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文化研究

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文化研究 八世紀中葉開始興起的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的轉折地位。就文學史而言，這個風潮掀動了散體文的復甦與創新，最終導致駢儷文在北宋的衰落;在創作思想上，古文家力倡文章當為政教服務的儒家功利主義，強烈打擊了流行於魏晉以下的藝術本位心態。就思想史而言，古文運動是中唐儒家復興的中堅力量，對於中古思想局面的結束、宋學的形成，起了開端的推動作用。由於古文運動在多方面的重要性，學者的研究可以說是成篇累牘，難計其數。不過，這些研究大多是處理文學與思想的內部問題，關於此潮流之可能社會背景，則罕見探討。本文的目的，是在就古文運動崛起的環境條件，提出一個看法，希望能對中唐思想與文學變遷的問題，增添新的理解。 在進入主題之前，想對「古文運動」的概念稍作檢討。本文所說的中唐古文運動，是指從安史之亂前後到九世紀初憲宗朝，一個持續性的批判近代華麗文風、主張文章復古的潮流。古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有蕭穎士、李華、賈至等，九世紀初的領袖則以韓愈、柳宗元為最著名。這和一般通論性文史書籍的用法是一致的，但因本文考察的範圍止於韓、柳的世代，不及晚唐，題目特別在「古文運動」前加上「中唐」，以明時限。 宋古文是傳統文學批評關心的一個重點，有關的討論極多，但「唐代古文運動」一詞，則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出現，一直沿用至今。這個概念的適當性，最近十幾年受到了挑戰，由於本文使用這個詞語，似應對新近的挑戰有所反應。學者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的批評， 大約包含了兩個要點。首先，所謂古文運動的參與者，在觀念上有很多歧異，並不能構成一個運動整體，把韓愈以前??甚至初唐??的某些文士視為古文家，可能不妥當。有人認為，韓愈關於「古文」觀念的考慮，具有重大廣泛的道德意義，在性質上迥異於李華諸人的文學思想。[1]還有學者指出，具有文體意涵的「古文」一詞是韓愈提出的，以前並無人使用。[2]其次，在唐代，古文只是個人提倡，少數人附和，不足以當「運動」之名。[3]日本學者小野四平特別強調，「古文」文體的確在韓愈、柳宗元等人手中完成，但在他們之前的先驅，並沒有一致而明確的文學理念，只能算是零星的源頭。何況唐代古文在韓柳之後很快就衰落了，若論「古文運動」之名，恐怕只有歐陽修以後的北宋古文運動足以當之。[4] 以上引述的對「唐代古文運動」一詞的質疑，有助於學界更深入考慮中唐思想與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但依個人之見，似乎還不足以動搖這個概念的存在基礎。這個概念還是有使用價值的。對於「古文運動」之說最根本的質疑似乎是，明確的古文思想??特別是有關文、「道」關係的看法，以及成熟的古文文體，都是韓愈、柳宗元這一輩人建立的。把韓愈以前主張文章復古的文士當作古文家，是一種時代倒錯的說法，這種觀點忽略了韓愈的世代與先前文士之間的斷裂性。因此，在「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的課題上，關鍵點是，韓柳等人的主張和寫作與前幾十年的某些文人有沒有緊密的歷史關聯,如果有，這些關聯是否能說構成了某種潮流,這兩個重大的問題，當然不是此處簡短的導言所能充分討論，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個人只是想提出一 個看法:如果我們對古文思想的內涵採取比較寬鬆的認定，以上問題的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從玄宗天寶末年到憲宗朝的七十年左右期間，所謂古文家的思想的確有不小的變化，即使同時代的古文倡導者，也常有觀念和關懷重點上的差異。不過，這些人之間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譬如:他們大都是重要的作家，在文章寫作上成就尤高，並多少對文體的創新有所嘗試;他們對六朝以下講究駢儷聲律的文風都很不滿;他們大都主張在創作意旨和文字風格上，文學應該以六經為歸依。這些相似性應該能顯示，學者一般所說的古文運動，是一個有整體性的思潮，在觀念紛歧的底層，有一些根本的、持續的特性。此外，中唐古文運動的參與者之間也常有親密的關係，例如，蕭穎士和李華是密友，蕭穎士、蕭存為父子，獨孤及和梁肅是師生，韓會與韓愈為兄弟。這也可視為古文潮流具有延續性的一個徵候。[5]相對而言，在初期古文家如蕭穎士、李華崛起之前，文章(詩歌除外)復古的思想與創作實踐，就顯得遠為零散。 至於「運動」一詞是不是古文潮流的恰當指稱，的確值得考慮，但這個名稱也許也不能說一定是錯的。古文思潮出現於菁英文人的社群，不可能像宗教運動或近代政治運動般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我們也不能太低估這個潮流的衝擊。早期古文家多是文壇的重要領袖，他們的思想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傳布，只是沒有在現存文獻得到充分的反映。至於九世紀初的韓愈和柳宗元，他們受到青年士子廣泛的崇敬與追隨，則是很明顯的。 以上簡略的討論是在主張，「唐代古文運動」涵蓋的是一個有連續性、整體性的歷史現象。「古文運動」作為這個現象的標誌，似乎有缺陷，但也有其正當性。在學者沒有找到更適切的稱號之前，這個詞語還是具有讓人快速指認特定歷史現象的功用。本文的主旨在探討中唐古文潮流的一個形成基礎，特為「古文運動」之名稍作辯護如上。 一、古文運動領導者的家族背景 唐代古文運動的特性，主要存在於參與者的文學主張、寫作風格與思想取向。不過，古文家的出身背景也有相近之處，這一點或許和這個運動的起因有關，值得注意。以下先整理中唐古文運動主要領導者與支持者的家族背景，以為討論的基礎。 一、蕭穎士(717-760)。郡望蘭陵，為南朝梁宗室之後，梁武帝之弟鄱陽王蕭恢的裔孫，家族在公元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前後入關中，成為關隴集團的成員。五世祖蕭造隋時曾任馮翊太守，入唐後官至刑部尚書。蕭穎士自己家在今河南許昌一帶(隋時為穎川郡，唐時為許州)。很明顯地，穎士家為北遷的南方士族。[6] 二、李華(715-774,)。系出趙郡李氏東祖房，屬山東高門。[7] 三、賈至(718-772)。河南洛陽人，郡望長樂。今本《元和姓纂》卷七有賈至家族的資料，知道他們的遠祖有賈龔和賈詡，從賈詡到賈至的祖父之間，記錄相當簡略。根據《三國志》、《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知賈龔家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其子賈詡是董卓的部將，隨涼州軍入洛陽，後來投效曹操，獲得重用。北朝史上，頗有原籍武威的賈姓山 東士人，祖先大概都是隨賈詡移入中原的。賈詡有一子賈璣遷居長樂，這就是賈至郡望的來源。在中古時代，名叫長樂的地方有好幾處，從賈至曾受封信都縣伯一事看來，[8]賈璣遷往的長樂應在今河北冀縣。此地十六國時期以後為長樂郡，隋代為信都郡長樂縣，唐代則改稱信都縣(屬冀州)。〈宰相世系表〉所載的長樂賈氏一支，東晉時遷往南方，但依《元和姓纂》，此支與賈至家別為一族。《元和姓纂》記載，賈至的六代祖賈琚在北魏任穎川太守，看來賈家是山東士族的可能性很大。[9] 四、獨孤及(725-777)。源出匈奴屠各種，代北虜姓，此族劉姓者亦多。中古姓氏諸書與獨孤及家譜牒都說，獨孤氏先祖係後漢宗室，攻擊匈奴遭俘，因入匈奴。此說不可信，學者考辨已詳。[10]案，胡人入華，聲稱上代原為漢人者，為數不少。茲舉一例。中唐名相房琯(697-763)所屬的河南房氏原出高車屋引氏，自稱先祖房乾本貫清河(今河北清河)，晉初出使北虜，被拘未返。[11]據獨孤及家史，他的十世祖羅辰從魏孝文帝遷洛陽，子孫任官於北魏、北齊、隋、唐，可見其家久居華北，於中土士人文化浸潤應極深。[12] 五、元結(719-772)。鮮卑拓跋氏後裔，代北虜姓。[13] 六、李翰(約去世於770年代)。趙郡李氏，李華族人，山東士族。[14] 七、崔祐甫(721-780)。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山東高門。[15] 八、梁肅(753-793)。關中舊族，先祖為關隴集團成員。[16] 九、蕭存(739-800)。蘭陵蕭氏，蕭穎士子，北遷的南方士族。 十、李舟(740,-787,)。出身隴西李氏姑臧大房，山東士族。隴西李氏的始祖是西涼建國者李暠，北魏控制涼州地區後，李暠的孫子李寶於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赴京(平城，今山西大同)，子孫後隨孝文帝遷都洛陽，轉居華北平原。