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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个人建站.doc

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个人建站

xu启志
2018-08-21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个人建站doc》,可适用于领域

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个人建站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RudolfGoldscheid著刘志广译一、财政社会学及其重要性国家起源于防卫目的和满足公共财政需求。这两个因素从法律上赋予国家作为社团的严格地位。因此缺少财政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财政学没有社会学基础是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大的缺陷。只有社会学能够说明我们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决定公共需求的并指出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公共需求的方式以及社会模式及其演化是如何最终决定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从长期来看一个共同体的支出和收入不可能被孤立地看待它们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相互功能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是怎样和从何处取得收入的我将指出你们支出预算的式样。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应用: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想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我将指出你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需要的收入你们必须依靠哪些社会阶层以及你们所需要的行政组织的规模和类型。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间相互依赖的作用机制应该是公共财政学的基本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常有试验性的开始但从未得到一致的延续取而代之的只是纯粹表面化的比较问题被搁置起来而不管从实践上说是否更适合于减少或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学并不会对揭示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功能关系产生特别的需要。财政的形式总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演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税收斗争是最早的阶级斗争形式而且即使是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精神运动财政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伟大的宗教革命也深深根植于难以承受的税收压力。另外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绝大部分革命的失败都可归结于相同的社会根源那就是缺乏与胜利阶级相适应的财政政策。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的财政问题但它从来没有停止追问谁才是真正的国家。事实是怎样的呢,在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国家的早期阶段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看起来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外部保护、权力和部分阶级的富裕是以其他人为代价的而这也正是贡赋制度的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公共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今天来说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实际上就某些方面来说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既无法忽视过去的财政条件也无法对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事实与我们看到的相反财政建立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上其基础比我们今天最为发达的现代国家还要坚实税务国家没有财产并且总是深陷债务之中。从古代社会直至中世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财产虽然其形式表现为国王的个人财产。事实上有些时候这些财产是如此巨大什一税、税收或者关税通常都是临时性的通常只是作为公共财产的补充进行征集。也就是说用来承担因为战争或战争的结果或统治者管理不善和浪费等导致的额外开支。只是后来国家才在最好称之为渐进的"夺取国家的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其财产。夺取所有权运动距今已经很久但它是导致同期的财政制度与那些甚至是最早的财政制度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的财政制度是非常简单的诚实是其非常重要的象征。税收正义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产生直到中世纪末期特别是上世纪民主占据优势后才有使用的必要。财政学的早期形式是家计学后来发展为理财学。现在它坦率承认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国王财富的增值。如果那些早期的财政专家偶尔试图使国王财富的增加和人民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那也纯粹只是偶然的。最为体现这一点的是抵御外来入侵此时国家资金是作为战争资金被使用的。而在其他时候人民却被要求并不得不为国王光彩的生活方式提供金钱。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对此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概括。虽然国王们经常肆无忌惮地挥霍其剥削来的财富但这并不改变很长时期以来国家是富裕的这一自然的事实。在早期的古代特别是重商主义时期都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是贫穷国家的缔造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下国家是贫穷的。