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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after--class reading.doc

新编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after--class reading

Aubrey青财
2018-09-06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新编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after--class readingdoc》,可适用于考试题库领域

Afterclassreading课文翻译(Book)Unit致命诱惑英国离奇谋杀案小说的女皇,毫无疑问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虽然作者本人在多年前就去世了,但她创作的部侦探小说还是非常畅销。它们已经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销量超过了亿册。阿加莎的小说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如此受人喜爱并不难理解。她的每本书都构思精巧。她创造的人物一眼就能辨认出,情节的发展非常规范、准确、流畅。但最重要的是,她所有的故事都给读者一个谜团。克里斯蒂的作品几乎都是以谋杀开场,迫使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干的”,而最后总是水落石出。读者的乐趣就在于根据故事里隐含的线索顺藤摸瓜,试图在作者揭开谜底之前找到正确答案。这种模式吸引了人类最强烈的本能好奇心而人们对这种模式欢迎的程度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很多离奇的案子都是由克里斯蒂笔下某个常常出场的侦探破解,例如那个非常自信的比利时人埃居尔·波洛探长,或者是那个显然没有恶意的小老太太马普尔小姐。她同时也为她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特有的背景,这一背景,如同她创作的一些人物一样为人们所熟知。那是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那儿的小村庄里社区关系紧密,生活安静,或者是城里的阔佬们在乡下的豪宅里度周末。这个世界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乡下宅子的主人,很可能是贵族成员,占据着社会的顶层,然后是那些职业阶层:医生、律师和商人。处于底层的则是一般民众,在书中通常作为仆从、厨师和园丁出场。当谋杀案发生时,需要调查的嫌疑人不在少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这就是她的作品还没有过时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安定、循规蹈矩的世界,然后谋杀案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必须侦破案件,抓住杀人犯,恢复宁静的生活。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的大部分时问里,英国的杀人犯都被处以死刑。因此,她作品中的谋杀案一旦破获,找出了杀人犯,那么他或者她的末日也就到了。不会有未了结的事情,读者于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在真实的世界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罪犯会逍遥法外,法律会伤及无辜,审判不公时有发生。简单地说,真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喜欢逃避现实,埋头于一本老式的、结局完全可预测的侦探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的侦探小说当然可谓风格陈旧。当代描写破案的作家几乎没人再写这样的作品了。现代的侦探小说在道德上和心理上都更趋复杂,经常在“是谁干的”之外再加上“为什么这样干”这个问题。现代作家更感兴趣的是了解罪犯的心理和杀人动机。他们所探讨的犯罪世界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能想象的要黑暗得多。当代的破案小说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慰藉,反而使他们感到不安。但是对于这种美国人称之为“舒适型”的侦探小说流派,英国人依旧十分喜爱。谋杀故事仍被看作是一种消遣娱乐,而且电视节目表里也充斥着那些以杀人犯肯定被捕而告终的侦探剧。从酒店提供的“周末谋杀奇案”活动也可以看出侦探小说有多么流行。