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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坛 2008年第 4期
三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易 立
〔摘要 〕自上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 我国的陶瓷考古发现颇丰 , 围绕这些发现而展开的研
究也逐步深入和细化。本文拟对主要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梳理 , 以期初步展现三十年间我国陶
瓷考古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 〕 陶瓷考古 ; 发现 ; 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7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0139 (2008) 04 - 0144 - 11
〔作者简介 〕易立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 , 四川 成都 610071。
一、绪言
20世纪 20、30年代 , 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开
始逐渐走出单纯的清赏雅玩和文献考据范畴 , 出
现以窑址考古调查与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新方
式 , 学界对古代陶瓷器的关注也进入到以 “二
重证据法 ”为指针的研究阶段〔1〕。这时期里 ,
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书斋 , 跑到杂草丛生的
古窑址上捡瓷片的 “导乎先路的拓荒者 ”〔2〕。从
1928年起 , 他 “八去龙泉、七访绍兴 ”, 收集了
大量瓷片标本 , 开辟了我国陶瓷考古的新途
径〔3〕; 叶麟趾先生亦通过实地调查 , 发现并解
决了定窑窑址所在地的问题〔4〕。周仁先生是我
国现代陶瓷学的开拓者之一 , 其 1930年发表的
《陶瓷试验场工作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是国内第一篇以科学技
术为基础探讨古代陶瓷工艺的研究成果。与此同
时 , 一些欧美、日本人士对东北及南方的部分瓷
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盗掘 , 一方面对我国的文物
古迹造成了破坏 , 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考古研究
工作提供了初步线索。新中国成立后 , 陶瓷考古
与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 至 70年代末时已取得了
丰硕的收获和成果〔5〕, 主要表现在 : 1. 全国近
20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瓷窑遗址 , 占省区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
学界已经基本弄清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大致
脉络。对商周时期 “原始瓷器 ”的定名、东汉
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
盐学界的普遍认可 , 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
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
体系 ; 2. 对各时期窑业横向发展状况的探索也
取得了较大突破 , 如确定了一批陆羽 《茶经 》
中记载的唐代著名窑口 , 而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
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 是已发现窑址最属时间段
最集中的朝代 , 进一步明确了 “窑系 ”〔6〕的概
念 ; 3. 大量的考古工作还解决了许多传世和墓
葬出土物的窑口问题 , 而后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
窑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 4. 个别专题
的研究应运而生 , 如对 “原始瓷器 ”及青花瓷
起源问题的探讨 , 外销瓷问题也已具备较好的研
究条件 ; 5. 60年代成立的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
对瓷片标本进行了一系列理化测试 , 为了解历代
名窑的工艺特色奠定了科学基础 , 从而开辟了古
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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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间 ,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 陶
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科的分支在国内的发展日趋成
熟 , 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令人瞩目。
二、重要窑址的发掘与研究
上世纪 70年代末以前 , 对瓷窑遗址开展的
工作主要以考古调查为主。近三十年来 , 田野发
掘已成为陶瓷考古工作获取资料最重要的来源。
更要指出的是 , 这些发掘已不光是配合基本建
设 , 更多是为解决某一学术课题而主动发起的 ,
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 , 通过发掘能弄清陶瓷史上
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 ) “原始瓷器 ”烧造窑址的发现。
从以往的考古发现看 , 原始瓷器在我国南北
方的居住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出土 , 然而却少见烧
造这些瓷器的窑址。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
展 , 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
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 , 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
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 , 由此进一步证实
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 , 并明确了原
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7〕。在这些窑
址中既有原始瓷 , 也有印纹硬陶伴出 , 有学者也
因此推断二者可能同窑合烧〔8〕。
(二 ) 越窑。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 , 对慈溪上林湖、
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 , 重点单位还作了
测量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 在上林湖窑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
址 120余处 , 采集了大量标本 , 这也是有史以来
对越窑进行的规模最大 , 时间最长 , 最为深入的
考古调查 , 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
况 , 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 《青瓷与越窑 》〔9〕。
进入 90年代 , 对越窑的工作以大规模考古
发掘为主。1990年 ,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又一次对上林湖等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 , 并在低
岭头窑址的试掘中出土了一类与汝窑及南宋乌龟
山官窑产品风格相似的瓷器 , 提出了 “低岭头
类型 ”,〔10〕首次把越窑烧造下限推至南宋时期 ,
对越窑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1998 - 1999年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
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了两期发掘〔11〕, 揭示出
其烧造历史 , 为越窑文化、贡瓷和秘色瓷、越窑
与宋代官窑的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
料 , 该窑址的发掘也同时被评为 “1998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
(三 ) 邢窑。
位于今河北省内丘和临城两县交界处的太行
山东麓地带 , 是唐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之一。1980
年 8月 , “临城邢瓷研制小组 ”在岗头村古窑址
群中首次发现唐代遗迹 , 之后祁村等地又发现一
批唐代窑址及瓷片标本〔12〕。1984年春 , 内丘县
文物保管所于老唐城和磁窑沟附近找到 17处隋
唐窑址 , 并采集到 “盈 ”字款细白瓷片〔13〕。
1987至 1991年间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
