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日光(毕马威前CEO生命最后的心路里程)

《追逐日光》:第一章礼物从天而降(1) 我真的很幸运。医生说我还能再活三个月。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你肯定以为我要不就是在开玩笑，要不然就是疯了；或者你会以为我的人生肯定很凄凉、一事无成，所以我恨不得早一点离开人世，好得以解脱。 其实，你没有猜对。我热爱自己的生活，深爱着我的家人，喜欢我的朋友，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我所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我也很爱打高尔夫球。我现在很清醒，并不是在开玩笑。2005年5月的最后一周，我收到了人生的一纸宣判书，说我可能活不到女儿吉娜初二开学的那一天了，也就是说活不过九月的第一周了。不过，这则宣判书后来却成了一份礼物。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因为这份礼物的降临，我不得不去认真地思考死亡的意义，我也不得不更深刻地去反思生命的内涵，我从前并没有这样反省过。尽管我心中满是痛楚，我也必须要正视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事实，必须要决定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一百天（有可能多活几周，也有可能少活几周）。痛下决心之后，我还得鞭策自己依照这些决定去行事。 简而言之，我自己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人生的尽头非得是最灰暗的吗？第二，能不能给生命的最后岁月添上一些亮色、甚至让它成为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呢？ 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的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是否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走向人生尽头之时，我的神智依然清楚，身体状况还算不错，我所爱的人也都陪伴在我身边。 因此我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当然，很少有人能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参透自己的死。在我接到死亡判决书之前，我也没有真正去思考过。谈到死神，人们往往会感到惶恐不安。即便是行将就木之人，也不会把人生最后的每一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很难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沿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将要辞世者尚且如此，身强体健和欢欣愉悦之人就更别提了。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考虑死亡，是因为死亡往往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很多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比如死于车祸意外的罹难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死神会从天而降。我虽然会过早地离开人世（接到死亡判决书时我才53岁），但却称不上突然（无论如何，如果能提前两周接到死亡判决书，就已经不算突然了）。我很清楚，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会在2005年画上句号。 有些人之所以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让最后的人生变得尽善尽美，是因为临终前他们早已身心俱疲，人生的尽头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缓解痛苦。 我可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皮肉之苦。在诊断前的几周，只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而且也没有注意到），除此以外我并没有什么疼痛之感，真的一点都没有。后来，医生告诉我，即便到了弥留之际，我也不会有什么痛苦之感。我的视力会渐渐衰退，黑暗将慢慢笼罩我的世界；这种情形在我下午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出现了，我在高尔夫球场上曾经度过很多无比美妙的时光。当时，我眼前的世界慢慢蜕变成了灰色调，高尔夫球洞也变得越来越难瞄准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容易忘记别人的名字。最后，光亮会离我渐行渐远，我将陷入昏迷状态，生命舞台的帷幕也要落下来，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一直以来头脑都很清醒，要不是因为这场病的话，身体也一直很好。我平时在生活中无病也无灾，我身边所爱的人年纪也都不大。因此，在人生最后的一百天，我决意对这场疾病采取不同的态度。这就需要我去睁眼看世界，乐观地过好每一天，尽管我眼中的世界是模糊的。 噢，不要忘了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影响到了我接受这场厄运时的态度，那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我最初是一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会计，后来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最后成了一家美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多年的职场拼杀，我对所谓工作和成就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方式，它们已经成了我血液的一部分了，而且让我这一生受益匪浅。如果我不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本身就是有些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高管，要富有战略眼光，时刻准备去“赢”得一切。因此，我决意在自己最后一百天的时间里，要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席执行官所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包括统揽全局，能同时解决诸多难题，应付各种突发情况，都让我能够更好地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不仅如此，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我还学会了一些新东西。倘若我从前就知道这些的话，那我肯定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因为我能够这样按部就班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想给我身旁的亲友带来美好的体验，希望人生最后的3个月能成为生命之中最绚烂的记忆。 《追逐日光》:第一章礼物从天而降(2) 我真的很幸运。 假如我没有提前100天预知自己的死期，那么我又在忙碌些什么呢？ 也许在准备下一次商务旅行，很有可能是去亚洲。也许在考虑如何既能维持好现有的客户关系，又能开拓新的业务。