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郭 静 云
摘 要: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
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
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
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 “游战族群”
(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
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
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殷商文明处于亚洲驾马历史的早期阶
段,此时掌握马车的族群即是殷商王族。从亚洲历史的角度观察殷商文明,或许可
以更进一步理解其文明成分的来源。
关键词:青铜时代 殷商文明 驯马 马车 亚洲草原
作者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几十年来,学界围绕中国文明中马车的来源问题,提出 “中国本土独立发
明”、① “可能来自西亚两河流域”② 和 “来自高加索或中亚”③ 三种看法。然而马
车并非中华文明的独有内容,而是整个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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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郑若癸:《论中国古
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
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 《三代文明研究》 (一),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年,第239—247页;林梅村: 《古道西风》,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
76页;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2
年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3—486页。
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時代の馬車》,《東方学報》1959年03月 (通号29),第155—284页;王巍:
《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8年,第380—384页。
Stuart Piggot,S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in China,"Antiquity,XLVIII,1974,pp.
16-24;夏含夷:《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第
49—88页;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吴晓筠:《商周
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及马匹驯养和交通工具问题,更关乎族群移动等复杂历史面相,所以应放在世界历
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本文试从亚洲考古角度探讨驯马、乘马的起源,以及上古时
期马车进入农耕文明的路线等问题。
一、马车来源与乘马族群
(一)从汉文文献看马车来源
偃师商城和二里头双轮车辙的发现,使很多学者强烈支持马车发源自本土的说
法,并强调古代中国车型与西亚车型的差异。① 而传世文献中确也多处提到中国本土
发明轮车的悠久历史。文献将造车和驾马不加区分,主张黄帝造车说,② 或称是夏代
的奚仲作车。③ 这些资料被一再引用,依其所论,应该早在夏代就已出现双轮车。
在考古学研究中,郑若癸认为二里头发现的铜铃和几件铜饰是 “车马饰物之
类”;④ 朱彦民将二里头发现的铜铃、陶铃、铜环、穿孔形件、工字形件等皆归结为
车马具与车马器饰。⑤ 但是,目前所有考古成果一致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商代早、中期的中原民
族并不认识马匹。由此可见,倘若二里头已有双轮车,亦绝非马车。中原人在用马
之前,究竟用何种动物驾车?文献中有 “仆牛”或 “服牛”等词汇,而商代早、中
期考古遗址中亦普遍出现牛骨和羊骨。学界据此多认为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已有牛车,
然而王学荣却认为,鉴于安阳殷墟发掘出一个车羊坑,以及文献中提及古代有使用
羊车的传统,二里头和偃师商城时代所用车辆或许应为羊车。⑥
虽然上述文献都出自后人记录,不能当作可靠证据,但王国维先生却从中注意
到,在 “奚仲作车”的同时,也有商先公相土作乘马的说法,从而得出如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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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
第6期;许宏、赵海涛、陈国梁: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4年第11期;王学荣: 《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第239—
247页。
此说法见于 《太平御览》、《周易》、《汉书》等。
此说法见于 《左传》、《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等。关于文
献中记载的轮车来源,以王学荣搜罗的资料最为详尽,参见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
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第242—
244页。本文不再重复引述。
郑若癸:《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第47页。
朱彦民:《论商族对古代车马起源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2年第4辑。
