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可持续增长
正如60余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是以极端不均等的人均占有方式在各国分布一样,超过70亿的全球人口,也是以截然不同的特征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最具鲜明特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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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许多新兴国家正在拥抱有利的人口结构;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尚不知如何应付其人口压力;中国则面临“未富先老”的巨大挑战。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
长期以来,在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上面,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类教条相信,人口增长必然快于人们所能生产出的食物的增长,因而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的现实,终究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马尔萨斯命名的这个“贫困陷阱”理论,对于解释工业革命以前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有效的,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传统观念。
马尔萨斯理论有两个缺陷,使其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史。
第一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不懂得关于人口转变的规律,即人口变化绝不是没有限制的增长过程,而是经历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轨迹。
第二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仅仅关注了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现在,人们开始形成共识,即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更加直接。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概括,我们可以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变化轨迹表现为两个倒U 字型曲线。
第一个倒U 字型曲线是人口出生率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第二个倒U 字型曲线是滞后于前一个曲线大约20 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当15-64 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从而人口抚养比呈现降低趋势时,恰好是第二个倒U 字型曲线的上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更高的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于迅速降低的过程中。特别是撇除生育率仍然很高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越来越富有生产性,即人口抚养比已经低于发达国家,并且继续降低。
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显然得益于所具有的潜在人口红利,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滞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特点,反而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做出贡献,从而世界经济的趋同创造了有利条件。
例如,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其改革开放期间所实现的接近10%的年平均GDP 增长率中,有超过1/4 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
然而,具有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人口条件是一回事,能否将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是另一回事。
显然,并不是所有处在人口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都具备了利用人口红利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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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展的绩效大相径庭。可见,当那些仍然处在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懂得了何谓人口红利之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地坐在人口机会窗口处观风景,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为挖掘人口红利创造必要条件。
以中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60 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下降。但是,缺乏激励机制和效率的传统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增长,人口红利成为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只有在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丰富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在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流动,配置效率显著提高,进而转化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得以推动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
以持续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正如发达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早已处在上升阶段一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或者很快丧失人口机会窗口,上述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
例如,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年龄在15-59 岁的人口,从2010 年开始已经绝对减少。由此推断,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转折点也必然相应到来,将比以往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并且,这个人口变化已经明显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上表现出来,即2004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招工难和工资迅速上涨。
正如关于人口变化第二个倒U字型曲线所揭示的,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终究要发生,进而人口红利迟早也会消失。
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可供利用。而接下来以人口抚养比提高为表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将发生在诸如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国、处于高收入阶段的韩国,以及最发达国家美国等。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在强劲上升的阶段。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的这种时间上的继起关系,恰好是世界经济趋同的一个重要条件。
可见,因处于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世界各国可以被划分为三类:(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享有人口红利;(2)某些高收入国家和具有“未富先老”特点的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3)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已经不享有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对于属于不同组别的国家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政策努力方向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并保持增长趋势,因而享有潜在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创造出开发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类制度条件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类,对内就是要清除各种阻碍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制度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包括借助国际贸易,实现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以及引进外商投资,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管理。
对于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因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仍然可以创造制度条件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类条件包括充分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使家庭和个人乐于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改善人力资本,从而保持在创新、创意和技能方面的领先优势,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有利于激发储蓄动机、以完全积累为基础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的转型,建立完备、健康和低风险的资本市场,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具有“未富先老”特征,正在丧失传统比较优势且尚未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包括推进世界经济的开放与合作,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加大对教育、培训和健康的投资,使人力资本与结构调整相适应;建立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扶助事业在内的更加包容的社会保护体系。
与马尔萨斯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人口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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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为复杂,也更加具有多样性。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观察和新思维的建议,在每个国家分别面对着这样那样人口难题的同时,各国同时具有不同的人口机会窗口,可以利用来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发展。然而,体现在人口结构上的潜在优势,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也不能自然而然地被转化为人口红利。
因此,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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