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

历史学论文-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 历史学论文-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 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经过长足发展，目前在美国渐渐成为一个日趋成熟的学科。环境史不仅在美国拥有专业学会、专业期刊，而且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了教学规划。目前，美国环境史学会会员已经超过了1400人，其专业期刊——《环境史》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600份[1]。 自环境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问世以来，美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环境史著作，但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专门对这门学科本身进行理论探讨的著作则比较少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历史学家轻视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门学科正处于发展之中，环境史学者还未能对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尽管如此，美国环境史学者在建构环境史理论体系、梳理本学科发展历程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笔者看来，这些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一、什么是环境史;二、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三、如何研究环境史;四、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叙述美国环境史学研究进展及中国学者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状况进行初步介绍。 一 自环境史诞生以来，美国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经历了一个从狭窄到宽泛(从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笔者以为，环境史在诞生之初，主要是研究自然和资源保护、环境运动的历史;而到80年代以后，则是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而90年代以后，环境史则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纳什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活动范围)的联系(关系)” [2]，其显着特点便是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应该象生态学那样有平衡、共同体和相互联系的观念。他还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了美国环境史的教学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主要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包括:北美的拓殖经历、边疆环境及其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资源保护运动等。纳什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美国人对自然和荒野的观念转变。海斯也是美国环境史的鼻祖之一，他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研究资源保护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历史。海斯提到，《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于1959年出版后，它当时属于资源保护史的范畴，这个领域现在被称为环境史[3]。 Thad W. Tate 在《环境史定义的有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环境史同妇女史、族裔史一样，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但和这些学科相比，环境史学家还未能就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达成一致，其中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环境史学与环境主义之间的关系。价值中立，不偏不倚，更有利于环境史学的长远发展。因此，环境史学强烈的道德与伦理诉求应该弱化。环境史研究包括思想史、生产方式史，自然生态史与政治史四个层面，它既反对环境决定论，也反对认为人可以超越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4]。Tate在当时已经察觉到，环境史要发展，就必须突破环保史的范畴，而且他已经提到环境史研究的四个层面。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最早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推动环境史的学科建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沃斯特对“美国环境史倾向于与环境主义的 历史等同”(664)的状况非常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不断撰文阐述他对这门学科发展的见解。沃斯特在(某某年出版的)《没有边界的世界:环境史的国际化》[5]中提出，环境史并非仅仅是美国的发明，它在其它国家以不同的名称出现(662);环境史最发达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将来出现的、成熟的、有活力的环境史，必须把这三个国家以及其它国家的方法融合起来”，对“在每个国家、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的基本的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664—665)。沃斯特建议环境史学家研究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在对自然的理解和行动上，从依靠本土的民间经验向依靠专业化的科学知识的转移;从地方自给自足到卷入全球市场秩序过程中的经济和生态演变。(首先在哪里发表的)《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沃斯特追溯了历史学中生态视角的发展。他认为，就美国的历史学家而言，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而魏特夫则提出，人与土地的不断斗争，在生态上总是充满了辨证的色彩。