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
文明研究》(一),第245—246页。
“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①
目前所知有关马车的记录最早可推至战国。在战国人眼中,车必是马车,似乎
没有意识到上古时期无马之情况。由于不曾注意到车、马之区别,也就不会特
别留心 “作车”和作 “乘马”乃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而王国维正是指出了二
者之差异。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相》曰:“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
(《周礼·校人》注、《荀子·解蔽篇》注引 《世本》:‘相土作乘马。’)。”② 无
论历史上是否真有相土这位殷商王族先公,此条记载还是反映出一些实情:马车是
殷商王族的贡献。这与考古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马车最早发现于殷墟,属于殷商
王族的文化成就之一。
(二)有马、有车、有马车三种情况之区分
虽然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殷墟之前中原地区并无马车,但部分学者仍认为早商
时期的车辙痕迹与殷商马车的出现有关,两者间或有传承关系。③ 笔者认为,以二
里头车辙推测马车的发生,在论述上失之严谨。从车的角度讨论中国马车的起源并
不是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四轮或双轮车,犹如斧、刀、陶轮、纺轮、农产、陶器等,
都是人类利用常见自然资源发明的工具和用具,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基于相同的生活
需求发明相同事物,其来源未必涉及文化交流和传播。
不同文化各自发展出两轮、四轮车辆实属自然之事。欧亚有轮车,未必都要追
溯至最早发明者,如两河流域北游Tepe-Gawra遗址 (公元前3500—前3100)的四
轮车 (图1)。④ 同理,公元前26—前24世纪苏美尔的双轮车 (图2),恐怕与偃师
车辙或殷商马车之来源亦无关系。
图1 两河流域北游Tepe-Gawra遗址的四轮车 图2 苏美尔基什 (Kish)的双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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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第9卷,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5年,第2085页。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吴晓筠:《近年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3期。
这是比中国学者指出的乌鲁克遗址IVa层的象形文字更早的一件遗物。
要解决马车的起源问题,讨论挽力似乎比讨论车型问题更为重要。古代使用人
力车和羊 (牛、驴)力车,通常不会涉及人群移动。因为养牛的族群主要仰赖农
耕为生,故牛车多是农用车;至于人力车,通常也用于农耕或贵族活动。但自青
铜时代组成的乘马族群,既不是为了农耕,亦不单是为了畜牧。练习马术,是因
为他们以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需要不时到远方征战,占据其他民族的农
产和牧产,或占领农耕文明的城国。与人力车、牛车的用途大不相同,马车利于
作猎车和战车。
马车的来源牵涉到驯马的历史,必定受限于自然马的原居地,亦即亚洲草原,①
而首创马车的族群亦当是草原族群。现代中国北疆草原一带,甘肃齐家文化晚期
(公元前2000年左右)遗址曾发现过马骨。② 这一区域近于古代草原人的生活范围,
北方与安德罗诺沃 (Andronovo)文化交界,互相来往,彼此影响,甚至部分甘肃
齐家文化遗址可以归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③ 因而林梅村认为,中国乘马技术源
自西北齐家文化。④ 但王海城已充分证明,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少数马骨与
殷商驾车无关,两者的文化属性、时代、族群来源都不一致,不宜混为一谈。⑤ 袁
靖等动物考古专家也认为齐家的马骨与商代晚期的马政起源应无直接关系。⑥ 驯马
和马车的传播过程,应经过不同的族群参与而得以完成,因而更加复杂多元。
目前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极少发现驯化马匹的遗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
包头市转龙藏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兽骨坑,坑中只有狍鹿是猎得的野兽,此外的狗、
羊、马都是家畜。⑦ 殷商之前的内蒙古遗址中,迄今未曾出土野马或家马的骨骼。⑧
中国草原细石器狩猎文化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商代都有这样的部落。
转龙藏遗址未作年代测试,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内蒙古出现家马骨骸的年代。内蒙古、
甘肃、新疆等草原区域则属于亚洲草原狩猎或游牧族群生活地区,与上古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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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俊和宋澎从旧石器动物考古的观点,认为中国是野马的原产地之一。但是旧石器
时代后期发生气候变化,动物的种类和分布区域早已改变。所以其与驯马的历史无关。
(参见王志俊、宋澎:《中国北方家马起源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谢端琚:《甘肃永
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
作队、谢端琚:《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参见谢崇安:《中国原始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参见林梅村:《古道西风》,第33—76页。