客人们扮演那些经典侦探小说中的嫌疑人,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找出他们中的哪一个是“杀人犯”。或者举办“谋杀案侦破晚宴”: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在餐桌上利用预先准备好的关于人物性格和行踪的线索破解一桩疑案。如果餐桌上的谋杀案提不起你的兴趣,还有各种各样的棋盘游戏和计算机游戏来测试你的侦探能力。但是有些人会沉迷于此无法自拔。(例如,)所有小说里最有名的侦探也许是舍洛克·福尔摩斯,他的住所是“伦敦贝克街lB号”。现在仍有信件寄到那里,要求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迷案。因为有如此多的信件寄给这位大侦探,现在使用该处的公司雇用了一个人,专门回复这些信件。只要人类还有好奇心,那么毫无疑问,各种各样的侦探小说就会继续发挥它致命的诱惑力。Unit美言尽在其中我当时在明尼苏达州莫里斯市的圣玛丽学校任教,马克·埃克隆是我教的三年级一班的学生。全班个学生都和我很亲密,但马克确是百里挑一。他衣冠整洁,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即便偶尔调皮一下,也显得那么可爱。马克上课时还会说个不停。我只得一次次提醒他,未经允许讲话是不可以的。然而,每次我不得不纠正他的捣乱行为时,他的反应总是那么真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谢您纠正我的行为,好老师!”起初我不明白他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可是不久我就习惯了,每天都听他这么说好多遍。一天上午,当马克又在不停地说话时,我没了耐心,而且犯了一个见习教师常犯的错误。我看着马克说道:“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用胶带把你的嘴封住!”不到十秒钟就听见查克突然嚷起来:“马克又说话了。”我并没有让任何学生帮我看着马克,可是既然我已经在全班面前讲了我的惩罚办法,就要说到做到。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好像是今天上午才发生的。我当时走到自己的桌前,不慌不忙地拉开抽屉,拿出一卷遮蔽胶带,接着一言不发地走到马克桌前,撕下两条胶带,在他的嘴上贴成一个大大的叉。然后我又回到教室的前面。当我瞥了马克一眼想看看他的反应时,他对我眨了眨眼。他得逞了!我笑了起来。我回到马克的桌旁,撕掉了贴在他嘴上的胶带,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这时全班都欢呼起来。撕掉胶带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您纠正我的行为,好老师。”那年年底的时候我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马克又坐在了我的教室里。他比过去更英俊了,而且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因为不得不仔细听我讲解“新数学”,九年级的马克不再像在三年级时那么爱讲话了。有个星期五,情况使人感到有点不对头。整整一周我们都在学习一个新概念。我感觉到学生们开始泄气了,而且彼此之间变得急躁易怒。我得改变一下班级的气氛以免情况失控。于是我让他们把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列在两张纸上,在名字之间留出些空间。然后我让他们想出有关每个同学的最好的评价,并把它写下来。那堂课剩下的时间全花在了完成这项工作上。但是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每人都把他们写好的两张纸递给我。查克面带微笑。马克对我说:“谢谢您教我,好老师。祝您周末愉快。”那个星期六,我把每个学生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其他人说的关于那个人的话都一一列在上面。星期一,我把这些纸发给每个学生自己。有的有两页之多。没多久,全班都在微笑。“真的吗”我听见有人轻声说。“我从没想到会有人看重那件事。”“我没想到别人会这么喜欢我!”ll没有人在班上再提起那些纸。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课后或与他们的父母谈论过那些(列在纸上的)事,可是那并不重要。这次活动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学生们又感到快乐了,相互之间又愉快相处了。那一拨学生接着该去哪儿去哪儿了。几年后,我度假回来,父母到机场接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母亲问了些关于旅行的事,都是老一套:天气怎么样以及大体的旅行经历。然后谈话中有点儿冷场。