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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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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magiclong 2012-12-18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江西社会科学年第期【文化论丛】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  万 陆  英国著名科技史作家李约瑟博士早有论断:“堪舆术在各种占卜术中,是最深植于中国各代符等。

江西社会科学年第期【文化论丛】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  万 陆  英国著名科技史作家李约瑟博士早有论断:“堪舆术在各种占卜术中,是最深植于中国各代文化中的”。“风水又与占卜不同,从罗盘的发明,可以认识风水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它包含的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以说明。”“不幸许多书籍都散失了,许多又被焚烧了。这愚昧之举,关闭了探索中国对科学最伟大贡献的史料之门。”这位英国学者于是既以科学家的严谨、又以科技史家的钦敬作出结论说,堪舆学是一门“准科学”,重新认识它,无疑掌握了打开已经关闭了的探索中国对科学最伟大贡献的史料之门的钥匙。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国不少高校的建筑专业均开设了“风水学”课程,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东南大学潘谷西教授等先生还培养了该专业的多批硕士生,国家建设部于承德避暑山庄主持召开了第五次风水理论学术研讨会。至于生活中许多人更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崇信风水,按风水规范行事,但是,堪舆学或说风水学在内许多地方,甚而在被世界尊为风水故乡的赣南也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原因之一是对于毕生从事风水理论与实践的杨益其人,人们却知之甚少: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亦未最后搞清。这种状况,无疑与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现实生活的迅疾推进不相适应。本文即想从杨益其人其事入手,解开此谜,明其在中国风水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杨益,字叔茂,号筠松,他从事风水实务后民间送给他救贫的尊号。他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年),卒于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年),享年年。杨氏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为客家先民,自祖父起始迁居窦州(今广东信宜)。益有兄弟三人,长筠翌,次筠殡,松排行第三。他幼习诗书,十七岁即登科第,辗转至唐都长安任职,至僖宗朝(公元),拜国师,官金紫光禄大夫,享正三品,掌灵台地理事。公元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杨与知友司天监都监濮则巍携禁中堪舆秘籍一道断发出京。濮名应天昆仑子,则巍系其字。濮氏世居赣州,曾荐太史不就而入道门,为黄冠师,后入司天监从事天象观察,亦算发挥所长。两人结伴步龙南下,至虔化(今江西宁都)怀德乡(今黄陂一带)黄禅寺,为当地风水胜境所吸引,遂定居下来,传徒授业,代有名家。杨的足迹遍及赣南山山水水,远至湘闽粤相邻的部分县其理论术业,则影响整个江南乃至全国,至有宋一代,更形成盛极一时的堪舆学中的江西派或称形势派。自古以来,正宗的堪舆学说,形成了代代相因、生生不息的蔚为文化大观。与此同时,由于种种顾忌和风水术中自身神秘化与杂糅的迷信成分的影响,尤其是历代江湖术士的播弄,所以杨益的风水文化理论,亦代有责难,成为对风水术进行诘难的一种对立面,乃至焚化其书,拘禁其人。对杨益本人,整个唐史都未留下什么记载,对其丰富的著述亦未作著录。直到南宋,著名藏书家陈振孙在编《直斋书录题解》时才提及杨氏的部分著作并兼及他的行事。到了清代,《青岩丛录》、《陔余丛考》对风水流派始有描述。至康熙、雍正间,《古今图书集成》编成,特在《博物汇编》中设《堪舆部》,立《堪舆名流列传》,入传者人,其中江西籍人,杨益亦在其中另有《附录》一则,列人,江西籍人(未注籍里者占一半),且几乎都系杨益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可是对其生卒行状亦语焉未详,连《四库总目提要》也只作如是说:“筠松不见于史传,唯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唯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事,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至于江西派的承传,见诸文献的记载更少,只《永乐大典》约略提及:“世传黄巢之乱,杨筠松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传其术者如厉伯韶、范越凤辈是也。今考厉、范所传之术与此书相表里,信或然矣”。厉伯韶,《名流列传》附录作厉伯绍,唐代虔化(今江西宁都)人范越风,唐代缙云(今浙江缙云)人。至于宋以后的承传便成了一笔胡涂帐。