但他的观点没有被历史学家弘扬光大，而被人类学家所吸收，沃斯特介绍了人类学家 Clark Wissler、 Julian Steward、Roy Rappaport和Marvin Harris。他们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这些都值得环境史学家借鉴和学习[6]。《地球的终结》[7]是沃斯特主编的一本环境史的论文集，它的目标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便于读者对“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领域关注什么问题”有感性直观的了解，这本书收集的论文，就地域而言，几乎包罗整个世界，就时间而言，基本上是现代史。沃斯特撰写了2篇文章。一是《脆弱的地球》，在这篇文章中，沃斯特谈到近500年来全球的生态破坏及学者们对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担忧。他认为，环境史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要计量发展“所付出的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它教导人们“要学会约束和管制自己，和自然相互依存，放纵和征服自然的想法只能是自取灭亡”。在《研究环境史》一文中，沃斯特简要追溯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认为环境史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指主要不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非人类世界”，即第一自然;而 人为的社会环境，即“第二自然”被排除在环境史所指的“自然”之外。他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本身，包括自然的有机和无机方面;二是(与)环境联系时的社会经济层面，包括工具、生产、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的配置与布局等;第三个层面是精神的或思想的方面，包括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它意识的结构。它们三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辨证的整体(292—293)。 1990年，沃斯特又发表了《地球的转变:用农业生态视角来观察历史》一文，进一步阐释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生态史本身，二是以生产技术为核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史，三是环境观念史。沃斯特认为，迄今为止，第二个层次往往为环境史学家所忽略，急待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所有的社会而言，从自然中获取食物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获取食物这一过程就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沃斯特因此提出要以农业生态体系建构环境史的基本研究模式，揭示随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自然的重组”(P1100)。 《地球的转变:用农业生态视角来观察历史》发表在1990年《美国历史杂志》第4期[8]。该期杂志还发表了几篇对沃斯特论文的争鸣文章。克罗斯比认为，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价值很高、急待研究的领域，此外，还应该重视对世界环境史的宏观、整体研究。怀特认为，获取食物并不是沃斯特所谓的纯粹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在他看来，环境史的道德诉求、价值判断，环境史的生态学基础——自然顶级理论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克罗农在他的(哪篇)文章中指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模式过于狭隘，根本不能涵盖城市环境史等内容，沃斯特对生产方式这一术语没有进行界定，没有提出区分不同生产方式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另外，以传统生态学为基础，将人类视为和谐稳定的自然的破坏力量，也值得推敲。沃斯特往往将人视为一个整体，这不利于发现“社会集团内部的冲突与区别”(P1128)，沃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充满着道德说教。克罗农认为， 环境史应拓宽新领域，借鉴社会史的方法，着重研究环境史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麦钱特主张重视妇女的作用，运用性别分析方法研究环境史，她认为还应该研究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而派因则以自然中的野火为例，说明自然本身就是混沌无序的。沃斯特在他的回应文章《越过文化来观察》中提出，他并没有简单地盲信生态学，当前学界对自然失衡无序的强调，部分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另外，将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引入环境史，又可能使环境史变成社会史的附庸而失去它的固有特色。 在界定环境史发展方面，除沃斯特以外，克罗斯比、麦钱特和克罗农也都能够另辟蹊径，从而使环境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克罗斯比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他用动物、细菌、害虫和杂草的入侵来解释生态变化，曾经提到，新欧洲(即美洲)现有的生态和社会基本上是“我所谓的生物旅行箱(portmanteau biota)——我用生物旅行箱来统称欧洲人和他们携带的所有生物——的不受控制的繁殖和扩散的产物”。了解生物旅行箱的成功是了解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欧洲兴起的关键。克罗斯比有一句名言:“人首先是生物，然后才是宗教信徒，但许多历史学家需要提醒的是，“人在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主义者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生物人”。克罗斯比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主张研究世界环境史。麦钱特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它仍处于一个需要自我界定的过程当中。生态史比环境史的范畴要宽，尽管它们经常是互换使用”[9]，她主张在环境史中引入性别分析，重视妇女的独特作用。在《生态革命的理论结构》[10]中，麦钱特提出，生态学、生产、再生产和意识是环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20)，而生态革命必须兼备上述四个方面的改变。