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作业1.2.3.答案 共（28页）

【法学】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作业1.2.3.答案 共（28页） 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作业1答案 (第1—5章) 一、填空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每空降兵分，分20分) 1(禹刑 2(汤刑 3(九刑 4(杀 5(醢 6(兄终弟及 7(媒氏 8(神权法指导思想 9(田里不鬻 10(七出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分20分) 1(A 2(D 3(A 4(B 5(D 6(D 7(C 8(B 9，A 10(D 三、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分20分) 1(ABC 2(ABCD 3(ABC 4(CBD 5(ABCD 6(ABCD 7(BC 8(BCD 9(ABC 10(ABCD 四、名词解释(每题6分，分30分) 1(质剂:买卖双方各执一半。这种竹简分为长短两种，长(券)叫质，用来买卖奴隶或牛马等;短(券)叫剂，用来买卖兵器或珍异物品。 2、六礼:西周结婚的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 ，后来封建社会基本上沿用西周的六礼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纳采指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前去求婚。 问名指男家请媒人额外内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纳吉指男家卜得吉兆之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纺结婚姻。 纳征指男家向女家送聘礼，又叫纳市。 请期指男家选定婚期，备礼告诉女家，求其同意。 亲迎指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 六礼始于奴隶社会，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相结合的体现，并充满浓厚的迷信色彩。 3(五听:审判官在审判活动中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始于西周，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辞听指听当事人陈述，理亏则语无伦次;色听指观察当事人表情，理亏则面红耳赤;气听指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理亏则气喘;耳听指观察当事人的听觉反应，理亏则听觉失灵;目听指观察当事人眼睛，理亏则不敢正视。“五听”表现出浓厚的形式主义特点，但就其注意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而言，有一定借鉴意义。 4(《法经》: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封建法律。由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 经》。 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经》六篇。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封建法典。《法经》六篇，分别是盗、贼、囚、捕、杂、具。李悝认为 “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 ，所以把盗、贼放在开头部分，而把相当于刑法总则的具律放在了篇尾。从《法经》的内容，可看出其阶级本质:第一，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第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第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总之，《法经》是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反抗的暴力工具。 5(以古非今罪:秦朝设立的罪名,就是以过去的事例指责现实的各项政策和制度 五、案例分析 1(商纣争太子案 (1)在商代妻和妾区别是什么, 答:妻妾的地位截然不同，二者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大多数妾是奴隶主贵族从女奴中强娶来的，还有的是通过“嫔嫁”来的，即奴隶主贵族娶妻，往往同妻的隋嫁女一同收为妾。一妻多妾制是由于奴隶社会私有制决定嫡长子继承制，如果多妻就会造成王位混乱和争斗财产，影响奴隶阶级专政的统治秩序。 (2)嫡长子继承制的含义及意义。 答:嫡长子继承制就是王位和爵位由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的制度。此制度始于商朝末期，至西周初期正式确立。 嫡长子继承制决定了奴隶社会私有制下的一妻多妾制，如果在多妻的情况下，就会因争夺财产和王位产生混乱，乃至战乱。所以妻妾之分，也就有了嫡子和庶子之分，就以避免在继承问题上发生争执，进而影响奴隶阶级专政的统治秩序。嫡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秩序。 2(车裂商秧案 (1)结合教材，简述商秧改革的主要内容 答:商鞅在秦国进行两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9)。重点是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势力。具体内容是:一是整顿户籍，设立连坐法，防止隐匿坏人;二是奖励告奸;三是.奖励农业生产;四是.奖励军功。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重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具体内容是:一是.进一步强调分户居住;二是.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郡县制;三是.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四是.统一度量衡制度。 商鞅变法意义，在于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秦国国势日强， 在战国“七雄”中跃居六国之首，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2)请叙述刑、法、律的概念。 答:从词源看，汉字“法”确有“平”、“正”、“直”和“公正裁判”的含义。与“法”字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字是“律”。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律，均布也”。可见，“法”总是指一种判断平、正、直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而“律”则主要强调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东西。把“法”与“律”连用，就是说“律”是一种包含有国家确认的判断公、正、直的标准的“律”。“法律”一词在清末民初才被广泛使用，据说是受日本的影响。 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作业2答案 (第6—10章)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 1(B 2(C 3(D 4(A 5(C 6(C 7(D 8(D 9(B 10(D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 1(ABCD 2(ABCD 3(ACD 4(ABCD 5(ABCD 6(BCD 7(BD 8(ABC 9(ABCD 10(BC 三、名词解释(每题4分，共20分) 1(亲亲得相首匿:允许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对于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谋隐匿。汉律规定， 卑幼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犯死罪的卑幼，虽应处刑，但可以请求减免，首匿犯一般罪的卑幼也不负刑事责任。 2(官当: 中国封建社会指官员犯罪可用官品或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罚。《北魏律》最先做此规定，隋律、唐律相继沿袭。唐律规定，五品以上官可抵私罪”(因私事或假公济私而犯的罪)徒二年，“公罪”(因公事而犯 的罪)徒三年;九品以上官可抵“私罪”徒一年，“公罪”徒二年等。