邢窑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试掘 , 进一步弄清了遗
址的分布范围和产品 , 种类的时代特征〔14〕。
2003年 , 内邱邢窑窑址又出土一批 “盈 ”及
“官 ”字款瓷器标本〔15〕。
近年来有关邢窑探讨最多的便是 “盈 ”字
款问题 , 除了窑址发现外 , 二十多年来带这类款
识的邢瓷标本还在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不少 , 目前
对其涵义的看法有两种 : 一种是多数人推测的与
唐代宫廷内 “大盈库 ”有关〔16〕; 而以发掘者为
代表的则认为 “盈 ”字款当与其他字符一样是
代表制作窑户的标识〔17〕。
(四 ) 长沙窑。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 , 其
产品多样 , 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窑址
自 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
1983年 , 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
联合发掘小组 , 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 , 共清理
窑址 7处 , 其中完整龙窑 1座 , 出土大量瓷器残
件及标本 , 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 《长沙窑 》, 书
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
况 , 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
翔实可靠的材料〔18〕。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
法有不同的观点 : 其一 , 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
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 , 长沙窑釉下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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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无 “首创 ”可言 ; 其二 , 认为长沙窑彩瓷
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19〕。
(五 ) 耀州窑。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 “铜川工作
站 ”, 从此对该窑址展开了为时 11年的考古发
掘。通过发掘揭示出该窑唐、五代、宋、金、元
明五个文化堆积层 , 确立了其八百多年的烧造历
史〔20〕。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
花釉瓷及各种彩绘瓷 , 找到了五代地层的淡天青
瓷和 “官 ”款青瓷 , 澄清了传世“东窑器 ”〔21〕的
问题。其发掘成果被编写为唐、五代、宋、金元
明四部大型考古报告〔22〕, 系统区分出从唐至元
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 , 从而为学界深入研究该窑
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田野资料。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
受关注的热点之一 , 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
出土材料 , 对以往被比定作 “柴窑 ”〔23〕的五代
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24〕。
(六 ) 磁州窑。
1987年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 揭示
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 , 历经宋金 , 至元代停烧的
历史 , 共清理 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 , 出土的大
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
现〔25〕。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 ,
但极为珍贵。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 ,
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另外 , 发
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
究 , 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
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
元时期 , 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
予应有的关注 , 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
薄弱 , 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
常有限。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 , 最新
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 , 新确
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 , 并对其产地、
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
分的考证与论述〔26〕, 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
内容。
(七 ) 汝窑。
1987年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
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 , 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 20
余件 , 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 , 引起国内外
陶瓷学界的关注〔27〕。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 1988、
1989、1998和 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
考古发掘。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 , 找到
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在 2000年的
发掘中 , 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
等设施 , 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 , 尤其是发现
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 , 丰富了人
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 , 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
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 , 确认了清
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 , 同时结合年
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28〕。
(八 ) 钧窑。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 , 曾基本
明确了院藏 “官钧 ”的窑口问题 , 根据某些窑
址共存物 , 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 ,
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
“花石纲 ”的需求有关〔29〕。1982年出版的 《中
国陶瓷史 》一书中论及钧窑时 , 亦指出其烧造
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 , 其本身也是 “宋代五大
名窑之一 ”〔30〕。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
的纪年宋钧材料 , 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
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
早的钧瓷 , 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 , 更有学者认为
所谓 “官钧 ”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31〕。
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 , 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
队 , 于 2001年至 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