她认为，在1600—1860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经历了两次主要转变:17世纪的殖民主义生态革命导致了本土的印第安人生态的崩溃和欧洲动植物、细菌和人的生态共同体的融入，大致发生在美国革命与1860年之间的资本主义生态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引起的。 在打破沃斯特的农业生态环境史模式方面，克罗农功不可没。克罗农史美国环境史的重要代表，早在1983年，他就出版了《土地上的变化》[11]一书，这是“一部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生态史”。在他看来，“生态史是指将历史的界限延伸到人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以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阶级和性别系统、政治组织、文化仪式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他对沃斯特的批评已在前文有所提及，此外，他还写作了《芝加哥:自然的大都市》[12]一书，从而开辟了城市环境史这一重要领域;另外，他指出，环境史学的最大弱点是它不能探讨环境变化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意义，亟待引入社会史的性别、种族、阶级分析(1129)，从而指明了环境史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方向。他主编的《不同的立场》一书，推翻了自然的顶极理论模式——早期环境史学所依赖的生态学基础[13]。此外，他还认为，历史的叙述也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许多故事的地方:自然、历史和叙述》[14]一文中，作者“通过概览历史学家叙说大平原的过去的不同方式”， “建议去分析环境史中叙述的作用”(1350)。作者把以往关于大平原的著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进步，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退步”(1352)。克罗农指出，叙述的主观随意性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挑战，但叙述的选择也并非毫无限制:首先，我们的叙述不能违背基本的史实;其次，环境史著作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最后，历史学家的个人意识也是集体意识的一种反映(1372)。 在《叙说关于将来的故事:环境史和末世科学》[15]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全球面临生态困境、科学家对此不断提出警告的现实面前，环境史学家不能丧失是非感，将环境史仅仅视为关于过去的主观叙述。环境史学家应该质疑现代世界对无止境的进步与发展之信念(57)，把“自然王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帮助人类重新找回自然的协调一致、模式与尊严”，帮助“在文化和政治斗争中，形成 和决定一个可持续的人类未来”(45)。 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Alan Taylor认为，“社会史与环境史是兼容的，而且彼此可以相互加强”。两者都关注日常的、以前不引人注目的人和事物;都发掘了许多新资料，都对弱势和被剥削、被伤害的对象有强烈的同情。这种共性使他们能够彼此相容。作者认为，通过关注环境消费的社会不平等(即环境正义问题)，社会史和环境史能够相互加强，作者还列举了一些这方面的成功著作来验证他的观点[16]。 Martin V. Melosi在《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17]一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前后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以社会底层和城市为基础，提倡人类中心主 )，从而对传统的精英环境主义提出了挑战。受其义和激进的环境平民主义(11 影响，城市、种族、公众健康和社会平等将更多地融入以荒野为主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史学家已经能够就环境史达成基本共识。奥佩指出:“环境史强调我们只是最近才学会用生态科学的新视角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18] Steinberg认为，环境史学家的目标是“要探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19]。Stewart认为，环境史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20]。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它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21]。 二 环境史学家往往会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研究环境史的重要性，但很少有学者专门撰文谈论这个问题，只有克罗农、沃斯特等少数学者例外。还有学者撰文批评学界对环境史的忽视，指出，环境史的引入，能够使历史学面目一新。 奥佩在《自然的国家:美国环境史》[22]一书“前言”中指出，“自然世界是一个看得见的手”，“但我们对它视而不见”，“环境是我们历史中最为人所忽视的部分”。环境史“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人认识到人从自然中产生，人是自然的产物，不能须臾离开自然而存在，我们依靠对自然的改造而得以生存。即便仅仅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我们也要珍惜和维护自然”(P3)。在《美国环境史中的主要问题:文献及论文》一书的“前言”中，麦钱特指出环境史具有如下价值:“在对地球命运、环境质量、人类前途的空前关切中，环境史通过研究自然如何被运用以及它们怎样改变——可为政府政策的形成提供指导;另外，环境史向人们灌输，要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对历史有更完备详尽的认识;此外，环境史表明自然资源如何满足人在衣食住行、能源方面的日常需要，并说明一旦珍贵的自然资源被视为商品，而导致的急剧退化，最后，环境史还教导人们认识和欣赏自然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最后，环境史揭示了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在对待和利用自然方面的差异，从而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要依靠从榨取到合理发展，从不平等到社会正义的转变。”[23]麦钱特在《环境史:哥伦比亚指南》一书的“前言”中指出，“鉴于谋求人类福利的发展——比如工业化——常常带来污染和资源退化，导致环境恶化，环境史学家笔 下的历史常常与进步—启蒙的历史形成对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史都必然把历史看作是原始环境自从人类介入以来就不可挽回地向负面转变的历史。