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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效率_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pdf

动态效率_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pdf

上传者: zhangdek 2012-12-16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动态效率_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pdf》,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石奇孔群喜内容提要:利用年三次产业的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估算了我国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关系考符等。

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石奇孔群喜内容提要:利用年三次产业的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估算了我国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关系考察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三次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结构效应为正的条件下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资本和劳动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积累方式起到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通过“租金”创造机制诱导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符合赶超型经济的目标要求。关键词: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结构效应租金*石奇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邮政编码:电子信箱:sqnjue.edu.cn孔群喜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电子信箱:kongqunxicom。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JY)、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JJD)、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JDXM)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以及南京财经大学黄斌博士、汪冲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一、引言对于中国经济在转轨进程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原因人们的共识是中国经济保持了高资本积累率。然而根据Phelps()当人均资本存量超过了资本边际产品等于劳动增长率的黄金律水平时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资源配置不再帕累托最优。在这方面关于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中史永东和杜两省()利用AMSZ法则对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转轨时期经济虽然正在从动态无效向动态有效转化但所考察的样本期的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袁志刚和何樟勇()利用黄金定律规则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考察认为世纪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状态其原因则主要是劳动资本比快速上升引起了资本边际报酬的迅速下降资本边际报酬迅速下降进而造成我国这样一个成长型经济过快步入动态无效状态。杨传风()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无效是由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其根源在于静态资源配置特别是投资配置的无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经验研究结论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减少资本积累。应该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动态效率特征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不仅是因为诸如指标的选取等技术方面的歧见导致了对动态效率测度的复杂化更重要的理由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经济动态效率的文献只是刻画了在假设经济处于稳态情形时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与劳动增长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并试图借助于这种均衡关系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种情形下动态无效是指当资本积累量过大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低于劳动增长率时稳态情形下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这是一种通过比较资本存量与黄金率水平来检验经济动态效率的方法其关于“稳态”经济的基本假设决定了这种方法被用于考察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时具有局限性。因此不难发现当前对中国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考察多存在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误区即把资本边际报酬率与劳动增长率的均衡关系简单地作为经济动态效率的评价标准而忽视了对经济结构转变和提升的深入思考。我们认为正确看待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动态效率计算方法本身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不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从经济转轨过程中结构变迁的角度结合中国的发展中经济的特点来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一方面由于必须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和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投资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增长资本存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转轨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扶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作为公共支出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部门由此形成的公共品供给为一些领域创造了“租金”。所以从一个特定时期来看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公共品供给能力通过“租金”创造机制诱导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符合赶超型经济的目标要求。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利用世代交叠模型探讨经济动态有效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引入公共支出变量考察公共支出对于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影响其次借助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世代交叠模型基本假设进行放松构建结构计量模型从结构计量模型中提取出公共支出对于经济运行动态效率影响的系数表达最后基于结构计量模型应用中国三次产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考察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动态效率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用“生产性公共支出”来表达“公共支出”。