母亲瞟了父亲一眼,简捷地说:“她爸”于是父亲清了清喉咙,就像通常他要说些重要的事情之前做的那样。“埃克隆夫妇昨晚打电话来了,”他开始说道。“真的”我说。“我已经好几年没和他们联系了,不知道马克怎么样了。”爸爸平静地回答我。“马克死在越南了,”他说。“明天举行葬礼。他父母希望你能参加。”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是在号州际公路的哪个地方告诉我马克的事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躺在军用棺材里的军人。马克看上去是那么英俊,那么成熟。那一时刻,我的脑海里只有这么一句话:马克,只要你能和我说句话,我愿意付出一切。葬礼过后,马克的大多数同学到查克的农舍去吃午饭。马克的父母在那儿,他们显然在等我。“我们想给你看样东西,”马克的爸爸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这是马克牺牲后他们在他身上发现的。我们想你也许能认得这个。”他把皮夹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张破旧的笔记本纸。很明显,那纸已经用胶带粘贴,反反复复地折叠过。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纸,我在那上面列出了每个同学说过的马克的优点。“真是感谢你做了这样的事,”马克的妈妈说。“你能看得出,马克很珍视它。”马克的同学纷纷围住了我们。查理十分腼腆地笑着说:“我还留着我的那份呢。放在我家书桌最顶层的抽屉里。”查克的妻子说:“查克让我把他的那份放在我们的结婚像册里。”“我那份也留着呢,”玛里琳说。“夹在我的日记里。”另一个同学维姬伸手到她的皮包里,拿出了她的皮夹,把她那张破旧不堪的纸给大家看。“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维姬毫不犹豫地说。“我想我们都留着自己的这些(优点)单子。”就在那个时候,我终于坐下来,哭了,为马克,也为所有永远不能再见到他的那些朋友而流泪。’Unit男生是老师的宠儿教室是男生的天下即使在他们人数并不占多数时,老师三分之二的注意力仍花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允许取笑女生,他们作业做得马虎却受表扬,要是女生做这样的作业就得不到宽容。男生们已经习惯于做老师的宠儿。如果女生也得到同等待遇,男生就会抗议,甚至扰乱课堂。以上这些话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讲师戴尔·斯彭德在她本周出版的一本书中讲的。她认为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歧视女生的现象太典型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实行男女生分班上课。她是根据她自己和其他老师的课堂录像这样说的。像斯彭德一样,许多老师曾有意给女生公平的机会。斯彭德说:“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我花在女生身上的时间比男生多。”录像显示并非如此。在录了像的节课(包括中学和大学课堂)里,斯彭德对女生的关注从未超出(平均为),而对男生的关注均超过。其他男女老师的情况也都相似。也就是说,当老师花在女生身上的时间超过三分之一时,他们就觉得自己剥夺了男生应得的时间。男生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她老是问女生问题,”当老师在课堂上给了女生注意力时,一位男生这样说“她不喜欢男生,她只听女生发言,”另一个班上的一位男生说而在他的班上,老师对男生的关注占到。男生认为老师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是公平的如果少于这个时间,就会在课堂上捣乱,甚至向上级主管投诉。一位老师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他们会表现得很糟糕。”根据斯彭德的研究,课堂教学普遍实行双重标准。“当男生提问、表示反对甚至质疑老师时,他们通常得到尊重和奖励而女生这样做却常常受到批评和惩罚。”当男生需要老师关注时,能很快得到老师的回应。“然而女生的要求会被忽视她们长时间地举着手,通常很礼貌地请求帮助但老师不予理睬,因为老师必须关注那些男生。”一位女生在谈及一位男教师时评论道:“如果你是个女生,起火了你都不想举手告诉他。因为在他问你想说什么之前,我们已全都烧死了。”斯彭德说,男生的书面作业也是按不同的标准来评判的。当她让教师评判学生的论文和课题时,在告诉老师这是男生做的之后,同样的作业给的分数会高些。一位教师在谈到一项关于发明的课题时说:“当男生决定把作业当回事时,没有哪个女生能比得上他。”但实际上,这项课题是一位女生完成的。ll女生交上来的整洁干净的作业被嗤之以鼻。“我想她本可以多花些时间补充些事实,而不是花时间让作业显得美观,”一位老师这样评论。“很典型,是不是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让它好看些你不能因为女生关注外表而揍他们一顿啊,”另一位老师这样看。