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另起_的_新文化运动_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袁一丹 内容提要：对于新文化运动既有的理解，是以《新青年》同人发起的 文学革命为起点，并强调其与五四运动的同一性。本文从鲁迅对“新文 化运动”这个名词的态度入手，试图呈现《新青年》同人五四以后的 言说立场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缝隙。其次借助《晨报》上 “五四纪念”的材料，说明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因果关系背后是五四 的合法性问题。最后经由回溯五四前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与《新 青年》一派的论争，点出《时事新报》所属的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 中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新青年》 研究系 《时事新报》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920年代中期，鲁迅将他五四前后主要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杂文结集为 《热风》，题记中追忆五四以后的情形，称“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 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 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 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 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1 。这段追述中有两个动 词值得注意，一是“另起”，一是“反套”。这两个词提醒我重新思考“新文化 运动”这个名目与《新青年》的关系。按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不是《新 青年》同人的发明，而恰是它之前的反对派，革新运动的投机家五四以后造出的 名词。 在稍后写作的《坟》的后记中，鲁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称《新青年》 “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 ·75· 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不久这类人 又二次转舵，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 2 。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始终与 白话文的倡导、传播纠结在一起。在主张白话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与《新 青年》同人发起的文学革命确乎有某种承继或者说竞争的关系。但在鲁迅看来， 五四以后勃兴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旗 号，尽管这个旗号后来又被其发起者背弃，并“反套”在《新青年》身上。由鲁 迅这种说法自然带出的问题是，谁发明了“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在进入这个 问题以前，首先得对鲁迅这种说法本身加以验证。要理清“新文化运动”这个命 名以及实际的运动过程，与《新青年》的关系，鲁迅个人的说法还不足为凭，必 须考虑其他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我关心的不仅是，对于“新文化运 动”，他们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这么说。这牵涉到《新青年》同 人五四前后的聚合离散，思想立场的转移，社会地位的升降，尤其是在革新运动 中位置感的变化。 可以说，我最初感兴趣的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从鲁迅《热风 .题记》 以及《写在〈坟〉的后面》中读出的“新文化运动”这个命名与《新青年》之 间的缝隙。前一个不加引号的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既有的认 识，也就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或者1917年《新青年》的北上，作为 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标志。这意味着将新文化运动基本上看作是由《新青年》同人 倡导的，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场文化运动 3 。作为事后的追溯，这样的认识是 成立的。这个新文化运动，无须加上引号，因为我们是在诠释的意义上使用它。 而加上引号的“新文化运动”，是试图把这个既有的历史概念，暂时还原成一个 归宿尚未确定，还在被各种势力界说、使用、批评的新名词。周策纵梳理五四运 动史时曾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即1919年下半年才 开始出现，到1920年初变得十分流行 4 。但他举的原始出处并不确切，粗略地翻 检一下这个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青年》、《新潮》吸纳 这一名词以前，“文化运动”或说“新文化运动”已经被趋新的舆论界广泛使 用 5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产生于五四以后，至少说明用它来指称五四以前 《新青年》同人的主张，是一种“反套”。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风流云散的两 三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反倒显出“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 景” 6 。鲁迅的这种感受，再次暗示了以北京为阵地的《新青年》与五四后扩 散开去的“新文化运动”在时空上的区隔。“新文化运动”确实延续了《新青 年》同人的基本主张，但已经溢出了一家一派的掌控，成为各方面势力争相攘 ·7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夺的旗号。当然《新青年》同人也难免卷入关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话语 争夺。