可是,在杨益足迹所到之处,尤其在赣南各县,关于他的文字与口碑资料却代代相传,稍加用心,即能汇集不少。正是一些含混模糊的文字记述,历代有增无减少的传说,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杨益说成了神与仙。如赣县有杨仙岭,赣州市有杨仙庙,于都县宽田乡杨救贫墓所在地称杨公坝,被誉为中华风水第一村的兴国梅窖乡三僚村本为北京明十三陵的勘测营建者廖均卿的故乡,也是杨益两位开门弟子廖三传、曾文廴山的后裔由宁都外迁来此的新居地,这里从明迄今就有多座杨公祠。他的弟子姓氏的各种族谱,如赣南许多县廖氏、曾氏明以后所修的族谱都有对杨益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们依据大量的方志、族谱,结合有关的笔记资料、风水术士师承传抄的手抄本,校以史乘著述,排除了有关他的种种讹传,考定了他的籍里,生卒年及生平行状业绩,还其风水家的真面目。计其著述,有《撼龙经》一卷、《疑龙经》一卷、《伏法倒仗》一卷、《青囊奥旨(或称〈青囊经〉)》一卷、《立锥赋》一卷、《三十六龙》三卷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益非神非仙,而是一个在风水文化的发展史上作出过突出贡献、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其著述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传述应用,影响极大。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风水是我国农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肇始当然不是从杨益起,按惯常的说法是:“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经,管辂制格盘择葬地。”禹系我国原始社会夏时的部落首领,此前人们的住居都是“冬窟夏庐”,即使部落首领,也是“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橹巢”(《礼记礼运》)。至禹一代,“天子坐”的“明堂”仍然极其简陋,“土事不文,木工不斫”,只是“下之湿润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罢了(《淮南子本经训》)。这一进展,从文化学的角度说却很有意义。首先,它证明了“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可见,风水的本义纯粹是一种适应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丝毫没有此后赋于的意识形态内容,更无神化倾向其次,住居由“冬窟夏庐”进而建造“明堂”,标志着人类由单纯的栖身(对于自然环境的消极顺应)进而达到有意识利用、改造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类已能从自己创造的文化手段中把自身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觉。住居形式的文化性质,逐渐汰去了早期卜巫的痕迹,增强了从地理环境、天文气象等方面考虑以定宅向、布局等有着一定科学性的实际内容,而且还由相活人的住居阳宅发展到为死人相宅,阴宅理论由此面世。这样,风水的涵义也就由最初的“避风及水”发展而为“得水藏风”:“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经》)。风水的由阳宅而阴宅,来源于人死灵魂不灭的宿命观。于是,人死之后,由“入土为安”转而讲究自然环境的选择与物质形式的建构,认为这样做不但关系死者逝后的荣辱兴衰,而且还牵连着生者的吉凶祸福。这种理论起先只能是皇家的专利,由阳宅的“明堂”、宫室而阴宅的皇陵、帝陵、寝宫,堪舆或说风水也就成了为皇室垄断的秘术,并加重了其宗法伦理观念的内涵。这自然增强了它的哲学份量,但也给它涂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西晋以后,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特别是东晋的建立,“衣冠南渡”,一些世家大族如“过江之鲫”纷纷南迁,结果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南方山脉丘陵逶迤,河川沟壑纵横,地形地物远比一马平川的中原故地复杂,不论是客家先民还是吴越、湘赣、福佬、广府诸民系的部众,到达新居地后,避凶趋吉的祈求又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这就为地理风水文化的突飞猛进,取得突破性的超越提供了厚实的土壤,而这一时期我国在天文、气象、历法、地质、地理、建筑、医学、音律等学科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磁偏角的发现,指南针的发明,罗盘的运用,更为风水实务的科学化安上了精确的双翅。杨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南方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丰富发展了风水理论与实务,使风水文化得以大大发展,乃至赢得世界性的称誉。概而言之,杨益对风水文化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于两方面。第一,就风水理论自身而言,其核心是“水口论”的提出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最后成为被外国学者界定为“环境预测学”的理论体系。在所有自然物中,水于人、于整个宇宙万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命脉”、“生命线”之说。