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的日程经常已经安排到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后了。工作就是如此。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我就得始终抱有前瞻性眼光，去构画如何让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去思考如何确保品质始终如一。诚然，我是活在当下，但是我所关注的往往是更加捉摸不定、更加重要的未来。（在确诊之前，我每天临睡前，头脑里总是挂牵着一个月或是半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在确诊之后，我每天临睡前所关心的，只是明天要做些什么。）2002年，我成为了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任期为6年。当时间指针指向2006年时，如果一切遂愿的话，那么我想我会成为毕马威的全球董事长，任期也许是4年。那2010年我又在做什么？也许就该退休了吧。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假设的人，我的思维方式很直接，不会那样做。不过这一次就让我假设一次，倘若我没有接到“死亡判决书”，我估计会和现在一样为我的公司忙着规划蓝图、打建基础和领导员工。这样好吗？说好也不好。 之所以好，是因为我能看着小女儿吉娜从中学毕业，跨入大学校门，结婚生子，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不管她的人生究竟会怎样)。我可以一如既往地在圣诞前一天陪大女儿玛瑞安，她的生日恰逢圣诞，我可以像从前一样在过节之前陪她去商场购物，一起吃饭，边走边聊，身后洒满了一路欢快的笑声。我可以和妻子康妮一起去旅行，一起打高尔夫，她陪伴我已经整整27年。她是我梦中幻想的完美女神，幸运的我却在现实中得到了她的爱。如果退休以后，我就可以和她去亚利桑那州安度晚年，我们一直都在期盼那一天的到来，也在为之不断地准备。在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前，就在目前的公司实习了，迄今为止，我在这供职已经超过了30年，我希望它能够确立新的行业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并创造新的辉煌。我希望纽约扬基队能够再一次赢得美国职业棒球联赛的桂冠，甚至拿下三连冠。我想去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我想看着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们长大成人。 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诚然，我的境界更上了一层楼，在自己人生从前5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了这种新的人生境界，让我回头我觉得就有些难以想象了。我失去了一些宝贵的财富，不过我也得到了另一些宝贵的财富。 在确诊的前一天，我还处在世界之巅，能身处这样绝佳位置的领导，即便在美国商界也是凤毛麟角。有了这个视角，我能够洞悉全球各行各业最大、最成功公司的内部机制，也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为这些行业旗舰掌舵的领袖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能够准确地预见近期经济的走势。我时常感到自己宛如悬崖峭壁上的苍鹰，不是因为自己具有坚不可摧的锐气，而是因为自己富有高屋建瓴、翱翔万里的霸气。 仅仅过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转。我坐在一把冰冷的铁椅上，对面坐着医生，他的脸上挂满了同情，不论是我还是别人，肯定都会觉得坐立不安。 他的眼神在跟我说，你已经时日不多了。当时是晚春时节，我脑海中却已浮现起纽约秋天的景致，那将是我能所见到的人生最后一个秋了。 我在首席执行官任上所制定的所有计划都化作了泡影，至少我得亲眼看着将这些任务移交他人。尽管我相信朝着我替公司设定的远景规划去发展，公司肯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现在公司却不得不更换掌舵人了。康妮和我精心构想的未来生活画卷也来不及上色了。这么多年来，我起早摸黑，足迹踏遍全球，牺牲了很多和康妮在一起的时光，为的就是能在退休后过上不羡鸳鸯只羡仙的生活。这不啻上天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只不过我们不自知而已。我们一直向往退休后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区安享晚年，我甚至还把一张大峡谷的照片塞在了钱包里带在身旁，现在这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我在2006年和2007年的个人规划也全都泡汤了，以后每一年的计划也都付诸东流了。 我和康妮都是很有目标感的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我们总是会先设定一个长期目标，接着制定短期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前进。世界一直在变，因此我们也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对长期和短期目标做出调整，以期得到最后的结果。确诊前一周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但是看到医生眼中的那份无奈，我知道这样的计划已经是难以实现了。我越是能够趁早打消这种难以企及的计划，对我也就越好。 《追逐日光》:第一章礼物从天而降(3) 我需要制定新的计划，时不我待了。 回望这一生，我一直都能够正视事实、灵机应变，这也让我得益良多。我还记得40年前的那个片段，尽管是件小事，可至今依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出生在纽约市，家住皇后区贝赛的一个中产阶级“睡城”（bedroom community） 社区，尽管是在纽约市城内，却又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我很喜欢棒球，一有时间就玩得不亦乐乎，还是中学校队的投手。我觉得自己是个棒球神童，有一次，当地的一家报纸还报道了我的出色表现，因为在那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在对手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下，我帮助本队赢得了胜利。我想自己还能打得更好。 多年来，我母亲一直都感受到了我队棒球的那份热情，可是在我14岁的一天，她却告诉我，热情和天赋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很有热情，能够成为一个不错的棒球运动员。”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成为棒球明星的天赋。” 当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领会消化母亲的忠告。她希望我能够保留那份热情，但同时走上我自身才华的应许之路。我继续打着棒球，依然是个棒球迷，不过最后终于发现她的判断很准确。在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念大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以候补球手的身份晋级首发阵容，我的棒球天赋还不如自己弟弟。即便是他，要想靠打棒球出人头地也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不管自己高不高兴，这就是事实，我必须要坦然面对，我也做出了灵活调整。