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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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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申报》 ·专题论文· “清流"与《申报》+ 王维江 内容提要《申报》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 报》,是一种政治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 互利,实现双赢:《申报》获得了稳定的订户;而官员扩大了消息渠道,充实了洋务新知。但 《申报》最终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舆论,官员也没有突破传统的为政理念。 关键词“清流”《申报》舆论 一、《申报》议政 “一杯茶,一张报”,此乃当代办公室之寻常景观。上推100多年,遥想同光时期的官员,又是如 ...

清流与《申报》
·专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论文· “清流"与《申报》+ 王维江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要《申报》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 报》,是一种政治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 互利,实现双赢:《申报》获得了稳定的订户;而官员扩大了消息渠道,充实了洋务新知。但 《申报》最终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舆论,官员也没有突破传统的为政理念。 关键词“清流”《申报》舆论 一、《申报》议政 “一杯茶,一张报”,此乃当代办公室之寻常景观。上推100多年,遥想同光时期的官员,又是如 何打发奉公取禄的时光呢?香茗与今不会不同,然而只读“断烂朝报”——《京报》,已经无法应对被 看作是洋务(或夷务)的新现实。怎么办?苦读墨海书局和江南制造局的西学书籍吗?学然后以致 用,那是老老实实一类学者的选择,从来就不适合官员和策士立竿见影的功利需求。此时,官员需 要一种迅速而轻松地获取新信息和新知识的媒介,大众需要一种能够带来新奇和娱乐的读物。 1872年,《申报》面世,可谓生逢其时。此前上海已有西、中文报纸,西文报纸不去说了,它们与 中国人的距离还很遥远;中文报纸中,经营十余载的《上海新报》在《申报》诞生后的第二年就不得不 打烊,这与其说是《申报》商业竞争策略的成功,倒不如说是《上海新报》生不逢时,生存的艰难又导 致报馆决策上的失误:在不太好议政的同治时代,它试图议政;而在接近可以议政的光绪初年之时, 它反而舍弃了议政。④它没有“挺”到光绪时代——那是一个对外开放、同时又是贪污腐败的时代,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感谢汉堡大学Schaab一}kke博士早在2002年以《申报》与“清流”关系相质疑,感谢史明先生 与笔者的讨论,亦感谢本所同仁王敏女士的评论并惠借资料。 ①徐载平、徐瑞芳两先生以为,《上海新报》的弱点表现在宣传“耶稣教教旨”和“不重视论述”,此说自有道理,但似过于笼 统。仔细检阅《上海新报》,其宣教文字几乎难得一见,开始亦重视论述:其“本馆谨启”称,“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 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说明馆主是将政论作为报纸的重头戏。1860年代,它先后开出的新闻栏目有“京报”、“新报”、“广东新 报”、“外国新闻”等,一直试图开拓新闻的广度和深度,问题是,该报在选择政治新闻和评论话题上,出了错误。如壬戌年(1862)七 月初十日的一条新闻为“今日有人传言南京省城已为官兵攻克,未知确否”。癸亥年(1863)十月十八日评论郭嵩焘妻妾争风吃醋 一事,表明报社尚未理清新闻和政论的基本概念。更致命的错误是,《申报》出现后。《上海新报》竞然完全放弃政论,头版全登广 告。参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7页)和上海图书馆藏《上海新报》缩微胶片,卷1 和卷6。 62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那是一个“广开言路”、同时又是醉生梦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恰好为商业报纸提供了发展契机。 广告和娱乐,一向是报馆吸引商贾和市民的利器;而议政则是新鲜事物,议得好,可以争夺《京报》所 拥有的官员和学者读者群;议不好,则报馆及其雇员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在这样的新时代,商业报纸必须争取官员成为自己的读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商业报纸就不能 不谈政治,但谈什么、怎么谈,则需要经营者的智慧。虽说租界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为商业报纸议政提供了安全保 证,但它终究不能为报纸开拓读者群。④从打“擦边球”的角度谈论政治,通过谈论政治争取新的读 者,《申报》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立稳脚跟。 同光之际自上而下的“清流”建言活动,为《申报》言政提供了适时的议政话题。一个好的适合 报纸的话题,一定要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充分的谈论。这样的谈论,最好具备三个要素:首先要有趣 味性,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和追踪的兴趣;其次要有急迫的现实感,能够引起激烈争论为佳;最后,这 样的谈论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被描述、被解释。“清流”现象恰好满足了以上的条件,而借助于这一话 题的谈论,《申报》开始了其急剧扩张的过程。 “清流”人物也及时发现了《申报》这一新的言论载体:不读新报,就无法懂洋务和谈洋务;通过 读新报而快速通洋务,这是同光时期官场新一代官员已经悟出的经世致用、升官发财的一个妙 诀。②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给予官员的惨痛而鲜明的教训是,真懂还是假懂、喜欢还是讨厌洋务是 一回事,能不能应付洋务则是另一回事:“通商之初,士大夫耻言洋务,甚或浮词入奏,生国事之 梗。”⑧“耻言”是不理性的表现,回避只能偾事丢官。