环境史学家的叙述是进步与衰微交织、悲剧与喜剧参半，深思熟虑与卤莽过失并举。然而这些故事传达一种信息，他们解释往昔人类与自然世界交往的各种后果，并在我们做出影响目前和未来生活的重大决策时警告我们那些潜在的问题”(XVI)[24]。Bailes认为，环境史还可以破除一些神话，其“功能是提倡道德伦理，指引未来”[25](P12)。 克罗农在《环境史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环境史的阅读对象包括历史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普通公众，他们对环境史的预期和要求有很大的差别。在他看来，环境史的作用主要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人类历史都是在一定的自然背景中展开的，不论自然或文化都不具有稳定性，所有的环境知识都是一个文化上的建构，环境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他只讲述故事本身[26]。沃斯特在《重思两种文化:环境史与环境科学》[27]中提出，环境史为彼此隔离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架起了一座桥梁(3)，在研究自然的重组时，环境史学家要借助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帮助历史学家越出文化的范围，看到自然的重要性”。同样，科学家也应该向环境史学家学习，因为自然、自然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和文化的产物，环“境危机的根源还在于文化本身，在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念”(9)。因此，“在环境史研究的中心是对变化的世界观的研究，这至少和同时发生的地貌变化同样重要”(13)。唐纳德?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环境史的作用: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它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回到现实:历史中的自然、人类及其力量》一文认为，历史教科书中很少 有关于自然世界的信息，更别提要正视这些信息对我们理解过去的意义了。Steinberg 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认真对待环境史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承认自然并不仅仅是事件和力量的背景。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环境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他通过一些例证来说明当自然世界被考虑的时候，19世纪的美国历史将被改写，这种改写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时间和地方。作者以19 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美国环境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世界史中的生态过程》[28]一文中，J. Donald Hughes指出，现有的世界史著述往往都以发展为主线，或未意识到，或倾向于否认生态因素的重要性，不能使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5)，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只能是使人类(徒)冒生存的风险，而不可能持续太久(8)。历史学家应该越过发展，而把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著述的一条主线，把人类事件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探讨每一个时代人类事件与自然交相作用的历史(9)。 三 环境史如何发展，环境史面临哪些挑战，尤其是环境史与环保运动、生态学之间的关系，环境史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美国环境史学者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 环境史在美国兴起以来，对它的理论探讨就没有停止过。《环境评论》于1987年推出了一期关于环境史学理论的专刊。在《环境史学理论:解释和因果分析》[29]中，Barbara Leibhardt依次介绍了环境史学者在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 关系的分析模式，主要包括韦布的技术模式，克罗斯比的环境与生物模式，克罗农的环境与经济模式，John Perkins的技术、经济、生态模式，McEvoy的经济、认知、生态模式，以及麦钱特的生态、生产、再生产和认知模式。在《帝国的中介:通向扩张主义生态学的步骤》[30]一文中，Timothy C. Weiskel提出扩张主义总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单一化(277)，西方的发展以非西方的不发展为前提，作为受益者，它大量利用了非西方的自然资源(281)。尽管自然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资源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在世界推广。人口、经济和消费都不可能无限发展下去(284)。在《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环境问题的历史的理论方法》[31]一文中，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应该被视为自然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环境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它是出于人们对健康、幸存(survival)、道德的移情、美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趣。因此，不能把环境问题看作是自然问题，要了解环境问题的历史，就需要从社会经验、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分析(256)。我们不能毫无疑义地把自然当作外在于我们、可以被理解的事物，我们也不可盲目迷信生态学(260)。 如上所述，在研究环境史方面，美国环境史学家提出了许多研究模式，此外，还有不少学者都认为，研究环境史最好是从选择一个地方着手，沃斯特、克罗农、怀特等人都如此主张。在《地方:对生物区域史的讨论》[32]一文中， Don Flores认为，环境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写生物区域史(2)，生物区域史“强调生态(locale)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它意味着人类以各种方式改变环境和适应环境”(5)。