国王与国王、国王与教会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斗争所引起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国家的这种发展并要求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结构与之相适应。封建国家、同业公会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有通过维持经济统治、管制经济等方式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的自然倾向从而使其能够适应新的私人财富的增加并保持最高统治者对统治者财产的统治权。税收压力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了社会斗争最有力的动力源泉。财政剥削是除奴隶制外最古老的剥削形式它是自由人沦为奴隶进程的开始很多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后要接受财政剥削。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出现很久之前财政剥削就产生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逐渐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战争和奴隶制等最古老的剥削形式通过国王资本主义、贵族资本主义、同业公会资本主义和教会资本主义等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追溯这种发展。马克思在将公债描述为资本积累源泉时非常清楚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却未能将这一意义深远的洞察有效地纳入其整个学说体系。国家的特征取决于财政的演化基本民主权利的起源清晰地证明了这一论断。总体来说当财产所有者要求有权控制税收时代议制就产生了同时由于只有纳税人才有权投票公民权与税收额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财政权的约束一直延续至今同样地几乎所有的阶级特权都是税收特权阶级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税收阶级。战争和权力政治的财政需求成为社会形式的源泉这也确认了我们的主题即只有首先抓住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本质时国家的法律本质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在国家演化史中最有趣的篇章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受富裕国家保障到受贫穷国家保障这一转型阶段。在纯粹的封建国家和绝对国家里当人们无权对财政管理产生任何影响统治者能够以公众为代价随意挥霍和聚集财富时公共财产仅仅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私人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自公共财产开始成为某种公共控制的主题时起或者说是受到限制时起任何想从经济上强化国家的做法都成为新统治者专断权力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同等的趋势结合起来导致了对国家的剥夺:一方面是国王不计后果地借钱、轻率地处置国家土地和版图并丧失了管理公共财产和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新债主倾向于越来越多地剥削国家。于是税务国家剥削取代了传统的国家剥削。当那些在国家中最终要求更多权力的大众得到的不是富裕国家而是贫穷国家时他们发现他们被原来对国家的幻觉蒙骗了。贫穷国家能够平静地落入人们的掌握之中因为除了空的钱箱外别无可求。这正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经济重要性的综合体保留至今的最深刻内涵当穷人控制了置于贫穷国家之上的权力时就只有关于剥夺的会议了。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关系由此成为整个财产秩序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确定的因素了。在绝对国家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就是国家本身国家的财富就是他们的财富。而在宪政时期国家和财产被分离开来。随着宪政的发展和大规模私人企业在自由经济中获得权力那些企业家警惕地试图阻止国家在经济领域与其发生竞争。成长着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依赖他们取得收入的贫穷国家因为这些阶级知道他们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国家拥有和不拥有金钱的基础上。但是贫穷国家的穷困最终会对生产产生制约受贫穷折磨之国同时也象征着贫穷创造之国。二、社会故事与现实在支配我们时代的学说中最为天真的部分就是认为科学仅仅是揭示事物本身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就非常方便地使人免除了对财产秩序和财政制度真实效应的探寻或者是使人免除了建立是否促进公共福利的客观标准。设想和推断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满足人们需求的目标当然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经济体和国家并没有给出这样一个目标。与之相反的事例却是层出不穷国家经常根本不打算实现管理的经济化它试图去浪费试图剥夺一个人去满足另一个人试图变得贫穷从而不需要给予。因此不管专业化的科学给予经济体和国家如何正确的定义这些定义都忽略了经济体和国家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经济体和国家的问题从而走到了事实的反面导致了社会科学的根本性错误。不去探寻导致事情发生的内在原因这在我们时代仍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人们不喜欢调查为什么事情会成为这样也不去思考它们应该成为怎样。同理当一个人不管面对的是何种原因与效应时他就必须通过歪曲事实来愚弄大家。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和财政环境互为条件的形式进行诚实、公正的研究我们将会比运用暗含政党政治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不妥协从而为发现客观真相设置了先期的障碍)的传统方法得到更为深刻和可信的结果。单纯根据设定的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或某种一般标准来看待国家、社会和经济组织当然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但是简单地想当然不去证明它的客观好坏、正义与否及是否符合人类的最终目的同样也是十分错误的。以叙述病症替代调查和治理同样是错误的。