生产性公共支出主要包括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这是一种按照政府公共支出在公共品供给形成中的经济影响进行分类的方法即把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只有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等生产性公共支出才能够形成公共品供给。二、理论分析本节以拉姆齐()、卡斯()和库普曼斯()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对厂商生产函数、家庭效用函数和经济平衡增长路径进行界定为考察经济动态效率提供参照系然后借鉴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假定新家庭连续进入经济以探寻经济动态无效的条件。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引入公共支出变量考察公共支出的变动对资本存量进而对经济动态效率的影响。最后放松基本假定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取出公共支出影响资本、劳动以及经济动态效率的系数表达。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当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运用比较资本存量与黄金率水平的方法必然会得出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的结论()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将会降低未来期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运行向动态有效转化()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资本和劳动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积累方式起到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政府支出可以导致动态无效厂商行为按照拉姆齐()、卡斯()和库普曼斯()的基本框架有大量相同的厂商生产函数表达为Y=F(KAL)厂商在竞争性要素市场上雇佣工人L和租用资本K并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上销售其产品。厂商把A看作是给定的即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以速率g增长。厂商最大化利润。资本的边际产品F(KAL)K为f'(k)其中f()为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在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得到其边际产品且不含折旧因此资本的真实报酬率等于其每单位时间的收益等于t时的真实利率:年第期r(t)=f'(k(t))()有效劳动的边际产品为F(KAL)AL即f(k)-kf'(k)单位有效劳动的真实工资为:ω(t)=f(k(t))-k(t)f'(k(t))()t期的资本存量就是t期年轻人的储蓄额:Kt=s(rt)LtAtωt()进一步地将公式()两端同除以LtAt可得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t=(n)(g)s(rt)ωt=(n)(g)s(f'(kt))[f(kt)-ktf'(kt)]()放松对数效用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假定则上式可进一步表达为:kt=(n)(g)s(f'(kt))[f(kt)-ktf'(kt)]f(kt)f(kt)()家庭行为按照拉姆齐()、卡斯()和库普曼斯()的基本框架有大量相同的家庭。每一家庭的规模以速率n增长。家庭的每一成员在每一时点上供给一单位劳动。另外家庭将其拥有的所有资本租给厂商。家庭的最初资本持有量为K()H其中K()为经济中的最初资本数量H为家庭数。假定没有折旧。家庭在每一时点上将其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一生效用。家庭效用函数的形式为:U=t=e-ρtu(C(t))L(t)Hdt()C(t)为t时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u()为即期效用函数L(t)为经济中的总人口ρ为贴现率。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为:u(C(t))=C(t)-θ-θθ>ρ-n-(-θ)g>考虑一个t期出生的人第期消费为:Ct=(rt)(ωtAt-Ct)()即可得到预算约束:CtrtCt=Atωt()个人在预算约束下的拉格朗日函数为:φ=C-θt-θρC-θt-θλAtωt-(CtrtCt)()动态无效的可能性假定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知识增长速度为。在此情况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k值为:k*=[nρ(-α)](-α)()平衡增长路径上资本的边际产品αk*α-为:f'(k*)=α-α(n)(ρ)()由于黄金律资本存量由f'(kGR)=n给定比较平衡增长路径上的资本边际产品与黄金率资本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存量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存在如下两种情况:()f'(kGR)f'(k)即>αn(nnρ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动态有效。()f'(kGR)>f'(k)即<α<n(nnρ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动态无效。进一步地引入政府支出变量令Gt表示t期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政府支出假定政府是通过向年轻人征收一次性税收来为这些购买融资的工人在t期的税后收入是(-α)kαt公式()变为:kt=(n)(g)ρ[(-α)kαt-Gt]()因此对于给定的ktGt高则kt低。从公式()我们不难看出在给定kt的情形下Gt越大则下期kt越低。其经济含义在于当期政府支出规模增长将会降低未来期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如果当期经济是动态无效的那么增加财政支出将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其路径就在于增加当期政府支出的同时将会降低下期资本存量从而提高资本边际产品最终有可能达到f'(k)f'(kGR)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运行动态有效。(二)政府支出可以通过公共品供给产生“结构调整效应”依据前述分析设定生产函数如下:Yjt=αjαjKljtαjLljtAjt()Yjt表示j产业部门t时期的真实GDP的增长率Kljt表示j产业部门t时期投资增长率Lljt表示j产业部门t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增长率。Ajt表示j产业部门t时期全要素生产率αj、αj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下面考虑存在政府支出的情形。根据Dar&AmirKhalkhali()所提出的观点借鉴郭小东、刘长生与简玉峰()的处理方法假定政府财政支出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A)而且能够间接影响产业的要素积累从而导致不同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公式表达如下:Ajt=σjσjGtθjt()Kgjt=βjβjGtξjt()Lgjt=jjGtεjt()其中θjt、ξjt、εjt是误差项Gt是t时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Kgjt、Lgjt分别为政府财政支出对各个产业所带来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就业的变化量从而有下式:Yjt=γjγj(GKljtGKgjt)γj(GLljtGLgjt)γjGStθjt()在式()中GKljt和GLljt表示j产业部门t期来自于市场配置的资本要素积累和劳动要素积累GKgjt和GLgjt表示j产业部门t期来自于政府公共支出的资本要素积累和劳动要素积累而GSt表示在t期政府对j产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参考郭小东、刘长生与简玉峰()的处理方法如下因素影响一个国家不同产业生产要素积累:国内生产总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储蓄率(S)和人口增长率(POP)等表达如下:Ktjt=ρjρjGDPtρjFDItρjCITYtρjStρjGStξjt()Ltjt=jjGDPtjFDItjCITYtjPOPtjGStεjt()综上我们可以将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完整地表达如下:Yjt=γjγj(ρjρjGDPtρjFDItρjCITYtρjStρjGStξjt)γj(jjGDPtjFDItjCITYtjPOPtjGStεjt)γjGStθjt()年第期从上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首先政府支出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系数表达为γj其次政府支出影响资本要素的积累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资本要素的流动即γjρj政府支出影响劳动力里要素的积累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即γjj。