明、清律无此规定。 3(唐律疏议:《唐律疏义》就是《永徽律疏》，它是我们研究唐律的 范本 协议范本下载族谱范本下载临帖范本下载公司章程范本下载监理月检范本下载 ，而且是我国封建法典的典范，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初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成了一部《唐律》。《永徽律疏》是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4(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其条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变化之处在于:增加“折杖法”;收集自唐末至宋初150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209条附于律文之后;篇目仍是12篇、502条，但在每篇下设有门，合计213门。 5(秋审:秋审是清朝的一种审判制度，从明朝发展而来。清朝将朝审发展为两种，即朝审和秋审。秋审的对象是复审各省上报的被处以死刑的囚犯。秋审开始执行于顺治 十五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抚将自己省内所有被判处斩和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会通复审，分别提出四种处理意见: (1)情实。罪情属实，罪名恰当，奏请执行死刑。(2)缓决。案情虽然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三千里，或减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办。(3)可矜。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死刑，一般减为徒、流。(4)留养承祀。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单丁情形，合乎申请留养者，按留养案奏请皇帝裁决。 四、案例分析(每题10分，共20分) 1(缇萦上书救父。 (1)奴隶制五刑 答:奴隶制五刑:即黥(墨)、劓、刖、宫、大辟。墨刑是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刻辞后涂以墨;劓刑是割鼻;刖刑即断足;宫刑即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的刑罚;大辟即死刑。 (2)分析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原因。 答:这次刑制改革，经过文景两位皇帝，时间长达20多年，反映了一项制度的改革，是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后世多认为是出于“悲怜”缇萦，体现文帝德政，但本质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统治者既要惩罚犯罪者，又能使其保存劳动能力，以利于其统治。但是，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 阶段的标志和转折点。为封建制五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3)汉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4)秦汉的徒刑种类。 答:秦朝的徒刑: A .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即强制男犯白天修筑长城的一种徒刑。 舂，适用于女犯。秦朝根据生理条件，对罪应城旦的女犯施以舂米以供刑徒口粮的劳役。舂的刑期与城旦一样。 B.鬼薪、白粲。鬼薪，适用于男犯;白粲，适用于女犯。鬼薪是指强制男犯去山 林砍柴以供宗庙祭祀之用。白粲指强制女犯择米使正白，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二者刑期皆为三年。 C.司寇、作如司寇。 司寇，就是强制男犯到边远地区服劳役，主要从事防御外寇入侵，刑期为二年。 作如司寇，适用于女犯，相当于司寇，是指强制女犯服相当于防御外寇入侵的刑罚，刑期也为二年。 D.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指强制男犯到边远地区戍守，刑期为三个月到一年。复作，适用于女犯。就是强制女犯到官府服劳役。罚作和复作是徒刑中最轻的，刑期为三个月到一年。 汉朝的徒刑基本是沿用秦朝: A .髡钳城旦舂(5岁刑)。 B. 完为城旦舂(4岁刑)。 C. 鬼薪白粲(3岁刑)。 D. 司寇和作如司寇(2岁刑)。 E(男罚作、妇女复作(1岁刑-3个月)。 F(“女徒顾山”。(指是妇女犯罪判处鬼薪上山砍柴徒刑的，可以不亲自服役，每月花三百钱雇人代替。) 2(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 (1)“八议”的内容 答:中国封建王朝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要上奏皇帝进行特别审议，以便对其减刑或免刑的一种制度。“八议”是由《周礼"秋官"桐寇》中“八辟”演变来的，曹魏制定魏律时将“八辟”改为“八议”，指示:“功臣之子，法应人议”。“八议”从魏律开始正式载入律典，成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代相沿至明清律。所谓“八议”，即有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封建德行的所谓贤臣)、议能(所谓大才能的大臣)、议功(对封建王朝有大功勋者)、议贵(高官显爵)、议勤(对封建统治有特殊勤劳者)、议宾(先朝君主的后代)。这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这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并使之法典化。 (2)“十恶”的内容 答: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发展为“十恶”大罪，它是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危害封建统治秩序行为的镇压;所谓“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3)“八议” 与“十恶”的关系。 答:“八议”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封建贵族的特权，这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并使之法典化。在名例律中立下“十恶”专条，强调这些罪行的严重性质。?犯“十恶”罪的人即使属于八议的范围，也不得享受议、请、减的照顾。)“八议” 与“十恶”相辅相成，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3(胡蓝之狱 (1)明初时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答:一是确立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首先，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其次，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再次，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二是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明朝统治者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分散统治力量的教训，在采取废除丞相制度，不准后宫与宦官干预朝政等一系列措施以外，《大明律》中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 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等都构成奸党罪，要受到严厉惩治:本人处死，子为奴，财产入官。 三是严酷镇压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反抗行为。明律对“谋反、大逆”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如凡谋反及大逆者，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亦不论笃疾、废疾，凡年十六岁以上者，一律处以死刑，明律的株连范围比唐律广泛得多。 