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碎片化_是个问题吗_

2012 年第 5 期 我管见，这一现象，即对一个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或现象，反复不断地深入探讨，是中国史学 界的独特现象，或许与中国史学的文化传统有些联系。中国人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从未间 断。但其实自汉代以后，北方民族不断入侵中原，甚至建立长久的政权(元朝、清朝等)。因此这一 说法，或许有可以商榷之处，甚至还杂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就历史写作而言，却又似乎言之成 理，因为中国有官修历史的传统，二十四史的修撰在汉代之后的确没有间断。因此就狭义的文明史 而言，中国的文明的确源远流长。不过这一持续修史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不断重复前人的著作，或 者稍加简化，或者加以文字修饰，或者进行考订修正，也有的就干脆直接照抄。这一传统，也可谓源 远流长。如班固的《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的一些章节，就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大同小异，难分轩轾。当 代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充斥这样的现象。比如像胡适、陈寅恪等近代著名人物，就会有许多本传记， 反复论说，其结果就是许多观察、结论都是大同小异，了无新意。有的学者甚至能抓住一两条相关 史料，重复检讨，其考证之琐细，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是否会加深我们对这些近 代人物的理解，则似乎并不尽然。或许这些学者并无此意，只是想展现自己阅读史料的细致入微和 理解史料之独出心裁。这种现象，在西方史学界中，颇为少见。比如以胡适名望之大，西方汉学家 一共出版了两本有关胡适的专著。甚至像五四这样的由中国的文化精英所倡导的运动，现在也已 经激不起太多人的兴趣了。① 因此历史研究在西方的“碎片化”，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学者特 别想别出心裁，不愿重复前人，因此他们的历史研究不断转向，从政治史、外交史转到社会史、经济 史，庶几又从社会史转到了新文化史，而最近的趋势是重拾对“大写历史”的兴趣，从全球史的观点 考察世界上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当代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于是又反映了中外学术文化 的传承与特色，不知读者方家以为然否? “碎片化”是个问题吗? 王玉贵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不久，“碎片化”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检视社会史学界对 “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大致有以下 4 种看法:缺乏合适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 义不明;学科归属不易确定和研究对象宽泛、庞杂;选题狭窄、研究取向和具体内容零碎;与当前的 学风浮躁、成果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我们认为，尽管“碎片化”问题其来有自，并且似乎凿 凿有据，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 首先，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定义不统一或理论指导不明确的情况，似不必太过在意。 社会史研究自横空出世时起，国内外学术界就从未对社会史的含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仅在西 方学界比较有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性的观点就至少有 8 种之多，但这并没有妨碍西方社会史学界在一个个具体的 研究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最杰出的(社会史)研究家们总是明智地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而 61 ① 与此相比，中国人写的胡适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让人目不暇接。参见欧阳哲生《欧阳哲生讲胡适》第 1 章，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8 年版。有关西方汉学界五四运动的研究现状，参见王晴佳《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浅析中外学术兴趣 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 不是为它下定义。”①中国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蔡少卿先生曾指出:“时至今日，尽管社会史还未形 成一套系统精密的理论和方法，但社会史的实际研究已远远走在前面。”②蔡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说的，但揆诸当今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现状，仍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 外史学研究的实践均一再表明:历史学的复兴及其进一步发展，其动力均“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 论”③，或者说具体的“研究(活动)总是领先于理论反思的”。④ 对此，冯尔康先生也早就指出:社会 史研究“要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升理论层次，即将具体研究升华为理论，做到具体研究不忘记 理论追求，而理论的创立是建立在具体研究基础上，从研究的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并将其 升华为历史理论”。⑤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具 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一定会出现在我国史学研究的百花园中。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复兴后，其活力常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开放性特征和宽阔胸 怀。冯尔康先生曾指出:“任何事物定于一尊，它就难以发展了。”⑥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对于一 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对抽象理论的讨论无论多么深入、周密和完备，也不如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 要来得有益。社会史研究的持久活力终究是要靠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提供的。这当然不是说 理论探讨不重要，然而没有踏实细致的实证研究作基础的抽象理论探讨不仅会显得苍白和无力，理 论先行的结果还往往会导致空谈和玄想。 其次，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微观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 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部研究所取代，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 如此。 社会史学界常常批评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并且认为 抛弃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是社会史研究得以确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殊不知以往 中国历史研究中采用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 后，为了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一些事关中国历史基本走向的问题上 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为了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并取 得政权的合理性，注重农民起义这类政治史的研究也在情理之中。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重新走上正轨的史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回溯从那以后的史学 研究，虽不能说宏大叙事方式和政治史范式就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但应该说从总体上来看是 逐渐走向了理性和成熟。史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日益重视对具体问题的探究，反映了学术研究 的基本规律。明乎此，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谓“碎片化”问题，其实并不足为怪，是研究逐步走 向深入的必然结果。 