被追封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920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提 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然而只回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忽略了何谓 “新⋯⋯运动” 7 。如果将陈独秀的这篇演说，与此前的《文学革命论》作一对 比，同为论说体，两者的语调截然不同。前者只是复述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后者 作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完全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吻，“愿拖四十二生的大 炮，为之前驱”云云，尽管有煽动的嫌疑，却正符合他身为主将的立场。可能无 论文学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本身都不是陈独秀关注的重点，但他在这两场运 动/革命中的位置感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五四后四处泛滥的“新文化”，文学革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胡适的态 度也是相当警惕的。他一开始极力撇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曾在1920年度 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声明，自己“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 动”，北大也称不上是运动的中心。在他看来，“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 么新文化”，所有的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谓的新文 化运动” 8 。也就是说，对20年代初的胡适而言，“新文化运动”还是“他们所 谓的”，而不是“我们的”文化运动。但是在读解陈独秀、胡适关于“新文化运 动”的言论时，须得考虑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人其实是经由五四而暴得大名 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受益者。正如一位青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 “自来谈新文化的人，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而阁下与陈君（独秀）之名，亦 随借此发达。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所 以陈、胡二人自然要替五四张本、替新文化辩护 9 。 与站在前台，不得不表态的陈独秀、胡适不同，周氏兄弟都是到“新文化” 的势头过去以后才发言的。1924年周作人给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去信 “反对新文化”。作信的缘由本只是北大内部的男女纠纷，周作人却取了一个骇 人听闻的题目，以致孙伏园在编者按语中，出来解释这个题目是来信原有的， “其中‘新文化’似应作‘所谓新文化’解”。在这封信的末尾，周作人由外 界对个人事务的强行裁判生发开去，道出了他“反对新文化”的题意：“中国 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 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10 周 作人对“新文化”的反感，出于他对五四功过的判断。他以为“五四是一种群众 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知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 倡，截至民国十年止，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时期。然而自此以后感情又大占优势， 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 ·77·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可以成事”，而将思想的改造、实力的养成置于脑后11 。从这段议论可知，周作 人并不是真的反对“新文化”，相反，对五四以后政治运动向文化运动的转化， 他是寄予厚望的。其尖锐之处在于指出五四诚然造就了“新文化”，其自身又潜 伏着对“新文化”的反动。 1949年后，周作人更倾向于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前的文学革命 区别对待，他反对胡适所谓的“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 动”，称“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 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12 。周作人提供的这种旁 观者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跳脱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一性的论述。其晚年 的《知堂回想录》也称五四运动“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 响于文化方面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13 。胡适后来的说法 强调五四与文学革命精神上的承继性，而周作人则将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与新文 化运动切分开来，突出五四运动的异质性以及强大的吸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 依照周氏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如何通过五四“焊接”在一起的？这 可能不单是三四十年代以后日趋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对于三者关系的构 建与拆解从2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二、“文化”还是“武化” 在《新青年》与加上引号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还隔着一个五四。