参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2年第3辑,第47—48页。
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 《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
《考古》2009年第5期。
参见汪宇平:《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参见崔璇:《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无关,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其中还有不少族群未与中国来往。①
据20世纪30—50年代的考古报告,在一些农耕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零散
的家马骨,② 这些讯息使人们以为华北早已驯养家马,甚至已有马政。③ 但安岚先
生对此提出疑问:“我国最早驯养马的地区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
地区……时间最早只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不是
家马。”④
我们必须了解,几十年前的考察并不包括遗传学的检验,所以没有充分的科学
依据证明这些零散残缺齿骨就是家马齿,应重新测试确认。即使认定它们为家马齿
骨,但遗址中出现单一骨骼碎片,其背后亦可能存在许多无法确知的原因。因此,
这项孤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同样,1998年陕西渭南市华县南沙村遗址灰坑发现
的两具马骨架,⑤ 亦不能视作青铜时代早期马政的根据,何况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的
年代仍存有疑问。⑥ 若遗址中未发现马粪,就不能得出存在马匹豢养的结论。这些
遗址中的马类骨骼,极有可能是往来行旅所携带,或是当作祭品、礼品之用的食用
马肉块遗存。
商代早中期遗址中可见许多动物骨架,却未见马骨。中国的马政起源于殷墟时
期,其他地区所发现的马坑,都属于商末周初的年代遗址。⑦ 由此可见,马车最早
应出现在盘庚之后的殷商时期,而商末之前只有殷商王家掌握马车。
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发明轮车应该比广泛驾马驶车的时间早一千余年。驯马的
草原民族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文明中吸收了轮车的制作、驾驶技术,但使用马拉车则
只可能在养马族群中发生。只有驯化马匹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革命性的新武器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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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汝祥:《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1期。
参见傅斯年等著,李济编: 《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
立中央硏究院历史硏究所,1934年,第91页;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
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参见李元放:《中国古代的畜牧业经济》,《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K.Linduff,A
Walk on the Wild Side:Late Shang Appropriation of Horse in China,"in M.Levine,C.
Renfrew and K.Boyle,eds.,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3,pp.139-162.
安岚:《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简史》,《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参见王宜涛:《也谈中国马类动物历史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
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009-01-12,http://www.kaogu.cn/
cn/detail.asp?ProductID=9584.
参见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中国考古网2009-01-12,http://www.kaogu.cn/
cn/detail.asp?ProductID=9584;赵春燕、李志鹏、袁靖、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
里头遗址出土动物来源初探———根据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考古》2011年第
7期;袁靖、宫希成:《安徽滁州何郢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文物》2008年第5期。
通工具,那就是可以快速横跨几千里到达远方的马车。
(三)青铜时期 “游战”族群的活动
关于草原族群的类型,中文常以 “游牧”一词指称。但笔者必须强调,这个
译自希腊文νομáδε(nomádes)的用语,在文义上并不准确。希腊文νομáδε(英
语为nomads,nomadic people)只能表达 “游民”的意思,而与牧业无关。而所谓
“游民”,至少有游牧、游商、游战三种。游牧者又分羊牧、骆驼牧、马牧三种不
同类型;游商则包含海商与几种不同的陆商;至于希腊文的νομáδε,主要是指游
战者,牧产、贸易都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行业,他们的生计来源主要是战争和
掠夺。
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其活动范围固定在适合放牧的区域,明显受气候限制。游
牧民族不会到农业区和森林中放牧,因为农地无益于牧产,森林则充斥着会伤害羊