颇为有趣和吊诡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外社会史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所呈现出 来的相同或相近趋向与特征所作出的评价有时却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 研究中出现过许多莫衷一是的解释模式，具有代表性且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就有施坚雅的“区域 市场结构”、萧公权和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罗威廉的“市民社会”、黄宗智的“过密化”、杜赞奇 7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D·加纳迪:《何谓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0 页。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序言”，第 3 页。 巴拉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63、69 页。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3 页。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 页。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7 页。 2012 年第 5 期 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等解释模式和理论。对 上述现象，国内社会史学界一般都将其评论为研究的细致和深化: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被指责为 ‘历史的碎化’现象，实质上是历史学的高度分化，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 化”。① 而国内学界所存在的“碎化”问题则与之有着本质区别，是一种专为求新求异而开辟新领 域新课题，缺乏总体关照的研究倾向，这种单纯限于个别的、支离破碎的研究严重影响了社会史尤 其是区域社会史的健康发展。如行龙先生就一再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视野狭窄，只盯着自己的 小块领域，不顾及整体研究的需要，研究成果互不相联，相互脱节，自谈自论。② 我们认为，如果对中外史学发展路径进入深入考察，就可以了解中外学者在史学研究思路和做 法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彼此的学术传统所导致的，并不存在彼高此低的问题。具体到对中国问 题的研究来说，作为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总体而言终究无法与中国学者所拥有的有利条件 相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尝试构建对中国问题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的理论模式正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理 性选择。因此，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望洋兴叹，而应有理由坚信: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终究主 要依靠本土学者来承担并不断推进。在我们看来，中西社会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碎化”问 题，究其成因、表现和后果等而言或许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联系的角度来看，未尝不可以都看做是社 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 再次，细部和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研究由宏观考察转向细部探究即通常所说的“碎片”研究，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趋势，完全 符合学术发展的应有理路和基本规律。赵世瑜先生在阐述他所理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关 系时指出:“小历史”是“大历史”的生活基础，研究“小历史”的目的是把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 一旦“归还”工作结束了，大小历史的区别也就不需要了。③ 上述观点在另一个层面上阐明了局部 与整体、碎片和总体的辩证关系。或许是基于基本相同的考虑，一直主张要防止社会史研究“碎片 化”的行龙等人也指出:“‘碎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流于事项罗列，浅尝辄止。区域大小 也无高下之分，忧的是没有大的学术关怀，为区域而区域。如果能就一些小的问题，精磨细研，亦能 静临深渊，摇曳生姿。如果能够真正践行多学科、整体史方法，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下打量，或可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④他还指出:“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 象”。并明确表示，“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 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⑤ 常建华也认为，对社会史研究中“碎化”的批评虽然从“保持历史研究 整体性”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强调的是以小见大，题目虽小，意义或大， 况且个案与微观积累多了，才能有体系化的宏观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⑥ 我们认为，对一个个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总体归纳和综合研 究提供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进行地中海地区的研究时，虽然批评了以 往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不是地中海的整体，而只是这幅镶嵌图画中的细小片断，不是地中海生活的 8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赵建群:《论“历史的碎化”》，《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行龙:《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版。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叙说: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0 页。 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5 页。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第 12 页。 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8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6 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 整体运动，而只不过是过去一小撮国王和富翁的活动琐事”①，明确表明自己所追求的是“人类生活 的最活跃的运动的总体历史”。② 殊不知，正是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艰辛、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才为布氏从事的整体史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中国的情形也大致不差。 第四，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观努力、学术取向和主流趋势看，大都是以总体史或整体史 作为追求目标的。 在中西方社会史学界，确实有人主张社会史应是“除去政治精英”的人民史，但这更多的是表 示反对以往那种主要从政治精英的上层立场和视角来撰写历史的传统，而不是要将政治精英摒弃 在社会史研究之外，因为排除了政治精英的社会史就无法实现其“总体史”的追求目标。以布罗代 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其确立的“大历史”也即“整体史”或“总体史”目标中，“总想看到事情的 全貌，将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融入‘总体’史”。③ 因此，尽管社会史学家们不满意或有意摒弃以 往的精英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史叙述范式，但在其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是试图将政治史、经济史纳入 或融入到社会史研究视野中来的，以呈现作为总体史的社会史全貌。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情况也是如此。