姑臧大房為李寶長子李承的後裔。[17] 十一、崔元翰(729-795)。系出博陵崔氏第三房，山東高門。[18] 十二、李觀(766-794)。隴西李氏，山東士族。[19] 十三、韓愈(768-824)。韓愈同時人或稱韓家郡望為昌黎，或稱南陽。查核傳世的中古韓姓系譜，兩說均非。依《元和姓纂》，韓家的地望則為陳留。案，韓愈的七世祖韓耆是安定安武(今寧夏鎮原)人，北魏明元帝永興年間(409-413)，從赫連勃勃的陣營投效北魏。韓耆與子、孫三代都是武將。韓耆據說徙居常山郡(今河北正定)，但至韓愈之時，其家已世居河陽(今河南孟縣)。韓愈先祖雖然起於軍旅，至中唐時，應已久受文教之薰習，或可算是較低層之北方(山東,)士族。[20] 十四、李翱(774,-836)。出身隴西李氏姑臧房李沖支，山東士族。[21] 十五、皇甫湜(777,-835,)。南方人。原籍睦州新安(唐稱遂安，今浙江淳化)，寄家揚州，以安定為郡望。家族歷史不詳。皇甫湜是著名文士、憲宗文宗兩朝宰相王涯(763,-835)的外甥，彼此關係密切。王涯屬於太原王氏之烏丸王氏房，顯然是山東士族，父親王晃曾任溫州刺史，皇甫家能與王家聯姻，大約也不是貧寒之家。[22] 十六、呂溫(772-811)。出身河東(今山西永濟)呂氏，亦以東平為郡望，家居洛陽，但族人仍有祖塋在河東。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曰:「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呂恭是呂溫的弟弟，延之為其祖父，曾任越州刺史、浙東節度使。依此，呂家雖為北方土著，政治社會地位是新近才上升的，可算是新興家族。[23] 十七、柳宗元(773-819)。出身河東柳氏西眷房，河東郡姓，西魏至唐初在政治上屬於關隴集團。先祖曾於十六國後秦時(396年)南遷，留居淮河流域，南齊末期(500年)北返。[24] 十八、劉禹錫(772-842)。源出匈奴，代北虜姓。七代祖劉亮隨魏孝文帝遷洛陽，世居洛陽以及鄰近的滎陽，實質等於山東士族。[25] 以上共列舉十八位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和主要支持者，包含了三個世代:嶄露頭角於玄宗天寶年間的為第一代，如蕭穎士、李華;德宗前期領袖文壇者為第二代，如梁肅、崔元翰;最後是韓愈、柳宗元的世代。這些人中，有十五位來自北方家族，兩位出身北遷的南方士族，南方人只有一個:皇甫湜。在十五位北方家族人士裡，高層山東士族佔七位，關隴(含河東)舊族兩位，代北虜姓三位，較低層的北方舊族一位(韓愈)，不能確定但很可能為山東士族者一位(賈至)，新興家族一位(呂溫)。附帶一提，本文所說的北方與南方，是人文地理的概念，以南北朝時代的疆域為劃分標準。隋朝以前多在北朝統治的地區，稱北方，否則即為南方。皇甫湜原籍睦州新安，寄家揚州，在中古時代屬南方，決無問題;另外如蜀地和襄陽(今湖北襄樊)，因一直在南朝治下，本文也視為南方。 從以上資料看來，古文運動似乎具有濃厚的傳統北方士人文化背景。上列十八人，純粹的南方人只有皇甫湜一位，他是所有人中年歲最小的，可以說，在古文風氣的形成上，扮演的角色比較次要。北遷南方士族的兩位，則是蕭穎士、蕭存父子，來自同一家庭。其他絕大多數人都出身北方舊族，尤其以山東士族最多。獨孤及、元結、劉禹錫等所謂的代北虜姓，雖然源出北朝胡人統治階層，但以久居漢人文化核心區，在文化趨向上，和中土舊族恐無明顯差異。(元結家史較不清楚)附帶一提，北方舊族出身者有許多曾在南方居住，這或是因為安史亂起，中原陷入戰局，士人大量南徙，或是因為家中有人在南方任官。只要這些家族不是長期居留，它們的文化性格應該不會有重要改變。 在進一步展開本文的討論前，要先對以上名單的擬定稍作說明。起自安史之亂前後的古文潮流，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除了少數的領導者，很難清楚劃定成員的範圍。本文選擇的標準大約有二。一是中唐時人公認的文章中興的領導者，包括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肅、韓愈、柳宗元等。這些人是在任何討論唐代古文的著作中都會出現的。另一標準則是明確支持以上諸人的理念或具有類同思想的文士。這裡想強調的是，選樣的範圍限於文學社群，而不考慮其他形態的士人，如經學家或專務政事的官僚。個人採取這兩項標準，主要目的是希望訂定比較明確的觀察範圍，避免印象式的去取。此外，古文運動明顯是一個文壇內部的改革風潮，而非局外人的評議，如宋代道學家之論文學，不納入非文人應當也是合理的。 上面所列舉的古文運動支持者，有幾位是一般比較陌生的:崔祐甫、李舟、崔元翰。這裡簡單說明他們和古文運動的關係。崔祐甫與獨孤及是親朋至交，也是文學志業的同道。他在〈祭獨孤常州文〉中說:「我與至之(獨孤及字)，思闡斯文，不俾皋契，獨謨華勛。」[26]祐甫另撰有獨孤及神道碑，其中評論獨孤及文章的話還被梁肅引入他的〈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27]至於李舟，他與父親李岑都是古文潮流熱誠的支持者。李舟在〈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公文集序〉記錄父親對他說的話: 吾友蘭陵蕭茂挺(蕭穎士)、趙郡李遐叔(李華)、長樂賈幼幾(賈至)，洎所知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為玄宗巡蜀，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連蹇多故，唯獨孤至之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28] 由這段話和李舟為獨孤及集作序一事，可見他們父子與古文家關係的密切。 崔元翰曾向獨孤及求教。〈與常州獨孤使君書〉說:「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溫純深潤，溥溥宏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29]對獨孤及的文章有極高的評價，他顯然也自居於景從的學者之列。崔元翰曾為獨孤及的高徒梁肅撰寫墓誌，又自稱是梁肅的摯友，看來他在〈與常州獨孤使君書〉所說的，並不是門面話。[30] 再來要稍談元結。一般文學史的作品，都將元結置於古文運動先驅之列。從文章的風格看來，他的確有資格被如此歸類，他的文章不拘駢麗的程度，遠過於蕭穎士、李華諸人。不過，元結的政治社會思想有濃重的道家色彩，和其他古文諸子大異其趣。就這一點而言，他似乎稍不符合本文自訂的古文家標準，但因出入不大，仍然列入。 本文古文運動成員的名單，沒有列入柳冕(去世於貞元,785-804,末年)，也須略作說明。在現存中唐文字中，討論文學問題最密集的作者，可能就是柳冕。他傳世的十四篇文章裡，論文作品佔了八篇。柳冕對文學的看法是清楚而一貫的。他抱持極端的儒家教化思想，對屈宋以下的辭賦詩歌一概否定，認為有德行的人才可能寫出好文章，因此風俗淳美，文學自盛。柳冕主張復古、敵視近世文風的程度，遠過於本文所列舉的古文家，一般文學史著作都視他為古文運動的健將。[31] 本文沒有把柳冕納入分析，原因是依個人的判斷，無論就社會角色或發言立場來說，他恐怕都不能算是文人。柳冕是著名史學家、譜學家柳芳的兒子。《新唐書》柳冕本傳說他「富文辭」，其他資料也有類似的記載。但從傳記資料的整體看來，他主要是以史學、禮學、吏事見重於世，在文壇地位不高。《新唐書》所講的「文辭」，大約多是應用文。[32]本文未將柳冕列為古文家，更重要的根據在於他的作品所表現出的態度。他在〈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中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尊經術，卑文士」，全然不以文士自居。他又至少兩次表示文才不佳，無法實現自己的文學理念。〈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曰:「老夫雖知之，不能 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則云:「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33]柳冕這種缺乏文人認同感而又劇論文學的情況，在隋唐是有傳統的，不能算是怪異。(詳第三節) 附帶一提，柳冕未計入古文家之列，並不影響本節的論點。和大多數古文家一樣，柳冕也是北方士族。他出身河東柳氏西眷，與柳宗元同族，五代祖柳虯似是北周時反對南朝文學的重要人物。[34] 綜而言之，本文儘量根據中唐古文潮流的歷史實態，選出代表人物進行分析，這份名單雖然不見得能獲得所有學者的同意，出入應當不大。本文考察的結果相信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事實上，文學史家羅根澤(1900-1960)在一九四?