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租界巡捕房岁月

我的法租界巡捕房岁月 本文话题:休闲阅读 文化大革命 小弟弟 口述历史 租界 巡捕房 当年，在旧上海法租界，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叫薛耕莘，今年已经103岁，母亲是英国人。他曾任法国巡捕房的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他经历了旧中国的风风雨雨，工作、生活在帝国主义的租界里，周旋于任意践踏我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分子、祸国殃民的旧中国官僚军警和鱼肉乡里的反动会道门等形形色色的势力之间。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话:要爱中国～正是因为这句话，他找到了真正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了诸多帮助。通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旧社会灭亡的必然，也可以更加深刻地感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一薛耕莘(以下简称薛):早些时候，是我娘派我去比利时去读书，校长一天到晚说中国人脏，开饭的时候也总是讲。我就站起来说:“很抱歉，我亲爱的母亲特地派我到比利时来读书，而只听见你说中国人脏，中国人怎么样，这和你 学校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我在场的时候，你说这样的话,我表示十二分的不同意～你这样说对我没什么好处。”那时候我只有7岁，该校的一高层领导说，这个小弟弟说的还是正确，明天开始，你校长不要做了。我小归小，还是很爱国的。1917年，薛耕莘母亲病危，薛耕莘从比利时回到上海。薛:回到上海就没有事情做，我舅舅就说:你到虹口外国学校去读书。我不去，我说我要另外换学校，就改到(徐汇公学)。我不进英国式的皇族学校，因为我妈妈叮嘱我不要入英国国籍，我答应了妈妈，她临死的时候突然问我:“你听妈妈话吗,”我说:“听妈妈话。”她用手握着我说:“你今天回答我的话，我很高兴。”到1950年，香港还叫我去做政治部部长，我也不做，也是因为妈妈的这一句话。这一年，母亲病逝，13岁的薛耕莘一个人呆在上海。1930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从此在法租界开始了一个中国警员的生涯。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攫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为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薛:特级督察长的职务是外国人待遇，法国巡捕房里的第三把交椅。两个租界里，唯一一个中国人享受外国人待遇的就是我。我是法租界第三把手。他们开大会，所有法国重要的人都到，各分局长都到，说今天起，你们都要听薛耕莘的命令，就像听他们的命令一样，法国总领事这样说的。从此我就有了这样的权 力。为什么，因为我办事有一个优点，从不在外面要钱。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薛:青帮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专门管政治。我做了特级督察长以后，程子卿他们就来看我，他们都没有制服，我就跟外国人讲，一人给了他们一套制服，还拍了张照片留个纪念。我那时候31岁，配有枪的。程子卿年纪比我大。他和我爸、黄金荣一起的，但是这个人有个好处——挺守本分。这张照片是我的“包打听”，做我保镖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我藏起来的。我的“包打听”原来有两位，但是法租界我都指挥。二当年的法租界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可说是鱼龙混杂，各路人马都汇聚在这儿，薛耕莘作为法租界巡捕房里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和各方势力打交道，他实际上要和国民党应付，也要和共产党联系，他要和日本人有所交往，他也要和“会道门”周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全身不受损害呢,他的诀窍就是小心。他主要就是按照法国上司的指示，得向他们报告，而和其他各方面周旋的时候呢，就是不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纠缠在一起。在他的回忆当中，这些交往都是十分精彩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法租界，最为突出的政治力量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 党及其进步人士，他们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政情变化以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里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以及社会名流，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可以说是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薛:国民党戴笠和我直接有关系，中统也跟我直接有关系。他们来找我，说的都是特务的事，我很小心，我不照他们的圈套做，我说:“我得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事实上，我心中有数，国民党的特务也会到法租界里活动，超过“范围”的我要干涉。