。尽管人大和政协系统应当成为专业人员影响决策的平台，但这两个机构已经过度政治化和官僚化。因此，设立新的专家平台显得有必要。当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现行人大和政协体制进行改革，把额外的专家平台整合进这两个现存的制度化平台。 　　从长远来看，在社会力量建设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作为功能界别，吸引到包括人大和政协等正式组织体系里面来，也就是说给于它们正式的参与管道，参与到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中来。这可以通过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在目前和下一个阶段，主要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创造条件，在促成社会力量组织化的同时来有效监管社会力量。这是中国有序制度变革的有效途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会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