自古风水家都意识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这自然是杨益及其弟子所遵行永记的,他们总结出:“山来水回,逼贵丰财”“山止水流,虏王囚侯”“山顿水曲,子孙千亿”“山走水直,从人寄食”“水过西东,财宝无穷”等等带有一定规律性的选址守则。杨益的贡献在于将“得水为上”的原则具体化,形成一套既带有一定规律性又有极强的操作性,环环相扣,相互调节,相与结合的完整部曲。在杨益的眼中,“得水”的第一要义是“首观水口”,“水口”可分两种,一为水的流入之口,二是水的流出之所。前者称天门,要求不见源流之所自,此谓天门开后者称地户,以不见流去之踪迹为佳,此谓地户闭。据此,后世风水家便将“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定为不易之法。“水口论”的第二义是察水域。所谓水域指的是水的形局,亦即流动的水所产生的势能及这种势能对地形地物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其原则“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按此,村落住居或者陵园墓地,必须选址于水环抱的一边,亦即水的隈曲处,现代建筑学称此为“讷位”,相反则为“攻位”。与察水域密切相关的是审理水的具体形态。水域所成的形局与水的具体形态直接相关,也可以说形态是因,形局是果。由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又尤其是江南,特别是赣湘闽粤丘陵纵横,地形复杂,水流多变,这就需要根据水情的实际以决定对策。所以在杨氏理论体系中不但总结出干水、支水、顺水、曲水、缠水、界水、湖荡水等自然水法以及异形水法,而且还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人工自然,以补天工之不足的种种行之有效的方案。这些对策与方案的实际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风水范围,即使以今天水工学的原理来加以检测也不无价值。因此,此举绝非一般风水术士所可能做到。水口论如果只是孤立地论水也难免片面性,杨益的高明处还在于,他论水始终联系着山,因此“水口论”的第三义是由“寻龙”、“察砂”、“点穴”等环节组成的“龙脉观”。杨益认为,“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这说明,风水理论中的“龙”并非神秘莫测的玄虚,而是指山的外观形状以及走势变化的趋向。他们称远山为祖山,系龙脉之源,依次为少祖山、主山,左右青龙白虎位的山称护山,前方的山则为案山、朝山、水口山,这些山对龙脉的形成各有关系,因而各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风水祛惑》将此概括为“崇冈复岭伤于急,宽平旷野病于散。观其变化,审其融结,意则取其静,势则取其和”。据此,杨氏将其“龙脉观”明确规定为四步,即觅龙,察砂(山之主脉四周的小山),观水,点穴。其中“点穴”是点睛之笔,所谓点穴即准确选定建筑物的具体基址,犹如针灸治病的穴位,需一针中穴,此“点穴”之谓。这是杨益风水理论的一个贡献。其第二方面突出贡献是,他将风水理论成果运用于民间,使其由皇家专垄的秘术变成大众共享的科学成果,使风水走向民间,服务于大众的现实生活。三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活动无疑是制约一切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作为文化物象之一种的风水文化当然也不例外。从形式上看,风水无疑掺杂有一定的迷信成分。这和风水脱胎于卜巫文化有关,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经过的历程,也烙印在他们此后的历代文化发展中。我们人类的先祖,迫于自然与社会的多种压力,感到自身软弱,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于是祈求得到某种启示,以便决疑断惑,消灾趋福,这仅仅是精神的满足而风水则不同,它除了精神满足之外,更主要的是物质的满足。至于在表述中使用的诸如阴阳、四灵、五行、卦象、二十四局及气、脉、冲、和等等概念,完全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笼盖下的一种特有的表述方式,诚如中医学的经络理论,也使用着相类的辞语,但我们不能完全将它们斥之为迷信,仍要肯定其某种科学性。杨益及其弟子的一系列理论著述,确实有意无意地披盖着某种神秘化的外衣,甚至使用着带有迷信色彩的字眼和行事方式。透过这些,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对于科学伟大贡献的霞彩。即使那些神秘化、带有迷信色彩的部分,也反映着我们民族特有的整合思维方式以及人文伦理、哲学宗教乃至美学艺术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杨益的风水文化理论,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当视之为“安居学”。因为杨益从走出宫禁,来到民间后,他的精力几乎都投到江南山形水势的踏勘上,其间,他当然也为人寻过阴宅吉穴,但主要的着眼点却是村落阳宅的规划与筹建。例如,他落脚宁都黄陂后的第二年(僖宗中和二年,公元年),即率徒弟曾文廴山四出审察山水,寻龙促脉。行至赣县僚溪(今兴国县梅窖乡三僚村)观龙以势,察穴以形,认为此地为出土蜈蚣形,构建成周遭八景,实为建村安居之福地,遂嘱曾文廴山举家迁来。曾有兄弟三人,廴山为长,依次为文迪、文遄,均师杨公,以廴山成就最大,除为杨氏整理著述外,还自著《言行录》、《青囊序》等。当时,杨氏乘兴作钤记文一则交廴山,文称:“僚溪山水不易观,四畔好峰峦。甲上罗经山起顶,西北帘幕应。南方天马水流东,仙客拜朝中。出土蜈蚣艮寅向,十代年中官职旺。今迁此地廴山为居,代代拜皇都。初代粮钱不兴大,只因丑戌相刑宫。中年富贵发如雷,甲木水栽培。兔马生人多富贵,犬子居翰位。今钤此记付与廴山,三十八代官职显”。廴山于当年迁来,随即廴山的女婿赖文俊(人称赖布衣者)亦携家而来。