但他们很乖。我手下的一些“包打听”、探长是军统的。我手下的其他人都被他们包围，后来他们不许我捉人了，他们报告我是私通外国，但是我自己很当心，我不张牙舞爪，杜月笙每个月都要给我很多钱，我不要。三20世纪30年代，是薛耕莘在巡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风险，甚至给他招来牢狱之灾。当年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有识之士。另外，由于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而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许多。作为华人警官的薛耕莘，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情谊，做了一些其他华人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者不愿做的事情。薛: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总体来说与国民党来往的多，共产党也 有。共产党在法租界里面联系不多，那时候有几个共产党员跟我的关系比较好，他们不是像国民党那样不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活动也经常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就一直在法租界内进行隐蔽战线的工作。在薛耕莘任职期间，他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薛:我结识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头一个是潘汉年。潘汉年手下有两个人跟我直接有联系。一个叫李克农，后来做公安部部长，这个人很好。还有一个叫高真常。高真常很苦恼，他跟我说:给我50块钱，三个月的生活费，再让我送药品给新四军。我帮他忙，因为我娘舅是太古轮船公司的大老板，叫查理森?哥斯特。过后，我把药品送到我大阿爹那里，我大阿爹送到我娘舅家里。晚上他有汽车，开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每艘船上都有他的办公室，他放在里面，晚上船就开到苏北去，东西就带过去了，从来没有露过馅。1934年，薛耕莘接任政治处查缉班的职务，负责搜捕侦讯工作。这一年秋冬之交，巡捕房奉上司指令，派查缉班班长席能与薛耕莘前往巨籁达路的一所李姓民宅搜查。结果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了一张存折。薛:到一个姓李的人家里，我看见有一个皮包，我把皮包的底翻开，一看存折在里面。我往口袋里一揣。跟那个姓李的说:这个东西我给你保险(存)好了，你要相信我，他说:相信。几乎就在他们找到这个存折的同时，另外一批搜查的人也随后赶到。薛耕莘后来才知 道，宋庆龄已经事先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搜查李姓的情报，于是宋请求巡捕房作先行保护性搜查。薛耕莘在无意中保护了共产党的一笔巨款。薛:过了三个礼拜，李打电话给我，说有人要见我，问那人在哪里，说在霞飞路口的牛奶棚后面，在银行里有一个存折，有27万存在麦加利银行。后来过了两个礼拜，他来看我，打电话来约我去跟他碰头。当年在上海法租界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薛耕莘老人用“瓜葛不断”来形容。1935年，笃信天主教的薛耕莘在爱心的驱使下，收容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方小宝，她的母亲是共产党员，结果在抗战胜利后，薛耕莘因为这件事情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点走上不归之路。尽管有朋友的多方帮助，薛耕莘还是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判决后，薛耕莘就被顾祝同将军等人保释出狱。对于这件事情，薛耕莘老人认为自己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当年他自己仅仅是法租界的一个雇员，力有所限，不能对民族、对国家的进步事业作更多的贡献。四在当年的上海法租界，还活跃着另一种势力，那就是上海帮会。当时的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法租界内炙手可热的人物。黄金荣很早就进入法租界做探员，俗称“包打听”，后来晋升为探长。1918年，在法国总领事的认可下，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发起成立了贩毒机关三鑫公司，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在20世纪20年代，杜月笙、黄金荣的势力已经 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处市面。薛耕莘进入巡捕房后，自然免不了要先和他们打交道。1932年，薛耕莘进入法租界才两个年头，法租界内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让薛耕莘在法捕房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这次罢工据说是因为杜月笙与新调任的法国领事关系紧张而引起的。薛耕莘周旋于杜月笙和法国人之间，最终使得罢工事件得以妥善解决。经过这件事情后，不仅法国的上司法波尔把薛耕莘视为心腹，黄金荣、杜月笙也对他另眼相看。薛:黄金荣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包打听”，比陈志清还小。他后来在法租界里做过探长，两个“包打听”拜他做先生。杜月笙做鸦片生意，他的三鑫公司就在法租界里面。我这个人挺守本分的，那时杜月笙拼命要拉我，我不理他，所以我得到重用。