生物区域史要求采用自然的而非政治的边界，研究一个地方地质、地貌、气候和生态等深层结构因素的历史，承认自然中存在持续的混乱以及不断的文化适应问题(10)。 环境史与生态学、环保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人探讨的一个问题。尽管环境史能够从中汲取许多养分，但也为其所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是环境史面临的挑战之一。 在《环境史:困境与机遇》[33]一文中，奥佩提出环境史学受生态学的负面影响:环境史学家大多相信“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和谐”(23)，“以这种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为参照，现实社会则极其糟糕，大部分环境史著作看起来都沉浸在阴暗的氛围之中”(24);“强烈的道德诉求象无法摆脱的幽灵”(25);生态学关注的是种群而不是个体，因此，环境史学家也往往把人当一个整体来处理(27)。环境史学必须熟悉生态科学，但还是“要以人文科学为起点”，“在环境较人类而言更显脆弱的当前，研究环境史能够避免人类中心的偏狭”，从而使环境史与美国的主流生活结合起来。 在《秩序和混沌的生态学》[34]一文中，沃斯特“对80年代以来生态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将其与此前的生态学思想做了一些比较”(4)。在80年代以前，“生态学基本是研究平衡、和谐与秩序的科学，而今天，生态学则成了研究混乱、不和谐与混沌的科学”(5)，认为“生态演替完全没有方向，总在不停变化，永远也不会达到一个平衡点”(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提出混乱理论的科学家多是在生态系统科学的某个分支领域接受训练，对生态系统缺乏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这种变化也“反映了60年代政治意识的一代向80年代的雅皮士的一代的转变”。另外，混沌理论也有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政治意图(13)。尽管如此，混沌理论让我们能更充分地意识到自然的复杂性，从而“发现了尊重自然的更多理由”(17)。 在《克丽奥的新温室》[35]中，Peter Coates叙述了环境史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环境史有两个主题:一是环境的历史，一是环境主义的历史(15)。 环境史学家往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自然环境浪漫化和理想化，以1492年作为欧洲以外的环境变化的开端，以此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滥用。但自我调节、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概念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和情感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19)。而后现代的生态观则使环境史学家无所适从。环境史还需要加强与社会史之间的联系(20)，还需要加强对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21)。 《历史与理论》第42卷，2003年第4期，主题是“环境与历史”，一共刊发了8篇文章[36]，分为三个版块:“环境史中的自然，”“自然的性质”，“环境在发挥作用”。这组文章重在强调以自然、环境为一方，以人类活动、文化与政治为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批判了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的二元主义的观点，说明没有独立于自然的文化，也没有独立于文化的自然(3—4)。约翰?麦克尼尔的文章《对环境史中自然与文化的思考》提纲挈领地对环境史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整体的叙述，包括它的起源，它与其它临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它在全球各洲各地区内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环境史在历史学领域中已占据一席之地，其前景光明。作者对环境史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自然与环境的二元划分的概念，进行了批评。在《对史前史的环境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一文中，Olena V. Smyntyna指出，学界往往把狩猎—采集社会中人的活动，仅仅归结于地理原因(44)，自70年代，则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反馈关系”，并采用了“适应”、“张力”和“调节”等概念与模式，其弊端在于只看到人的生物性一面，而忽视了社会性的一面(57)。作者建议使用“生境”(living space)这一概念，它是指一定的生存空间，它为人们提供资源等基本生存条件，但也受人们的影响，并反映人们的观念(59)。在《后结构主义对环境史学的挑战》一 文中，Kristin Asdal,提出，依据Donna Haraway及Bruno Latour两位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自然和自然科学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文化和语言之中，而环境史学家却把它们当作一个没有疑义的实体来加以理解。另外，在结构主义看来，任何要素只有在一定的结构中，在与其它要素的联系只才能显示其意义，因此，环境史学中对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也不妥当(60)。Ellen Stroud在《自然总是很重要吗》一文中认为，从整体上看，环境史在美国学术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76)，它还缺少一种足以促使史学转向的分析框架(78)，还不能将环境分析方法类比为分析社会关系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分析方法。Theodore R. Schatzki 在《历史中的自然和技术》一文中提出，社会存在从来都是在实践和对自然的改变(practices and Material arrangement)的联结中展开的,因此，历史学的领域应该从人类活动拓展到人的实践和对自然的改变。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历史著述都假定自然是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之外的。恰恰相反，自然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与自然共存，人类历史因此是自然—社会史，这种历史应该包括自然的存在及其作用。通过技术，人类与自然被连接起来，社会—自然史得以形成和发展(82)。