光阴流转，我这种调适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具备了快速调整人生航向的能力，有时候经常是在瞬间就能掉转船头。如果不慎驶入了错误的航道，我会马上改变航向驶向新航道，而不会有任何负疚感。我不会噙着眼泪回望来时的路，也不会带着犹豫彷徨走上新的征程。在我看来，明明已经不合时宜的事却又偏要勉强，或者把明明是对但却难以承受的事强说为错，这些做法都是无益的。人们越是能够尽快地把握现实，效果就会越好。这一技能在商业世界里是尤其重要，因为商业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瞬息万变而且也是残酷无情的。 在从医生那里接过“死亡判决书”之后，我度过了几天黑暗的日子，不过我意识到自己不会留下像普通人那样长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宿命，我轻声地告诉自己。现在我需要在剩下的日子里实现可能的目标。 我很幸运，在所选择的工作上发挥出了自己的天赋，后来也在工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激情。我现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认清事实。我现在不用再考虑公司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适应市场的现状，而是要考虑我个人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应对人生的新波澜。我多年积淀的历练与眼界让我有潜力画好人生最后的轨迹，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机会也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 在刚才我所说的那句话里，重点并非“礼物”和“机会”，而在于“潜力”。要想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份礼物，一份别人无法从我家人和朋友手中夺走的礼物，这将是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是的，我明白。 说到底，谁会用这样的心情来迎接死神的到来？即便是一个会计，人生尽头的每一天就一定能有条不紊吗？人怎能不跌入失望的峡谷？怎么会不同命运再做抗争？怎会不去奋力一搏，力图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面对死亡，人们真的能够积极应对吗？真的能够把它当作人生其他阶段一样来看待吗？真的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还能面带笑容吗？这种逻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而且，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怎么能使之成为人生中最美好岁月呢？ 在大多数人看来，死神是面目可憎的。人们不想花上一分一秒来考虑“死”究竟是什么。人们当下的字典里没有“死”这个字眼，都想要等到以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 当人们见到我的时候，不由地就会想起“死亡”二字，觉得我是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我可以读懂他们的眼神。我今年53岁，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可能至少有70岁，甚至像个75岁的老人。我的右脸颊塌陷变形，就像患了严重的中风一样。很快，我的头发会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而我的头皮也会变得粗糙。吉娜说我看起来像电影《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里的“邪恶博士”，只不过我看起来更加和蔼可亲一些。我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好像 讲话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讲话经济运行调度会讲话志愿服务队成立讲话校长高三动员讲话经济指标调度会讲话 时口中含着石粒一样。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似乎一下子操起了麻塞诸塞州的口音了。有时候，即便是家人和多年的好友，都要听我重复好几遍，才能明白我到底在讲些什么。亲友们经常会请求我，应该说是哀求我吧，让我去接受严酷的治疗，希望能有奇迹发生。一些朋友和同事甚至感到生气，因为我的态度和选择的道路分明是在说：奇迹与可能性都是不值得一试的。当然我打心底也希望第二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会在头版告诉世人，治疗癌症的医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够让我多活上几十年。可是，我不愿意寄希望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上。我所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够一直活下去，或是至少再活上几年。这样一来，尽管我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要这么匆匆而去。 《追逐日光》:第一章礼物从天而降(4) 有些人在身前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当然，也有人自己挑选好自己的墓地，定好自己的临终遗愿到底是想土葬还是火化，还是要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科学研究事业。可是当我需要为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时，在我的亲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管理帐簿一样地来料理自己的后事。我自己打算要这么做，不是为了去影响别人，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做会计不仅是我合适的职业，也和我的性格吻合。我的性格特点让我在金融业和会计业得以崭露头角，也同样使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乱无头绪，迎接自己的死亡也不例外。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成功的企业家只要自己肯努力，都能够过上丰富的精神生活，而无需放弃董事的头衔，抛下所有，搬进修道院。仿佛只有远离了尘世才能够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才能让灵魂深化，其实不然。在我确诊之后，这样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因为这场病，我发现了一片企业家绝少探足的精神空间，我也因为走入这片空间而得到了莫大的收获，而且越早越好，因为这能够让你成为更成功的商人，也能够让你成为更成功的人。你可以把我探寻这一精神空间的旅程称作灵魂之旅。这一段旅程让我发现了原本就存在却不曾领会到的体验，因为我们身旁有着种种纷扰。 我在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周，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如果没有这场病，我觉得自己难以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准备，人生 的尽头也会是一段绝美的旅程。