三是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在《大明律》中规定:对于受财枉法的所谓“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于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的所谓“风宪官”的御史，若犯贪污罪比其它官吏加重两等处刑。 (2)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 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二是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3)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答:明朝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惩贪官污吏。一是制定明《大诰》。是朱元璋洪武18-20年间亲手制定的刑事特别法，兼有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是朱元璋重典治乱世，特别是重典治吏的的主张、实践和措施。《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4篇，共236条。内容是惩治贪官污吏的典型案例汇编。 二是采取严厉措施严惩贪官污吏。《大明律》规定:对受财枉法的所谓"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于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的"风宪官"御史，若犯贪污罪比其它官吏加重两等处刑。 明《大诰》也侧重打击贪官污吏，且刑罚残酷，如有“剥皮实草”等。 (4)《大明律》严禁臣下结党的法律规定。 答:明朝统治者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分散统治力量的教训，在采取废除丞相制度，不准后宫与宦官干预朝政等一系列措施以外，《大明律》中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等都构成奸党罪，要受到严厉惩治:本人处死，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作业3答案 (第11—14章) 1(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20分) 答:清政府立宪举措: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1年，清政府面临列强蚕食中国的局面，于1905年清廷派大臣考察列国宪政，以期仿效谋国家富强，其目的有三:一是皇位永固;二是抵御外侮;三是兼有削藩统权。实施预备立宪是清廷不得巳而为之的结果。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是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二是制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 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三是《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其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权，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统治地位，对人民民主权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意义: 认识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一是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二是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三是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四是《钦定宪法大纲》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宪政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民主政治的成分，客观上对当时人们思想起到了不小的冲击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五是《钦定宪法大纲》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毕竟同旧有的传统封建法典不同，它打破了传统中华法系的传统结构，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独立于刑法、民法等普通法之外，全面、集中地规定了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六是《钦定宪法大纲》的结构比较完整。具备了名称、正文、附录、实施日期。 2(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是如何走向“诸法分立”的,(20分) 答:中国的法制历史源远流长，从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封建法典《法经》，到秦朝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秦律》、汉朝《九章律》，隋朝《开皇律》、《大业律》，唐朝《永徽律疏》，宋朝《宋刑统》，明朝《大明律》，直到清朝《大清律例》，一脉相承，形成以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在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内容于一体，用刑罚方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全融合，刑事法律规范异常发达，民事法律规范则处于从属地位，形成了“重刑轻民”的规范格局。 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被打破，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传统的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典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体例被西方式的由多个部门法共同组成的体系所取代;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一本于礼”、“家族本位”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文化受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制原则的巨大冲击，形成中西法律文化汇合的新特征。晚清政府新制定的法律，均参照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结构模式，从而彻底改造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法律结构。如在修律中产生了中国首部宪法性文件，规定了中国法律史上从未有过的国会权力、权利义务等概念和内容。从1902年到1911年，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初步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迈出了与世界法律接轨的第一步，为我国最终融入传统大陆法系奠定了形式和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清廷的法制改革不了了之。但是，中国法制“诸法分立” 的进程没有停止。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化”的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了 “大陆法系化”的“六法全书”。 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有两大源头:一是革命根据地法，二是苏联法。革命根据地法一方面受苏联法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当时国统区法律的影响。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潜在的。苏联法的前身是作为大陆法系成员的俄国法;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则自清末以来一直以大陆法系为师，内容上虽然不断有变化，但形式、风格、组织、程序上自有难以逃脱的习性或胎记。因此，新中国法的两个源头都是大陆法系的，而大陆法系的一个特点就是“诸法分立”。 