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财政支出大量投向公共品供给。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公共品供给机制会形成“产业结构效应”即在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趋势。我们将公共品供给的“结构效应”作如下界定:()公共品供给的“结构调整效应”系数表达如下:基于资本要素积累的“结构调整效应”为γjρjGSt基于劳动力要素积累的“结构调整效应”为γjjGSt。()公共品供给“租金效应”系数表达式为:(γjρjγjjγj)GSt。三、经验研究(一)数据处理与说明本文以年中国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三次产业总产出的基本指标并且按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以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因变量以生产性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长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另外国内生产总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储蓄率(S)和人口增长率(POP)等是影响一个国家不同产业生产要素积累的重要因素我们将上述五个变量的增长率作为自变量引入影响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回归方程。对于制造业层面的研究全部样本为年的制造业个部门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从年起《中国统计年鉴》采用了新的产业分类标准(GBT)而在这以前统计年鉴沿袭了旧的国家产业分类标准(GBT)。新旧标准中制造业都包含个部门在新旧标准重合的个部门中考虑到新标准中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旧标准中的其他制造业存在一定出入所以本文将该部门排除在外以其余的制造业个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制造业各部门的名义增加值我们须构造各部门的增加值价格平减指数。利用统计年鉴提供的个主要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再根据制造业部门间的关联程度我们构造了个部门产出年度价格指数作为现价工业增加值的调节因子。《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制造业各部门现价的资本合计以及固定资产相关数据。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所谓的“永续盘存法”。由于统计资料中只有年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我们以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各省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选择一个固定的折旧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资本合计数据为当年价格因此需要对该数据进行价格调整我们借鉴了涂正革和肖耿()构造的数据利用投资产品价格指数对资本合计进行了价格调整。然后以年固定资产净值存量为基数利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缩减指数(年以前)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以后)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而得。劳动力投入方面本文借鉴李胜文和李大胜()的方法以行业每年国有和非国有规模以上企业年均职工数作为劳动投入假设每年内职工增长是匀速的职工的年平均数等于本年度年底职工数与上一年度年底职工数之和除以。本文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储蓄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增长率是由相关年份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来衡量。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价值、固定资产净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数据都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本形成价格缩减指数来自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细分行业职工人数数据来源于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数据的选择借鉴赵志耘和吕冰洋()的处理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主要包括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这种处理方法是按照政府公共支出在公共品供给形成中的经济影响进行的分类即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两者的区分对于本文研究目的的实现至关重要因为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只有生产性公共支出才能够形成公共品供给。尽管学术界对于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具体内容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从本文研究目的出发选取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这类能够直接形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政府公共支出来反映政府生产性支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二)实证结果与分析动态无效与公共品供给本节以我国年数据为基础首先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估算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对本文的结构计量模型进行检验。表变量ADF单位根检验变量检验ADF临界值()临界值()临界值()DI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项平稳性检验--***------GS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项平稳性检验--**------注:**和***分别表示和的显著性水平。参考史永东和杜两省()的处理方法用总投资与总收益差额的绝对值对GNP的比例来反映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趋势将之定义为动态无效指数(DI)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将之定义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GS)。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用以检验DI序列和GS序列是否是平稳的。首先我们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DI序列和GS序列以及各自的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我们发现变量序列DI和GS在的显著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但变量序列DI的一阶差分序列ΔDI在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变量序列GS的一阶差分序列ΔGS在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基于ADF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年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指数(DI)和政府财政支出规模(GS)为一阶单整即I()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模型的设定与滞后期的选择首先根据AIC和SC信息最小化的赤池准则选取然后进行模型检验即利用CochraneOrcutt迭代法和CUSUMS方法修正随机残差自相关、正态性检验和稳定性在不能通过检验的情况下重新进行设定直到找出相对理想的模型。