但是当斯彭德指出作业是一位男生做的以后,语气就明显地改变了。斯彭德总结说,女生在男女混合班中总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女生像男生一样吵闹、野心勃勃,那么她们会被认为“没有教养”如果她们安静而顺从的话,又会被忽视。斯彭德说,有些学校推行了数学课和自然科学课男女分班上课的办法,并且发现女生的成绩有显著的提高。她建议说,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是在学校内对某些课程实行男女分班上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男女分校上学。Unit培养创造性任重道远()金陵饭店是一座舒适、现代化的宾馆,位于中国东部大城市南京市的中心。年春天我和妻子埃伦及我们一岁半的儿子本杰明曾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时我们在研究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艺术教育。我们房间的钥匙系在一块大塑料牌上,牌上印有房间号。饭店希望客人在外出时交还钥匙,可以交给服务员或通过一个窄孔把钥匙投进一个盒子里。因为钥匙孔很窄,又是长方形的,所以塞钥匙和钥匙牌时得很小心才能对准那个孔。本杰明喜欢拿着钥匙,边走边使劲摇。他也很喜欢把钥匙往钥匙孔里塞。他总是把钥匙拿到钥匙孔附近,就要把它塞进去。可是因为他太小,手不灵活,又不完全理解钥匙要放在“正好”的位置才能插进钥匙孔里,所以,他往往放不进去。但是本杰明一点儿都不烦恼。他喜欢用钥匙砰砰敲打窄孔,也许他从钥匙的撞击声以及敲敲打打给他带来的肢体感受中得到的乐趣,不亚于偶尔有几次把钥匙真的插入窄孔时所给予他的乐趣。埃伦和我都很乐意让本杰明拿着钥匙在钥匙孔周围折腾。我们通常都不赶时间,他也玩得很高兴,这种“探索行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任何一位中国服务员有时甚至只是个过路的中国人只要是在附近,都会走过来注视着本杰明。一旦这个观察者明白了我们的孩子正在做什么,并注意到他对既定要做的事最初没有成功,她(少数几次是他)就会设法干预。一般来说,她会抓住本杰明的手,轻轻地但又是坚定地引导他的手直接去找钥匙孔,必要时重新调整方向,帮助本杰明把钥匙塞进去。然后她会有所期待地对埃伦或者我微笑,好像在等着我们感谢她或者有时也会微微地皱起眉头,好像是在批评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尽到责任。遗憾的是,即使是为了中美友谊,我们也并不特别感激这种干预。毕竟,这又不是本杰明在到处乱跑或者没人看管很明显,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我们自己都没有干预他。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希望孩子怎样行事,在孩子融入社会生活时大人应起的作用方面,我们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带着一个小孩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就有很多机会拿本杰明和中国小孩相比较,并观察大人与小孩之间通常存在的关系。很多次大人们会走近本杰明,有时只是说句“你好”或者只是为了和他玩玩(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有),但(大人)常常是想好了做什么。有时大人们会逗本杰明,假装要给他或给他看什么东西,然后又把答应给的奖赏收回去。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大人会帮着本杰明,例如找回他在玩的球,帮他在座位上坐直,给他理理衬衣下摆或者整整鞋子,引导他远离不安全的地方,或者当他笨拙地到处乱推婴儿车时指引他一下。在我们看来,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小孩子显然是“该纠错的对象”。大人(甚至青少年)几乎毫不犹豫地干涉小孩成长的过程。可能会有人认为本杰明的外貌容易让人这样做,因为他是中国人,我们在台湾收养的他但是其他西方人也报道过类似的干预,他们的孩子可是一点儿都不像中国人。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在多数情况下,在抚养小孩过程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些中国人都有一致的看法。他们和本杰及其他西方小孩的随意交往都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看法Unit运动员不应是行为榜样如今有关运动员犯罪行为的报道如此之多,以至于体育专栏变得像警方报告栏了。这是怎么回事美国的体育迷们在吃早点喝咖啡时不禁都会问:我们的英雄们怎么了我们渴望运动员成为英雄,这不难理解。