到了同治时期,“耻言洋务”只能是自取其辱, 倭仁阻止创办同文馆一事便是明证。吸取了教训的大僚如李鸿藻、徐桐,尽管还是要摆出理学家一 贯正确的姿态,但为了避免“浮词人奏”,不得不私下里悄悄打探西洋的消息。而“清流”人物要应对 (或弹劾)主张在政治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李鸿章、郭嵩焘及曾纪泽等洋务人物,也不得不了解、甚 至钻研洋务,而了解和钻研的读本,刚刚诞生的《申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同光之际,一下子冒出 那么多的中外交涉,为“清流”、同时也为《申报》提供了可持续谈论的话题。 时势造就英雄,政坛新锐与商海精英相惜相助——《申报》对“清流”的报道和对“清流”人物的 评论,让帷幕后的政治走进了大众视野;“清流”人物对《申报》的关注,则使商业报纸走进了官员的 视野。京沪相望,两相互动,报纸发了财,官员出了名,帝国商业中心上海通过媒体影响京城政治, ①德国学者瓦格纳对“晚清官员普遍敌视上海的《申报》”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进而说明《申报》的成功是因为“中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阶层对它在文化上的接受”。参见瓦格纳著,李必璋译《(申报)的危机:1878一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 环境》,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305页。 ②如何估计19世纪中叶以来的舆论?美国学者L10ydEasmlaIl在其1967年发表的专著中称,在中法冲突期间,中低级官员 以传统清议形式进行体制内的政治批评,报纸则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参见%mⅢn耐A缸7z如矗ns:饧im’sS敝砌加r&蹦缸v 幽矗甥地eSi咒o_n鲫抽巳砌.0t耵i)7j880—18盯(Carnb甜ge,Ma.:HaⅣardUhiversityPresS,1967)’pp.58。美国学者~k叫Backus Rallkin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19世纪上半叶已经存在着一种体制内的“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发展到19世纪80 年代。则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以民族政治觉醒为特征的”“公共舆论”,这一公共舆论,既包括体制内官员的批评意见,也包括商业 报纸上的议论。参见MaryB.Rankin,⋯PubIicOpinion’a11dPoiiticaIPower:QingyiinLateNineteenthCenturyChirIa”,如“r抛z0, 瓜缸n&础印,v01.xLI,No3(1982),pp.453,454。德国学者杨喾(AndreaJanku)在其200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认为,《申 报》和上海的其他报纸不受政府的控制,开创了另一种言路,从而形成了体制外的“公共舆论”。参见AndreaJanku,“NurleereRe. denPolitischerDiskLlrsunddieShallghaierPresSeiIIlC11imdeSspaeten19.Jah小underts”(wiesbad饥:Harras鲫衍tzVer崦,2003)pp. 2,4—5。德国学者梅嘉乐(BarbaraMittler)持与杨喾相同的观点,参见BarbamMittler,ANm5地p∥加r西im?尸撅c∥,J如n£岫, n蒯a娌硝∥抽筋n,劫ni’sN州聒M耐缸,j872一j912(Cambri趣e,Ma.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4),pp.4,6。 西方学者越是新近的著作,越是乐于使用西方语境中的概念来描述上海的报业发展史。本文无意介入概念之争而有意勾勒出报 纸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故回避有争议和引起歧义的诸如“公众舆论”、“公共空间”等词汇。 ③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63 万方数据 邑式吏薜究 2007年第6期 而帝国首都的官员通过上海媒体表达政见。流风所及,省、府、县的官员和地方学者士绅,也渐渐养 成读《申报》的习惯,从商业报纸中,他们观察中外时事、交流各路信息、揣摩圣上意向。这一景,是 王朝政治中从来没有过的。 《申报》在其创刊词中明确揭示,它的消息绝不是中国“稗官小说”式的无稽之谈,而是一份西方 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它首要的话题是政治,其次是经济商务,最后才是市井娱乐。而所有的报 道,既追求“新人听闻”,又“务求其真实无妄”,这是相当现代的职业新闻理念。这一点,是它的竞争 对手《上海新报》不曾想到过的: 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敬可愕可喜之 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 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① 《申报》选择的议政范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 这里的“国家”,指的不再是中国一家;这里的“交涉”,是大部分官员鄙视而无从置喙的洋务。这两 个关键词,是官员以前不愿面对、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议题,而这两个关键词所指向的庞大读者 群——政府官员,此刻已成为《申报》最重视的争取目标,因为这些人最有阅读的能力和需求。也许 是觉得创刊号的意图未尽阐释,在六天之后的第4号《申报》上,报馆再次详述办报的曲衷,特别强 调报纸在了解外国事物上的作用:“如今欧罗巴诸国,其规模之日新月盛,得而知之。”②此时,急需 了解“欧罗巴诸国”的,不正是朝廷的命官吗?《申报》急于争取官员为其读者的心思,昭然若揭。问 题是,人的阅读习惯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再说,商人尚可争取,官员读什么,往往不是自己可以决定 的。面对这一中国国情,《申报》不免牢骚满腹,又不便发作,出到第64号,报馆忍不住将官报与商 业报纸做了一番比较: 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递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 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 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③ 既然邸报的读者是“学士、大夫”,那“不预”的“农工商贾”岂不是预留给《申报》的读者吗?