既有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不仅以《新青年》为起点，还强调其与五四运动的同一 性，用政治与文化互为因果的逻辑，将二者勾连起来，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 动”这样的提法。而历史逻辑的转换未必如此顺畅，只有充分意识到五四、“新 文化”与此前的文学革命，这三者的异质性，才可能还原“五四-新文化”作为 运动的貌似同一性是如何形成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逻辑转换，关键在于五四的合法性问题。 五四的合法性，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在20年代初，还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问题。五四为什么会发生，它的精神是什么，从中可以得出怎样的经 验、教训，这些都是敌友之间以及同盟内部争执不休的话题。五四的权威正是在 反复的辩难、修正中确立起来的。运动发生的即刻，就连陈独秀这样激进的新派 人物，也未能立刻辨认出五四与寻常的学生风潮迥异的面目，更没有意识到这一 事件的“伟大”意义，及其背后蕴藏的社会能量。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学生闹 事”！陈独秀给胡适通风报信时，描述了五四当天的混乱情形，接着说“京中舆 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 ·7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14 。然而五四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法的基础上，要解 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舆论的引导，尽量淡化、袚除五四的“非法”色彩，将突 然崛起的学生群体导入平和的方向。《晨报》发起的“五四纪念”，就含有这样 的意图。 《晨报》算是舆论界与五四渊源最深的，虽然带有党派背景，还一度被誉为 学生的机关报。它为五四举办一年一度的生日会，有社会仪式的意味，不是单纯 的党派行为。其著者群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五四运动的主角——学生，二是 社会名流，以北大教授为主，三是《晨报》所属的研究系的头面人物——梁启超 及围绕在他周围的报馆主笔。纪念者的身份无疑会影响到其对“五四”性质的界 定。 学生内部争执的焦点是：五四究竟是文化运动，还是“武化”运动？作为 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罗家伦拟定的方针包括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两方面，所谓 社会运动，不光是群众的表演，还要重新唤起对个人的重视，而文化运动的目的 未尝不可与思想革命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合二为一，并且“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 础” 15 。罗家伦的规划，是想把五四后学生运动的走向纳入《新青年》一派未 尽的事业中。燕大的学生领袖瞿世英也紧扣着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关系做文 章，称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而来的”，其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 独是罢免国贼，不独是街上添了几次学生的游行，也不独是多发了几次传单”， 而“是给中土一个有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动机”16 。 尽管学生运动的领袖极力要将五四扭到文化运动的轨道上去17 ，仍然不能 消除“无知”小民对学生“打人”的印象。当年还是学生，后来执掌《晨副》的 孙伏园就听老辈议论，说“五月四日是打人的日子，有什么可以纪念呢？”在他 看来，五四以前的宣传活动（指《新青年》同人的主张），“很有点像文化运 动”，却未能引起国人应有的注意，“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头来了，遂大家顶 礼膜拜，说这是文化运动，其实这已是武化运动了”18 。学生运动基层的活跃分 子，其见解更为激进，声称五四运动所以可贵，正在学生肯起来打人这一点上。 “‘五四’以前虽已有新思潮的呼声，然只是理论上的鼓吹，对于实际的政治问 题，还未见发生什么影响。”唯有五四，学生“认真拔出拳头，实行与外力及民 贼宣战”，这种举动“比文化运动更有效果”。所以五四运动的真价值，就在不 用“笔头”，而用“拳头”，不是“文化”而是“武化”19 ！ 北大教授关注的问题，也是整个“五四纪念”的核心议题：学生应否干预 政治？1920年的纪念文章中，胡适、蒋梦麟称五四为变态社会里的非常事件，希 望将街头、广场的学生运动收束为校园内部的学生活动20 。五四在他们眼里也是 ·79·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出轨”的运动，这里的轨，不是国家的法轨，而是教育者预设的思想进程。到 了第二年的“五四纪念”，胡适对学生干政的态度陡转，借清初大儒黄宗羲之 口，称赞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从中可以看出20年代初胡适在思想学术与实 际政治之间的摇摆，他从学院向政坛的位移是退一步、进三步式的。胡适理想的 学校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用黄宗羲的话说（当然是胡适的转 译）：昔日的太学，即今天的国立大学，要成为代议机关，行使国会的职能；太 学祭酒即北大校长，其权位与宰相相等；郡县学堂则相当于地方议会21 。这种政 教合一的乌托邦想象，源于胡适一直以来“为国人导师”的自我定位，他借“黄 梨洲论学生运动”，表面上是在论证学生干政的合理性，所谓“三代遗风”其实 是为士人即智识阶层在失去正常的晋升之阶后，如何参政议政寻求历史依据。 《晨报》及其副刊上的“五四纪念”，虽说不是纯粹的党派行为，但也不是 毫无主见的。1920年五四一周年诞辰之际，该报就在纪念增刊之外，发布了题为 《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的社论，为纪念活动定下基调。主笔陈博生称五四不 是“高等流氓底政治活动”，也不是“褊狭的国家主义底爱国运动”，而是社会 的运动、国际的运动，如此才配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22 。从文化史的意义上 为五四运动定位，是《晨报》20年代初期的舆论导向。 