社会措施的目标完全是由给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客观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对真实目标而不是因政治性原因描绘的目标的基本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因此称赞封建国家、绝对君主制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优点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相信在这些社会制度中税收是正义的则是荒唐可笑的。这就像一个人可以将社会看成是乌托邦希望其完全远离战争但是却不能接受通过战争可以创造出一个稳定的财政秩序这样的错误观念。在某些主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能够证明国家负债的增长有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但是相信一个被剥夺的、负债累累的国家有能力完成主要的社会工作则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最终我们不可能视最高统治者会忽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及它们的法律与财政上层结构间的内在矛盾但是却完全可能将从这个矛盾产生的必然缺陷看作是偶然的失调或者将其看作是因人类天性或社会与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罪恶从而导致一些错误观念的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社会学方法是任何一种客观财政学理论的基础性条件。或者说财政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能够独立支撑财政学理论的三根支柱它们使财政学不偏离现实。在这三根基本支柱中财政社会学最为重要。它能单独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收入起源和组成问题作整体的解释因而也能说明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遭遇。它依赖于社会结构依赖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政治因素。不管是对税种还是货币税的偏好不管是选择直接税还是间接税、个人税还是物品税、收入税还是利润税土地税还是投资税、财产税或死亡税不管是紧缩还是放松税收负担哪个阶层承担税负更重或更轻不管是关税、消费税还是借款哪个更可靠不管是内债还是外债哪个更可取也不管是应该减少开支还是应该增加收入税收是怎样与经济动机结合在一起的等等财政社会学都能进行回答。三、财政改革与社会问题如果国家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就只能通过税收来筹集款项那些达到一定规模利润的富人将为此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于所有的财政理论和实践包括对所有的经济理论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经济理论坚持用私人的和个体的方法来研究财政问题如果没有公共财产理论作为基础就不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与经济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归于失败因为其最后的分析都对国家怀有敌意。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理论将国家看成是阶级国家因而不可能对其产生好感。自由视角下的国家也倍受其内在矛盾的煎熬。由于其财政政策迫使其接受国家权力自由主义也丧失了生存的能力。由于国家被认为仅仅是负债的、笨拙的其官僚机构无能力管理经济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主义由此陷入到容忍最广泛的政治权力与提升市民福利的矛盾之中。在这些情形下重点关注国家权力的保守看法迟早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这既不令人奇怪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即使保守理论根据某些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国家进行限制它至少还主张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因此这种理论看起来还是实现了其学说的一致性。事实上尽管为了国家与人民的联合热情地大声宣称"人们的创造精神"不废吹灰之力即使保守理论没有像其假装的那样对国家持肯定态度这种理论所捍卫的国家也不是一定社会形式下人们所期望的国家。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思想领域还没有真正转化为为了大众利益而关注国家相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企业经常处在国家和人民的干预之中。因此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国家持有敌意的话保守主义者则对人民深怀警惕。国家作为人民的组织需要政治性的权力集团以获取支持。这一致命的缺陷深刻地反映在财政学当中。尤其明显的是财政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已经在近几十年中远远地落在后面了甚至相比于过去都没有什么进展。自相矛盾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竟是因为社会主义学说得到了较大发展。当经济学的其他所有分支都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充分刺激时财政学仍保持了静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在为支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学说而斗争而社会主义学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忽略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是即将要消亡的。现在的情形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再倾向于对财政问题撒手不管也不再将这些问题单独留给统治阶级。现代社会主义者不再无条件地反对预算他们非常正确地强调重要的不是税收的种类和水平而是税收的利用他们坚持只有税收的社会效应才能说明税收的正当性而不是它是直接税或是间接税他们要求平均增长的消费和转移性税收应该被取消或替代而不是由收入税和财产税来补充。这确实是相当大的进步但却没有得到一贯的坚持也没有形成内在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的财政计划包括他们对所有财政债务的反对和反复要求除激进的收入税外必须对财产征收激进的财产税和遗产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财政在国家和社会演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财政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果这意味着要求它做给定结构下所不能做的事情的话那就错了它不能帮助我们为国家制订出最为完善的责任计划。