在确诊几周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和一位挚友徜徉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他是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的顾问，给过我很多启示。我告诉他：“大多数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要不就是已经病入膏肓，要不就是根本没有得到丝毫死亡的预兆。我却有这样绝佳的机会，可以尽可能地让最后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他眼神中流露出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疑惑，不过我不敢确定。 在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我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员工指导制度，每位员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顾问。在我临终前，我不禁想到，自己得到了这么多迎接死亡的体会，应该要和员工们一同分享。我想用自己刚刚学会的知识来给一些人提出人生指导，哪怕能指导一个人也好。我可以分享该怎样为一段段人际关系画上句号；分享该怎样尽情地享受每一刻，让时间因你而停滞；分享比时间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我指的并不是爱）；分享如何轻松简单地过好每一天；分享在生活缺少了自由自在的快乐后，为什么有必要重拾这种快乐。这些难道不是健康的人们应该学习的吗？难道非得到了病倒卧床不起之后才能接受这些观念吗？尽管有些不中听，但是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画上一些时间来考虑自己生命的终结，考虑在临终前想要做些什么。 我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好奇，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怎样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是我们所能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当然，需要再次强调，前提是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也能大致推断出生命最后一天何时到来），那为什么很多人却不重视做出决定背后的责任呢？”倘若如此，不仅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也无法给留在世上的亲友带来福音。要是有人想等到哪天空闲了，再来考虑最后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忠告是“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是50岁，准备55岁再考虑这一问题，我建议你“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才30岁，打算过20年再考虑这一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宜早不宜迟”。身患绝症、时日不多的人感到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使之变得更有效率，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紧迫性，觉得哪怕往后推延一分钟都是好的，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可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就很不利了，可能还会成为魔魇，所以“宜早不宜迟”。我的一位好友获邀参加了一次名为“重生周末”的沙龙，参加者都是一些政要、艺术家、学者、商界大贾、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社会名流。这位朋友告诉我说，那个周末，每个到场嘉宾都要对现场的每个人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限时三分钟。演讲者还要假定自己的演讲一结束，生命也就宣告结束。我朋友说这些演讲无一例外都非常精彩，而且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演讲的内容都有些出人意料。所有受邀的演讲者都绞尽脑汁地想要“最后”告诉世人心底最重要的话，而你根本想不到一个参议员、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或是一个公司首席财务官会发表出什么高论。 一句话，宜早不宜迟。 并不是说我事事皆顺利，我也有很多要努力的，我也经常犯错。当我神智清醒并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有时思绪难免会飘到过去或飘向未来。我会生气，还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扰。我想要做的事，尽管三番五次地努力，可能还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把最后的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段光阴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过，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临终前，我不会觉得单凭企业家的头脑就可以豁然开朗，就可以参透人生哲理，就可以洞悉整个世界。我能吗？不能。倘若我那样想的话，就不啻过于狂妄自大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反省或是思辨的人。尽管我相信企业主管的头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有用的（在我临终前，我依然感到活力充沛、不知疲倦，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如果在死亡这件事上，要想成为命运的主管，听上去就有些滑稽可笑。 人之死深邃隐秘，感觉它与我目前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我会保留很多企业家的习惯，同时也要摆脱很多类似的习惯。事实上，尽管我没能总是抽出时间来反思，可是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两极：一极是过去的我，而另一极则是每天要塑造的全新自我。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而非死亡本身。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和经理人，而另一方面却要让自己把这些统统抛到脑后。我应该保留怎样的自我？我又应该舍弃怎样的自我？什么能帮我？什么又会让我失败？诊断前后我的性格是否发生了断层，而我身上是否同时具有这两种分裂的性格？这好吗？抑或是难以避免的？最后交锋胜利的会是想要的那个自我吗？ 从我生命的起伏跌宕之中，别人又能学会些什么，又能获得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故事付诸笔端，因为那些不曾得到过这种“礼物”的朋友可以找到日后的灵感（我希望是很久的未来），或是现在能给你提供帮助（希望能够让你也深入地思考生命）。倘若我的故事能够让你们尽早考虑自己的余生，考虑临终前的种种问题，倘若我的方式和观点能够让你们从死亡之中得到更多满足，从当下的生活里体会到更多的幸福，那么我将感到万分欣慰。 差不多14年前，当我女儿吉娜出生的时候，护士将她放入康妮的怀抱。我坐到她们母女身旁，当时所发生的一幕让我感到震慑。