群的猛兽。从现有从事牧业的人群可见,他们的移动有季节性规律,但都离不开广
大的牧场范围。
征诸文献,《周礼·地官·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
之牲牷。”此处 “牧六牲”包含牛、马、羊、猪、犬、鸡,牧人是选定祭牲的礼官。
六畜对畜养的条件需求不同,基本上只有养羊的畜牧业才牵涉到游牧的生活方式。
此外,在传统文献中从畜养目的将畜养羊、牛,与圉、练马定为两种不同概念。
《周礼·夏官·牧师》曰: “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
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圉马的人称为 “圉师”、“圉人”,练马、教駣
攻驹的人称为 “廋人”。《周礼·夏官·廋人》曰:“廋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
马、佚特、教駣、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
《周礼·夏官·圉师》亦曰:“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马,
冬献马。”畜羊和圉马的范围及生活方式显然不同,但重点还不在此。游牧民族以牧
产为最终目的,他们畜羊、吃羊,但对掌握马车的民族,圉马并非最终目的。早期
的圉马者会吃马,但在掌握马车的历史阶段,他们的目的是要驾马进行狩猎,或远
出掠夺别族。所以马政与牧业的目的和做法有本质差异。希腊人所说的νομáδε主
要是那些 “马贼”,他们不以游牧为生,而以狩猎、战争、强夺为生,故笔者称之为
狩猎游战族群。
游商族群的活动范围虽然很广,但路线较固定,大多仅局限在几个国家或地区
之间进行货物交易。他们有时也善于战斗,但这是为了保护贸易路线,并非占领他
国。至于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则与前两者不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受限制,可以进
入森林狩猎,或离开原居地、跋山涉水到远方的农田、牧场,劫掠农牧产物。他们
不事农牧生产,而是用武力到富有地区夺取资源、统治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中,
经常有这类民族建立、统治跨民族大国的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必须先有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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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化马匹的存在。
马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中,都是因为这些地区先遭受外来游战民族的
占领,当游战民族建立王朝并统治一段时间后,本地的贵族才逐渐接受、学会驭
使马匹。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曾经历过被外来游战族群统治的历史,然后才掌
握马车技术。马车源于两河流域说不能成立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两河流域不是马
的原生地,巴比伦马车属于来自东北的外族技术。高加索说也有类似矛盾。不过,
其年代及车型的相近,使我们可以推想巴比伦、高加索的马车或与殷商马车有一
些同源关系。
饶宗颐认为建立米坦尼 (Mitanni,公元前16—前13世纪)帝国的胡里特人
(Hurrites)“把马政以及战车传入近东民族”,并进一步推论,“胡人”用语实际上
源自对胡里特人的指称。① 然此说实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胡里特是古代游牧族
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活动于两河流域之北、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之间,与
古闪族一直有密切来往。既然两河流域、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山脉都不是自然野马的
生存范围,胡里特人自无驯马的可能,应有另一支族群进入两河流域,并传入驾马
车的技术。
在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使用马车进行 “游战”的民族都来自东
北方,其原居地不详。当时古巴比伦或埃及都处于分裂状态,几个城邦彼此竞争政
权。面对突然出现的游战民族,这些武力分散的小城邦不能抵抗他们的战车攻势。
于是,游战民们先占领、建都于古国的北区,进而统一其他城邦。
据我们所知,喜克索斯 (Hyksos)人在公元前18世纪占据巴勒斯坦,前
17世纪攻进埃及,建立王朝并自称法老。埃及历史中第15—16王朝都是喜克
索斯人的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虽然埃及的传统文化逐渐衰落,但战争技术
却大幅进步。喜克索斯人贡献了很多进步武器,尤其是双轮驾马的战车。埃及
人吸收马车和新的战争技术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由 Kamose和 Ahmose
驱逐了喜克索斯人。
同样在公元前18世纪,加喜特 (Kassites)人快速进入并穿越美索不达米亚,
抵达南方的尼普尔 (Nippur),在尼普尔的记录中,此事件发生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
1742年。② 然而,苏美尔促狭于两河之间,不利于马车活动,因此加喜特人退到北
美索不达米亚,建立 Hana王国,都城为Terqa,并另建Alalach城 (后属米坦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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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A.T.Clay,Documents from the Temple Archives of Nippur,Dated in the Reigns of
Kassite Rulers,"in The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ol.14-15,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06.