还是在社会史在当代中国复兴之初，王玉波先生就指 出:“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所以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心和中介，把历史学形成一个 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整体系统。社会史的综合性也有助于促进史学和其他学科协作、应用和借鉴 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学不断创新和发展。”④绝大多数社会史研究者都以整体史 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冯尔康先生也曾明确指出社会史研究并不拒绝研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他说:社会史既然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就必然会“涉及(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各个领域”⑤;又说:“社会史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 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史的内容”;“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民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一层研 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⑥ 按照上述设想，社会史研究的视野肯定是 相当开阔的，不会出现“碎片化”的问题。 还要看到，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的社会史研究者中，人们也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位学者明确宣称 自己只专注于或只满足于“碎片”问题的研究，而总是一再强调或在事实上把他们所从事的对“碎 片”的具体研究与总体史(整体史)的目标追求或松或紧地联系在一起。⑦ 以张鸣先生新近出版的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为例，选取的虽然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作为叙述对象，但目的却 在于揭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⑧ 由于作者独具匠心的问题 意识以及深邃的历史穿透力，使该书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它所预设的最初目的，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 会和学术反响。历史研究的选题虽有大小之别，但却并不能以此作为重要或琐碎与否的判断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 可见，碎片化不是社会史的固有特征，至于某一位具体研究者的某一项具体研究成果是否具有 宏观视野并达到了整体史的目标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研究者的自身素质所决定的。同时，我 9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Harper Torchbook，1976，p. 18)。转自庞卓恒主编 《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7 页。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序列历史学———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 1504—1650〉》，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 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3 页。 转引自〔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 页。 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 年 9 月 10 日，第 3 版。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第 80 页。 冯尔康:《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第 22 页。 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第 98 页。 张鸣:《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序言”，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2012 年第 5 期 们也得承认，要真正从社会史角度编写出一部反映全貌的人类通史或整体史虽然是不可能的，但这 与社会史的学科特质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常建华先生指出的那样:总体史或整体史的追求尽管 激动人心，但却很难实现，“历史哲学和通史的整体性或总体观，也只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定层次， 如果以此出发批评当今社会史的研究琐碎，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太恰当的”。① 同样，以此来要求政 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或军事史等专门史，也是极不现实的。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 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 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 入这些新兴领域，尤其是刚刚跨入学术门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纷纷选择具体而微的专题作为 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得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现象引起一 些学者的忧虑，感到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将被这种“碎片化”渐行消解，甚至会导致史 学学科空洞化、边缘化的危险。看来这种“碎片化”趋势已经成为关系史学命运的一种现象，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警觉。由于“碎片化”与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有较大的关联，我们由此需 要反省的是:新兴史学为何易于走向碎片化?其症结何在?如何矫正?下面试作一探讨。 一、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 “碎片化”由微观研究衍生而来，而微观研究的盛行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转向。当时随 着改革开放，社会重心由政治运动转向现代化建设，史学界也开始由此前聚焦于革命与政治等宏大 主题及“宏大叙事”，转向探究中国社会演变的实态及其根源，由此出现了微观研究的趋向。特别 是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探究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机制，以求清理中国社会内部走 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资源，由此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相继兴起，成为新兴史学领域。其主要 特征是研究重心“下移”，由以往偏重上层的政治事件与人物，转向下层的社会、民众及民间文化。 由于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具体而弥散式地存在，要予以把握与分析，需要具体、客观、实证、细致地观 察和研究，因而偏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微观研究盛行，这是研究对象转换引起研究方法的 自然转变，因而微观研究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有一定的伴生关系。同时，社会史、社会 文化史等分支领域的兴起及相伴而生的微观研究盛行，也是史学研究分工细化、趋向深入的学术内 部发展的自然要求。西方史学界在此稍前的六七十年代也出现了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兴起及微观研 究盛行的趋向，虽然其产生与中国的社会情境有所不同，但也反映了这种史学学术内部深化的自然 流脉。② 因而，微观研究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推进学术深入的功能。 02 ① ② 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20 页。 笔者曾对中西社会文化史形成发展的异同作过比较，参看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 展望》，《学术月刊》2010 年 4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