在《环境史中的消费空间》一文中，Matthew W. Klingle指出，尽管环境史学家比较关注消费对物质世界、对自然界的影响，但或仅从物质方面，或仅从文化方面进行分析，这就削弱了对消费——作为在一定时空中展开的过程和现象——的分析。研究消费的空间环境史，分析消费的空间如何随时间发展而出现变化，揭示生产与消费、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超越和打破消费的固定边界(个体、生物区域、国家和全球)。对消费空间进行历史分析，有助于在发达国家形成一种更加激进和国家民主的环境保护主义(94)。《后殖民主义和洪堡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一篇翻案文章。作者Aaron Sachs不同意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即欧美的精英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自然资源采取欺压和剥削的态度。作者通过分析洪堡的著作，说明上述观点并不正确，从而为洪堡正名(111)。 三 关于环境史学的兴起及发展状况，可以参考 Richard White, Alfred Crosby, Hal Rothman，Mart Steward等人的文章，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散见于《太平洋历史评论》、《美国历史杂志》、《环境史》、《历史教师》等杂志。克罗斯比的文章《环境史的过去与现在》则对环境史的兴起背景和学术渊源进行了追踪;怀特在1985年发表的文章《美国环境史:一个新领域的发展》则是对1972—1985年的环境史研究综述;《太平洋历史评论》2001年则发表了一组文章，回顾怀特文章发表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亨利?罗思曼的文章着重回顾了他于1992年就任《环境史研究》主编以来环境史学朝向多元化、社会化、价值趋向中立化的新发展。Steward的文章简要介绍 了环境史在美国的总体发展情况。 克罗斯比的文章[37]追溯了美国环境史的由来。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对人——常常是作为生态系统中一个消极的、狂乱的参与者——的故事不感兴趣”(1177)，他们虽然目睹了生态的深刻变化，但“没有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1179)，这与他们过于专门、狭隘的学术训练、生态学的不成熟和工业狂飙突进时代人们的自大心理有关。美国环境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部史，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生态学、地理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也有助于它的产生。战后环保运动促进了环境史这一学科在美国的诞生。 怀特的文章[38]着重回顾和总结了1972至1985年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介绍了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怀特认为，马林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环境史之父，他的著作就是讨论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的形成始于海斯和纳什的著作，最初只是从政治或思想的角度研究环境运动和资源、自然保护运动(299)。除 了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外，许多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美国社会进行批判而不是要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到沃斯特那里才有所改变，“沃斯特的著作标志着历史学家重新开始真正研究社会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320)。怀特还指出，对近代以来区域和地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考虑欧洲生物入侵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两个宏大背景(322)。目前，对原生环境的探索还是零碎的和不平衡的，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手段加以重建;环境史既要反对西部史的环境决定论，也不能只研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及代价，对人类征服自然大唱挽歌。它的未来出路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变动关系(334)。 2001年《太平洋历史评论》有一个主题为《环境史:回顾与展望》的论坛[39]，这组文章主要是对环境史自1985年以来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对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预测和建议。塞缪尔?海斯在《环境史研究趋向整合》的文章中，分析了环境史研究的中心范式是研究人口增加，消费模式对环境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环境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是人口增加会对有限环境产生压力。因此，环境史学家既要研究人口增加及其利用环境的方式，又要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P60)。在海斯看来，城市是人口和消费的主要场所，对环境影响最为明显。城市的重要性使它已经成为环境史中一个新的研究焦点(P64)。Char Miller在《开放的领域》中，则谈到环境史传记作家在对传记人物的同情或疏离的冲突中挣扎，简单地将传记人物分为正反两方面，应该研究这些人物如何影响，又如何受制于环境。Framing Vera Norwood在《面向21世纪的环境史:混乱的景观，令人不安的过程》是对2000年夏天森林火灾的反思，认为它削弱了将文化与荒野对立的知识传统，将运用强调变动不居的新生态学，分析环境问题的种族、阶级、性别方面。,.Donald ,ughs则在《环境史的国际范围》对过去20年里的国际环境史著作进行概述。理查德德?怀特在《目睹一个历史领域逐渐成熟》一文中则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史中的一贯性与变动性进行了 分析，认为环境史越来越关心文化及其过程(Culture and discourse)，自然和社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环境史学家逐渐放弃了克莱门特的生态学，变得越来越少自由放任的，更少衰退，更少附属于公众(包括环境运动)。 哈尔?罗思曼在就任《环境史》主编期间(1992—2002)，苦心孤诣，通过杂志贯彻他的思路，对环境史的发展方向进行学术引导。他的文章《马鞍上的10年》[40]，回顾了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通过突破环境保护主义的重重束缚而向前发展的学术轨迹。