领土,位于今南土耳其和北伊拉克)。往后150年内,加喜特人经常劫掠巴比伦,但
从不占领。
公元前1595年,加喜特与西台 (Hittitie)联手消灭巴比伦。在西台文献中,
有夸耀本国武力强盛,足以打败巴比伦之记载。可是巴比伦被灭后,巴比伦国庙
的 Marduk大神像却没有被运到西台都城哈图沙 (Hattua),而是运到 Hana。可
知在这场战争中,西台人的武力和权力都在加喜特人之下,这很可能正是加喜特
人使用驾马的双轮战车所致 (图3)。过了24年,公元前1571年,Hana王Agum
II Kak-rime将Marduk大神像运回巴比伦,并在巴比伦建立加喜特王朝。加喜特在
巴比伦统治400余年,对周围的国家采取骄横跋扈的态度。古埃及文献中保存了
许多埃及与巴比伦加喜特王朝来往的资料,而巴比伦文献中也有诸如公元前14世
纪埃及Amenhotep III希望与加喜特Kadashman-Harbe I结亲的记载。① 亚述在巴
比伦北方建立国家后 (公元前14—前13世纪),与巴比伦的加喜特王朝一直保
持亲密关系。公元前12世纪加喜特王朝政权没落,导致全国大乱,后来才被亚
述所统一。②
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材料可以探究诸如
喜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的来源、民族属
性、语系,乃至上古史中最为悬疑的各种
问题。不过关键问题在于,在公元前18
世纪以前,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不会用
马,马是喜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带来的。
埃及吸收喜克索斯人的战法,并赶走后
者。关于喜克索斯人后来的情况,至今仍
不明朗,一般认为他们融入了巴勒斯坦地
区的民族中。加喜特人则在美索不达米亚 图3 乘马车狩猎 (加喜特印章)
活动很久,最终也和当地民族、文化完全融合。这两种族群的语言,除了王的名号
外,几乎没有留下踪迹。即使加喜特人在统治巴比伦时,采用的也是巴比伦的
Akkad文。
公元前2000年,亚洲同时有几个驯马民族侵入农耕文明区,给这些地区带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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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rau,Letters of Kassite Kings,"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vol.17,part 1,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08.
参见I.E.S.Edwards,C.J.Gadd,N.G.L.Hammond and E.Sollberger,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c.1800-1380B.C.(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2,part 1),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227-234,437-
444,741,781-782;И.М.Дьяконов(ред.),ИсторияДревнегоВостока,ч.1.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редакциявосточн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83,С.385-485,511-514.
的技术,最后也融合在当地人之中。这些生活方式相似的族群究竟有什么关系?他
们最初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是否源自相同或相近的区域?这些都有待后续的探讨。喜
克索斯人和加喜特人的发源地迄今仍未有确切答案,但是有一条相当明确的线索:
最早出现驯马的地区,必然也是自然马的生存范围。
二、从驯马到乘马
在人类开始乘马、练马作为驾骑之前有漫长的驯化、养马的历史。野兽的驯化
都源自狩猎,所以驯化马的族群应该是生活在野马活动地区的猎民。这些族群饲养
幼马以保证自己的食物来源,应属于早期猎马、驯马、养马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
人们逐渐发现马匹作为交通动物的价值,因而开始改变养马的方式,即为了驾车、
骑马而对马进行训练,马的食用价值由此被置于次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驯化
野马在前,乘马在后,两者代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柏台文化:驯化马匹的第一阶段
有关驯化马的起源,史学界经常有新说出现。曾有学者认为马匹驯化应发源自
公元前7000年的Jarmo文化 (札格罗斯山脉和库尔德斯坦),后来推至公元前
4300—前3500年南乌克兰的Dereevka村,但这些推测仍不免牵强,甚至错误,①
不宜贸然采用。
根据较可靠的资料,驯化马匹的历史源远流长,滥觞于自然野马的活动范围,
如在北哈萨克草原及丘陵发现早期驯马文化的痕迹。1980年在 Aiyrtau县Iman-