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可以期望国家结构在哪些方面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马克思将他的希望寄托在当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消亡后被剥削者剥削剥削者的时候但他并不赞同当资本主义成为其自身的掘墓者时将国家推向战争。实际上马克思在其结论中完全忽视了国家因此他没有洞察到国家的剥削是如何有助于私人剥削者的。即使到现在虽然社会主义者早就已经放弃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他们也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进入政府从而与国家建立一致性但他们对国家的肯定态度仍然仅限于其政治方面国家在其理论中仍然没有得到关注。仅仅改进预算还不是对国家的充分重视国家必须被塑造成能够在最大规模上承担经济功能。换句话说国家不可能在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率的情况下达到经济正义。既然这些必须在公众生活中作为最重要的方面展现出来那么只要财政在任一层面上与阶级保留联系国家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看成是原罪但只要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发生改变所有他们关于私人企业的最严厉的批判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权力国家的统治地位。真正的罪恶在于国家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具体说是有组织的社会被排除在国家物质财富的所有权之外。由于没有清楚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生产资料国有化仍然只能是无意义的信条。资产阶级通过剥夺国家的财富而控制了国家工人阶级则必须试图将财富还给国家而控制国家。工人阶级可以暂时从政治上控制一个无财产的国家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可能经济地持有它。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中枢在于财政学因此决定性的革命运动必须发生在财政理论和实践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年前发生的财政改革比宪政改革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的原因。国家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真正的进步只能发生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财政结构并因此改变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例如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到国家的形成受重工业及其所控制的钢和煤、大地产所有者和金融大亨等的决定性影响。很多的社会主义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但只要他们想不通这些联盟的阶级影响财政的方式得不出其中的逻辑结论他们的这点认识就产生不了丰硕的成果。但可笑同时也是非常奇怪的是从马克思到我们今天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都非常轻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财政理论他们认为税收改革和财政改革从总体上不会改变现存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财政政策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微乎极微甚至根本没有作用。KarlRenner深刻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在年出版的小册子《税收和劳动人民》(DieSteuernunddasarbeitendeVolk)是社会主义者对财政问题的最好贡献之一也第一次包含了财政社会学的重要基本原理同样地在EduardBernstein在年出版的书《社会民主主义税收纲要》(DasSteueprogrammderSozialdemokratie)中也包含了很多对财政社会学有价值的细节。由于不能解决优先问题用这些词来描述社会问题有点使人困惑。只要财政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就不要期望取得比"不要债务"、"废除直接税"这些箴言更有效的成功Rennert和Bernstein曾用它们压倒了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没有财产的国家其征税权受统治阶级支配其财政收入的来源选择非常有限即使它想采用激进的消费税也不可能办到。就这样的一个国家由于它的这样一种结构不管它试图作怎样的努力其命运就是日益陷入债务当中。将Rennert和Bernstein所说的反过来就对了相信在没有基本的财政改革和消除相应的财政基础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和社会所负担的全部罪恶能够被超越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者的幻觉。只有富裕国家才能成为一个正义国家。从财政社会学可以得到的基本观点是:任何给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都可在财政中得到清晰的反映国家不可能不同于其财政制度每一个私人家庭都与财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财政缺乏健全的基础私人家庭也会如此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道德基础也会被破坏。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财政基础的健全程度决定了公共道德的水平。如果国家的财政实践和其他公共机构不能够经受住考验特别是经济标准的考验那么会对低税准则产生什么样的永久抱怨呢,难道要让道德独自前行吗,四、国中之国只要剥削仍居主导地位国家的结构和功能就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剥削还是被剥削都没有多大区别。不论发生何种情况剥削机制都会导致像国中之国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国家在这里既宣布正式的合法秩序也宣称其道德伪装。财政学必须认识到其主要任务是处理国中之国的财政问题描述其法律寻找标准以满足其要求。