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荒野在80年代以前占主导地位，这批环境史学家坚持的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衣食无忧的环境主义 (Full Stomach Environmental)。从荒野模式中开辟新路径的是沃斯特(11)，他提出了“农业—生态史”模式，强调生态灾难是人类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一观念主导了80年代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对环境主义的忠诚，“既使环境史学受益，也使它受累。这种情感使它的作品振奋人心，但人为制造了一个正统，不仅使主题，而且也使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10)。在90年代以前，环境史中的荒野模式和农业—生态模式关注的重点是自然环境和自然保护，而到90年代以后，环境史学家则更多地转向了城市社会环境，从而带动了城市环境史、环境正义史、生态女性史研究的振兴，使环境史不复再是环境主义的历史。 《环境史和美国研究》一文简要追溯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他以90年代为界，把环境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自然被看成是和谐稳定的、神圣的，这一观念到90年代就已经分崩离析，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引入了社会史的分析框架，更注重分析与综合。作者也谈到了环境史与西部史、文化史的关系。 亨利?罗思曼(Hal Rothman) 在(A Decade in the Saddle)一文中，认为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可以9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简要追溯了环境史在美国的早期发展，出现了以沃斯特为首的“悲剧学派”他着重回顾了他于1992年就任《环境史研究》主编以来环境史学朝向多元化、社会化、价值趋向中立化的新发展。 《环境史:一个方兴未艾领域的文献》[41]作者简要介绍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状况:“80年代以前是资源保护和环境运动的政治和思想史”，以及以克罗斯比为首的瘟疫疾病史，而80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领域被拓宽了，显得更加加成熟，许多学者就环境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争论(352—353)。环境史著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讲述环境变化本身，二是关于人们将自然改造成为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各种方式，三是对自然思想的研究。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自然、文化、荒野的含义;环境正义;绿色政治;地区生态史;全球环境史。 关于美国环境史研究概况，比较重要的有两本参考书，两书均为麦钱特所编。《美国环境史中的主要问题:文献及论文》，主要是美国历史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原始文献摘录及环境史学家的重要论文摘录。这本书基本上是资料汇编，按时期、分地区进行编排。在原始文献和论文前面，作者多附上了简短的按语。该书的前言中，作者交代了环境史学兴起的现实背景及研究环境史的现实价值，作者还交代了写作这本书的目的(Preface)。主要侧重于说明不同社会集团对“不同的自然资源——皮毛、木材、水、和矿产——如何运用、管理和保护的方式”。《环境史:哥伦比亚指南》是一部关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入门指导读物，全书分为4个部分:美国环境史的各研究专题概览，专业术语简编;大事年表; 电子资源导航及书目。 除了麦钱特的著作外，还有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环境史近来的作品》[42]，作者对环境史作品分门别类进行了专题介绍，这些专题包括:土著与印第安人、美国文化研究、传记研究、开发、资源保护与政策、森林史、国家公园、水、能源。Duncan R. Jamieson的文章《美国环境史》介绍了有关环境史的重要书目，这些书目包括通论、环境主义的哲学根源，区域研究、水、国家公园、人物传记、环境灾难、能源等方面的著作。 四 国内史学界对环境史和环境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引进与介绍阶段。就环境史而言，目前只翻译和出版了很有限的几本环境史著作。青岛大学的侯文蕙是国内最早译介和研究美国环境史的学者，她翻译的绿色经典著作和环境史经典著作包括:《沙乡年鉴》、《封闭的循环》、《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等。她还出版了《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一书，这本书是她于1985年出版的论文《美国环境观的演变》一文的发展。此外，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和帕金斯的《小麦、基因与冷战》都是近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的比较好的环境史著作，都不失为了解环境史的有益参考。国内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美国环境史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论文[43]。 最早对美国环境史学进行介绍的中国学者是北京大学的高岱。他在1990年发表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一文[44]。该文概述了美国环境史，尤其是环保 运动史的研究状况，介绍了美国学者在关于北美环境变化的缘由、水资源、荒野与国家公园等问题上的一些争论，及美国学者，尤其是Richard White 如何推动环境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在《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着为例之探讨》一文[45]中，台湾学者曾华璧简要介绍了环境史的定义，国外学者对环境史研究层面的分类，环境史的兴起背景和贡献。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1960年以前);确立期(1960至1986年);理论建构期(1987年至今)。它面临的挑战是来自跨学科研究的难度及其与现实环境政治之间的联系，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生物区域主义将是环境史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包茂宏和梅雪芹也对环境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6]，并率先在高校开设“环境史导论”等课程。