3(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在法制建设上的建树。(20分) 答: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建树颇多: 一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具有宪法性质的政府组织法。《组织大纲》，共4章21条。其特点主要是:(1)受美国宪法影响，基本上采用总统制共和政体;(2)中央国家机关权力分配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3)采取一院制的议会政制体制，参议院是国家立法机关。其历史意义在于，作为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使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得以依法成立，树立起法治的良好开端。 二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也是当时国内资产阶革命党人、立宪派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买办阶级等 各派政治势力，在列强暗中干预下，相互斗争妥协的产物。制定《临时约法》的目的在力图用法律制约袁氏，防范其专权，用以保卫尊重的民国政体。《临时约法》共7章56条。根据孙中山民权主义为理论基础，吸收吸收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自由”等宪法原则而制定，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其主要内容:(1)《临时约法》确认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它以根本法形式宣告朕及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2)仿效欧美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个人独裁，彻底否定了君主集权专制政体;(3)具体规定了人民权利和义务和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临时约法》的特点:(1)规定的政权形式和权利关系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2)规定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严格的程序。规定了严格的修改修改宪法的程序，只能由2/3以上的参议院议员或临时大总统提出，并经参议员4/5以上出席，出席议员3/4同意后，才能进行。《临时约法》的历史意义:(1)它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帝制和等级特权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首次将人民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赋予法律效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它确认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唤起了民主意识，为以后反对帝制复辟奠定了思想基础。(2)它确立的民主法制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创举，在维护民主权利，一切依法办事，彻底否定了封建法统。 三是颁布了其他革命法令。(1)保障人权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如解除“贱民”身分，禁止买卖人口;提高女权;取消官僚特权与革除官厅陋习。(2)发扬“国魂”革除封建陋习。禁烟禁赌;劝禁缠足;发布《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3)整饬吏治任人唯贤。 四是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1)建立新型的司法机关。为贯彻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裁判所”，后改称“法院”;地方审判机构称作“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2)改革审判制度。仿效西方文明的审判方式，颁布《禁止刑讯文》、《禁止体罚文》，废除封建的刑讯体罚制度。(3)采用律师制度。为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草拟《律师法草案》，实行律师辩护制度、公审制度、陪审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临时政府法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性，给几千年封建法制笼罩下的中国带来了一线新的曙光，民主共和、主权在民、平等自由、保障人权、司法独立、法制原则等等开始深入人心，体现了民主思想和法律观，对提高人民民主觉悟，争取人权，维护国家尊严，具有很大启蒙作用，意义深远。 4(如何认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20分) 答:南京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在南京国民政府22年的统治中，绝大多数时期实行所谓“训政”。迫于种种压力，国民党政府管理国家的手段开始从“人治”转向“法治”。从1928年到1936年，国民党政府集中进行频繁的立法，最终建立起“六法”体系，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干。所谓《六法全书》简称《六法》，狭义是特指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广义是指上述六大法典及其它附属法规，亦即整个法律体系的通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特指1927年4月18日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制定的六法及其它法律的整个法律制度。就其内容而言，除搬用资产阶级的一些法律原则外，也继承了清末和北洋政府具有封建性的法律传统。 《六法全书》摈弃了历史上诸法合一的法制，采取了西方诸法分立的原则，仿造西方大陆法系的模式，是继受法与固有法的混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教授潘汉典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是封建主义法律、资本主义法律和法西斯法律的混合体，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其进步之处在于，它延续了自清末以来的法律改革，进一步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引进我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发展，从而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向最为完备的阶段。但中国仍未真正实现宪政的根本原因在于《六法全书》的阶级立场，它代表的始终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5. 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性文件和土地立法 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及土地立法有《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闵西《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土地政策新的改变》、《关于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其中《宪法大纲》对其它宪法性文件的影响非常重大，它是第一部由劳动人民制定，确保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伟大纲领。它同资产阶级的约法以及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定的宪法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它肯定了革命胜利成果，提出了斗争的方向。尽管受到“左”的影响，仍是划时代的宪法性文件。它的颁行调动了苏区人民的积极性，为以后制定民主宪法提供了宝贵经验。另外，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对这一时期土地立法的内容主要规定了没收土地财产的对象和范围，土地财产分配的标准和方法，以有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的内容。