年代就指出，唐代的古文家多是北方人，甚至宣稱:「古文„„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打倒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羅聯添後來對這個論點又有發揮。[35]兩位前輩學者著重的是古文諸子的地域出身，個人則更進一步，把他們的家世放入中古社會史的脈絡，具體點出了他們的階級與文化背景。 二、與大曆詩人的比較 上一節的結論是:古文運動參與者有相當集中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們大都出身北方舊族，尤以山東士族為多。這可以說是中唐古文潮流的一個性質，但算不算特質，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從常識和印象來說，中唐古文家大都屬於北方舊族，應該是古文運動的一個特點，因為唐代文學家並非普遍為北方士族出身。舉幾個 顯而易見的例子，初唐、盛唐若干最著名的詩人與文章家，如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說、張九齡、李白、孟浩然、杜甫、岑參，都不屬於這個群體。[36]高適的家史不詳，由其祖父為高宗朝名將高侃一事看來，應該也不是士族。[37]不過，為了對古文運動社會背景的問題有更清楚的判斷，以下擬稍探考中唐另一個文學群體成員的家世，來與古文家作比對。 現在要考察一個大曆詩人群，也就是活躍於唐代宗大曆時期(766-779)的所謂「台閣詩人」。談起大曆詩壇，一般大概會先想起有名的「大曆十才子」。根據姚合(781,-846)編選的詩集《極玄集》，十才子是: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38]關於十才子的名單，北宋以下屢生異議，劉長卿、李嘉祐、郎士元等人都常被放入，有些人則遭剔除。其實，這些歧見完全是出於對名號的誤解。姚合所說的，是歷史現象發生時實際存在的稱呼，稱號的來由，則是李端等十人大曆初年經常在權臣餐宴上作詩唱和，馳名長安，他們與郭子儀之子郭曖的關係尤其密切。後代有些文人把「大曆十才子」誤解成文學評價的表示，不滿某些次要詩人名列其間，而擅予改動。總結來說，「大曆十才子」的本義是一個在大曆前期活躍於京師高官群中的文學集團(十才子本人大都位階甚低)，因此，蔣寅的《大曆詩人研究》把他們以及當時一起唱和的一些官員合稱台閣詩人。[39]如同蔣氏自己指出的，這個提法並不完全允當。舉例而言，除了大曆前期，十才子的生活歷程和詩風頗不相同，「台閣詩人」之號並不能反映這些人作品的多元性。不過，就本文而 言，台閣詩人恰好是極適合與古文家比較的對象。理由有二。首先，和古文運動一樣，大曆台閣詩人是個中央性(或全國性)的文學群體，地域與階層背景不是形成群體的表面因素;其次，台閣詩人的時代與古文運動有很大的重疊，這些詩人和古文家有交誼者不在少數。以下先列舉大曆十才子的出身: 一、李端(去世於七八?年代)。出身趙郡李氏東祖房，山東高門。[40] 二、盧綸(生卒年不詳)。出身范陽盧氏北祖第四房，山東高門。[41] 三、吉中孚(生卒年不詳)。楚州(今江蘇淮安)人，曾久居鄱陽(今江西上饒)，南方人。[42] 四、韓翃(生卒年不詳)。家世不詳，郡望或稱昌黎，或稱南陽。[43] 五、錢起(710,-782,)。吳興(今浙江吳興)人。[44] 六、司空曙(生卒年不詳)。家世不詳，似乎是京兆人，郡望廣平。案，現存中古氏姓書中，廣平(今河北永年)著姓無司空，或許是新興家族。[45] 七、苗發(,-786,)。或稱上黨壺關(今山西壺關)人，或稱上黨長子(今山西長子)人，壺關和長子在唐代均屬潞州，苗發為上黨人無疑。據說苗家「世以儒素」，從有關資料看來，顯然是北方小姓，地方勢族。[46] 八、崔峒(生卒年不詳)。屬博陵崔氏大房，山東高門。[47] 九、耿湋(生卒年不詳)。據說是河東人，其餘不詳。[48] 十、夏侯審(生卒年不詳)。無家世資料。 以下是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列舉的其他台閣詩人: 十一、包何(生卒年不詳)。潤州延陵(江蘇丹陽)人。[49] 十二、包佶(727,-792)。包何之弟，同上。 十三、李紓(731-792)。亳州譙縣(今安徽亳縣)人，自言趙郡李氏南祖之後，其實是寒門越稱。[50] 十四、王縉(,-781)。王維之弟，河東蒲州(今山西永濟)人，屬於太原王氏的河東王氏房，似乎是該族的小支。[51] 十五、王紞。王縉之弟，同上。 十六、常袞(729-783)。新舊《唐書》本傳都說他是京兆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則指為新豐常氏。案，唐代京兆府長安城西，天寶七載前有新豐縣(此後裁撤)，即王維詩句「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所指，新豐常氏正與京兆人之說相符。一切資料顯示，常家為尋常小姓。[52] 十七、劉太真(725-792)。永嘉南渡衣冠之後，宣州(今安徽宣城)人，神道碑稱其為金陵人，大概是指祖先南渡後的居地。南方士族。[53] 十八、郎士元(生卒年不詳)。家史不詳，諸書均稱中山(約在今河北定縣)人。根據兩份唐宋郡望資料，中山著望確有郎姓，但士元是否為依託，無從判斷。他是北方人，則無疑問。[54] 以上十八位詩人，計有北方人十位，南方人五位，不詳三位(韓 翃、耿湋、夏侯審)。北方人中，山東士族有三位(李端、盧綸、崔峒)，疑出身山東士族微宗者二人(王縉、王紞兄弟)，尋常小姓(恐多為地方勢家)三名(苗發、李紓、常袞)，疑為小姓者一位(司空曙)，不詳一人(郎士元)。很明顯地，作為兩個時代相近的文學社群，大曆台閣詩人與中唐古文家的家族背景相當不同。 首先，就比例而言，大曆台閣詩人中的南方人遠高於古文家中的南方人。其次，台閣詩人明確為北方士族出身者只有三位，即使加上王縉兄弟，不過五人，佔總人數不到三分之一。古文家中，明顯具北方士族背景的則有十二位(山東士族、關隴舊族、代北虜姓)，若把韓愈和賈至算入，就有十四位。本文探討的古文家與大曆詩人各有十八名，這完全是巧合。但此巧合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出，北方士族成分的多寡，是這兩個集團在社會背景上一個很大的差別。由此，我們可以肯定，濃厚的北方舊族成分，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重要特質。 三、北方士族與文學寫作 我們既然確定了北方士族的背景是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大特點，就需要考慮，古文潮流何以有此特色，這個背景對古文運動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作用。這個探討牽涉到中古時期??特別是北朝末年、隋代唐初??北方士族與文學寫作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本節只能利用已有的少數研究，配合若干史料的分析，提出幾點觀察，希望有助於闡解中唐古文運動的成因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東晉南北朝，南、北方的文學情態有很大的差別:南方文風鼎盛，北方則大體消沈。永嘉之亂以後，在險惡 的局勢下，居住北方的士人致力於保全宗族鄉黨，即使出仕胡族政權，也縈心時務，少有文章游集的雅興。他們基本上在自己的莊田塢堡過著孤立的生活，學術文藝，俱乏表現。在十六國時期，只有涼州和關中地區文風較盛，北魏統一華北後，又轉趨衰歇。 北方重視文學的價值，文章家大量出現，是到北魏末年(六世紀初、中期)才開始的。所謂「北朝三才」??溫子昇、邢邵、魏收??在此時的崛起，就是這個轉變的清楚表徵。北方文學的復盛，除了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帶來的文化氣候的改變，南朝文學的影響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東、西魏分立後，北方新生的文學傳統遺留於東魏、北齊統治的華北平原，一直持續發展。西魏、北周政治中心關中地區的文學，則是南來文士的天下，尤其以王褒、庾信最為突出。(西魏在公元五五四年攻陷江陵，遷來大批士人。)[55] 以上簡單的敘述，想陳明兩點事實。第一，東晉南北朝的文學以南方為主流，北方文風興起甚晚。第二，北方文學雖然遲起，在南方優勢文化的影響下，詩文寫作迅速成為很高的價值。在北朝末年的史傳，頗可看到稱讚某人學問文辭俱佳的陳述，就是清楚的證明。茲舉兩例。《北齊書(崔〔忄，夌〕傳》說，「〔忄，夌〕歷覽群書，兼有詞藻」。[56]同書〈陽休之傳〉:「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57]更是以文章華靡為佳事。這類描述，在唐初北人墓誌仍常出現。貞觀二十年(646)〈李護墓銘〉稱墓主:「少挹家風，長多文藝，三墳五典，莫不精研」。[58]永徽四年(653)〈顏人墓誌銘〉則讚顏氏，「學該墳典，文富詞林，馬上軍前，飛書立就。」 [59]以上所舉的例子，顯然都屬山東士族。