《申 报》应该暗自庆幸才对,为什么反而透露出酸溜溜的情绪呢?《申报》是为得不到“学士、大夫”这样 的读者群而沮丧!道理很简单:小道消息,传奇新闻,所吸引的“农工商贾”实在有限,因为“农工”没 几个能够读报;小商贩层面的民营“商贾”读报能力和兴趣与“农工”无大差异;官商倒是读报,但他 们属于“学士、大夫”的范畴,因而长期属于官报的读者群;学者未仕,那是穷书生,愿意自掏腰包读 《申报》的,不在多数,而一旦人仕,则又加入到官报的读者行列之中。换句话说,官报固然面目可 憎,但却不缺乏读者,《申报》自以为气象万千,却打不开局面。无奈之际,《申报》只能每期全文照录 ①《本馆告白》,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1版,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 ②《申江新报缘起》,1872年5月6日《申报》,第1版。徐载平、徐瑞芳将此日换算为公历的1872年5月4日,误。参见徐载 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5页。 ③《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申报》,第1版。 64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官报。①但这样的报纸,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它实在有悖其创办人美查的初衷,也不能有效地与官 报竞争最重要的读者群——各级政府官员。初创时期的艰难情形,到了1922年《申报》的50年纪 念日,其前主笔黄协埙仍然记忆犹新: 其始间日出一纸,印以中国毛太纸。篇幅固甚狭小,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类皆 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四阅月后,改为日出一纸,而销路仍未甚扩充。② 是读者决定话题,还是话题寻找读者?找话题难,谈论话题也不容易。既然“诗文”和“传奇”争 取不到“农工商贾”,那么,“中外近事”能够争取到“学士、大夫”吗?应该是有希望的,然而只是“信 笔点缀”,媚俗新奇,缺乏深度分析,这样的民营报纸与官报又有什么区别呢?回首往事,总结经验, 黄协埙发现,那时《申报》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找不到话题——“中外近事”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 而是无法将话题分解为持久的、有深度的谈论,由此也就无法吸引官员,如果争取不到官员读者, 《申报》是否也要如同它的竞争对手《上海新报》一样,半道夭折,黯然倒闭呢?彷徨中的《申报》,寻 找着突破口。 二、议政契机:“清流”话题 幸好《申报》赶上了朝廷“广开言路”,而开言路的效应是官场出现了一批踊跃议政的言官词臣 ——即时人私下议论的所谓“清流”人物,这一体制内言路的突起,给了《申报》——体制外的言路, 一个千载难逢的争夺“学士、大夫”读者群的机会。从1879年“清流”开始引人瞩目,一直到中法战 争结束,《申报》密集报道和评论了“清流”人物的建言活动⑧,其头版头条的文章(类似于现代报刊 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但其作者有些是报馆的,有些是民问的,这里姑且通称之为社评)中经常提到 的“清流”人物就有:宝廷、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梁鼎芬、王先谦、何金寿、张观准、王懿荣、楼誉 普、戈靖、陆清献、孔宪觳。这一名单与官僚圈子和私人笔记中流传的“清流”人物大致相同④,尤其 是“清流”中的著名人物,《申报》如同私人笔记一样着墨甚多,不惜版面。《申报》一篇社评将言官的 作用提到“有关于国运”的高度,并盛赞宝廷、黄体芳和张之洞: 如宝侍读、黄侍讲、张司业等无不侃侃直陈,不辞嫌怨。凡其所言,皆人臣所不敢言者,衮 衮诸公,竟以此为言,而圣主明目达聪,无不俯赐采纳,拾其遗而补其阙,弥其隙而正其疵,此正 下情之所由达而国运之所由隆也。⑤ 这一年,言官词臣所抨击的和《申报》所关注的,竟然出奇的一致:体制内集中举报和弹劾大批 ①梅嘉乐分析《申报》照录《京报》可能另有原因:一是模仿英国报纸刊登“courtNews”的惯例,二是为了填充版面。参见 BarbaraMittler,A№q口∞加‘如r吼im?F切∥,jdⅢ£勿,&以Gkn∥抽鳓M劝威’5Nm8M翻缸,j872一I刃2,p.208。 ②黄协埙:《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26页。 ③《读梁侍御各折片书后》,1879年1月4日《申报》;《论言官之言无益于事》,1879年2月12日《申报》;《宝侍讲奏牍衍说》, 1879年3月6日《申报》;《言官有益于国运说》,1879年8月5日《申报》;《两次恭读训诫言事诸臣上谕书后》,1879年8月14日《申 报》;《论言官外迁》,1879年11月9日《申报》。均为第1版。 ④“清流”人物及其称谓的来由,请参阅拙作《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史林》2005年第3期,第8—14页。 ⑤《言官有关于国运说》,1879年8月5目《申报》,第1版。 65 万方数据 邑戎吏辱宜 2007年第6期 府、县级的官员,用的是“任性妄为”、“怠惰性成”、“居心贪鄙”、“劣迹多端”、“嗜好过重”、“糊涂乖 谬”、“举动狂躁”、“才识庸暗”、“蒙混夤缘”、“遇事招摇”和“欺诈百出”④等词汇;而《申报》亦用类 似的“徇私废公”、“曲意蒙混”、“滥邀显荣”②等词汇加以抨击。这些话在同治后期体制内的言路 说厌说烂了,《申报》接着体制内的话题在体制外的言路上议论发覆,很有可能是投石探路之举:既 试探朝廷对体制外言路的容忍程度,亦试探官员对商业报纸的接受程度。 无论对于“清流”,还是对于《申报》,80年代中叶的中法冲突为双方都提供了表现的舞台,《申 报》不失时机地再次借助于“清流”的话题,来带动谈论此前“一说便招议论”⑧的洋务话题。那时的 官场很奇妙:洋务不得不做,但不可多谈多论。老臣郭嵩焘出局,就在于太较真,非要为洋务正名! 然而,80年代的中法危机打破了沉默,朝廷鼓励臣子发表洋务高见,能侃侃而谈如“清流”人物 者,在京城的职位、人气立即窜升,而不能谈洋务的官员,则不免寂寞向隅。此一时,彼一时,宦海之 深,莫此为甚!中法战争前后,处在洋务第一线的官员,不管愿意不原意,不得不面对洋务、了解洋 务、谈论洋务。