其意义在于调动了农民革命和生产和积极性，为探索土地革命路线积累了经验。通过学习，了解了根据土法制的性质及形成 过程，掌握了土地立法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内容。总的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性文件和土地立法对中国的初期建设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四心的 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 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 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 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 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一、历史概况;二、阶级结构;三、国家制度;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 。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 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 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 ，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 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 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 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 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 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这篇发言，是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简介，也是我自己在认识上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匆匆成文，仅供参考。 法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思想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一词，在中国先 秦时被称为“刑名之学”，自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对“法学”(古代拉丁语中的Jurisprudentia)一词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但是关于法学与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涉及价值论的研究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法在调整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极为广泛。法学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法学与哲学的关系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法学都以某种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当代中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 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二者存在着极为密切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法律社会学既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又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介乎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作为法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青少年犯罪、家庭、婚姻等问题是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双方的研究角度又有所不同。前者需要综合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这些问题，后者则着重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律方面。 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法律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学和经济学都需要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法学从研究法律制度、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的角度(例如研究合同制度、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侵权行为等)出发来研究法与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学则从生产力、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种关系。 法学与政治学的关系 在历史上，法学和政治学曾长期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世纪，天主教会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和法学都从属于教会的神学。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学和政治学都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但还是一些哲学家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的两个环节，而且，两个学科也很难分开。直到19世纪，法学和政治学才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各自成为独立学科。 法和国家、政府、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活动等现象是密切联系的。法学要研究政治，政治学也要研究法律，而且两者都要研究国家，只不过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不同而已。 法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有时很难分开。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和公元7世纪出现的《 古兰经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即使在近现代，一般说，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学与伦理学已明显分开，但法学与伦理学都极为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极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摩奴法典》(局部) 法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人的行为同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可分的。因而法学与心理学也必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法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重视人的心理活动，注意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犯罪心理学是犯罪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