[60]在南北朝末期、隋代唐初，山東士族是全中國地位最高而與南方文人文化淵源甚淺的士人群體。從上引資料可以看出，即使在這個群體，文章寫作也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價值。在南北朝時代，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重要作家全部出身南方。隋唐以後，至少到九世紀中為止，重要作家似乎以北人佔多數。這個巨大轉變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楊隋統一中土，全國性的文化中心北移，另方面則要歸因於北方本地文學創作的急速發展。 雖然從六世紀初開始，文學就是北方士族文化的重要成分，這個群體對詩文寫作一直存在著懷疑和批判的傳統。這可粗分兩方面來說。首先，從北朝末年到唐代中葉，北方士人中屢次出現貶抑文學地位、甚至否定文學的價值的言論。其次，北方文士經常有批判發源於南朝的近世文學的呼聲，要求改革。前者基本上是文壇局外人的觀點，後者則為文人自己的意見。以個人檢閱史料所及，掀起這些批評聲浪的大多是名族中人。現在先談前者。 從北朝末年到唐玄宗時代，對詩文藝術曾作整體性批評的北方士人，就現存文獻可見，最主要有蘇綽、李諤、王通、劉知幾等，魏徵也常有類似的意見。[61]前面介紹過的柳冕可說也屬於這個傳統，惟時代較後。以下先徵引李諤上隋文帝書的一段文字，以為討論的基礎: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 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之奇，爭一字之巧。„„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62] 就字面而言，這段話只是抨擊曹魏以後的傳統，但從李諤堅持懲惡勸善是一切文辭的根本目的看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他的目標實際是美文寫作本身。依此，《隋書》本傳說李諤「解屬文」，指的也是與政教直接相關的應用文字。[63] 前引文字，包括了兩個主要論點，以及兩個隱約帶出的觀念，可以大體涵蓋北方士人貶抑文學的理據。李諤的核心主張是:文辭應該為政事教化服務，政教則當以先聖哲王的教訓為依歸;六經是一切文字的典範，文章寫作如果走錯了路，表示統治者的心已經陷溺，政治自然無法上軌道。這是許多北方士人厭棄美文的根本理由。王通《中說‧天地篇》有兩則對話，反映了與李諤相同的觀點: 李伯藥見子(王通)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 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64] 子(王通)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65] 《中說》不是王通所自撰，對於王通的言行，也有許多誇大偽造的說法。但學者的研究已指出，這部書大體可說是王通思想的記錄，至低限度，也是他的家人與門人的追述，誠為隋唐之際北方思想的一部珍貴文獻。[66] 此外，魏徵〈群書治要序〉有言: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計，流蕩忘反，殊途同致。[67] 這些文句的意旨，也是要把文辭的目的規定在政理教化、懲善勸惡的範圍。 李諤上隋文帝書又說，南方文風大盛後，「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李諤宣稱，南朝重視文學，導致人們行為浪蕩，這是他貶斥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北方士人常有「文人無行」的看法，認為德行與文才很難兼備，詩文寫作因此大不利於風教。《魏書》溫子昇本傳記載，「楊遵彥(楊愔，511-560)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 澆薄險忌，唯邢子才(邢邵)、王元景(北齊作家王昕)、溫子昇彬彬有德素。」[68]《中說‧事君篇》對這個觀點有特別詳細的發揮: 子(王通)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69] 在這段文字，王通(或《中說》的另外作者)幾乎罵盡了東晉末年以下的頭等南方作家，還能欣賞的只有三位。從論述的方式看來，他主要是從文章的風格來判斷作者的心性品德。有趣的是，王通雖然大事批判南朝文人，對他們的作品倒是很熟悉的。 李諤的上書還附帶涵藏了兩個觀念，也常在北方的文學論述出現。其中之一是「淳」或「質」，「淳」是和「華」相對的。李文起首曰:「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宣示「淳樸」是基本的文化價值，其後又說，隋朝創建以來，「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前文未引)，認為儒家經典的性格是「素」，而以近代詩文為「華綺」。北周蘇綽倡導使用詰屈聱牙的上古文體，理論根據也在崇尚質樸。他奏請宇文泰施行的〈六條詔書〉「敦教化」一節，特別提出「淳和」的理想。此節說:「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 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70]這與他批評近代文風為「華靡」、「輕薄」的態度是一貫的。[71] 從現存資料看來，北朝隋唐之際，北方關於「質」的觀念的申論，似乎多採取文質調和的立場，而非如蘇綽、李諤的極端反「文」論。《隋書‧文學傳》序中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72] 《隋書》是魏徵主修的，一般以他為這段文字的作者。這段話對文學的藝術性採取了相當同情的看法，但還是很重視「質」的價值。[73]這種文質相輔相成的思想，到了中唐時代，成為早期古文家的一個重要論點。 李諤的上隋文帝書還有一句話，指責文章家「構無用以為用」，似乎意味文辭應以實用為主，無慮其他。這也是北方文論時而出現的觀點。《中說‧天地篇》有如下的記錄: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王通以當代之仲尼自居，他所說的吾師，顯然是指孔子本人，話也直接取自《論語‧衛靈公》。《中說‧天地篇》又說:「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74]可見王通懷有強烈的文字實用論思想。 此外，劉知幾(661-721)在《史通》也大肆批評近世的華麗文 風，主張文辭應以紀實簡省為原則。該書〈浮詞〉說:「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75]他雖然是從史學家的立場討論文辭的問題，但不認為史學與文學寫作有何不同。〈載文〉篇明白表示:「文之將史，其流一焉」。[76]知幾的文學見解顯然也是以實用為依歸。 關於以上介紹的北方貶抑文學的論說，現在想提出兩點簡單的看法。首先，倡導此說者多是士族高門出身。李諤是趙郡李氏，楊愔為弘農楊氏，蘇綽係武功望族，劉知幾則為彭城劉氏。王通家屬於烏丸王氏(太原王氏的分支)，祖先於西晉末南遷淮河流域，劉宋時北返，基本上仍是北方世家。[77]前述諸人，大概只有魏徵出身小族，《北史》稱魏徵之父是北齊文學家、史學家魏收的族叔，未必可信。[78]從這些貶抑文學者家世背景的一致性，我們可以判斷，許多北方士族對詩文大盛的文化情態是很有保留的。 另外要說明，前文討論的幾個觀念的出現或流行，決不是偶然的，它們與中古北方士族的文化性格有密切的關係。西晉永嘉亂後，熱中玄學與文辭的一等士門大都南渡，留居北方的多為較守舊的地方性士族。因此，與南方士人相比，北人少受玄學與任誕之風的影響，漢代舊儒教的成分保留仍多，士人對政治教化有很深的關心。此外，北朝時代，漢人士族長期在胡族統治的局面下，與複雜的政治環境周旋，特別重視時務。北方舊家又多聚族而居，家庭秩序的維護至為重要，普遍強調家風禮法，立身要求謹飭(但實際情況與理想有不少出入)。入唐以後，北方的高門著房，禮法更是謹嚴。綜合而言，北方士族有 長久的儒學傳統，人生態度比較嚴肅、重實際。前文提及的教化、德行、質樸、實用，都是深植於北方士族文化的價值。當講究吟詠情性、華麗辭藻的南方文學席捲北方時，有些士族中人依據這些價值，抗拒新潮流，是不足為奇的。[79] 中唐以前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士族成員擁抱文學熱潮，產生許多文人後，有些人發出了批判近世文學的呼聲，要求改革。這個現象與前述貶抑文學的論說有性質上的差異。首先，文士都是肯定文學的藝術特質的;再者，他們的評論經常是和創作工作聯結在一起的，對文學演變有比較直接的影響。 