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包茂宏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他认为，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环境史的快速发展，可以通过专业学术团体和刊物的变化及研究范围的拓展得以反映;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史学叙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西方环境史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创建中国的环境史学派。包茂宏在《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在回顾了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概况后，对环境史的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认为环境史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后现代主义。包茂宏在《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一文中，简要分析了沃斯特的环境史分层理论及其主要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和《帝国之河》的价值，并以访谈的形式请沃斯特就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概况及推动环境史研究的动力、农业生态史和城市环境史差异、9?11袭击事件后美国环境史的新走向等问题发表看法。另外，他还写过《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等文章。 梅雪芹在2004年连续发表了3篇关于环境史学的文章[47]。她在《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论述了20世纪晚期环境史兴起和发展是历史研究 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环境史研究包括四个方面，具有长时段视角、国际性视野、跨学科方法、问题式取向等学科特征，其学术价值在于使历史学历久弥新和多学科整合等。她的另外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史学月刊》、《世界历史》杂志社组织的“环境史学论坛”专刊中。 《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关于环境史研究的笔谈文章[48]。景爱在《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中认为，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在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及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途径。侯文蕙在《《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认为，《尘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范本:是第一部真正体现环境史跨学科特点的作品，是环境史个案研究的范例，并突出地表达了环境史研究中的人文情怀。梅雪芹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一文认为，环境史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创新在于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辨证思想。作者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倡导和推动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夏明方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中认为，灾害本身兼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但中国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趋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取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石楠在《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中提出，将社会分层引入环境史研究，即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的态度、影响及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产生的联系与冲突，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关于环境史学的文章[49]。唐纳德?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环境史的作用: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它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侯文蕙在《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中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她认为，环境史是在二战后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意识变革的 产物;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生态学研究的发展 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梅雪芹在《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 的关联》一文中，以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为例，认为环境史学与人文地 理学联系的基础在于它们都致力于探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但由于对这一关系的 具体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两者在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原则上又存在差异。 [1] Jeffre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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