《申报》不失时机地为愿意了解洋务的官员提供了详尽易读的洋务读本;官员也很快 发现,阅读《申报》,是安全而快速地“通晓”洋务的捷径!1882年,湖北粮道恽莘农在看《申报》,寄 居其府准备科考、年仅20出头的侄儿恽毓鼎也借助《申报》了解中法危机的进展:“阅《申报》,法国 大兴师攻越南,有灭此朝食之势。然越南为广西藩蔽,使法国并而有之,非中国之利也。”(生)1884 年,一直以游幕和坐馆为营生的落魄文士欧阳昱也发现,处在中法危机漩涡中的“闽省大吏皆看《申 报》”⑤。 对此,《申报》心知肚明,其有关中法战争的报道,首先注意政治正确,其次提供翔实信息和具体对策。 中法战争前后《申报》的表现可以用下面的三句话来概括:一个英国人为老板的报馆,请了~批本土秀才 主持笔政,将自己变成了以清朝政府官员为服务对象的、有王朝体制特色的“新智库”。⑨ 《申报》之意在于政治正确,并非赞成主战,而要政治正确,就必须奉承“清流”人物。一句话,舆 论导向要跟着朝廷走,具体议论要打好“擦边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申报》要捧以主战为特征 的“清流”人物;不难理解,为什么《申报》不惜篇幅,除了在头版头条的社评里长时期地议论“清流” 外,还在“京师近信”,甚至以单列“张佩纶片”、“张幼帅折”为小标题的形式,凸显“清流”人物。④其 中社评对“清流”人物的推崇,丝毫不加掩饰,如1882年的一篇社评热切期望张佩纶能够尽快进入 到权力枢纽中去: 然得张公之一奏,觉光化之下,不容豺虎纵横,士气为之一伸,匪类为之敛迹,其有功于世 道人心,实非浅鲜。张公之风骨如此,异日出膺疆寄,入赞枢机,当必有大可观者!⑧ ①清《穆宗实录》(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394、587、795、928页。 ②《论言官之言无益于事》,1879年2月12日《申报》;《宝侍讲奏牍衍说》,1879年3月6日《申报》。均为第1版。 ③此话郭嵩焘听之于左宗棠,记在1879年的日记里。在驻英公使任上,郭因为说了英国的好话而常遭j}议。可见无论是 洋务干臣还是驻外使节,公开谈洋务仍然风险很大。《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7页。 ④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 欧阳昱:《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9页。 ⑥ 宋军注意到了《申报》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但他对此现象的分析,与本文的思路大不一致。参见《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8页。 ⑦ 1883年2月24日、1884年10月5日和1884年10月11日《申报》,均为第1版。 ⑧《论张侍讲奏参台谏革员事》,1882年6月27日《申报》,第1版。 66 万方数据 王维江厂“清流”与《申报》 而1883年张佩纶的一篇奏折,竞引出《申报》每隔三天一篇、连续四篇的社评,这在《申报》历史 上是空前的。社评的标题是“书张幼樵宫庶条陈停捐善后疏后一”、“⋯⋯后二”、“⋯⋯后三”、“⋯⋯ 后四”①,大有连载的架势。虽然议论的仍是官场积弊,似乎不关洋务,但大胆揭示吏治不清在于 “名器之滥”②,其用意,在于寻找洋务不见成效的深层原因。“清流”人物大胆揭露了这样一个现 实:官员一沾洋务就腐败,不涉洋务则冬烘;懂洋务的多腐败,不腐败的多不懂洋务。言官词臣在体 制内的言论,加上《申报》的言论,将“清流”人物塑造成既懂洋务又不腐败的新一代官员形象,这正 好满足了朝廷新时期人才选择的标准。启用年轻的“清流”人物挂帅出征,正是为了破除官场的腐 败顽症。战前,朝廷择用新人的意图,不便为外人道,这也是后来莫衷一是的“清流”传闻出现的缘 由。战后不久的1885年,醇亲王奕勖在接见即将赴广西勘界的“清流”人物邓承修时,忍不住道破 了朝廷启用文臣带兵打仗的苦衷: 朝廷令张佩纶往福建,原为外间督抚奏报全是粉饰,欲得破除情面之人,使之有所顾忌,非 要他去打仗也。伊办事固不妥,闽人所探亦多出于私憾也。③ 在固有的体制下,反腐的结果是越反越腐,最后只能把廉政的希望寄托于道德完人,“清流”人 物的出现,恰好给圣上制造了一个道德完人的幻影。《申报》抓住契机,力推“清流”:既推其道德,又 推其洋务本领。《申报》敢于这样炒作“清流”,是出自对京师政治局势的准确判断:面对中法冲突, 洋务不得不谈,“情面”不得不“破除”。再者,《申报》知道,《京报》的弱项,正是《申报》的强项,抓住 了这次机会,《申报》就有希望打败《京报》,为自己赢得梦想已久的“学士、大夫”读者群。试想,在京 城里,张佩纶穿的竹布长衫都要流行,张之洞已经可以摆谱不见客④,谁会不看好他们这一群政治 新锐的前途呢?现代报人的经验之谈是,读者是培养出来的;那时的《申报》可能会说,官员读者是 靠话题引诱过来的。 到了1884年,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为署理两广总督,《申报》竟然使用了一段非新闻体的文字 加以描述: 贵人异相 新任两广总督张香涛制军少年有神童之目,其为文也,闳博瑰丽,卓荦不群。通显后历官 清要,上书建言,皆绝大文章,小儒望而咋舌⋯⋯经济之外,著者通国妇儒皆能道之,至其秉赋 之异,则人莫能知。昨遇都门客言,当香帅陛辞出都日,有某巨公饯之于陶然亭,香帅豪饮健 啖,风生四座,酒半酣,忽隐几而卧。半晌即醒,人有疑为酒力不胜。比醒,纵饮如故。⑤ 以类似于市井娱乐式的文体和内容来恭维政治人物,显露了《申报》参政议政、争取读者的迫不 及待之心,也表征出《申报》对“清流”话题描述和解释的多角度、多层次、多色彩性。《申报》谈中法 危机,既有一本正经的社评,也有带预卜色彩的谶纬,这都切中了官员的阅读心理和兴趣。1882 ① 1883年3月28日、3月31日、4月3日、4月6日之《申报》,均为第1版。 ②《书张幼樵宫庶条陈停捐善后疏后二》,1883年3月31日《申报》,第1版。 ③《邓承修勘界日记》,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④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2),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⑤1884年7月25日《申报》,第l版。 67 万方数据 邑成支蕊宜 2007年第6期 年,年轻的恽毓鼎发现《申报》的一则奇谈: 阅《申报》,金陵竹生花,说者谓主兵,且引咸丰壬子竹生花为证。灾异虽不无穿凿,鄙人则 殊抱杞忧也。① 时至于此,《申报》将现代媒体惯常使用的开拓话题、加深谈论的诸般武艺都使用上了。 但此时的《申报》毕竟是美查的《申报》,它还遵守着西方新闻业的基本信条,它既吹捧“清流”中的 红人,亦“打杀”其中的败类。或许这是另一种的开拓“话题”和加深“谈论”的手段吧?就在“清流”人 物以反腐倡廉赢得广泛声誉的1883年,御史张观准自己也陷人索贿丑闻,《申报》对此评论道: 昨读谕旨,张观准被参一案,竟有向俊启借银二千两、书函往来微词恫喝之事。噫!台臣 如此,不特有玷官箴,抑亦斯文扫地矣!⋯⋯朝廷以之访缺失,而诸公以之求苞苴,相倾相轧, 伐异党同,尚复成何体统哉!