Burluk水②边的柏台 (Botai)村发现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的居住遗址,面积
约20公顷,其中兽骨坑中出土马骨占80%左右。1983年在附近的Rostchinskoe村
又发现同类文化层,接着Vasilkovka IV、Balandino、Sergeevka、Krasniy Yar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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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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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采用乌克兰起源说,参见 M.Levine,Botai and the Origins of Horse
Domestica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vol.18,no.1 (March
1999),pp.29-78;M.Levine,Focusing on Central Eurasian Archaeology:East M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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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n-Burluk水是伊希姆河 (Ishim)的小支流。
址出土,发掘者V.F.Zalbert乃提出 “石金并用的柏台文化”类型。①
此处是哈萨克草原和丘陵的北部,伊希姆河中游的水库地区,土壤呈干燥沙质,
但有很多小型淡水潭,北边有细薄的树林;气候为大陆干燥气候,现在夏冬温差达
到40—60摄氏度,虽然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温差略小一些,冬天温度偏高
1—2摄氏度,夏天偏低1—2摄氏度,② 但当时仍有很多森林动物无法适应这样的
草原气候。这里的草原土质为酸性,常有大风,难以进行农耕,然不缺淡水,适合
渔猎生活,是古代野马的活动之处。
柏台和周围草原遗址发现很多马牙和马骨,以及马骨制造的渔叉,③ 另有石
斧④和陶片;⑤ 在马骨上有石斧的痕迹;⑥ 有的马骨上有象征性的刻纹。这说明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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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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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捕鱼、吃马肉,把马骨用作工具,也用作礼器进行祈祷、祭祀或占卜活动 (图4)。
图4 a.柏台马骨渔叉 b.柏台马骨上的刻纹 c.乌拉草原遗址的马形骨器
这一带草原丘陵中有很多小型动物,但大型动物不多,而以野生马群为主。如果比
较北哈萨克草原丘陵区与南部草原、山地交接地区的自然环境,南草原之南为动物活动
频繁的山麓地带,故而游牧业也相当发达,人口也偏多。例如公元前3500—前2500年
间,活动于阿尔泰草原和西蒙古草原的阿凡纳谢沃 (Afanasevo)文化的人群,即以养羊、
牛、马等各种家畜为生,但早期柏台人的牧业有其自然限制,故仅能专事养马。
对古代北草原民来说,马是最有价值的狩猎对象。在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中,陶
片上存在脂肪污点,经检测确定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遗迹。① 由此可知柏台人既吃
马肉,又喝马奶。挤马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挤野马的奶更近乎不可能,所以有学
者根据陶片上的这一滴马乳推论,柏台人可能已经开始驯马。遗址所在的土层中也含
满马粪,同样显示当时的柏台人已有养马能力。
根据遗传学对家马皮色的研究,野马的驯化大约已有5000年的历史,② 柏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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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掘为此假设提供了实证,这一新石器晚期草原文化,展现了亚洲草原驯化马的过
程。与其他动物一样,马匹的驯化从狩猎开始,逐步到捕抓幼马、再到豢养驯化,这
种从狩猎到牧业的演化过程,曾发生于许多地区的远古社会。
有美国学者认为柏台人驯化马匹的目的,是骑乘家马以赶猎野马,① 这一观点的
依据主要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做法。16世纪后欧洲殖民者把马带到美洲,但许多
马主或因水土不服患病死亡,或在殖民过程中死于斗争,他们带来的家马遂因乏人照
料而野化 (mustang)。印第安人将其猎取,然后掌握尚未完全野化的家马,并学会骑
乘马匹而捕获野马。不过对美洲原住民来说,野马是临时而次要的狩猎对象,更有价