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 , 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
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 , 历金、元二朝 , 至元末
明初停烧 , 并再次确认钧窑 “代汝而起 ”〔32〕。
尽管如此 , 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 , 仍有深入
研究的必要。
(九 ) 南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 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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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5 - 1986年 ,
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 共
清理窑炉 1座 , 复原瓷器 23类共 70多种型式 ,
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 , 进一步确认此
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 “郊坛下官窑 ”。发掘者推
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 , 停烧于南宋
末年〔33〕。
另一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于 1996年 9月
因受洪水冲刷被发现 , 同年 11月杭州市文物考
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1998年、1999年至 2001
年 , 同单位对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
曾被评为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
一〔34〕。共清理出窑炉、作坊等一批烧瓷遗迹 ,
同时出土 24个瓷片堆积坑及大量能够复原成型
的瓷器残片。通过发掘工作证实 , 老虎洞窑址的
南宋层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 “内窑 ”所在 ,
即一般所称的 “修内司官窑 ”, 另外发掘者还根
据对出土瓷片的理化测试推测该窑址的元代地层
可能便是传世 “哥窑 ”器的烧制地点。
(十 ) 龙泉窑。
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始于上世纪 70年代
末。1979年初至 1983年 5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
考古队 , 分组对龙泉市东郊的紧水滩电站工程淹
没区 (龙泉窑东区 ) 进行了发掘工作。其中浙
江组负责的山头窑、大白岸、源口林场三个地点
共发现窑址十余处 , 清理出窑炉、作坊区等大量
遗迹 , 收获了为数众多的瓷器、窑具等遗物 , 时
代跨度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 , 明确了龙泉东区
烧造青瓷的历史比金村、大窑一带明显偏晚〔35〕。
2006年 9月至 2007年 1月 , 浙江省考古研
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又联合对位
于龙泉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 , 部分出
土瓷器、窑具上带有 “永乐九年 ”纪年文字及
“官 ”、“三样三个 ”等款识 , 解决了明代早期地
层产品的性质问题 , 确定这处窑址是为承接官府
订货、烧造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36〕。
(十一 ) 川渝地区的瓷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 ,
延续至宋元之际 , 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 : 以
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
釉彩绘瓷窑场 ; 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
场 ; 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
表的黑瓷窑场。
邛窑是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窑
址 , 1984 至 1988 年〔37〕、 2005 至 2006 年〔38〕、
2007至 2008年〔39〕曾先后三次对十方堂及固驿瓦
窑山两个地点作过田野发掘 , 揭露出龙窑、作坊
及居住遗址若干处 , 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
的瓷器和窑具 , 其生产面貌可大体划分作南朝至
隋代、初唐至盛唐、晚唐五代、两宋四个时
期〔40〕。此外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联合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 2006年对大渔村窑区进行
了短期考古调查 , 初步认定其烧造年代为隋至唐
代中期 , 属邛窑范围内较早时期的烧造地点 , 但
该窑的始烧年代能否早到隋代以前尚需更多的证
据予以明确〔41〕。
(十二 ) 辽代瓷窑。
辽代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辽的五京及附近
地区 , 其中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
龙泉务窑。缸瓦窑曾于 1982年由赤峰市博物馆
做过调查 , 1995 - 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先后三次对该窑址进
行了科学发掘 , 证实其文化堆积主要有辽金两个
时期 , 金代是缸瓦窑的一个繁荣时期 , 而辽代的
堆积较薄 , 发掘所获产品参照纪年辽墓辽塔出土
物 , 时段主要在辽代晚期 , 辽早、中期的遗存则
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42〕。
北京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早期到辽
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1991、1993
年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发掘〔43〕, 其产品以白釉及三彩为大宗 , 白瓷可
分为粗细两大类 , 并以粗者居多 , 细者在风格特
征上与定瓷相类。三彩器中已不使用铅釉 , 而改
用硼砂釉 , 这是龙泉务窑制瓷工艺中的新发现。
龙泉务窑的发掘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补充了关
于辽瓷的缺环 , 进而证实辽代陶瓷手工业中心当
在辽的燕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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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西夏瓷窑。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 , 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上
世纪 80年代以前 , 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
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
掘〔44〕。此外 , 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
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 ,
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
予以了肯定。1983年 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
进行了调查 , 1984 - 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
行了三次发掘〔45〕, 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
量瓷器残件 , 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
器面貌 , 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
业。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 1987年
作过调查 , 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46〕, 证实其与瓷窑堡
窑时代相当 , 均在西夏中期前后。通过分析比
较 , 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
窑场的影响 , 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十四 ) 景德镇明御窑厂。
1982 - 1994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珠山明
御窑厂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 , 取得了引人注目
的成果 , 关于明御厂的始建年代 , 学者间素有分