我们经过多次检验确定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势并有截距项年第期此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用赤池准则(AIC取值越小越好)来确定DI序列检验形式为不含趋势项、含截距项DI一阶差分序列检验形式为不含趋势项、含截距项GS序列检验形式为不含趋势项、不含截距项GS一阶差分序列检验形式为不含趋势项、不含截距项目。按照史永东和杜两省()的处理方法总收益=GNP-间接税-企业补贴-劳动者报酬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收益-总投资。选择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表Johansen协整检验假设协整方程数量特征值极大特征值统计量临界值P值不存在协整关系*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注:*表示在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中在的显著水平上只有一个原假设被拒绝即GS序列和DI序列之间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我们得到了DI和GS之间的标准协整向量关系:DI=-(-**)GS(**)()R=D.W.=(**表示显著性水平)基于两个变量的协整分析我们找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依旧无法得到这两个变量的短期动态关系。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emEngle&Granger)具有协整关系的一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因此可以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动态无效指数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短期动态关系略去系数未通过显著性为的t检验解释变量。我们利用Davidsonetal.()的方法构建如下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ΔDIt=-ΔGSt--[DIt--GSt-]()=-(-**)ΔGSt-(**)-ecm(-)(-**)R=D.W.=(**表示显著性水平)从公式()的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每提高经济的动态无效程度将增强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推动中国经济偏离经济有效路径的因素中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另一方面由于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ecm(-)系数显著反映了其对长期均衡的调整状况明显表示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DI将在下一期作出调整以使得DI和GS两者恢复到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差分项的系数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式()中GS序列一阶差分序列ΔGSt-的系数和ecm滞后项的系数均显著。这说明短期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的动态无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如何来看待这一实证结果呢按照袁志刚和何樟勇()“经济的动态效率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从长期增长的动态角度看其储蓄是否与经济最有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经济的动态有效就要求实际利率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率反之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则意味着经济动态无效。不论是史永东和杜两省()还是史永东和齐鹰飞()、袁志刚和何樟勇()都得出了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相似结论(尽管程度有所差别)或者说都描述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现实。鉴于中国名义利率长期以来被人为制定在相对较低水平的事实上述研究多采用资本边际报酬率与经济增长率相比较的方法来评价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探讨中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按照AMSZ准则用净收益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当这个比值小于零时也就是总投资大于总资本收益时中国经济动态无效。总资本收益等于GDP减去间接税、企业补贴和劳动者报酬而总投资则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构成。对于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DI和GS的标准协整向量关系中截距项和自变量GS的t统计量分别为-和其相伴概率均为在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误差修正模型中截距项、自变量ΔGSt-和误差修正项ecm(-)的t统计量分别为-、和-相伴概率分别为、和均在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总投资超过总资本收益的事实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而在于长久以来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应的公共品供给机制。从总资本收益和总投资的计算公式中很容易看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净收益的影响。当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和大于总资本收益时将会得到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然而我们更应该从转型经济的特征方面深刻认识各种类型的政府支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我们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确实造成了中国经济动态无效造成总投资增加并导致净收益减少甚至为负但从更长的时期来看我国经济在某一特定阶段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造成了较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这种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公共品供给能力使得特定行业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增在相应领域形成“租金效应”。特定领域“租金效应”的存在促进了要素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产业结构改善了经济结构可以称之为公共品供给的“动态效应”。公共品供给的“结构调整效应”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讨论公共品供给的“动态效应”这里将其定义为“结构调整效应”。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以确定政府财政支出对三次产业生产要素积累所产生的影响。如表相关的统计检验值表明尽管DW统计量反映结果良好但二阶自相关检验显示模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估计结果不可信。为此我们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广义矩估计结果表明基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样本数据的经验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基于第三产业样本数据的经验模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发现值得关注我们之后将进行更细致的讨论和解释。