新出生的女儿美得让人窒息，只是她大费周折才来到这个世界，感到有些疲倦。我刚想要去抚摸她，可她却先伸出手来，这让我大吃一惊。她抓住我的手指，久久未曾松开。 我感到惊讶不已，这种心情也写到了脸上。 当天和第二天，我都在心烦意乱地踱步，愁云锁城。康妮觉得我举止异常，最后直接问我：“怎么啦？你很不对劲。” 我避开了她的眼光。 “怎么啦？”她追问道：“快告诉我！” 我无法再隐瞒了，说道：“当吉娜抓住我手指的那一刹那间，我心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兆，我可能要早早地和她告别。” 是喜，亦是悲，这就是告别的真义。到了某一天，你不得不说再见，不仅要和自己所爱和爱着自己的人告别，也要和整个世界挥手作别。 我喜欢当一个商界的领袖，但是命中注定要谢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在我还没有变得神智恍惚和视力完全衰退之前，我最终决定由自己来说再见，至少我还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1) 我欲永生，一切皆如我意。 ——史蒂文•莱特（Steven Wright） 如是说 我是谁？ 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 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通常我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开几个客户见面会，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至少会和自己核心领导团队中的一个成员见面；我会和纽约以及其他城市的合伙人通电话进行沟通，看看我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我还要解决一些突发情况；有时我还要和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讨论，商讨如何共同达成商业目标；我完成了电子日历上列出的种种事项。三年前，我被公司的合伙人推举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时我就致力于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拓展业务（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只有扩大业务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第二，要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风险；第三，对我最重要也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有利的一点，那就是让我们的公司成为更好的工作场所，让员工更乐意为之效劳，能让员工协调好工作和生活。我一直就认为，要致力于为员工服务，让他们觉得工作和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绝非互相隔绝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 在我个人看来（对于所有的公司高管都如此，但是首席执行官可能更甚），最后一个目标是最难以实现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热爱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内心之所以会有挣扎和苦痛，是因为我实在太爱它了）。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每一天的工作，喜欢做好工作所必需采取的行动和应对的挑战，也喜欢工作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我对会计业有着满腔热情（别笑话我），我喜欢它所要求的精确、透明与合理。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干这一行的，我的想法和性格都是似乎就是为这行业而生的。我有着明确的目标，清楚自己的使命，愿意为实现目标而去披荆斩棘。哪怕你是凌晨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为了挽救一笔生意或是赢得一笔生意，我不得不马上从热被窝里爬出来，顶着寒气，赶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大洲，我都会毫无怨言地走出家门。不是吹牛，我真的这样做过。当我还是毕马威金融业务部（公司内部最大的部门）的主管时，当时我们想成为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审计公司。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想拿下这笔单子，我就需要和这家银行澳大利亚分行的总裁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家银行马上就会决定花落谁家了。我竭尽所能地安排自己的日程，为的是想和这位总裁见上一面。我腾出了很多对方可以挑选的时间，多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 “对不起”是他女秘书给我的回答。她告诉我说，在接下来几周，她老板在办公室的每一分钟都已经提前预约出去了。如果我等到他有空的话，估计这笔生意已经花落别家了。 我又给这位秘书打电话，因为我经常和她通电话，彼此间已经形成了一点默契，所以我想再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帮我个忙，告诉我她老板最近会去哪出差。他肯定是个“空中飞人”，一天到晚都要往返于各地，他搭乘飞机的时候总该有空吧？这位秘书告诉我他两天后要从悉尼飞往墨尔本，他在飞机上没有安排任何商务活动。 “太棒了！”我喜出望外。 我从她那要来了她老板的座位号。我马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票，这趟商务旅行也创下了我这辈子所经历过最长加最短的飞行记录，我预定了头等舱他旁边的位置。当天晚上，我赶紧收拾行李，沐浴更衣，剃须打扮。第二天我就从纽约飞了整整22个小时来到了悉尼，刚落地，赶紧又搭乘下一趟航班，飞了一个半小时去墨尔本。当这位总裁和我都坐定后，我向他简要地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飞越了半个地球，为的就是要见他一面。听罢了我的这番良苦用心后，他不禁目瞪口呆。我征求了他的同意之后，解释了为什么毕马威是最适合他们的审计公司。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着落。我把介绍的书面材料交给他，和他握手话别，拿起行李搭乘下一趟回家的航班，又得在大洋上飞行二十多个小时。 我们赢得了这笔生意。 几年后，我当选了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获得了美国商界最佳的职位之一。毕马威是很多行业旗舰的审计公司，包括花旗银行（Citigroup）、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辉瑞制药（Pfizer）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知名大公司。因此，我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董事会议，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全美国最令人敬仰的精英分子，还能够倾听他们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慢慢的，我觉得自己也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不过我对其中的多位首席执行官是颇为尊敬的，包括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花旗银行的山迪•威尔（Sandy Weill）、通用电气的杰弗•伊梅尔特(Jeff Immelt)、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还有其他很多人。