曩年尝有京友言及风闻之奏,京中专有贿买之人,事非重大,不过 数十金,其情即可上达。窃谓台谏诸公,尚不至好利至此,不谓今日台臣彼此互讦之情犹有较 甚于前者。噫!宽大之朝,流弊乃至于是,可胜叹哉!② 《申报》揭官场的阴暗面,为“农工商贾”提供了了解京城红墙之内情形的可能性,也为“学士、大 夫”提供了与谕旨疏章风格不同的官场信息和民意。换句话说,窥视体制内言路,有资格的限制,浏 览体制外言路,人人都可参与;体制内的言路是单向的,上达天聪是其最终的目标,而体制外的言路 则是开放的,上下随意互动。 体制内的言路脑袋上扣着紧箍咒,这个紧箍咒,皇帝可以念,官员随时提醒皇帝念——若轻念, 那是“横议”,若重念,那可是“党援攻讦”!谁能担当得起?东汉朝的党锢之祸虽相去已远,但雍正 皇帝的《朋党论》仍让人记忆犹新。皇帝不想给“清流”人物穿小鞋,自有记性好者不忘给好言事的 “清流”人物提个醒。早在“清流”刚刚兴起的1879年,张佩纶的同事王先谦就发出了清晰的警告: 又思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此唱彼和,流弊兹多。如近日翰林 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瑶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迹涉朋 比。此事仅为劾一商人,不足深论。但恐后来者踵习成风,党援攻讦之端,将由此启,于朝政殊 有关系。③ 这确实是体制内言路的两难,皇帝“广开言路”,官员不说不行,说少了也不行,说多说重了更不 行,笔墨在言官词臣的手里,尺度则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但《申报》的头上没有这样的紧箍咒,不会 受到类似的指责,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申报》可以大胆宣扬“清议”的好处: 而海外各国环伺观听,亦莫不谓中国有人,不可以非礼干也,而中外皆帖然矣。故知清议 ①《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4页。 ②《论近时台臣风气》,1883年3月25日《申报》,第1版。 ③ 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1页。 68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之存,有益无损。明时言官论列,动辄廷杖,虽由于明代台谏言词过于激烈所致,然究不足为后 世法;本朝独除廷杖之律,开诚纳谏,不使下情有所壅蔽,其善者,言即施行,其不善者,亦存而 不论,不治以妄言之罪,故臣下者无不以缄默为可愧而竞进谠言。① 这一议论的画外音是,体制内的言路宜松不宜紧,宽松的言路可以在国际上提升政府的形象。 挟洋人以自重,是《申报》的机灵之处,但让洋人伏贴的理由是“中国有人”,则是陈词滥调,属于与王 先谦处在同一思维水准的传统言路观。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是,朝廷没有政治危机,就不会主动 号召“广开言路”②,因解决危机而开的言路必然要取舍言论,要取舍就要判断,而一下判断,就很难 做到“言者无罪”。 《申报》不会不知道朝廷开言路的背景和意图,它自然要避免给人以力挺“清流”的印象,无论是 做新闻的规矩,还是迎合中国政情,报纸不能站定在政治势力的一方。《申报》一直努力摆出不偏不 倚的架势,就像先前它既吹捧“清流”典范又追打“清流”败类一样,它既列举开言路的好处,也不忘 指出言路潜在的负面作用。就在上述挺言路的文章发表之后两星期的一篇社评则完全是另一种论 调: 苟其在朝诸臣,各树党援,互相报复,盈廷聚议,反足惑朝廷之听断而莫衷一是,则适以酿 清流之祸而成横议之风,滋可惧也。③ 到了中法战争前后,《申报》这种不偏不倚、两不得罪的报道策略更加明显:既刊登主战的意见, 也刊登主和的想法。在两个星期之内,一篇社评《说战》,另一篇则《说和》。④就在平衡舆论的同 时,《申报》对双方冲突的背景报道增多,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增多。⑤相应地,《申报》谈论外国事 情多了,比较中外政体的文章多了: 中国之官,其权不如外国之重;而外国之官,其体不如中国之尊。何则?外国假如派使臣 至他国与议通商和约等一切机务,苟有全权字样,则诸事可以专主,便宜行事,不必往复奏报而 后定见;中国则不能,虽有全权之名,仍无全权之实,即使专派办理一事,而此一事之中,稍有疑 难,仍须请命于朝,不得随机自便。⑥ 谈论外国是《申报》的一大突破,而能够实现突破,是因为官员急切需要这样的消息。此时不谈 外国,就无法谈洋务、无法谈政治。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成功地吸引住了官员的阅读兴趣,其连 ①《言官有关于国运说》,1879年8月5日《申报》,第l版。 ②郭嵩焘深悉此中之奥妙,故对宋以来的言路屡屡给予恶评。针对1879年言路的两种意见。刚刚从英国回到故乡的郭嵩 焘支持王先谦:“王益梧(即王先谦——引者注)言路太杂一疏,遂为物议所集。自宋以来,朝廷务为无实之浮言以相崇奖,君子所 弗屑道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932页。 ③《两次恭读训诫言事诸臣上谕书后》,1879年8月14日《申报》,第l版。 ④ 1883年6月25日、7月7日《申报》,均为第1版。 ⑤在战争期间,《申报》尤其注意搜集中西各报消息,在《论各报述法越信息》社评中开篇就强调:“法越之争,中西各报言人 人殊。本馆亦既照有闻必录之例,备列于报。”1884年1月13日《申报》,第1版。 ⑥《论中国官体》,1883年7月10日《申报》,第1版。 69 万方数据 邑戎吏辱宜 2007年第6期 带效应,自然是发行量的扩大。①黄协埙称中法战争前后“《申报》销数益畅旺”,而畅旺的效应是 “求登广告者户限几为之穿”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议政带来“销数”放大、“销数”放大带来广告的 链式效果。否则,怎么解释模仿《申报》办报的后继者呢?其示范效应在中法战争期间得到放大, 1884年4月18日广州出现了日报《述报》,其办报方针和对“清流”的态度明显受到《申报》的影响: 我中国自成同以来,香港、上海始有报馆。初创时阅者寥寥,厥后渐多,成知其益。由是通 商各埠,相继开设。十余年来,此风日盛⋯⋯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事件,无日无之,生今之世,将 欲为国家有用之材,必兼明友邦情势,乃能折冲御侮。吾儒于吟余读罢,取日报及公法和约西 学等书,一为寓目,日积月累,自能中外贯通,一旦致身通显,措之裕如。③ 这段开场白无疑是对咸同以来“十余年来”中文报纸的历史总结:十余年来,是《申报》逐渐摸索 出一套成熟的谈论政治话题之技巧的历史,也是吸引更多的官员阅读《申报》的历史;十余年来,官 员读报,才能长洋务学识,才能“折冲御侮”,当然,通“学”之后,其最终的好处是“致身通显”。