为首届的“五四纪念”打头阵的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在简短的开 场白中，他进一步确立了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梁氏也承认五四 本身不过是一场局部的政治运动，但这场政治运动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继而又 促成了一年来澎湃于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 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23 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根基，是梁 启超1917年底淡出政界后形成的思路。他所谓的文化运动，骨子里仍是一种泛政 治的，或者说为政治重新起信的运动。即便打出了文化运动的旗帜，梁氏还恋恋 不忘被一般社会厌弃的政治运动，声称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不可能将政 治驱除在外。他坚持过渡时代的政治运动，或是“为排除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种 种障碍起见，以辅助的意味行政治运动”，或是“为将来有效的政治运动作预备 工夫起见，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运动”24 。到1925年“五四纪念”谢幕时，梁启 超将学生应否干政的问题，置换为“什么是政治？现在一班人所谓政治活动是否 算得政治活动？”他以为“中国现在并没有政治，现在凡号称政治活动的人，做 的都不是政治活动”，号召青年“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台，在自己土台上活 动”25 。梁启超对现实政治的否决，与胡适20年代初声称没有文化，更没有什 么新文化的口气如出一辙。 2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逐渐被一般社会所淡忘，以致“笃于念旧”的《晨报》 ·8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也放弃了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纪念的枯竭，从虚的方面讲，基于社会心理的变 迁，从实的方面说，与五四运动的主角——学生身份的转变有关。五四所以能在 短期内获得如此广泛的民众支持，正是利用了学生这一相对“纯洁”的身份，其 在1925年前后的没落恰对应于这种新势力的“堕落”。学生运动未必如政府当局 猜疑的那样，起于党派势力的煽惑，但它的终结确实与政党政治的再兴脱不了干 系。20年代前期的文化运动，包含着新势力的培植与旧势力的重组，其实是失去 民意的政党政治恢复声誉、积蓄能量的过程。学运分子加入党籍可以说是文化运 动转捩于政治运动的关节点，戳穿了文教事业与政党政治表面上水火不容，事实 上水乳交融的关系。26 “五四纪念”就是不断转义、不断正名的过程，以纪念的名义，给五四添加 进新的意义，同时涂抹掉不合时宜的界说。《晨报》发起的纪念活动，前后坚持 了六年之久，纪念的最终衰竭，与其归咎于当事人热情的退却，不如理解为召唤 五四已经暂时无法回应20年代中期迥异的历史困境。 三、立异以求同 《晨报》组织的“五四纪念”，将五四的象征意义变相收编进研究系对文 化运动的总体规划中。梁启超等将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焊接”在一起，既从某 种意义上解决了五四的合法性问题，又顺带为自家的文化事业扩充声势。研究系 从事文化活动的意识萌发于五四之前，其个别成员如蓝公武等，基于个人的兴 趣，以通讯或论争的形式加入到《新青年》同人发起的话题当中，表明自己的 态度、观点。这样的发言方式无疑是附庸性的，没有发挥研究系南北的言论机关 ——《晨报》、《国民公报》以及《时事新报》作为一个整体引导舆论的功能。 这时期北方的《晨报》，尤其是《国民公报》与《新青年》一派的关系相当友 好。《新潮》记者称“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 民公报》——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质素：对于中国未来之革 新事业，挟一样的希望”27 。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也称《新青 年》、《每周评论》之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思想同流的文章”28 。 《国民公报》及《晨报》五四前的言论博得了北大方面的好感，而南方张东 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却与《新青年》、《新潮》纠纷不断。就五四前后的《时 事新报》来说，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一是主笔张东荪，一是研究系的首脑梁 启超。后者的作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张东荪才是《时事新报》舆论走向的操控 者。此人在民初的舆论政治中就占有一席之地，其在哲学文艺上的造诣，使他与 蓝公武一样具备与《新青年》同人对话的能力。 ·81·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时事新报》与北大的纠纷起因于1917年的实社事件。《时事新报》当时发 布了一则要闻，题为《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教育部其知之乎》。文中转引实 社的章程，称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联络处设在北大。记者以为实社的主张 业已脱离学理的探讨，入于实行的问题，北大这样的教育机构，公然提倡无政府 主义，当局对此应加以注意29 。无政府主义是政治上高度敏感、常借来造谣生事 的一个词，因为一般对无政府的理解就是反政府。实社原只是少数人发起的一个 地下团体，与北大本身未必有直接的关联，《时事新报》这种类似于八股文中做 截搭题的伎俩，及其献策当局的口吻，自然会招致北大方面强烈的反感。 《时事新报》因实社事件而与北大结下的“宿怨”，如果不是研究系转向 后与《新青年》一派的主张生出关系，应该不会旧事重提。相对于北京的《晨 报》、《国民公报》，位居上海的《时事新报》受舆论环境的限制，介入思想文 艺的讨论较晚。在其与《新青年》、《新潮》后来的纠纷中，走在前面的《国民 公报》、《晨报》正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1919年初《时事新报》头版的论说 栏“破例”刊载了蓝公武的一篇“文艺论”：《近代文学之特质》，前面附有张 东荪的题志： 从来日报上的论说没有不谭政治的，但既有时评限于谭政治，又把论 说限于谭政治，似乎太呆笨了。所以本报先破这个例，论说不限于谭政治， 勿论何事都可以论。不过记者多忙，不能一一论究，不得已先拿敝友蓝志先 的一篇来，做为先导。 30 蓝公武的这篇论说截取自他之前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长文，论戏剧在近 代文学上的位置31 ，张东荪借来为自家的“文艺论”鸣锣开道，可视作《时事新 报》正式加入广义的文学革命的信号。 