北方文士感覺自身的傳統與南方不同，從而強調北方文學的特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邢邵即曾說:「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80]可是，士族出身的北方文人從普遍性的角度鼓吹文風變革，似乎到唐代才出現。幾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王勃、楊炯和盧藏用。王勃與楊炯都名列「初唐四傑」。如所周知，初唐四傑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詩文寫作上有高超的成就，尤其能以情思濃郁、氣勢活絡的風格，對當時流行的重形式技巧的上官體有所突破(「上官」指上官儀)。 王勃的文學思想頗有政教本位的色彩。他的〈平臺秘略‧論藝文三〉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上吏部裴侍郎啟〉則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由其輕 重，古人未嘗留心也。」[81]這種文學功利論的主張與他的文章風格不甚相符，也不能代表他的文學思想的全部，不過，王勃對近世文學傳統的不滿，以及在寫作上的創新，應該還是與他的儒家傾向的文學觀有關。楊炯文學評論的文字雖不多，他是明顯支持王勃的。[82]王勃是王通的孫子，出於儒學世家，楊炯則屬關中名族弘農楊氏。[83]如果說，他們的文學思想受到了社會階層背景的影響，應是合理的推測。 八世紀中葉以後，唐代文人普遍認為，初唐作家中，對鼓動復古理想、抑制綺靡文風最具貢獻的，非陳子昂莫屬。盧藏用是陳子昂文學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好友。藏用的〈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是第一篇為陳子昂作歷史定位的文字。文中先微諷東漢以下的文風，認為是「大雅不足」，然後嚴厲批評梁陳作家，稱庾信、徐陵的出現是，「天之將喪斯文」。對於陳子昂，藏用則說:「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84]盧藏用出身范陽盧氏，屬山東高門，他強調「質」為「文」的基礎，和他的北方士族先輩有一貫之處。(陳子昂出身蜀地豪族) 以上就北朝末到唐玄宗朝初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作了一些觀察。主旨是在指出，在中古時代，北方文風興起甚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響。隋唐統一中國前後，北方文風大盛，文學活動儼然成為北方士人文化的主軸。然而，在此情勢下，北方也出現了強調質樸政教、貶抑文學的思潮，許多儒學深厚的士族中人尤其有此傾向。在崇 尚文學與反文學兩種勢力相激盪之下，出現了第三種趨勢，就是有些北方士族出身的文士鼓吹文章復古的改革，從社會背景與思想歸趨的角度看來，中唐古文運動諸子可以說是王勃、楊炯、盧藏用等人的繼承者。 本節的最後，要再探考一個問題:北方士族中人在唐代前期文壇活躍的情況究竟如何,上文已經提過，照一般的印象，安史之亂以前，北方舊家成員似乎並未籠罩文壇，因此古文運動的北方士族背景，應該可以算是一個特色。當時本文列舉了一些中唐以前最著名的作家，他們都不屬於這個背景。現在想對此問題作比較有系統的觀察，使我們對唐代北方士族與文學的關係能有深一層的認識。 本文考察唐代前期北方士族出身的文人，是以許總的《唐詩史》(1994)與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1995)所探討的作家為樣本。這兩本都是新近出版的大型唐代文學通史，涵蓋的流派和作家很多，應當是合適的取樣對象。照文學史的一般分期，唐代前期可以分作兩個階段:玄宗朝以前(618-712)與玄宗朝(712-755)。對於前一階段，上述兩書共討論了三十三位作家，其中明顯為北方士族出身的有:王績(王通之弟)，「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楊炯和盧照鄰(范陽盧氏)，李嶠(趙郡李氏東祖房)，崔融(南祖崔氏，清河崔氏的一支)，李乂(趙郡李氏西祖房)，崔信明(清河崔氏青州房)，蘇瓌、蘇頲父子(蘇綽裔孫)。此外，李百藥系出漢中李氏，這個家族似乎南北朝時地位不高;崔湜族屬博陵安平崔氏，從譜牒資料看來，可能原本是衰支，到唐初才因政治權位而興起。[85]總結來說，在三 十三位初唐名作家裡，出身北方士族的大概有十一、二位，約佔三分之一，比例雖不低，但以北方士族當時文化教育資源之多，涉入文壇的程度或許不能算特別深。其他作家中，南方人有八位:虞世南、陳子良、駱賓王、杜審言、陳子昂、許敬宗、褚亮、吳少微。沈佺期家據稱來自吳興。此外，王珪出身烏丸王氏，是梁末擊滅侯景的王僧辯的孫子，其族本為北方世家，在六世紀時來往南北，文化背景不易判斷。[86]其餘大概都是北方小姓。[87] 對於玄宗朝的作家，不計早期古文家與元結所編《篋中集》作者，《唐詩史》和《唐代文學史》共介紹了三十七位，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蓬勃態勢。這些人中，明顯出身北方高門的有:崔國輔(清河崔氏青州房)、韋應物(京兆韋氏逍遙公房)、孫逖(樂安孫氏)、薛據(河東薛氏汾陰西祖房)。前一節已提過，王維似乎是高門微支，另外疑為北方士族的還有趙冬曦(天水趙氏)、王之渙。[88]除了這七人，尚有生平資料極少，而不無可能為士族出身者，如裴迪、盧象、崔顥。總而言之，玄宗朝的著名作家裡，寬鬆地估計，北方士族可能有八、九人，是相當少的。 玄宗朝重要作家中，有很多南方人與南方家族的成員，南方人可確定的有:張九齡、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孟浩然、儲光羲、常建、岑參、李白、陶翰、綦毋潛、劉脊虛，[89]出身南方家族的有:杜甫、劉長卿、王昌齡、陰行光，[90]共計十七位，與北方士族出身的作家，在人數上完全不成比例。另外的十人，應該多是北方微族。[91] 從唐代前半葉著名作家背景的分析，個人得到兩點看法。第一，在唐代前期，北方士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地位，但從本文的考察看來，他們在文壇上表現並不突出。這個現象似乎可以進一步證實，以山東高門為核心的北方士族，對文學活動的價值一直懷有疑慮。第二，依前文的分析，玄宗朝確知為北方士族出身的名作家非常少，但如果加上天寶中晚期崛起的古文運動先驅，數目就可以增加約一倍。這更顯示，北方士族文化與古文思潮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總結本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判斷，從六世紀到八世紀中葉，北方士族與詩文寫作有一種欲迎還拒的關係。北方士族中人致力文學，起初大體是受時代風氣與標準的影響。唐代以後，貢舉漸盛，貢舉中地位最高的進士科特重詩賦文才，士人為求仕進有好出身，不得不勤習詩文，舊族高門也不能例外。不過，北方士族成員大舉進入文學社群，是帶著自身的傳統價值與對藝術性文字的批判態度的，他們的價值和觀念，對淵源於南朝的中古文學傳統，不斷造成衝擊，古文運動似乎就是這些衝擊的一個巨大結晶。 四、小結 本文揭示中唐古文運動具有濃厚的北方士族背景，並指出這在唐代是一個特殊的文壇現象，目的在於說明，北方士族傳統文化是古文潮流形成的一個結構性因素。當然，這不是古文出現的唯一主要因素。學者已經指出，安史之亂在士人間所激起的普遍憂患意識，以及陳子昂開始帶動的詩歌復古風氣，都與古文潮流有密切的關聯。[92]本文只是企圖在過去的認知之外，清楚點出另一個背景。需要說明，本文也絕不意味，唐代文章復古的思想完全出自北方士族文化。漢代以後， 文學應為政教服務成為一個很強韌的觀念，即使在文學藝術思想高張的南朝，它仍是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原道〉、〈徵聖〉、〈宗經〉為首，就是明確的例證。在唐代，古文運動興起之前一些有復古思想傾向的文人，如陳子昂、吳少微、沈千運、李白，也都出身南方。無論如何，本文顯示的是，在中唐文章復古的案例上，北方士族傳統是核心的文化背景。 個人不是文學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古文運動的社會背景，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尋求了解安史亂後士人群中儒家復興的成因。在八世紀後半、九世紀初，古文運動是儒家復興趨勢的中心力量，古文運動與北方士族的密切關係，似乎顯示，北方傳統士族文化在唐宋之際的思想變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史研究上有一個叫作「南朝化」的概念，意思是許多在南朝發展出的經濟、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與文化形態，後來成為唐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傾向。