多年后杨的另一个弟子廖三传的后裔慕名迁入,此即廖土禹及廖均卿一脉,自此曾、赖、廖三家互相扶持,共兴风水之业,并以“三僚”名村,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风水第一村。当年,杨公师徒,足踏四方,倦则归里,以僚溪八景为乐。《僚溪曾氏族谱》写道:“僚溪虽僻,而山水尤佳,乘兴可登眠弓峻岭,健步盘遨独石 岩。赏南林之晴翠,观东谷之朝云,览西山之晚照,听北浦之渔歌,临汾龙潭而寄遐思,卧盘龙珠石以悟玄奥,耕南亩以资食,汲龙泉以烹茶。”于是杨益称:“余生得此无穷之乐,可谓知足,死无憾矣”。他曾至于都药口为管辂后裔勘察管氏宗祠基址。该祠“头顶八字水(梅江由汾坑直流而来,至此急转,弯成弓背形),脚踏寒信坝”,依山面水,规制虽不算宽宏博大,但精巧玲珑,气象非凡,虽经屡圯屡修,但至今立于祠前,远观近望,仍觉英气勃勃,精神一爽。他逝后,经曾文廴山亲自选址,葬于药口坝八仙下棋形。为纪念这位风水大师,当地吏民议决,将药口坝改名杨公坝,一直沿称至今。与杨公“水口论”相配套的还有“四灵说”。作为一种具体操作规范,此说体现的科学性就更为明显了。所谓“四灵”,实质上就是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吉祥物代表的左右前后四至的理想格局。“四灵”作为星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周朝即用以代表四周方位,如《尚书曲礼上》便有用以表示行军布阵队列位置之记载。魏晋以来,宅基四周的地形地貌,山势水情对宅主将产生极大影响,但用何标准选取基址的四至以避凶趋吉由四至又如何准确确定基址,以便组建合理格局等等问题,却都还未能深究,更谈不上解决。直至唐代,自然科学取得的突出成就,人文学科中儒道释的融汇,诗文书画、音律歌舞的会通,使士人精神为之一变,撂开“入世”“出世”之说而向实务者日增。所以唐宋时期的许多大儒一般都兼通医道风水,懂得天象历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九龄、韩愈、周敦颐、朱熹、洪迈。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才有磁偏角的发现与指南针的发明。科技史界一般都以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为据,说指南针发明于北宋,说是“方家(即风水家引者注)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其实,实际情况比此要早,只不过因它最早运用于风水,记载于风水著作中,未引起人们注意学界重视而已。前引杨益为曾文廴山在僚溪选村址的钤记中“甲上罗经山起顶”句说明,当时他即动用了指南针选址。表达得更充分的还有与杨益一道南下,同时定居于宁都的卜都监所作之《雪心赋》。卜因以“心地雪亮,透彻地理”自许,故将自己的著作以“雪心”名之。“赋”者非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之谓,而是以散文加歌诀的形式写作的风水理论著作,《道藏儒门崇理折衷堪舆完孝录》甚至将它列于《葬经》之前,说:“堪舆论峦头者,《雪心赋》、《葬经》等书言备矣论星气者,《催官篇》、《玉尺经》等书言备矣,更复何赘”!《雪心赋》卷二称:“立向辨方,应以子午针为正作当依法,须求年月日之良”。既称“子午正针”可知杨益、卜都监使用的“罗经”已经经过了大大的改进,其科学精确性已与后世所称的指南针相类。指南针的祖型系战国时出现的司南和汉代的式盘。起先只八个方位,至汉增到十二个方位,到唐中叶后才增至二十四位,并有正针、中针、锋针三套座标系统。子午正针所指系磁针确定的以地磁南北极为轴向的座标。子午锋针是指由日影确定的以地理南北极为轴向的座标。而子午中针则系由北极星确定的以天文南北极为轴向的座标。子午正针与锋针之间的夹角即磁偏角。风水家为了使“四灵”取得更准,使“水口论”落到实处,于是将“式盘”作了如上改进,并取名“罗经”。杨益、卜都监则是他们的代表。直到十四世纪,此项技术传到欧洲,运用于航海与探险,才使西欧经济急起疾进,超过了中国。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年经济学手稿》)。杨益等人无疑不能享有此全部殊荣,但与“罗盘针”只一字之差的“罗经”,应当功不可没。杨益及其传人致力于中华源远流长的风水文化理论崭新体系构建以及风水实务活动所作的贡献,记载于文字,承传于口碑,更镌刻于至今仍存的遗迹,北京十三陵、南京明孝陵、上海故城、南宋临安(今杭州)及元大都(今北京),自然是其中最引人烁目的丰碑,但更为令人心旌摇动、留连忘返的可能还在江南广阔的墟镇村落。所以李约瑟博士还说:“再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象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呈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吻合的感觉。”“它包含的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以说明”。综上所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体系中的杨益,其人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其理论与实务的总体趋向也都是应予基本肯定的。注:以上言论摘引自《李约瑟文集中国对航海罗盘研制的贡献》及《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以上信息参见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友谦主编《建筑风水理论与实务资料》及《续集》(建设部政策研究室)见《永乐大典》卷一四二一八,第页,此书指《阴阳正要》,唐李淳风著。(作者: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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