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运动员们展现出了朝气蓬勃、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体内焕发着活力。体育运动的确让我们目睹了真正可以称之为勇敢、激动人心、优美乃至高尚的行为。在一个日益复杂无序的世界中,体育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时常目睹某种伟大表现的竞技场。然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社会想从英雄身上寻求的品质,如大公无私、社会意识等等,恰好与运动员所需的品质大相径庭,用这些品质是无法把一个有体育天赋而在其他方面表现平平的街坊小孩变成迈克尔·乔丹的。要成为一名体育明星,你必须具备非凡的竞争意识,并全力以赴提高自身的体育技能。这些品质很可能会造就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却未必能塑造一个伟人。此外,我们的社会用它自己创建的培养运动员的制度,进一步助长了这些特征。该制度的特点是:责任有限,待遇丰厚。运动员自身也为这种制度付出了代价。由于受到的训练是,永远拿自己与周围人的成绩相比较,许多年轻运动员便产生了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被社会学家沃尔特·谢弗称之为“有条件的自我价值”。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只要自己被看作是“胜者”,便会被父母、教练以及同伴这些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人所接受。不幸的是,他们变得很自负,表现得就像他们的运动生涯会永远辉煌下去。年轻的运动员们深知,是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回报,而不是艰辛和诚实的比赛。对于那些能在最高水平的大学体育竞技中崭露头角的运动员来说,“回报”往往是一种人为设置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使他们免于承担其他学生要面对的许多责任。教练自身的工作当然取决于如何保住获胜的项目,他们会保护运动员,确保他们的参赛资格不受到任何威胁。例如,如果某个运动员惹上了官司,教练便很可能会干预请一位律师,甚至还会设法使案件悄悄驳回不予受理。在某些学校,运动员甚至不用自己选课或买书,体育系替他们包办了一切。体育系的员工早上叫醒队员并带他们去课堂,这也并非闻所未闻的事。鉴于上述情况,许多年轻的美国运动员缺乏成熟的是非观也就不足为奇了。爱达荷大学的莎伦·斯托尔教授对全国从初中到大学的一万多名学生运动员进行测试。她报道说在伦理道德方面,运动员们总是比非运动员得分低,而且从事体育运动的时间越长,得分越低。大学的过分呵护、当地社区的吹捧、公众给予的明星地位,以及七八位数字的年薪,这些使得成功的运动员必然形成这样的感觉: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他们也确实是有特权的人。当他们因为享有特权便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时,危险就随之而至。迈克·泰森当然是这一现象最明显的例子。他年轻时就被灌输他是与众不同的他的教练员屈斯·达马托单独为他制定了一套训练规则,而为所有其他拳击手制定了另一套要求更高的规则而且他的整个成年时期都生活在一群仰慕他的“奴隶”中。泰森终于渐渐相信,他所见到的一切都理应归其所有,俨然一个中世纪的国王。由于一生可享尽荣华富贵,他将拳击台外的时间都用来追逐又抛弃他所要的东西:房子、汽车、珠宝、服饰以及女人。由于强奸案的曝光,无数的女人讲述了当泰森向他们提出性要求而被拒绝时,他竟吃惊地说道:“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不用说,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像迈克·泰森那样有许多运动员认识到自己此生被赋予了非凡才能,愿意给社会一些回报。总有一些杰出的个人会从我们所创建的畸形的体育制度中脱颖而出。明尼苏达海盗队的艾伦·佩奇从橄榄球队退役后,成了一名成功的律师并创立了佩奇教育基金会,资助全国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儿童上大学。明尼苏达州的法官原先总是由联谊会任命的,由于对这一体制不满,佩奇在法庭上对此提出了质疑,并终于获选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于是成为第一个当选为明尼苏达州州级官员的黑人。令人欣慰的是,在职业运动员的行列里,总能找到一些真正的英雄(或者,用一个更现代的词:行为榜样)。然而,人们期望运动员来充当社会的英雄是一种误导,也许比我们期待在演员、律师或者管道工等行业中产生社会英雄更不明智。