在2005年春天，我成为50位获邀在白宫和布什总统进行圆桌会谈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2) 有几人能像我这样幸运？ 不过，尽管首席执行官位高权重，但工作也是极富挑战的，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应付种种压力，不得片刻喘息。我的工作日程都已经安排到一年半以后了。我总是脚步匆匆，永远都在忙着工作，我牺牲了很多周末，我经常要熬夜干活，我几乎错过了吉娜学校举办的每次活动。保守估计，我每年飞行的里程都在150 000英里以上。在我婚后的前10年，我在毕马威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很少有时间和康妮一起去度假。之后，我们的休闲时光几乎和需要参加的公司聚会“二和为一”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还住在旧金山湾区，可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的总部却在纽约，需要我全力以赴，为此我在纽约独住了9个月，只能在周末回西海岸看望家人。到了我在公司的最后10年间，我才能挤出时间和康妮共进午餐。 不过总共才只有两次。 从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在就读商学院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实习，不过我知道不愿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工作当中。我想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希望永远都能保持这种平衡。在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家顶级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康妮和我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玛瑞安是康妮领养的女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把她当自己女儿来看待，我们三人第一次做出了家庭的重大决定。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家里将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可代价就是我总得四处奔波，忙到昏天黑地，大部分时间都得远离妻子和孩子。或者我可以继续从事会计业，回到两年前供职的皮特－马威克（Peat Marwick）公司 。如果选择后者，我的收入会相对低一些，兴奋度也会低一些，但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和工作之间也能变得更加平衡。我一直像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既要会品酒，也懂歌剧，还能博览群书。我热衷于运动，希望自己身体强壮，能够有时间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想要尽量多吸收各种养料。总而言之，我真的没想成为一个首席执行官。 我最终选择继续担任会计。 但是在毕马威打拼了25年之后，我坐上了公司的头把交椅。我的生活也随之变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也慢慢打破了；再也难有自由自在的那种舒坦了；都已经忽略了因为工作而错过了经典午夜电影《洛奇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而我们从前住在旧金山时，康妮、玛瑞安和我就有时间去看电影消遣；我们家订的戏剧票也经常因为没时间去看而作废；我订购的品酒杂志也无暇阅读，即便能够拾起来匆匆翻上几页，手里往往还在忙着好几件其他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忙人”。每当我想要干些自己的事，都会被工作打断。因为工作关系而需要应付的客户多达几千人，从前我只是工作忙闲暇少，现在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之前，我想要事先说清楚：只要我能够应对这样一份压力极大的工作，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我想继续接受这份挑战，我就不愿意躲避责任。尽管我对家人充满了爱，但当我实现了如今的成就之后，我就很难退而求其次找份普通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晚上6点钟能赶回家并且能够参加女儿的家长会。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给推上去的。 工作忙碌之余，能让我得以放松的就是打高尔夫了。我这一辈子都酷爱高尔夫球，在高尔夫球场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心情灰暗的时候。我喜欢这项运动所要求的素质：信誉、诚实、精准、思考和耐力，打好高尔夫球也需要有良好的体能做支撑。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天赋是自己最引以为豪的话，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懂这项运动的真谛。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光环，有一次自己有幸和PGA锦标赛名宿雷蒙德•佛洛德(Raymond Floyd)交了一次手。他跟我说，对于高球名将而言，做好充分的体能准备来赢得巡回赛是相对容易的，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是让自己总能够凝神静气，把每一杆球打好，把日复一日的比赛打好，把周复一周的比赛打好。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这项运动的高手，我的差点在15，觉得自己只是个水平一般的爱好者而已；发挥最出色的时候，也只能用“擅长”这个词来形容。不过，我觉得技术并非最重要的，通过高尔夫，我交到了很多好友，得到了很多愉快的体验，而且在美国各地高尔夫球场的球道、沙坑和果岭区，结识了很多商业伙伴，也做成了很多生意。和很多其他公司高管一样，我有幸能在全球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一展身手。不过，在我成为公司董事长之后，我的空余时间就更少了，到哪都无法尽兴地享受挥杆之乐了。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3) 我喜欢高尔夫的点点滴滴，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让康妮和我共度二人时光。我们特别喜欢在日落前打球，那时的球场不会像白日里那般拥堵，夕阳斜照倒影横斜，球洞旁侧树影婆娑，这是打球的绝佳时刻。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会觉得冥冥中有神灵在向我们召唤，觉得神清气爽。感觉上我们不仅仅在打高尔夫，也是在追逐阳光，尽享余晖退去前的分分秒秒。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 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 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在奔忙，也为了家里的事在操心。