从“谭政治”到“谭文艺”，论域的转移暗示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对于在政 治上几起几落、声名狼藉的研究系来说，不无“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味。1915 年《大中华》发刊之际，梁启超自称“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 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32 。从1905到1915的 十年确实是“政治谭”的黄金时代。然而按胡适的说法，“民国五年（1916）以 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 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33 。政论文章的退潮，一方面可归因于复 辟与反复辟造成的变幻无常的舆论空气，另一方面也与政论家的无力感有关，雄 肆的“政治谭”在现实政治的反复跟前，全成了泡影、笑谈或忏悔录的材料34 。 ·8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以政党为指归的舆论政治陷入绝境以后，政论家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向社会，对一 般人说话。较之高深的“政治谭”，浅近的新文艺无疑是与人沟通的捷径35 。所 以，具备文学素养的政论家中，既潜伏着新文艺的同盟军如蓝公武，也可能产生 顽固的反对者，如主持前后《甲寅》的章士钊，正反两方面的势力构成，恰好说 明“政治谭”与“文艺论”的转承关系。 蓝公武的“文艺论”还算是《新青年》一派的应声，张东荪随后抛出的《白 话论》就开始跟文学革命唱反调了。他重新翻出“白话与文章孰优”的问题，认 为如果就文法的疏密繁简而论，“白话”、“文章”（即文言）其实处于同一 等级上。张氏承认白话的可能性，却不认可《新青年》的“尝试”，他推崇梁启 超用白话说理的文章，对胡适的白话诗却不以为然36 。张东荪的《白话论》呼应 的是此前《时事新报》上陆续刊载的梁启超的讲坛文。1918年10月该报即登出启 事，预告“承梁任公先生每来复撰寄修养谭及思想评论，因于学灯栏中，另立一 门，用以发表”37 。梁任公的讲坛开张不久，学灯栏就出来提倡言文一致： 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 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从前有个《新青 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做诗，不免矫枉过正，然拿白话来达 理，我是很赞成的。 38 《时事新报》试图利用晚清以降梁启超在文坛上的威信，在言文问题上别树一 帜，引起了《新青年》一派的猜疑。 《新潮》主将傅斯年将张东荪的《白话论》读解为“别人却不算回事，只 有我们梁任公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 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39 。这让努力为《时事新报》洗脱党派 色彩的张东荪颇感无奈，他指出傅斯年的这种猜疑“虽非出于先天的党见，然 亦流露于一种心理，以为对方存有先天的党见也，且于其后加以驳正”。张氏呼 吁从事革新事业的同道，摒弃先天的党见，如若主张不同，就正面辩论，只要主 张相同，可以不问之前的党籍协同进行，不然，研究系已死，意欲改嫁的《时事 新报》还得为其守寡40 。这仅是张东荪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从政党报向营业报转 型的过程中，《时事新报》不时受到党派背景的困扰。借用处子与妓女的譬喻， 《新青年》、《新潮》这样倚靠大学、自由结合的同人杂志，“纯洁如白鸽”， 为维系其处子的身价，自然要持守“不谈政治”的戒律；而《时事新报》就像决 心从良的妓女，即便脱离了勾栏生涯，也难免不被问起当年的出身。41 ·83·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由张东荪的《白话论》引发的猜疑与辩解已经进入正面对垒的阶段，《时事 新报》与《新青年》一派最初的交锋，是从戏剧改良问题扩散开来的涟漪。《新 青年》1918年6月的“易卜生号”上登载了北大学生张厚载的来信，他在赞成文 学改良的同时，指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在旧剧评议上的一些失误。《新 青年》同人一一回应了张氏的指摘，除胡适以外，语气都很强硬，多少逾越了旧 戏本身的是非。此事尚未完结，《新青年》五卷二号上又刊发了刘半农与钱玄同 8月间的通信。刘氏去信借阅《时事新报》，因为听闻上面有位马二先生起来为 张厚载抗辩，预备撰文还击。钱玄同回信说，自己向来不看《时事新报》，上面 的文章用胡适的话说“不值得一驳”，什么“黑幕”、“剧评”不过是上海一班 “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鹦鹉派读书人”发明的玩意儿。他看不惯胡适笼络张 厚载这样介于新旧之间的人物，称《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 不求此辈‘赞成’”42 。 就在钱玄同痛诋张厚载之时，他的战友胡适却在《晨钟报》（1918年底改名 《晨报》）第七版的剧评栏，与张氏就旧剧“废唱用白”的问题往复辩论。胡适 和张厚载通信，并不是真的要在唱工和说白上争个高低，不过是想借此表明一种 态度，在他看来，钱玄同等人对张氏一味乱骂，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 损《新青年》的形象43 。1918年9月《晨钟报》被查封，张厚载投靠马二先生冯 叔鸾，借《时事新报》的剧坛继续发布他改良旧戏的主张44 。被钱、刘奚落的马 二先生，趁机拉着张氏合演了一出双簧戏。冯叔鸾称自己为张厚载帮腔，只是学 理的研讨，钱、刘自命为头脑复杂的文学改良家，没看原文便臆断不值一驳，两 人的通信不过是场双簧戏45 。张厚载在回信中称“双簧”二字形容得妙，这种一 吹一唱的办法，空洞而无着落，“统括他的意思，不过是不屑于跟我们说话 而已”46 。 《时事新报》对《新青年》的回应，从冯叔鸾主持的剧评栏，很快蔓延到 其他板块。既然被钱玄同戏称为“鹦鹉派读书人”营利的事业，《时事新报》也 回敬给集合在《新青年》周围的北大人一个称号。1918年年底，学灯栏登出一则 “教育小言”，称大学师生的气质当为一国学风之模范，而“最近大学中有一班 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 说’，曰‘轻薄’，曰‘破坏’，以此为模范，诚不如其无”47 。所谓“乱骂派 读书人”主要针对的是钱玄同。不久学灯栏又以读者来函的方式，两次对钱玄同 的极端论调，特别是以国语罗马字代汉字的主张大加针砭。