只要财政学仍然像现在这样而不是将财政看成是人民的财政并把它们统一起来财政学就将继续与社会最重要的需求脱节并且将在破坏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过去无论什么时候对国家的任何建议和议论都忽视或隐匿了国中之国的"国"的真实内涵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有试图将财政拉上正轨的努力都失败了或者说在构建财政制度上浪费了很多创造力要么是天真的自欺欺人要么就是愚弄人民。国家与国中之国的斗争妨碍了国家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中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职能。国家在其社会基础上仍陷在矛盾之中因为它的财政制度使它无法脱离与陈旧过去的联系。所有这些关系在过去都被严重忽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无法理解税收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到底有多重、税收榨取和利润榨取是怎样相互强化的主要原因。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所有水平上的剥削的相互关系就一览无余了。财政剥削是私人企业剥削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基础并成为资本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即使是社会主义理论对此也完全忽略了。这给我们提供了争夺国家控制权的阶级斗争的细节及其描述但我们对所有阶级反对国家的最终结果的描述缺少一种相等的辨别力。可是非常明确的是后来的现象成为塑造财政同时也成为塑造国家和社会整个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要资本家控制国家的权力减少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观察到正是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刺激了通货膨胀而且只要他们在他们乐意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他们就立即鼓吹通货膨胀的措施。资本家通常都需要国家认可其实际的最佳利润规模如果没有财政作为支撑他们就不可能巩固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永久地位。统治阶级通过对财政组织的利用使国家成为其工具。自从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形式上取得成功以后资本家就从最大程度上利用财政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并扩展他们的权力。私人资本和金融大亨们构建了国中之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受到攻击。他们知道如果要使他们的权力根基巩固他们就必须始终控制住财政。在一个民主同时经济力量十分强大的社会中是没有国中之国生存的空间的除非国家被剥夺了在自身财富基础上满足社会最急迫需要的充足资金而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为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完全被私人所占有国家只有通过单方面的剥夺才能接近这些财富如果国家必须经常连社会最紧迫的需求都不能满足比方说国家中最穷的人的需求那么国家除了反对它自己外它还能宣称什么呢,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敌视国家是因为他们自然地希望国家在经济上保持虚弱从而在国家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无法从他们手中拿走太多而穷人之所以敌视国家是因为国家无力给予他们最想要的。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条不成文的基本定律那就是只有富人足够多穷人才可能得到帮助。富裕阶级经常伪称穷人是寄生虫他们可能通过破坏私人财富来消灭他们的主人。确保经济不受国家侵害和确保国家不受穷人侵害仍然是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基本信条。五、将财富归还国家每一个社会问题当然还有每一个经济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一个财政问题。不管我们讨论什么问题是通过化学进步来增强农业以获取惊人的潜在产出还是工业生产合理化亦或是试图通过文化进步来避免人们在生活和健康上的巨大浪费我们都需要资本来改进设备而这最终是会产生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经济范畴不管对于公共经济事务还是私人经济事务来说都是如此。除了公共经济在技术生产和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更严格的方法外经济算计对于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来说都是一样的。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重要分歧在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按照社会利益使用剩余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企业应该谋取利润纯粹是权宜之计是受环境所决定的它对于所要求的一般性解决方法来说并不是原则性问题。重要的事情是理解最重要的目标是公共资本集聚与公共资本集中当财政收入能够转化为耐久性公共投资品和高级有机资本时社会发展就可以实现潜在增长。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和人力资源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经济的两大基本支柱。如果财政学在对涉及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公共经济的社会生产之间内在矛盾的处理和在考虑如何可能避免其使用的手段在实现公共经济的目的上受挫的问题上遭遇失败的话财政学确实将无法得到其真正应该得到的成就。正确的方法是变换公共财产秩序。这意味着财政学必须在公共财产理论上达到顶点。这样一种理论将成为设计一种能够保护并促进公共财产增长、提升公共财产生产力的合法秩序的基础。这样一种发展的自然社会结果是国家对社会的需要越来越少而对社会的给予却越来越多。对公共经济的良好管理必然成为所有人收入的一种来源。文章英文名为"ASociologicalApproachtoproblemsofPublicFinance"该文为RudolfGoldscheid年发表的论文后由ElizabethHenderson翻译成英文载于RichardAMusgraveandAlanTPeacock(eds)(),ClassicsintheTheoryo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pp本文根据英译本翻译而来。对应英文为publicfinance考虑到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的特殊内涵此处译为财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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