基于广义矩方法估计结果我们还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对第一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产生负向影响的同时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产生了正向影响(尽管基于第三产业样本数据的经验模型的大部分系数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这种影响趋势我们认为可以做出如下解释:政府财政支出推动了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而且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同一产业内部的流动。这两种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果可视为是一种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效应”即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优化了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改进了三次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政府财政支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根本动机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原理通过要素流动来改进生产要素的禀赋比较优势改善资源配置结构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在系统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内生性时曾提出作为传统体制的一部分的财政体制也是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并且更进一步地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是内生于市场化带动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之中而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效应”正是此种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正是通过包括财政支出手段在内的各种政策手段的实施得以矫正。在广义矩估计中对第一产业而言财政支出规模对于资本要素积累率的影响是负向的(系数分别为γρ=-)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劳动力要素积累率的影响也是负向的(γ=-)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产业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劳动力要素积累率的负向影响要大过对于资本要素积累率的负向影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分类中有专门用于农业的支出(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本文之所以没年第期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矫正产业结构扭曲的政策手段有很多但基本手段仍是产业政策包括财政手段、金融手段、物资供应手段、外贸外汇手段、行政审批手段和信息发布手段等。有选择该支出项目作为变量主要是有如下考虑:此处考察的重点在于通过检验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来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作为公共品提供的性质和影响并进而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于三次产业产出、资本要素积累和劳动力要素积累的影响进行横向对比因此就需要统一变量。就这种处理方式而言无疑将会低估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农业产出和生产要素积累的整体影响但却能够更准确地比较生产性支出对于三次产业的影响。从建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都在致力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保护重工业并推动其发展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实行了农产品、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价政策这种价格扭曲被制度化其结果是长久以来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年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将农民只能居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户籍和职业的双重管制改为单项的户籍管制大量农民涌入非农产业而这种就业结构转换为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劳动力要素积累。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效应估计(年)系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OLSGMMOLSGMMOLSGMMγj**()**()**()**()()()γj**()**()()*()()()γj-*(-)-**(-)*()*()*()()ρj-**(-)-*(-)()**()**()**()j-**(-)-**(-)**()**()**()***()一阶序列自相关检验P值二阶序列自相关检验P值Sargan检验P值联合显著Wald检验Adj.RD.W.注:()Sargan检验p值均在表明工具是整体有效的()模型整体在p=水平上通过Wald检验()回归系数下方括弧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和的显著性水平()限于篇幅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居民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等变量的系数值及统计量值并未列出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财政支出规模对于第二产业生产要素积累的影响趋势较为明显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于资本要素积累的影响是正向的(γρ=)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劳动力要素积累的影响也是正向的(γ=)这可以从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得到证明。始于年末旨在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尽管DW检验值介于和(=-)之间说明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但模型存在高阶自相关时本身不能够用杜宾瓦特森检验法进行自相关检验。同时如果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内生滞后变量时杜宾瓦特森检验法也不适用。因此我们进一步给出了二阶自相关检验值。构造新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其初衷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新中国建国之后长期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造成的诸多不利局面并解决微观经营主体效益低下、生产积极性匮乏的问题。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论是旨在激发企业、劳动者等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还是旨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改革其目的都在于推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进而带动工业化进程。可以说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而工业化发展战略乃至我国当前加工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都是市场化配置资源方式的必经阶段。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不同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第三产业生产要素积累影响的经验模型绝大部分系数未能通过检验。也就是说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我们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未能够在第三产业内部形成公共品供给从而不能够通过公共品供给的“结构调整效应”来促进第三产业生产要素积累。