48 学灯栏批评北大新派、想在主张白话上与《新青年》“争功”的这段前史往 往被忽略掉，人们记取的是它五四后声名鹊起、被誉为新文化四大副刊之一的荣 ·8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光。作为学灯栏的调剂，1918年年底《时事新报》创设了星期增刊“泼克”49 。 “泼克”（puck）一名取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狡狯善谑的精灵，有以游 戏笔墨彰善惩恶的意思。《时事新报》的“泼克”栏专门开辟了“敢问录”这个 板块，用于挑剔《新青年》同人论说中的逻辑漏洞及修辞不当。除了文字上的讥 刺、嘲讽外，滑稽画也成为《时事新报》向《新青年》挑衅的新式武器。配合学 灯栏批驳钱玄同废弃汉文的主张，“泼克”的主笔沈伯尘推出了一组讽刺画。画 中一位西装革履的新学家，脚踩线装书，想要转习罗马文字，不得其门而入， 于是向外国医士求助。医士称其“脏腑不脱华气，对于西方文字未免生种种阻 碍”，唯一的良方就是移植入罗马狗心。手术后新学家试读罗马文字，闻之竟为 犬吠50 。沈伯尘的讽刺画激起了《新青年》同人尤其是爱好美术的鲁迅的反击， 他在随感录中慨叹外来的“泼克”，由针砭社会痼疾的利器堕落为人身攻击的工 具，由此可知改良后的《时事新报》皮毛虽新，心思仍旧。51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时事新报》开始对《新青年》一派采取离间的策 略。张东荪在论说栏称《新潮》的作者“个个都有诚实的态度和研究的精神，不 像《新青年》一味乱骂”，“《新潮》居然不受《新青年》的传染，真是可喜可 敬的了”52 。借着评论《新潮》，张东荪道出了他对《新青年》的不满：思想好 像衣裳，要换掉旧的装束，先要裁成新衣裳，《新青年》只会凭打骂的手段，强 人脱去旧衣服，却不亲手制作新衣裳53 。他用过另一个类似的譬喻是将思想界的 状况比作装满旧空气的瓶子，认为不输入外界的空气，终日晃动这个瓶子，污浊 的旧气是出不去的54 。追随《新青年》的《新潮》，对《时事新报》的吹捧并不 领情，主编傅斯年认为张东荪的譬喻“似是而非，不通的很”，他也用瓶子作喻 体，称一个装满浑水的瓶子，只有先倒去里面的浑水，才能注入清水，“新道德 与旧道德，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不把一个 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傅斯年声明《新潮》不是主张破坏了事，长久的破坏 必兼以适当的建设。55 对于破坏与建设的先后问题，傅、张二人后来各有让步，承认建设与破坏 不过是目的与手段的差别，用譬喻来说理终归是不贴切的56 。虽然在主义上达成 了某种一致，张东荪又抓住傅斯年对他的评语——“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回 到态度的问题上，劝告傅斯年勿要以洋人为护法，应摒弃“骂人派”的恶习， 将“诚实”、“忠爱”、“虚心”奉为美德57 。张东荪的劝诫数日后被敷衍成 “泼克”上的滑稽画：某文学家读古今一切著作，皆以为“似是而非”、“狠不 通”，又常以新文艺眩人，与之辩论便抬出若干尊外国偶像；此文学家若要成为 可造之才，当手捧张氏所赐之戒条，脱离“骂人派”的故迹58 。被漫画化的傅斯 ·85·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年也不甘示弱，用文字替“上海的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一 般的‘洋场少年’”做了幅写生：“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幅鸽子英文，买 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帐； 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驼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 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59 傅斯年指出 《时事新报》这次所以大动干戈，无非是因为自己的评语过于直接，作为北大的 学生，对于张东荪也无所用客气，《时事新报》原就是和北大惯作对头的，譬如 当年的实社事件60 。 张东荪、傅斯年的争论本来是围绕建设、破坏孰先孰后的问题展开，但愈辩 论，论题愈发模糊，逐渐从主义的对峙滑向态度的分歧，纠缠在立言的分寸及过 往的人事纷争上。按蓝公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辩论。他在给胡适的一封 信中谈到“革新家之态度问题”，称“在欧美各国，辩论是真理的产婆，愈辩论 真理愈出；而在中国，辩论是呕气的变相，愈辩论论旨愈不清楚，结局只能以骂 人收场”61 。蓝公武眼里有态度问题的革新家暗指的就是《新青年》一派，《新 青年》通信栏中甲乙对骂的笔墨及刘半农的“作揖主义”正是他厌恶的辩论方 式。无怪乎张东荪将蓝公武的这封信转载在《时事新报》上。 只看到《时事新报》与《新青年》、《新潮》这些琐碎的纷争，难免无形中 夸大了双方的矛盾，如果将两派的纷争放到所谓“新旧思潮之冲突”中来考察， 就会发现他们的立场又是相当接近的。1919年3月初《申报》上传出北大教授陈 独秀、胡适等四人因《新青年》上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言论而被驱除出校的电文， 舆论界一片哗然。次日《时事新报》学灯栏在张东荪的授意下为陈、胡诸人鸣 不平，从思想自由、学说自由的立场，谴责当局对大学的压迫。62 这与实社事件 中，其以倡导无政府主义为北大定罪，并向当局进言的姿态截然相反。虽然驱除 的传闻并未成为事实，由此造成的新旧对立的态势——与其说是新旧对立，不如 说是新派内部的互相确认、呼应——却成为五四前夕舆论转向的契机。 在这次新旧重新站队的过程中，《时事新报》无疑站在了趋新的一边。但张 东荪在给胡适的信中声明《时事新报》在新旧之争中的立场，与它此前对《新青 年》的批评，精神上是一贯的。他强调《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分歧不是主 义的分歧，而是态度的分歧63 。胡适在回信也承认，即便双方的主义有所异同， 《时事新报》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64 。 钱玄同曾出于对张厚载辈的恶感，私下批评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 未免太同他周旋了”65 ，胡适替自己辩护道： ·8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 屑“立异以为高”， 我“立异” 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 “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 兄的目的，唯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 意”而非“真心”的。） 为保持《新青年》内部的纯洁，钱玄同当然要揣度投诚者的心意，反对同旧势力 太过周旋，而以国人导师自命的胡适则不得不在独与群，自立与化人之间周旋。 