运动员所起的社会作用的确很重要(设想一个没有体育运动的社会,我是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但他们与英雄所起的作用有本质的不同。Unit健康威胁l民意调查一再告诉我们,美国人最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健康,其次才是环境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身体健康显然比生病要好。美国人现在对健康如此关注,是有点令人吃惊,因为他们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健康得多。许多曾令人恐惧的疾病现在或者已经彻底根除,或者已得到控制。尽管艾滋病是个显著的例外,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能置许多人于死地的疾病出现,以取代那些已被根除的疾病。然而,健康以及对健康的各种威胁,仍然是人们永久关注的问题。毕竟,如果目前的趋势无法制止的话,我们中将有不止一半()的人将死于心脏病或是癌症。将威胁健康的危险,特别是致命的危险,进行比较时,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危险的紧迫性有很大差异。例如艾滋病,如果你染上的话,很可能几年后就死亡。然而,由吸烟或辐射诱发的癌症,也许要经过至年的时间其灾难性的后果才会出现。因此,在对健康的各种危险做出选择时,务必要考虑进行冒险与承受其后果之间的时间间隔。那些一心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们,往往对潜伏期较长的危害不放在心上。尽管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但不理会滞后期长的危险,重视近期危险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如果我们真的面临选择,是去做今天就可能使我们丧命的事,还是去做年后才可能使我们丧命的事,我们往往会两害相比取其轻。对待这类问题有种常用的计算方法,就是考虑可能少活的年数(YPLL)。其意思是,对一个岁的人来说,去做一件使自己五年后丧生的事要比做一佴:年后丧生的事“代价高昂”得多。二者同样都具有危险因素即最终因从事某事而导致死亡的可能性相同但是,会马上引起伤害的危险,要比一个很长时间不需付出代价的危险要昂贵得多。在第一种情形下,他的正常寿命减少了约年,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减少了约年。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必然会对威胁健康的许多因素进行重新评估。例如,心脏病是夺去美国人性命的头号杀手,远远超过癌症或中风。然而,老年人患心脏病的比例大大超出了年轻人。相比之下,癌症的死亡人数虽然要少于心脏病的死亡人数,但患癌症的人群比较年轻。所以,尽管心脏病死亡率要大,但癌症损失的YPIfI要比心脏病多。具体来讲,与心脏病相比,癌症让人大约多损失了的YPLL(如果我们将YPIL定义为岁以前寿命缩短的年头)。YPLL这一概念,尽管人们对它还有争议,却对保健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人们经常争辩说,用于医学研究攻克疾病的资金应该按每种疾病死亡人数的多少来分配。因此,一些人士抨击将大量资金用于艾滋病研究。他们认为与其他致命的疾病如心脏病和癌症相比,艾滋病得到了不成比例的高额资助。该批评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尽管每年只造成,人死亡该数字本身也不小了但是艾滋病引起的YPLL要大得多,远比简单的死亡人数更值得我们重视。换句话说,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将可能增加每位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至年的寿命。找到治疗心脏病的方法,虽然可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但对每位受害者来说只能增加平均到年的寿命。对一种危险的严重程度的估算会有差异,这要看我们是关注它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还是它所导致的YPLL的多少。有些差异很令人吃惊。比如,如果我们只算引起的死亡人数的话,与癌症和心脏病相比,意外死亡就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一旦我们关注所损失的YPLL,意外事故却赫然位居美国杀手榜的榜首。这些数据显示,我们不仅要探究危险程度的大小,而且要探究危险什么时候要我们付出代价。在其他因素都相等的情况下,危险所导致的损害或死亡来得越快,人们就越应该回避这种危险。unit大学期末考试那天晚上,我在市中心附近闲坐。