[93]對中國中古史的通體了解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啟示性的解釋。文學寫作在唐代席捲知識階層的現象，也可以算是南朝化的一環。然而，本文也透露，在南朝化的外表下，北方傳統仍在發揮作用，就文學和思想的演變而言，這個力量似乎是中古傳統在唐宋之際歸於消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的題目以中唐古文運動自限，本來不應談論韓愈、柳宗元以後的發展，但為說明本文的成果的涵義，還是要約略觸及兩個這方面的問題。中唐古文運動具有北方士族的背景，是相當明顯的，但韓柳的世代以後，這個因素就不存在了。唐代晚期的大部分主要古文家，如沈亞之、孫樵、劉蛻、皮日休、陸龜蒙，都不是來自北方士族，來 無擇大概也不是。其中沈、劉、皮、陸均為南方人。晚唐古文運動的思想性質與文化角色，都和前此的古文潮流頗有差異，此處無法詳論。現在想提出的一個看法是，古文的觀念與寫作原則，在韓、柳的時代於文壇廣為傳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個潮流因此脫離了它原有的社會文化背景。 再者，個人曾經研究過八世紀末到十世紀中(德宗朝末年至後晉)清河崔氏與博陵崔氏的文化情態。這兩個宗族是山東士族的高門，對了解晚唐時期的北方士族而言，應當有相當的代表性。個人發現，到九世紀中葉為止，崔氏族人家庭大體呈現著雙重的文化性格。在行為準則上，他們強調清儉家風，恪守禮法;在知識教育上，則專注於詩文寫作，大舉參與科舉考試，經史之學只是點綴。前者是北朝遺留的傳統價值，後者則為入唐後盛行的新風氣。九世紀中葉以後，崔氏宗族連家風禮法都很難維持了，除了姓氏地望，他們跟一般士人已經沒什麼差別。如所周知，作為一個有清楚標誌的身份群體，北方士族不久就離開歷史舞臺了。[94]從這個結果看來，他們是被「南朝化」的浪潮徹底擊垮了。可是，然而不然，本文的考察似乎提示，他們雖然消失在「敵營」中??如果允許作這個比喻的話，卻促成了敵營性質的改變。 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文苑英華》，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景印，1979。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王通，《文中子中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浙江書局本，1989。 王勃著，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89。 李翱，《李文公集》，四部叢刊本。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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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Jo-shui.LiuTsung-yüanandIntellectualChangeinT'angChina,773-819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Chen,Jo-shui.“CultureasIdentityduringtheT’ang-SungTransition:TheCh'ing-hoTs'uisandthePo-lingTs'uis.”AsiaMajor(thirdseries),9:1-2(1996;actualpublicationdate:June1998). McMullen,David.“LiChou,AForgottenAgnosticoftheLate-EighthCentury, ”AsiaMajor,8:2(1995). [1]PeterBol,“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 China,pp.23-4. [2]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收在氏著《唐代文學論集》，上冊， 頁8-16。 [3]同上，頁16。 [4]就個人所見，在學者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的批評中，以小野的論述最為詳細。見小野四平，《韓愈と柳宗元??唐代古文研究序說??》，〈序章‧唐代古文研究への視角〉，頁15-19;〈第一章‧唐代古文の源流〉，頁23-65。 [5]大略的討論，可見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運動の形成過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二十九期，頁106-23;何寄澎，〈簡論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文學集團〉，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六集，頁301-15。 [6]關於蕭穎士的先祖世系與里居，見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頁1-10。此書考證穎士家系甚詳，但未舉出家系重建的資料依據，令讀者覆查不易。關於穎士家系的主要原始資料，可見蕭穎士，《蕭茂挺文集》，〈贈韋司業書〉，頁40a-b;符載，〈尚書比部郎中蕭府君墓誌銘〉，《全唐文》，卷691。 [7]李華家世系見《新唐書》，卷72上，頁2481-2583;李華名見頁2559。關於李華卒年的考證，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21-22;蕭淑貞，《李遐叔及其作品研究》，頁12。 [8]《新唐書》，卷119，頁4299。 [9]賈至家族歷史不甚清晰的一個原因是，傳世文獻中沒有賈至或其近屬的墓誌。本段的敘述，主要參考〔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7，頁1044-51; 《新唐書》，卷75下，頁3387-90;卷119，頁4297;《舊唐書》，卷190，頁5027;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3，〈賈至〉(傅璇琮撰)，頁480-2;《三國志》，卷10，頁326-32;《北史》，卷27，頁980-2(賈彝家族);卷47，頁1730-4(賈思同兄弟);《南史》，卷59頁1462。傳世唐宋郡望資料中都無長樂賈氏。敦煌寫本斯五八六一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說，賈姓有三望，其中兩個是河東郡和平陽郡，另一只殘「武」字，應是武威郡。由此看來，長樂賈氏似非頭等高門。參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頁89。又，《元和姓纂(附四校記)》頁1044說，長樂隸屬相州。案，十六國時期以後始有相州，在冀州西南，不知《姓纂》所言，是否有誤。 [1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38-52。另參蘇慶彬，《兩漢迄五代入居中國之蕃人氏族研究??兩漢至五代蕃姓錄》，頁366-73。關於獨孤及家自述先系原出後漢宗室的資料，見羅聯添，〈獨孤及考證〉，頁21。羅先生相信獨孤家的說法。 [1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157-60。 [12]羅聯添，〈獨孤及考證〉，頁21-3。 [13]顏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全唐文》，卷344。 [14]《舊唐書》，卷190下，頁5049;《新唐書》，卷203，頁5777-8;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518。 [15]《新唐書》，卷72下，頁2800。 [16]參考神田喜一郎，〈梁肅年譜〉，頁261-2;郭中翰，《中唐梁肅(753-793):大曆、貞元間的文章中興和性命之學》，第一章第一節;陳弱水，〈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頁8-9。 [17]李舟生平的研究，參見陳冠明，〈李舟行年考〉，頁59-94;DavidMcMullen,“LiChou,AForgottenAgnosticoftheLate-EighthCentury,”pp.60-85。李舟的家譜，則見《新唐書》，卷72上，頁2443-64。 [18]《新唐書》，卷72下，頁2814。 [19]岑仲勉，〈唐集質疑〉，頁16-17「中唐四李觀」;頁50-2，「李觀疑年」。 [20]參考岑仲勉，〈唐集質疑〉，頁54-7「韓愈河南河陽人」;羅聯添，《韓愈研究》，頁1-8;〔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4，頁480-97;《新唐書》，卷73上，頁2854-73;《魏書》，卷51，頁1127-9;《北史》，卷37，頁1349-51。又，從韓耆到韓愈歷時約四百年，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只有八世，似不合常理。依韓愈所作〈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推算，應為九世，或許是對的。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 [21]李翱，《李文公集》，卷11，〈皇祖實錄〉;卷14，〈叔氏墓誌〉;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22]關於皇甫湜的資料，參看皇甫湜，〈東還賦〉(《全唐文》卷685)，〈唐故著作左郎顧況集序〉(《全唐文》卷686)，〈悲汝南子桑文〉(《全唐文》卷687);《新唐書》，卷176，頁5267。王涯的家世資料見《新唐書》，卷72中，頁2642-7;劉禹錫，〈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劉 禹錫集》，頁19-22;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5，〈王涯〉(吳汝煜、胡可先撰)，頁419-20。 [23]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5，〈呂溫〉(劉德重撰)，頁537-9:劉德重，〈呂溫生平事跡考辨〉，頁232-3;柳宗元，《柳宗元集》，〈呂侍御恭墓誌〉，頁255。呂溫之弟呂讓的墓誌說，其曾祖名崇嗣，以經術聞，未出仕，呂家可能是長居鄉里。見〈唐故中散大夫秘書監致仕„„東平呂府君墓誌銘并序〉，在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頁2334。 [24]Jo-shuiChen,LiuTsung-yüanandIntellectualChangeinT'angChina,773- 819,pp.34-9. [25]參考卞孝萱，《劉禹錫叢考》，〈父系考〉，頁1-6;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劉禹錫集》，頁19-22。 [26]《全唐文》，卷409。 [27]同上，卷409，卷518。 [28]李舟，〈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公文集序〉，在獨孤及，《毘陵集》，目錄前。「唯獨孤至之常州刺史」之句，似不甚通，《文苑英華》卷702、《全唐文》卷443同文，都寫作「唯獨孤至常州刺史」，較合文理。 [29]《全唐文》，卷523。 [30]《全唐文》，卷523，〈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 [31]柳冕的文學思想及若干相關問題，見俞紀東，〈柳冕文論為韓愈所本說質疑〉，頁181-92。另見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 頁468-73。 [32]參考《舊唐書》，卷149，頁4030-3;《新唐書》，卷132，頁4537-8;柳宗元，《柳宗元集》，〈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頁306;俞紀東，〈柳冕文論為韓愈所本說質疑〉，頁192。柳冕沒有詩傳世，《全唐文》卷527所收的文章，全為應用性的。 [33]《全唐文》，卷527。 [34]《新唐書》，卷73上，頁2835-46;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頁581-2。 [35]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頁103;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頁17-19。 [36]簡單地說，宋之問出身北方小族;張說是北方人，自稱范陽張氏，大約為冒託;陳子昂和李白是蜀人;張九齡的故鄉在今天的廣東韶關;孟浩然、岑參均為襄陽人;沈佺期家本出吳興;杜甫祖先久住襄陽，曾祖時開始定居於現在的河南鞏縣，似與南方文化關係較深。參考〔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7，頁1144-5(沈佺期);卷8，頁1171(宋之問);陳祖言，《張說年譜》，頁1-3;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1，〈杜審言〉(傅璇琮撰)，頁66-7;卷2，〈杜甫〉(傅璇琮撰)，頁401。 [37]高侃兩《唐書》均無傳，重要事蹟可參見《舊唐書》，卷4，頁68;卷5，頁97;卷84，頁2798;卷190中，頁5027。 [38]姚合，《極玄集》，在傅璇琮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539。 [39]以上論述，參考蔣寅，《大曆詩人研究》，頁169-76;儲仲君，〈大曆十才子的創作活動探索〉，頁58-63。 [40]《新唐書》，卷72上，頁2534。 [41]同上，卷73上，頁2932。 [42]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吉中孚〉(儲仲君撰)，頁13-14。 [43]參考同上，〈韓翃〉(傅璇琮撰)，頁20-1。此文說昌黎為韓翃託言之郡望，不足為憑，其實南陽也是韓氏著望。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4，頁482。 [44]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錢起〉(傅璇琮撰)，頁35-6。 [45]同上，〈司空曙〉(傅璇琮撰)，頁47-9。廣平郡望資料可見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小野(上)〉，頁330(《廣韻》);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頁85(北圖位字79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頁94(斯二?五二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 [46]《新唐書》，卷75上，頁3367-70;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苗發〉(儲仲君撰撰)，頁57-8。 [47]《新唐書》，卷72下，頁2784。 [48]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卷4，〈耿湋〉(傅璇琮撰)，頁30。 [49]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包融〉(傅璇琮撰)，頁225。包融為包何、包佶之父。 [50]李紓曾祖為高宗朝宰相李敬玄。他本為寒門，以久掌銓選，人多依附，並與趙郡李氏合譜。見《舊唐書》，卷81，頁2754-6;《新唐書》，卷106，頁4052-3。《新唐書》李敬玄傳雖然明說他係冒稱趙郡李氏，該書〈宰相世系表〉仍然把李敬玄家人列為趙郡李氏南祖之後，可見〈宰相世系表〉只是直抄家譜，並不加考證檢別，使用時須小心。參考《新唐書》，卷72上，頁2480-1。 [51]關於王家郡望與里居的資料，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王維〉(陳鐵民撰)，頁285-6;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全唐文》，卷545。個人懷疑王縉家為太原王氏小支的原因有二。王縉在封爵時冒稱瑯琊王氏，顯然不以本宗為重，此其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列有王家譜牒，世系寡少，此其二。見前引王顏文;《新唐書》，卷72中，頁2642。 [52]參見《舊唐書》，卷38，頁1396;卷119，頁3445-6;《新唐書》，卷75下，頁3377-8;卷150，頁4809-10。王維詩出自〈少年行四首〉，見《全唐詩》，卷128，頁1306。 [53]《舊唐書》，卷137，頁3762;《新唐書》，卷203，頁5781;裴度，〈劉府君神道碑銘并序〉，《全唐文》，卷538;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28，頁770。 [54]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3，〈郎士元〉(儲仲君撰)，頁522-4。中山郎氏的資料，則見池田溫，〈唐代郡 望表??九‧十世紀敦煌寫本中心(上)〉，頁330(《廣韻》);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頁94(斯二?五二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 [55]曹道衡的《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第七至第十章，對北朝文學現象的解釋頗具洞識。另可參看周建江，《北朝文學史》;唐長孺，〈論南朝文學的北傳〉，頁59-62。唐文與本文的論旨有可以參較發明之處。 [56]《北齊書》，卷23，頁335。 [57]同上，卷42，頁563。 [58]〈李君墓銘〉，在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頁85。 [59]〈唐故顏君墓誌銘并序〉，同上，頁178。 [60]以上四人出身如下。崔〔忄，夌〕:清河崔氏;陽休之:北平陽氏;李護:隴西李氏;顏人:魯國顏氏。魯國顏氏似乎是地方性士族。 [61]蘇綽曾仿尚書體作大誥，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序中，稱此為「糠粃魏晉，憲章虞夏」。參考《北史》，卷83，頁2781;《周書》，卷22，頁370;卷23，頁391-4。但他並無批判文學寫作的著作傳世。 [62]《隋書》，卷66，頁1544-5。 [63]李諤今存或留名的文章，全是應用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20。 [64]王通，《文中子中說》，卷2，頁7-8。 [65]同上，頁8。 [66]參見余嘉錫，《四庫全書提要辨證》，〈中說十卷〉，子部一，頁31b-37b;尹協理、魏明，《王通論》，第一章。 [67]《全唐文》，卷141。魏徵批評近世文學的文字很多，參見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在氏著，《注史齋叢稿》，頁365-70。牟文對唐初北方士人的文學觀念有廣泛的討論，值得參考。 [68]《魏書》，卷85，頁1876-7;《北史》，卷83，頁2785。楊愔此文已逸。文人輕薄是一個普遍的舊觀念，當然不是起於北朝，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冊，頁253-5。 [69]王通，《文中子中說》，卷3，頁13。「吳筠」疑是「吳均」之誤。 [70]《周書》，卷23，頁383。 [71]同上，卷22，頁370。 [72]《北史》，卷83，頁2781-2。另參考北周衛元嵩的〈三易異同論〉，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周文》，卷24。 [73]上段引文也出現在李延壽的《北史‧文苑傳》序，可能是延壽取自《隋書》。理由如下:李延壽是修《隋書》「志」的重要人物，紀傳部分似乎參與不多;其次，《北史》成書在《隋書》紀傳之後。參考〈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在《隋書》，頁1903-4;《北史》，卷100，頁3343-5;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頁27-32，60-3。 [74]以上兩段引文，分別見王通，《文中子中說》，卷2，頁11;卷3，頁14。 [75]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161。另參考〈載文〉，頁123-7。 [76]同上，頁123。 [77]見尹協理、魏明，《王通論》，頁60-2:楊永安，〈烏丸王氏世系探疑〉，在氏著，《隋唐五代史管窺雜稿第一輯》，頁41-9。 [78]汪籛，〈唐太宗之拔擢山東微族與各集團人士之并進〉，在唐長孺等編，《汪籛隋唐史論稿》，頁132-49。 [79]關於北朝士族文化的大體情況，可參考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頁165-78，225-37;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頁218-39;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頁200-9。唐代北方士族風習的概說，則可見何啟民，〈唐朝山東士族的社會地位之考察〉，在氏著，《中古門第論集》，頁287-311;田廷柱，《隋唐士族》，頁136-44。 [80]轉引自郁沅、張明高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頁405。又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北齊文》，卷3。 [81]王勃著，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頁302-3，129-30。 [82]關於王勃與楊炯的文學思想，可參看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頁102-14。 [83]中古士族多遷徙，弘農楊氏發源於華陰(今陝西東部)，稱關中郡姓，但該地未必為族人久居之所。據楊炯〈從弟去溢墓誌銘〉，這位堂弟歸葬華陰，可見楊家仍與關中有密切的關係。見徐明霞點校，《楊炯集‧盧照鄰集》，頁154。 [84]《全唐文》，卷238。 [85]以上諸人的家世背景無法細論，現僅舉出一些譜系資料:《新唐書》，卷72上，頁2546(李嶠);卷72下，頁2738(崔融);卷72上，頁2585(李乂);卷72下，頁2772(崔信明);卷72上，頁2598(李百藥);卷72下，頁2775(崔湜)。 [86]《新唐書》，卷72中，頁2642-4;《梁書》，卷39，頁556;卷45，頁623-36。 [87]除了已經提及的二十二位，其他名列兩本文學史著作的初唐作家有:唐太宗、魏徵、宋之問、蘇味道、上官儀、上官婉兒、楊師道、李適、郭震、富嘉謨、王梵志。 [88]參考《新唐書》，卷72下，頁2772(崔國輔);卷74上，頁3083(韋應物);卷73下，頁3004(薛據);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1，頁165-7(孫逖);卷3，頁446-8(王之渙);〔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7，頁1006-7(趙冬曦)。 [89]以上諸人，家世資料較複雜的有儲光羲和常建。參考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1，頁211-3;卷2，頁263-4。 [90]劉長卿家世資料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頁311-2。王昌齡是肅宗朝宰相兼術士王璵的族兄，出身瑯琊王氏。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2，頁252;《新唐書》，卷72中，頁2619。陰行光是陳朝作家陰鏗的後代。見〔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5，頁749-50;張均，〈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在《全唐文》，卷 408。 [91]除了已經提及的二十七位，其他名列兩本文學史著作的非古文系玄宗朝作家有:張說、劉希夷、李頎、祖詠、高適、王翰、尹懋、王琚、梁知微、崔曙。 [92]安史之亂的影響是一般普遍認知的。至於古文潮流有詩歌復古為先導的討論，則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在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頁16-19。 [93]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陳寅恪先生文集》，頁141-6;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頁486-91。 [94]Jo-shuiChen,“CultureasIdentityduringtheT’ang-SungTransition:TheC h'ing-hoTs'uisandthePo-lingTs'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