到底 是处在中西交通的最前沿,广州人说话更加直白,更加不羞于言利——此处首先是官员的政治之 利。有趣的是,作为无法与《申报》竞争的地方性报纸,《述报》如同《申报》一样,也关注着“清流”,而 且热衷于谈论广东籍的“清流”人物。④十余年的商业报纸史,无限风光,尽被“清流”占据。体制外 的言路通过谈论体制内的言路,影响了京师的政治,这一历程,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开始了。 三、作为《申报》读者的“清流”人物 19世纪上半叶,西人所办中文报刊杂志进入中国的路线,多由香港而入广州或上海。虽锲而 不舍,但其影响力一直难以达到中央政府层面,口岸城市的少数官员已有阅读“新闻纸”的习惯,而 内地官员则极少浏览,即使有个别官员随便翻翻,心态不外乎猎奇,感兴趣的是夷兵食物中毒、“粪 汁救灌”之类的奇谈。⑤情况到了70年代起了变化,尽管保守如大名士李慈铭,仍在孜孜不倦地抄 写“圣谕”⑥,但官员中也有少数人注意搜集新报的消息。比如,1870年在江西巡抚任上的刘坤一已 开始阅读来自上海的中、西文报纸: ①在庆祝《申报》50周年之际,有一篇文章叙述了《中报》最初十余年的发行量和发行点:“(同治)十三年终,销数增六百余 张,光绪二年五月,销数益广,每日达二千余张,三年,忽增至五千张。六年,重要各都市,无不有本报,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 口、南昌、九江、香港、安庆、保定、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杭州、福州、苏州、扬州、宁波、烟台等处。”李嵩生:《本报之沿革》,《最近之 五十年》,第31页。 ②黄协埙:《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最近之五十年》,第26页。 ③《述报缘起》,甲中年三月廿三日(1884年4月18日)《述报》,第1版,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编初编》(20),台北,学生 书局1965年版,第1页。《述报》完全是中国人的资本,由中国人经营,次年4月3日停刊,仅存世一年。该书所收《述报》有残缺。 ④《述报》如同《申报》一样关注“清流”人物,所提到的言官有邓承修、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澄等。也许是出于对本 省人的自豪感,该报在“京卿履新”标题下是这样表彰来自广东归善的“清流”人物邓承修的:“邓京卿承修,由部曹考取御史。生平 以抚翼名教、整肃仕途为志,故其所上奏疏,如老吏断狱,斩钉截铁,令人望而生畏。且生长粤东,洋务一道,耳濡目染,尤极谙熟。 此次屡上封奏,备言御法之道,有胆有识,帝心默契,已不期然而然矣⋯⋯京卿忠勇性成,与法人势不两立,情愿带甲十万,灭此朝 食。”甲中年九月十一日(1884年10月29日)《述报》,第4版,《中国史学丛编初编》(20),第104页。 ⑤ 参见道成时期的外官张集馨1842年的一则日记,《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⑥ 李慈铭有抄写“上谕”之嗜好,尤其关注官员陟黜之公示,并时加评论。私人日记拉杂上国事,成就了他的“国事日记”。 参见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5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70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唯递接景道寄来上海新报,各国多派兵船赴津,且在各口团练⋯⋯钞呈新报二纸,并祈俯 赐察核。 九江镇送来外国新报,据称法国现有内患,未审是否属实。谨钞原件,附驿驰呈。① 湘系官僚多靠军功累积而为封疆大吏,刘坤一也不例外,但他毕竟不是蒋益澧、鲍超那样的草 莽湘帅,廪生的文化底子足以对付得了中文新报上的文字。尽管如此,要让他主动读报并不容易, “天津教案起,坤一遵旨密筹沿江防务”②,他是因为不得不应对一个偶然政治事件才开始通过报纸 了解中外交涉情形的。天津教案一过,刘坤一也就不再关注报纸了。1875年他被超擢两广总督, 1879年年底又调补两江总督,两地都是洋务重地,不读报,如何应付得了洋务?于是,他又恢复了 阅读沪版“新报”的习惯,这里辑出其公私函件中提到的阅读报纸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和场景: 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 复总署 所述马嘉里被戕情形,本末甚悉,上海连日各报所载此事亦颇详细⋯⋯兹将冯道所译四月 初三、初四两日上海新报电报,一并照录寄呈钧览。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致刘芝田观察 屡承雅谊,寄示尊处另刻新闻纸,俾广见闻。嗣后仰求饬局按月颁发来粤,并将《西国近事 新编》见惠一通,庶几略识洋情,维持时局,是所盼祷。 光绪五年五月初五日 复刘荫渠 伊城业经还我,左相亦已拨兵设防。议立行省,虽未见诸明文,而新闻纸言之确凿。 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复李捷峰 日本之灭琉球,可谓不仁不义,不武不智。此间新报持论颇为痛快,谨录寄览。 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复陈荔秋 昨阅《申报》载有中国轮船初到旧金山,仍完额外之税等语,如果属实,想尊处必已函达总 署,乘此修约之时议除此弊。⑧ 真是应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刘坤一不在洋务的第一线,就不读报④,在位就不得不 读报,不仅通过读报了解自己辖区的洋务,而且还去了解远在伊犁、琉球和旧金山的交涉情形,看上 去还真有些世界眼光。他不仅读中文的新报,而且还要了解翻译过来的西报内容。读报不是出于 自己的兴趣,而是职守的需求,这正好显示出老派大僚和“清流”新锐政治嗅觉和视野上的差距。 事实上,刘坤一本人到底读不读报,只有他本人知道,但刘坤一书牍中出现读报的消息,效应则 是巨大的:他将上海的新报寄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将上海报纸的内容奏陈给皇帝,商业“新闻 纸”终于进入到最高统治者的视野,1874年的一则上谕便是明证: ①这里的“上海新报”,可能确指《上海新报》,也可能泛指沪上出版的中文报纸。文中又称“新报二纸”,当是指两份报纸。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18页。 ②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5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46页。 ③《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340、2458—2459页;第4册,第1860、1873页;第5册,第2497页。 ④这不是个别现象,作为“清流”代表人物的张佩纶也是如此,中法战后被黜,他不再读《申报》,寄情于史部。参见张佩纶 《涧于日记》第1册,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编初编》(38),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 7】 万方数据 邑式吏蕊究 2007年第6期 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海新闻纸刊刻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桢等谕旨,请饬查 究,当面谕李宗羲严密确查。兹据该督奏称,查核上海《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均系照抄 香港《华字日报》。至香港《华字日报》内有台湾消息一条,已载明由福州寄来字样等语。① 密寄谕旨之类的国家机密都能登到商业报纸上,说明了什么?谁将国家机密泄漏给报纸?报 纸为什么冒险刊登未经允许的圣旨?商业报纸议政,竟然吹皱了京城政治核心圈的一池春水,这既 说明了媒体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反映了读者阅读政治新闻的迫切需要。 翁同赫读《申报》,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正好是在《申报》创办的1872年,这颗冉冉升起的 政治新星、弘德殿行走,丁母忧回到老家常熟守制。次年,赴妻家途中,顺道小游上海,逗留三天,感 受只有八个字:“夷楼如云,光怪夺目。”②显然,他对十里洋场的印象不佳,但此行也促动他关注 “夷”人“夷’’事。三个多月之后,他的日记中出现了《申报》: 阅《申报》,云南,昆寿、黄体芳;贵州,许庚身、王文成。又知本月初五日于紫光阁召见各国 驻京使臣各递国书礼成。夜辗转不寐。 见《申报》,邸抄肃州克复,马回伏诛,左帅晋协办大学士。③ 从时间上看,翁同铄算得上是较早结识《申报》的人,这是他丁忧三年的意外收获,也是他日后 在京城枢臣里敢于以通洋务自居的资本。翁同毹与刘坤一的区别在于,翁有状元的文化素养、帝师 的身份,还有与“清流”人物密切的交往,这些因素带给他接触和了解新事物的敏感和动力。 能够从刘坤一和翁同铄身上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与南方的关联——或供职地、或祖籍地,让 他们及时与上海的报纸结缘相识。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工作在北方就无法读到报纸,京师里不 是也有曾纪泽这样的官家子弟吗?他对洋务、对西语不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吗?仅在1872到 1873年期间,他不仅读报,而且读好几种报: 饭后翻阅布国新报良久。 看新闻纸良久。温《英语正音》三十叶。 看新闻纸良久。入上房,译英语七条。 温英语四十余叶,看新闻纸良久,写一缄答张力臣。 饭后抄英语一纸,出门,拜赵玉班丈,谈极久⋯⋯归,舆中看英语七条,到家,温十余叶。 饭后看新闻纸极久。 看新闻报,料捡家事。㈤ 尽管如此,曾纪泽的例子没有典型性。如果没有曾国藩这样身涉洋务的父亲,就不会有曾纪泽 ①清《穆宗实录》(七),第912页。 ②称“夷”还是称“洋”,很能反映官员对西方和对洋务运动的态度。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徘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 版,第966页。 ③《翁同铄日记》第2册,第983、1010页。 ④其中的“布国新报”,当指1866年创办的《德文新报》。将“看新闻纸”与学习英语并列记载,说明他读报的一个意图是提 高英语水平。参见《曾纪泽日记》 上册 三年级上册必备古诗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案下载人教社三年级上册数学 pdf四年级上册口算下载三年级数学教材上册pdf ,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38、308、309、315、321、332、337页。 72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这样好钻研洋务的儿子。别忘了这还是在同治时期,那个年代的修约之议和同文馆之争表明,做 “孔门弟子”还是比尊“鬼谷先生”①政治正确和政治安全得多,将洋务仍然鄙视为夷务的官员还是 占了绝大多数。 如果没有1879年突然兴起的“广开言路”②,如果没有《申报》对“清流”现象的密集报道和评 述,要让京城官员主动关注沪上的报纸,恐怕还得等上几年。尽管京城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公 费订阅了《申报》⑧,尽管“在翰林院,他们似乎订了一份《申报》”④,但在1879年“清流”出现之前,关 注新报、阅读《申报》的官员屈指可数。⑨ 中法战争前后,情况突然变了,除了像翁同毹这样出身南方的士大夫,北方来的“清流”人物也 开始关注《申报》:张佩纶通过《申报》了解漕运状况⑥,盛昱从《申报》里追踪中法冲突的进程⑦,张之 洞阅读《申报》了解中俄伊犁纠葛,并把报纸上的消息透露给讨厌洋务的李鸿藻: 时势如此,公所系至重,数日不入值,则大事败矣⋯⋯廿日外,曾始开谈,稍有龃龉,不及待 此处覆示,而限已过,彼又不与议矣。或布策仍来,或即令立沙司鸽为公使,曾信本有海部为公 使之文,《申报》亦言沙司鸽为公使,来此定议。不更急迫乎?可谓自寻苦恼。奇怪之极,令人 顿足叫苦。如何?如何?⑧ 如同翁同铄一样,李鸿藻也被看作是“清流”人物背后的保护伞,但翁、李两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翁同铄有才情,文人墨客喜欢卖弄显摆的本事——金石、书法、诗歌,翁同铄都达到了顶尖的水平, 被看作是京城文人的领袖,历史上潘(祖荫)、翁并称,除了两人都出身江南官宦世家之外,就是指两 人的文人才情一时无二。而这些正是李鸿藻所缺乏的,他只能摆出纯粹理学家的姿态,充当道德的 模范,这样他必须与洋务拉开距离。虽然他还没有迂腐到徐桐的程度,但他“主张清流”,在郭嵩焘 的眼里,就变成了一味排外主战,“贻害国家,大祸在眉睫间而不知悟”⑨的罪臣。作为枢臣,李鸿 藻为了应对慈禧的策问,只好利用同乡关系,私下让张之洞、张佩纶出主意。⑩这也就是说,讨厌洋 ①《翁同徘日记》第1册,第521页。 ②“清流”出现的原因,晚清笔记说法很多,多以南北党争为辞,这不免落入传统结党议政的窠臼。笔者以为,“清流”现象有 特殊性,慈禧太后利用言论摆脱同治帝死后引起的继嗣危机,才是“广开言路”的最初动因。详情容另文论述。 ③1876年,已被任命为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京逗留期间,“上兵部及总理衙门,见《申报》”。