我们刚刚把在曼哈顿哈得逊河东岸褐石建造的房子给卖了，想要找一处新的公寓楼，而且也在忙着搬家的千头万绪。吉娜受单核细胞增多症折磨长达半年，现在终于复原了。她现在正在写学校的一篇科学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题为“致命蓝纹”，她要用电脑模型来描绘蓝纹章鱼的自我防御能力。和往日一样，我因为要去外地出差，又没能参加她学校的学生科技作品展示会。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接下来的几周，等到吉娜学校放假，就能迎来属于我们三人的长假，这个假期我们可是盼望已久了，可以去夏威夷享受两周的自由时光。（玛瑞安住在加州的纳帕市，生活忙碌，刚同她丈夫和孩子度假归来。） 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Robert Bass），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再过四天，我还要飞往丹佛、华盛顿、蒙特利尔和旧金山开会。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紧搐，有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是在康妮先说以后，他们才好意思说出口。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技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 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波克夏－哈萨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也在其列，他称得上是全球最精明的投资家了。他的冷幽默是我所见过最有魅力的，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也了解透彻，在谈起会计业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他都是如数家珍，让我颇感惊讶也很是佩服。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的演说一如既往地激情四溢。 当我“有”时间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话（我倒是希望我真的有时间），我觉得只要驾驭得当，每天繁忙的工作还是能够应付的。而且，天堂夏威夷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 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地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迈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的演唱会火爆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康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的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 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现场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 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4)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波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她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也说从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婚后，她曾经有过一些预感而我却不曾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观看波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康妮放心。 我也难以预料到底会怎样的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5月24日（周二），我和康妮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这不仅仅是良好的期望，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很忙，自从几个月前开始需要我应付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为了工作，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些天都住在城中心的饭店。尽管我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终于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医生预约的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我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遐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逸，如果能在高尔夫球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因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潇洒挥杆了。康妮、吉娜和我可以去夏威夷放松心情了。不论我现在工作压力有多大，夏威夷的天蓝海净马上就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来到精神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用手电照射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 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面部下垂只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点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得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 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康妮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康妮跟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精神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了电话。我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康妮，康妮就给医生回了电话。起初，医生坚持只能把结果告诉我，可是康妮一再哀求。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医生的原话。所谓的“问题”出在我的脑部。