《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态度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青年》同人内部矛 盾的外化。偏至的钱玄同成为外界攻击的主要对象，胡适在双方的论争过程中往 往充当和事佬的角色。 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是胡适理想的论辩规则。五四前的《时事新报》， 在白话文、破坏与建设以及革新家的态度问题上，无论是与《新青年》故为“立 异”，还是有意“求同”，都为研究系五四后名正言顺地鼓吹“新文化运动” 埋下了伏笔。由此可知，鲁迅在《热风 .题记》与《写在〈坟〉的后面》中暗示 的，《新青年》的反对派、投机的革新家、日后的转向者以及“新文化运动”这 个名目的发起者，就是《时事新报》背后的研究系。 注释 1 鲁迅：《〈热风〉题记》，作于1925年11月3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2 鲁迅：《写在〈坟〉后面》，作于1926年11月11日，《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3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中译本参见 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导言”部分关于五四运动的定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中明确地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以《新青年》 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前期倡导的中心是《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 4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七“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他 所举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处是《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上记者答读者问。 5 参见《晨报》自1919年10月起到1920年初关于文化运动的地方特约通讯。 6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5页。 7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原载上海《民国日 报》1920年3月21日，收入《新青年》第7卷第5号。 8 胡适：《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陈政笔记，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 9 1922年2月17日铁民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10 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署名陶然，《晨报附刊》1924年5月16日，收入《谈虎集》。 11 周作人：《五四运动之功过》，署名益噤，《京报副刊》1925年6月29日。 12 《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7页。 1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一六“蔡孑民二”，三育文具图书公司1980年版。 14 1919年5月7日午后4时陈独秀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页。 15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失败成功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转载于 ·87·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新潮》第2卷第4号。 16 瞿世英：《五四与学生》，《晨报》1921年5月4日“第三个五四”。 1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称“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 将五四运动淡而忘之”。据《晨报》对1920年北京学生五四纪念大会的报道，瞿世英发言时称五四运动虽起源于国贼 专横、外交危急，但现在吾人应取之目的在于文化运动。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亦称，“吾们要采学生身份可能而有效 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谋实现吾们的目的即是文化运动”。而会上其他来宾的演说，大意不外此后应取之方针为文化运动。 18 伏庐（孙伏园）：《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晨报》1921年5月4日。 19 张维周：《我主张学生要干预政治》，《晨报》1922年5月4日“第四个五四”。 20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21 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晨报》1921年5月4日 22 陈博生：《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署名渊泉，《晨报》1920年5月4日。 23 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24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 25 梁启超：《学生的政治活动》，《晨报副刊》1925年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号”。 26 1925年《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上，张维周《噫，五四运动！》一文，从局内人的视点，检讨了学生运动失 败的原因，如废学、没有领袖等，但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学生加入党籍的问题。 27 《新潮》第1卷第3号“书报介绍”，1919年3月1日。 28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9月。 