歧 , 发掘新材料证实洪武二年说更合于史实。通
过发掘也展现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洪武瓷器 , 同
时对永乐官窑产品有了全面认识。出土的大量甜
白瓷、“赐赉瓷 ”和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
伊斯兰风格 , 说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伊斯
兰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47〕。
2002 - 2005年 , 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 , 全
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48〕, 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
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 , 补充了文献
记载的不足 , 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
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
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
要学术价值。
三、专题研究
(一 ) 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1976年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发现一处东汉时
期的瓷窑遗址 , 出土的青瓷罍片经理化测试表明
已经符合瓷器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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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据此学术界的观点认
为 : 我国的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50〕。
2003至 2005年发掘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 ,
墓中出土青瓷质乐器、礼器、生活用具等五百余
件 , 其数量于同时期墓葬中罕见 , 被评为
“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51〕。这
批瓷器的胎釉特征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原始瓷 , 有
的专家更将其视为成熟瓷器 , 并据此将我国成熟
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中晚期提前至战国早期。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 , 势必将改写长久以来所形成
的我国陶瓷史的体系。
(二 ) 釉下彩起源问题。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
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 , 提供了长沙
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同时
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 “唐
青花 ”的瓷片材料 , 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
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 : 我国瓷器中的釉
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
所接受 , 80年代初编写的 《中国陶瓷史 》即对
此持肯定态度〔52〕。1983年南京长岗村 5号墓出
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 , 首次有可能将这
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53〕, 但之后很长
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 , 这一发现并未引起
足够重视。直到 2002年以后 , 南京六朝都城内
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
器和残片〔54〕, 其装饰手法也与 1983年发现的一
致 , 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限
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 , 相关的研究也有待
深入 , 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
新探讨的必要。
(三 ) 秘色瓷问题。
“秘色瓷 ”这一称呼在唐宋以来的笔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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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史料中时有出现 , 其既是珍贵的陶瓷文献 ,
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对于什么是 “秘
色瓷 ”, 长期以来笼罩于迷雾之中。1987年在陕
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发现的 14件青瓷器和
衣物帐碑 , 不仅为研究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提
供了可靠材料 , 而且也明确了这类瓷器的真实面
貌〔55〕。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 , 如何理解 “秘
色 ”二字 , 如何看待 “秘色瓷 ”的文化内涵已
成为整个 20世纪 90年代学者们最为热衷的话题
之一。1995年初在上海召开的 “越窑、秘色瓷
国际学术讨论会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 , 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56〕。
1998 - 1999年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使得对上
述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 秘色瓷实际只是一个名
称并作为商品的牌号 , 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
产生的 ,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青瓷的代名
词。它们也并非官窑所产 , 而是民窑烧造的
贡品〔57〕。
(四 ) 唐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 ,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扬州唐城遗
址进行考古发掘 , 在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青花瓷
枕残片〔58〕。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其分析后认
为属于用钴作釉下彩料烧制的青花瓷 , 并根据测
试数据推测其产地可能在河南巩县一带〔59〕。进
入 80年代 , 扬州遗址又陆续出土了几批同类瓷
片材料〔60〕。这一时期河南省轻工业厅在巩县窑
采集到很多青花瓷片 , 经测试蓝彩的呈色亦为
钴、锰等原料 , 首次将以前对产地的推测与实物
证据对应起来。1990年 4月国内召开的 “中国
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 ”上便对上述问题作了
重点探讨。多年来的工作已使得唐代青花瓷课题
的研究取得较大成绩 : 1. 唐青花瓷的存在已为
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 2. 唐代具有生产青花瓷的
条件 , 巩县窑应是其产地 ; 3. 唐青花瓷所用低
锰、低铁、低铜钴料是从国外输入的 ; 4. 唐青
花所绘纹饰具有异域风格 , 可能主要是作为外销
产品而出现的 ; 5. 过去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
青花瓷是在伊斯兰陶影响下而生产的 , 但事实证
明我国早在 7世纪已用钴料装饰器物 , 8世纪已
在巩县窑生产出青花瓷。那种认为伊斯兰陶工发
明了青花技术的观点 , 显然是对中国瓷器史缺乏
全面了解而得出的误论〔61〕。
(五 ) 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建国以
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
数众多的三彩器 , 但直到 80年代 , 烧造三彩的
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 ,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
唐代三彩器的研究。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
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 , 近年于唐长
安城醴泉坊〔62〕、山西浑源界庄〔63〕等地都找到了
烧三彩的窑址。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