张啸林我也熟，张啸林气量很小，就是平时家里逢年过节别人送东西来，送给用人的东西，他也要从中作梗，所以他死在这上面，他的保镖出点声音，他就要骂人的，连他手下人都跟他不好。杜月笙比较圆滑一些，他控制广东这一帮人，控制得太过分，这些典当行，都是潮州人开的。他要去控制，我跟他说，你安逸点好不好 ，我说你做这些挺多了，在我的权限之下，你也想插进来。广东人现在在法租界受法国政府保护，你不要参加，你要不二不三，我就对你不起了。他知道我挺厉害的，一句话，对你不起，弄不好我就要给你好看，他不敢，他知道我说话算数的。超过规范之外的，有人来通知我，我就警告他。他不听我的 就不行。五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成为世人瞩目的战场，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在众多的抗日军队中，除了坚守四行仓库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八百壮士外，守卫斜桥的五十五师事迹也相当感人。斜桥紧挨着法租界。五十五师凭借斜桥简易的工事，与上万日军周旋了一个多星期。在完成掩护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余下的近5000名官兵退入法租界。薛耕莘在这个时候担任了法租界当局与五十五师官兵之间的翻译官和联络官。淞沪会战前后，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区寻求避难。由于租界当局还一时保持中立政策，租界区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避风港。薛:上海有两个租界，一个是法租界，一个是公共租界就是英租界。这两个租界被称为孤岛，但是，在“一?二八”事变中打不过中国人的时候，日本兵退到虹口。中国兵追过去的时候，英国人就提出抗议了。这样可看出，英租界不能称为孤岛。法租界不行，要来一定要通过法国政府的同意。没有法国政府同意，没有什么日本兵可以在法租界乱来。贝当政权没有承认汪精卫政府，所以和日本人组织的汪精卫政府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能到租界上来。“八一三”的时候，斜桥那里的5000人部队都是归我管的。我后来把他们全部化装成难民送出去。我问他们:“到蒋介石那里去，还是到新四军那里去,”他们有2/3的人愿意到新四军控制的苏北去。我很守密，送他们到码头的时候，汽 车也是我开的。我不叫巡捕房里的人开，这是绝对保密的，不让日本人知道。送最后一批500人时，日本人发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先送人到浦东张阿六那里，一二十人一批，穿老百姓衣服，叫他们自己跑过去，张阿六和我联系好。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都不能马虎。在法租界滞留了将近一年后，五十五师余下官兵化装成难民，从太古码头坐船去了温州。其余的士兵，有的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的去了浙东国民党军队处。六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物资。在香港的日子里，朋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的手续，但是他最终选择回到上海。1951年4月，薛耕莘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又到了内蒙古。薛:我关到劳改农场去的时候，家里6个小孩，就靠我妻子一个人。那天晚上来抓我的时候，我妻子的姐姐也在场。李克农派一个女同志来问:“收拾好了没有,”来抓我的人回答说:“收拾好了。”接着就把从我家抄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有二十几根金条，有十几万美金，再有一批首饰什么的。“不许拿走。”那位女同志对抓捕我的人说，并拿出李克农公安部长的一张告示，上面写着:薛耕莘有功于革命，所以抄出来的东西不许动。全部交给薛耕莘夫人，作为教育子女读书之用。结果那些人走的时候，一件东西没拿。 1975年12月，中国政府向全世界 宣布特赦战犯，第二年二月，薛耕莘回到上海，与阔别25年的家人团聚。“文革”结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耕莘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薛耕莘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去世前曾经对幼年的薛耕莘叮嘱说，“你要爱你父亲的国家，也就是要爱中国”。这句话薛耕莘记了一辈子，在50年代之后，薛耕莘的经历并不顺利，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母亲的这句话。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回到了上海，他回到了他以前住的地方，此后的20多年，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平静的时候，作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他不断地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有关当年法租界的历史，有关他自己的历史。现在，当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毕竟已经是103岁，已经不能完整地说出他所经历的全部往事的时候，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他毕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于文华)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