这一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文所刻画的政府财政支出带来公共品供给进而形成公共品供给的“结构调整效应”来促进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的流动的过程隐含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事实上是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通过本文所刻画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来直接推动社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过程达到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目标。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我们在选取生产性支出的过程中选择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这类能够直接形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调整效应”是“租金效应”诱导出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产业政策的着眼点是改进经济效率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效应”不仅加速了三次产业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优化了不同阶段三次产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资本生产要素积累和劳动生产要素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效应”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财政支出能够在三次产业之间和三次产业内部产生“结构调整效应”优化资源配置从微观产业层面来说政府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特定行业产生“租金效应”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在行业层面短期内可能并不能够产生明确的正向促进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的投入方向多集中在科技、研发、教育等部门这类部门能够产生具有广泛溢出效应的公共品供给而这类公共品供给能够显著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表给出了从年十四年间制造业个行业资本生产要素积累和劳动生产要素积累的平均增长弹性系数(二者的增长率与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率之比)。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制造业总体还是个制造业分行业资本生产要素积累和劳动生产要素积累的平均增长弹性系数总体上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以制造业总体为例资本生产要素积累的平均增长弹性系数从年的-增加到了年的-再增加到了年的。制造业资本生产要素积累平均增长弹性系数的变动趋势说明了财政支出引致的资本生产要素积累增长率在开始阶段是负向的而后逐步变成了正向也就是说在前期阶段财政支出抑制了资本生产要素的积累后期又促进了资本生产要素的积累制造业劳动生产要素积累同样符合这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尽管变动的幅度比资本生产要素要小得多)。为什么制造业资本生产要素劳动生产要素的平均增长弹性系数会出现这样一个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呢首先初期阶段财政支出抑制了资本生产要素的积累的结果其实正是证明了财政支出对于制造业内部分行业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效应”的存在。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阶段财政支出带来的生产要素流动必然会导致无论是资本生产要素还是劳动力生产要素都将通过流动年第期表生产要素积累的平均增长弹性系数:行业dGKdGSdGLdGS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注:本表以年不变价格计算。来获得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平均年度弹性系数为负的结果。当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后期阶段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趋于稳定生产要素的资源优化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II代表行业如下: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配置在不同行业之间得以实现两类生产要素的平均年度弹性系数变为正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效应”产生效果。其次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促进了两类型生产要素在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更重要的是政府财政支出提供的公共品供给具有明确的“租金效应”。从制造业分行业的计算结果来看除了极个别的行业呈现出生产要素平均增长弹性系数为负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分行业生产要素平均年度弹性系数都为正这说明我们国家制造业从中长期来看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制造业的发展的推动效果明显。通过中央和地方两级的直接财政支出、财政拨款、财政安排贷款等方式政府对不同制造业行业进行有计划的扶持不仅能够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下自由的流动而且还能够对特定行业形成“租金效应”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四、结论在一定时期内政府通过其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体系的变化影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形成积累与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替代与变迁从要素积累的角度来看会产生特有的结构效应:政府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手段干预经济运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可以直接增加社会固定资本通过公共教育支出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带动相关部门劳动力就业并在社会再生产中产生新的积累结构。政府支出引发的要素积累对不同产业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本文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总量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明确的结论:我国的转轨经济中存在着一种机制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但长期而言二者在统计上是高度相关的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我国是积极有效的。我国以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模式推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实现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预设目标的同时付出了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微观效率极端低下的代价。但是在以市场取向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很大一部分公共支出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部门。其中直接介入和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江河治理、城市公用设施、邮电通讯、能源工业(电力、石油)、基本原材料工业(钢铁、有色)以及交通运输业(高速公路、航运)、科技开发与应用研究、职业教育、支柱产业投资、金融保险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扶持等等。这种公共品投入和供给机制极大地改进了被高度扭曲的要素市场促进了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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