值的猎物还是美洲野牛。这与柏台人的情况并不相似,印第安人没有驯马,他们只是
利用已有的 “工具”,所以这样的联系并不准确。印第安人豢养家马,多年来都以乘
载为主要目的,并非为了食用,且印第安人未见过殖民者挤乳,自己也没有想到要挤
乳饮用。
柏台人猎马为肉,他们之所以开始养马,犹如其他民族开始养羊、猪、牛一般,
并没有考虑到马的脚力,只是需要掌握营养而好吃的肉,并进一步发现了食用马奶的
好处。驯养马是柏台先民发展出来的技术,如果他们可以经由调整饲料,让家马的肉
质变得更美味,又何必要骑着家马去追赶野马?这是最基本的牧人观点。从驯马技术
往南西伯利亚的传播脉络来看,早期家马的主要用途就是作为肉畜。②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草原住民人口不多,气候没有发生过剧烈
变化,也没有其他必须远出异地的需求,从现有材料中也看不出他们有离开固有生活
范围的痕迹。就其生活方式而言,与其远出异地,倒不如追求更稳定的生活,减少风
险为宜。北哈萨克草原无牛无羊,长期奔跑的马,其肉质会变硬,因此人们逐步驯马
作为肉乳家畜,这与后人练马的目的不同。犹如养牛者会骑牛一般,当然不能排除古
柏台人有时会骑马或驾马,但骑马或通过骑马狩猎野马应该不是他们驯化马匹的主要
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逐步由狩猎转变为畜牧生活。柏台人养马或南方草原民养羊,他
们都属于游牧的生活方式,只是畜类不同;但是柏台人养马为肉乳与此后的族群练马
为驾骑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历史阶段。虽然有学者将柏台考古所发现的骨块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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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辔零件,① 但 Marsa Levine早已指出这些说法的牵强性。②
D.Anthony与D.Brown曾依据 R.Bendrey提出的方法讨论马牙上的磨迹,③
推断 柏 台 人 驾 马,④ M.Levine,A.Outram 亦 赞 同 之。可 是 根 据 S.Olsen 和
D.Pontikos以及P.Kosintsev各自另作的马牙对照,这种磨迹并非马匹因驾辕而产
生,而是在自然生活中由咬啮食物而产生的,⑤ M.Levine也曾指出现代很多驾辕的
马匹,其牙齿上并无这种痕迹。⑥ 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柏台人将马当作交通或狩
猎坐骑,但有足够的考古资料证明他们是食马肉、喝马乳的族群。
从柏台文化的住房看,他们的生活习惯近似早期游牧民族。因夏冬温差很大,
他们冬季住在半土穴型的房屋,夏季则住在临时性的圆底金字型的房屋,上覆木桴
和干草。冬、夏房的墙壁均可抵挡草原大风,但夏房为季节性建筑,必须每年重修,
安置新的木桴。⑦ 柏台社会处于从狩猎到游牧的过渡阶段,牧民人口不多,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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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之间的冲突,尚未将马匹应用于战争,也看不出制造马车的遗迹,更谈不上跋
山涉水,驾车到千里之外去占据黑土地区的文明。
S.Bknyi曾提出,凡野兽驯化均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把原来猎得的野兽饲
养,作为肉食来源;第二,除了肉食外,也开始饮用兽乳,并使用其皮毛;第三,
以其作为交通工具。① 柏台文化的马匹驯养,只从第一阶段到达第二阶段。
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仍不足以描绘从猎马、养马到乘马逐步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线索推论中间的缺环。距今5500年前的草原地区有猎民社
会,北草原丘陵地区的主要狩猎对象是野马;5000年前,为保障基本食物量,北草
原丘陵的猎民开始驯养幼马,喝马奶。马奶浓度、油脂、热量均高,在寒冷的冬季
草原地区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南草原山麓丘陵的族群则以牧养羊群为主,马匹为次。
我们迄今还可以观察北南草原气候之别所造成的差距,养马的发源地北草原迄今仍
保留着喝马奶、吃马肉的习惯,虽然现代哈萨克草原民和北蒙古地区草原民的食物
来源很广,养马的行业目标以骑乘为主,但与此同时自己没有放弃养马为肉乳的行
业,他们仍然挤马奶做奶酪、奶酒并爱吃新生的幼马肉。南草原民则养羊为肉乳,
而马仅当作交通动物。
随着距今5500—5000年古代草原民的生活方式从狩猎转变成放牧,其食物来源
稳定而丰富化,人口于是也得以增加。人口增加可能引起族群之间的冲突。距今
5000—4000年之间,草原住民经过很多变化,包括族群的移动、融合以及青铜器的
流行等,伴随而来的便是各族群之间的武力冲突。
青铜时代的草原文化仍以新石器晚期的游牧、养马文化为基础,所以两者之间
有继承关系,但中间已发生很多变化。所以学者将柏台人与草原马车发明者直接联
系的观点虽不正确,但驯化马匹确实是青铜时代驾马战车的基础技术。或许正是当
千余年来草原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