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 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页。 ④ 瓦格纳没有在文中注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似乎”二字也显示出他对这一判断信心不足,但郭嵩焘日记的记载是有说服力 的。据此类推,其他政府部门也很有可能订阅商业报纸。参见瓦格纳《(申报)》的危机: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 和国际环境》,《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第297页。 ⑤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坤一、翁同稣、曾纪泽和郭嵩焘外,其他京城官员的公私信函和日记中很难看到读报的记载,张佩纶在 1877年弹劾郭嵩焘的奏折中说:“然其书虽毁,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播传如故也。各国交涉事件,非亲其事者,虽京官无由知, 乃上海颇杂说中外事,传至都中。”此时的张佩纶本人很可能并没有读到新闻纸。公费读报,随便翻翻者居多,消磨时间而已。读 了没有印象、没有心得,当然就不会记录下来。张佩纶:《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涧于集》(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1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71页。 ⑥参见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86页。 ⑦盛昱在1884年奏折中称“阅外国新闻纸”,或许并非局限于中文报纸。见盛昱《意园文略》卷2,宣统庚戌刊本,第10页。 ⑧ 张之洞于1880年致李鸿藻函,李宗侗、刘凤翰著:《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6页。 ⑨《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414—415页。 ⑩李鸿藻和张之洞之间的许多密信反映的正是这种咨询关系。参见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233、 3l伊一316页。 73 万方数据 邑式吏斯究 2007年第6期 务的官员,不愿与洋务打交道,那也得间接地了解洋务,而了解的渠道之一,就是报刊。张之洞的满 腹经纶,有多少不是来自于报刊?读了他与李鸿藻中法战争期间的密信,便不难做出判断。 平时,翁同舒的才情显示在文墨;战时,他的才情显示在懂洋务,这是翁、李最本质的区别。而 翁同铄之所以博得懂洋务的名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很早就养成的读《申报》的习惯。从 《申报》创办的第二年起,翁同毹就开始阅读它了。此后,无论是身居清要,担任詹事府右中允、入值 弘德殿为帝师,还是进入枢垣,再为光绪帝的老师,主持都察院、刑部和户部,翁同毹从未间断过阅 读《申报》。读报久了,就悟出些办洋务的体会:“洋务不熟不行,太熟亦不可”①,此话与李鸿章“打 痞子腔”的外交经验颇有相通之处。到了1879年,崇厚与俄签订的条约在政坛引起轩然大波,“清 流”人物乘势而出,掀起主战声浪,内阁紧急讨论其奏折,面对慈禧有关洋务方面的提问,翁同铄总 能应答裕如,其得意的心情,在《日记》中显露无遗:“发下张之洞一折,王仁堪等二十二人一折,盛昱 一折。王、盛皆主杀使臣,盛言旁及于保荐使臣之人。张则力言宜战,略言十不可四要,四要日计 决、日气壮,日理直、日谋定。宝竹坡议则主战而沉痛恻怛。王漱兰、李芯国议大略宜修战备。百僚 相顾不发,骈头看稿,杂然一群鹅鸭耳。”②讥笑同僚笨如“鹅鸭”,无疑是对自己熟识洋务的认许。 从这一点来看,翁同铄的主战不同于李鸿藻的主战,翁同毹眼里的洋务也不是李鸿藻眼里的洋务。 读《申报》的翁同铄与同样读《申报》的“清流”们更容易在中法危机时期形成主战的共识,这一共识 是在了解了《申报》所提供的各方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同于纯情绪化的、对外丽眼一抹黑式的 主战。将甲午战前的翁同铄看作是守旧的、反洋务的,是忽略了对他另外一面的考察。③ 到了1881年,翁同毹不仅常看《申报》,而且开始以比较平静的心态和公允的态度看待《申报》 上的议论:“《申报》亦常看,所论未尝无中肯者。”④这就不难理解,中法战争前后,为什么翁同铄了 解国外消息的渠道主要是《申报》了: 自五月来俄国兵船陆续过旧金山者屡见于《申报》。 阅《申报》九月十七日西人测得水星过日,午初始过。 《申报》始见越南事。 《申报》言高丽事较详于所闻。⑤ 有意思的是,懂洋务的人,如郭嵩焘,与《申报》发生过笔墨官司⑥;郭嵩焘所讨厌的“清流”人物 黄体芳也与《申报》有过一场笔仗。事情发生在1882年,黄体芳在“素称文薮”的江苏担任学政。此 前他在京城因弹劾贺寿慈和崇厚已经赢得盛名,与张佩纶、张之洞和宝廷被并称为“四谏”,成为慈 禧太后“广开言路”号召下的代表性人物。在主持江苏院试期间,他恢复了乾隆年间已废止的院试 “提复”之法,该法就是在正场所录取的人数之外,多录10名,张榜公布,然后一体加试,以验明录取 者中是否有枪替者。若有作弊者则除名,从多录的10名中依次补进;若无作弊,那多录者仍以落榜 ① 《致翁曾荣函》,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77年1月27日),谢俊美编:《翁同徘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3页。 ②《翁同稣日记》第3册,第1462页。 ③谢俊美先生有专章论述翁与洋务官员的交往,翁对郭嵩焘的理解、对轮船招商局的扶持,显示了他视野的开阔和政见的 开明。参见谢俊美《翁同繇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3—208页。 ④《复翁曾荣函》,光绪七年二月初七日(1881年3月6日),《翁同铄集》上册,第273页。 ⑤《翁同铩日记》,第2册,第983、1010页;第3册,第1355、1497、1625、1656、1677页。 ⑥参见瓦格纳《(申报)的危机:1878一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第286—307页。 74 万方数据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处理。此法对多录替补的10名学子显得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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