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康妮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要是平时和康妮外出，我会有一大堆问题，非得问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罢休。我并不喜欢惊喜，而是喜欢在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这一次去医院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有问。 做完核磁共振检查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 。 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开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说得斩钉截铁，她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第二天，我和康妮又坐在了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脑部的核磁共振图插入Ｘ光板。医生还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字，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右脑上没有任何斑点，可是左脑部分却是一片模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看起来就像晚上的星空一样。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作为一个会计师，由于职业熏陶，我看到摆放在我面前的材料就会想出应对策略，构画出系统、有条理的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可是，看着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医生，不管他的医术有多么精湛，该怎样应对这样“星罗棋布”的局面。这一病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会在哪里终止？整个左脑就好似繁星密布的银河一样。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5) 绝对的“星球大战”。 康妮后来跟我说，看着核磁共振图感觉，就像尼斯湖水怪在我左脑下面翻江倒海。 这位神经科大夫说她不该确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她怀疑有可能是星细胞瘤或是胶状母细胞瘤。头脑中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现在发生了病变。我的头颅中有多重中心肿瘤，最大的三个都有高尔夫球大小。三个肿瘤互相连接，前后分部，一个在前额叶（控制人情感和决策的部位），一个在左脑中部的运动皮质区，另一个在左脑后部的视觉皮质区。 这位大夫当时就安排我们第二天和全美国最出色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见面。她显得很乐观，我们都觉得情形不至于会糟糕透顶。 我觉得当时我俩心中并没有为恐惧所笼罩。不过，当晚回到饭店后，康妮跟我说，这也是我俩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俩一直都能够戮力同心，预见未来，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境，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从而让自己绝处逢生。我俩总能互相鼓励，一直都能保持警觉，一起打造了美好的生活，避开了现象环生的漩涡和礁石。 但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 “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现在都泡汤了。”康妮很是哀怨，整个人跌入了谷底。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危机，她总是最能保持头脑冷静的。 “我可不想以后回忆的时候，后悔我们浪费了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她又说道。 我们结婚后，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彼此面对死亡这一话题，没有想过如果某一方先离开人世，另一方该具备怎样的勇气面对日后的人生。这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残缺的天空。当人们心有恐惧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后来，当我俩又静了一会之后，康妮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好像老天爷并不想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准备。” 康妮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我当时正步入人生顶峰，充满活力，事业也如日中天，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命运多舛。 嗨——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能让我们至少能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末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睿智，为的是我女儿、我的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康妮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脑部减积”（debulking），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上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最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 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 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两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说是为了我，其实是对她大有裨益。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 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三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 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 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 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型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三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机会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都认为有一点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