彩的认识 , 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
解。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 7世纪就已出
现 , 盛唐后继续生产 ; 唐三彩不仅有明器 , 也有
日用品 ; 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 , 烧造
温度在 1100~1200度之间 , 而且玻化程度较高 ,
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唐三彩输往东
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 , 但是否输往
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80
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
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
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 , 结果与萨马拉
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 , 从
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 , 并对当地陶器
产生了影响〔64〕。此外 , 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
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
研究〔65〕。
(六 ) 对纪年陶瓷器的关注。
数十年来 , 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
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 , 带明确纪年
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 , 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
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 , 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
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
络。1994年 , 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 211
座墓葬和 11座塔基出土物 , 详细讨论了这一时
期的陶瓷面貌〔66〕。2004年 , 刘涛利用大量出土
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 , 分别对定窑、耀州窑
等六个窑口及 “磁州窑类型 ”瓷器、青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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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 , 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
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7〕。此外 , 这
一阶段里另有 《宋元纪年青白瓷 》〔68〕、《浙江纪
年瓷 》〔69〕等成果问世 , 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
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七 ) 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外销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 , 至 60、70年代时已发表论文数十篇 , 为
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70〕。1979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等曾撰文介绍
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 , 并就
相关问题作了分析〔71〕。进入 80年代后 , 随着外
销瓷实物材料增多 , 外销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
界的一大热门课题。如对唐扬州城址的调查和发
掘出土了大批国外所发现的陶瓷品种 , 证实扬州
在当时是国内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之一。此
外 , 学者们还将晚唐至北宋初期流播到今东南
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中国外销瓷归纳为 “四
组合 ”, 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
广东地区的青瓷〔72〕。1980年 , 福建德化召开了
德化窑学术讨论会 , 其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
研究会。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
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 ———水下考古研究室 ,
从 1989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 包括广东台
山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 , 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等
地沉船的调查与发掘 , 近年来又在西沙一带调查
收获了大批我国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标本 ,
对研究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 “海上丝绸之路 ”
(即陶瓷之路 ) 提供了一手材料〔73〕。1989年故
宫博物院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的 “陶瓷
之路 ”展 , 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
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 同时也是国内外学者
在研究古外销瓷方面的一次重要合作〔74〕。1998
年印尼勿里洞岛 “黑石号 ” (Batu H itam ) 沉船
是近年来外销瓷研究中的又一宝贵材料 , 船上出
水的中国陶瓷器计有 6万余件 , 产品涵盖晚唐时
期南北多个重要窑口 , 目前相应的研究已颇为深
入〔75〕。最近 , 同一区域的印坦 ( Intan)〔76〕及井
里汶 (Cirebon) 沉船〔77〕出水陶瓷器更为这一课
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总而言之 , 多年来我
国的研究者已在外销瓷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探讨的问题包括生产窑口、输出港口、输出路线
和范围、产品及数量、内外销产品的比较、外销
瓷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特点、外销瓷在国际贸易
中的地位、外销瓷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等 , 并且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丰富了陶瓷外销史。
与外销瓷相比 , 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
好的研究条件。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
址发掘情况看 , 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 :
如 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 ,
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 20 多个窑口的瓷
器〔78〕, 数量之多 , 窑口之众 , 品种之丰富十分
罕见 , 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
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 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
古城遗址〔79〕、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80〕发掘出
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 , 其中不乏精
品之作。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 , 为研究当
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
贵材料 ; 此外 , 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
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
窑等窑口瓷器〔81〕, 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