29 《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教育部其知之乎》，心声《无政府主义》（时评），《时事新报》1917年10月11日。 30 蓝公武：《文艺论•近代文学之特质》（论说），《时事新报》1919年1月14日。 31 蓝公武：《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上），《国民公报》1919年1月8日。 32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915年1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1期。 3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34 参见黄远庸《忏悔录》，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转引自《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35 黄远庸致章士钊通讯，《甲寅》第1卷第10号。 36 东荪：《白话论》（论说），《时事新报》1919年1月17日。 37 “本报特别启事”，《时事新报》1918年10月28日。 38 好学：《言文一致之提倡》，《时事新报》1918年11月16日。 39 60 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号。 40 张东荪：《疑猜与党见》（时评），《时事新报》1919年3月21日。 41 1921年1月18日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中称：“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 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1922年 胡适拉拢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梁漱溟等人发布“好人政府”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时，研究系的人觉 得遭到有意的排挤，林长民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 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罗钧任说明，这全是一班大学的人，并无排斥他们之意。胡适不愿与研究系联手， 是以为“研究系近年作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相比之下，大学的一班人还是得社会信仰，占上风的。 见1922年4月27日、5月14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2 刘半农、钱玄同：《今之所谓“评剧家”》（通信），1918年8月7~8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43 《评剧通信》，《晨钟报》“剧评”栏1918年8月22、23、24日、25日。 44 《豂子戏园改良之主张》，《时事新报》“剧坛”1918年10月27日。参见马二先生《改良剧园谈》，《时事新报》1918 年10月30日。 45 马二先生：《致豂子书》（评剧通讯），《时事新报》1918年10月31日。 46 《豂子答马二先生书》（评剧通讯），《时事新报》1918年11月10日。 ·8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0 9年第3期 47 好学：《模范》（教育小言），《时事新报》学灯栏1918年10月31日。 48 聊止斋（张厚载）：《对于〈新青年〉之批评》（来函），《时事新报》1918年11月27日。张崇玫：《致北京大学教 授钱玄同先生书》（来函），《时事新报》1918年12月2日。 49 《本报特别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5日。 50 《时事新报》1919年1月5日“泼克”画（六幅）。 51 随感录四十三，《新青年》第6卷第1号；随感录四十六，署名“唐俟”，《新青年》第6卷第2号。 52 张东荪：《〈新潮〉杂评》（论说），《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日。 53 张东荪：《〈新潮〉杂评》（续），《时事新报》1919年1月22日。 54 张东荪：《新⋯⋯旧》（小言），《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4日。 55 傅斯年：《破坏》，作于1918年12月17日，《新潮》第1卷第2号。 56 57 张东荪：《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论说），《时事新报》1919年2月6日。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 《新潮》第1卷第3号。 58 《时事新报》1919年2月9日“泼克”画（四幅）。 59 傅斯年：《随感录四》，《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61 蓝公武答胡适之书《革新家之态度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2月28日、3月1日。 62 《时事新报》1919年3月5日：匡僧《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小言）；3月6日：匡僧《革新家之勇气》（小言）； 3月7日：匡僧《大学教员无恙》（小言）、《大学陈胡诸教员受侮确闻》（教育界消息）。 63 张东荪：《答胡适之书》（代论），《时事新报》1919年3月15日。 64 通讯（胡适致张东荪），《时事新报》1919年3月24日。 65 钱玄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页。《书信选》标明此信写于1919年2月下旬，有误。因为钱氏信中称： “《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其有大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一 定要寄出）。”《新青年》5卷2号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18年8月15日，此信应写于1918年8月中下旬。 66 胡适致钱玄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7页。耿云志《胡适年谱》及其与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标注此信写于1918年夏间。 [袁一丹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邮编 100871] ·89·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