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
资料。总体而言 , 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
少工作 , 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
瓷〔82〕, 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83〕、及元代青
花瓷国内行销状况〔84〕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
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 , 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
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 , 其中
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 , 目前对
后者的研究较深入 , 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
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85〕, 这些都丰富了世
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八 ) 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
生编写的 《中国陶瓷史 》〔86〕, 这是第一部全面、
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
碑性著作 , 也是 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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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外 , 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
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 这时期先后出版了 《四川
古陶瓷研究 》 ( 1984年 )〔87〕、 《湖南陶瓷 》
(1988年 )〔88〕、《河南陶瓷史 》 ( 1993年 )〔89〕、
《福建陶瓷 》 ( 1993年 )〔90〕、 《江西陶瓷史 》
(1997年 )〔91〕, 这些都成为对 《中国陶瓷史 》的
重要补充。
四、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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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动向
近 30年来 , 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 ,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 , 而方
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
学科地位 :
(一 ) 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
容相同 , 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 , 往往以
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 , 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
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 《中国陶瓷史 》
(1936年 ) 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 , 缺
乏新意 , 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仅叶麟趾、
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 “上穷碧落下
黄泉 , 动手动脚找东西 ”的精神 , 对几处重要
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 , 从而拉开了中国
陶瓷考古的帷幕。建国后 30年间 , 相关的研究
成果逐步积累 , 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
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 , 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 但
并不充分。80年代以后 , 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
多 , 研究者思维的拓展 , 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
深入具体 , 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
在对窑址的研究中 , 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
化堆积 , 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 ,
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 , 包括
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
成的影响等 ; 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
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 , 某些陶瓷器造型上
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
流成果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 不仅有助于更全
面地认识器物本身 , 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
史的目的。与此同时 , 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
一些研究方法 , 如对 “窑系 ”概念的讨论〔92〕,
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 , 也逐渐感到局
限性的存在。
(二 ) 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 , 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 20、
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 , 一是传统
考古学方法 , 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
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 , 两个方向的研
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 , 不少的大
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 , 这时
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陶瓷
卷 》问世 , 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
成果〔93〕。与此同时 , 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
古陶瓷研究中 , 如 1982 年编写的 《中国陶瓷
史 》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
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 , 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和实物材料 , 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
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三 ) 专题研究的增多。
经过近 30年的工作 , 至 80年代初编写 《中
国陶瓷史 》之时 , 学界对于我国陶瓷发展史的
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 但是这还不足以
反映陶瓷史上的诸多问题。为丰富陶瓷史的内
涵 , 一些专题受到空前重视 , 从原始瓷到唐青
花、秘色瓷 , 再到两宋至明清的官窑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94〕、
古外销瓷、窑业技术〔95〕等 , 学者们认识上虽多
有分歧 , 却活跃了思想 , 也为今后更好地解决这
些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 , 有关辽代陶
瓷的专题也已逐渐成为热点之一〔96〕, 对以往并
不清楚的金代陶瓷面貌也有了逐步掌握〔97〕, 学
术界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制瓷手
工业同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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