风在呼啸,气温很低,这气氛让人感到压抑。我知道,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了什么,很快我就明白是什么了:期末考试。大学生活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冬天期末考试那一周。这种恐惧刻骨铭心,一生都忘不了是一种绝望、沮丧,是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勉强应答一大堆并未掌握的知识,而且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就取决于这种勉强的应答。我查了一下日历。果然,西北大学现在正好是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沿着我面前这条路走过去就是西北大学。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正埋头于课本和笔记,使出浑身解数去背那些晦涩难解的事实和数字,其实这些东西跟他们毫无关系。我按捺不住,径直朝校园走去。在我停下来的第一栋楼里,有一问教室灯火通明。我走了进去。两个年轻人将资料摊得满屋子都是。这会儿没课,只有他们俩。“嘿,伙计,”我说。他们抬起头,满眼的痛苦。他们看上去好像三四天没睡觉似的。“怎么了,年轻人”我问。“请别打扰我们,”其中一个轻声道。“别打扰你们”我问。“期末考试了,”另一人喘着粗气说。我走出教室,开始在校园里悠闲地溜达。男生女生个个神情沮丧,摇摇晃晃地朝图书馆走去。他们有的自言自语,有的抬头默默祈祷,有的走进树林,站稳身子,然后继续往前走。我感觉好极了。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我不是了。也许,在这世上,期末考试时,置身大学校园而知道你不必参加考试,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事了。那晚大部分时问,我从一栋教学楼逛到另一栋教学楼,看着学生们为第二天的考试做准备。这一切是那么熟悉。他们围坐在长桌周围,前面摊开用螺旋线穿起来的笔记簿,连珠炮似地互相发问。一次次良久的沉默,接着是试探性地回答。咒骂声不绝于耳,时不时夹杂着哀叹。他们跺脚,凝视窗外,仿佛随时会哭出来。他们偶尔也朝我瞥一眼。在平时,他们可能会对我的出现感到好奇,但是,那天晚上,他们的目光呆滞无神,思维也不清晰了。我翻阅着体育版的消息,朝他们眨眨眼。如果我当时善心大发,我就会告诉他们现实世界中一个最大的秘密。这是我们所有上过大学的人走出校园后才领悟到的秘密,如果让大学生领悟了这个秘密,他们就会轻松、平静。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期末考试。确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必了解任何事情。没有任何情况需要你坐在拥挤不堪的教室里,为集中注意力而眯起眼睛,或者一字不漏地背出晦涩、荒唐的具体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把书带上。同学们,请相信:现实生活是开卷考,如果你忘了什么,你可以去查阅,或者请教比你聪明的人。很容易,比在大学里容易多了。只有在大学里,你才会遇上像期末考试那样稀奇古怪、令人恐惧的事情。大学管理者们欺骗学生们,让他们相信与庞大的残酷无情的世界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相比,期末考试不过是温和的前驱。但这并不是事实。如果现实世界确如期末考试那样荒诞可笑、令人厌烦,你就会看到街上的每位行人都如同在考试那周里的学生一样焦躁不安、可怜之极。现实并非如此,熬过了大学的期末考试后,一切如履平地。现实生活如同靠惯性滑行。没有人会要求你说出伊丽莎白时期作品的异同,或者强令你描述布尔战争各大战役的来龙去脉。如果在你工作时真有人过来问你这类问题,那么他就会马上被关进某所精神病院。我本来可以将这些告诉学生们,我本来可以安慰他们,让事情变得简单些。我本来可以请他们和我一起喝杯啤酒,忘了这期末考试周。我本来可以告诉他们:看看(《财富》前强企业的总经理。你想会有人胆敢问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吗我本来可以灌输给他们这类令人宽慰的想法。但是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我经历了许多次期末考试,期末考试让我几乎发疯,现在该轮到他们发疯了。我看着绝望中的他们,像一个真正心满意足的人那样笑了。我在校园里几乎呆到午夜,然后才悠闲地离开。在几栋教学楼之间的小径上,我看见有什么东西被风吹动,在人行道上翻滚,我跪下将它拾了起来。这是一本蓝皮答题册,是期末考试周恐怖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标志。这一定是某个可怜的学生带出考场后,丢在地上的。我把它插入口袋,机械地笑了笑。校园教学楼里的灯光依然闪烁着,而且会整夜这样,但是我得回家了。大学失学记正如亚当被逐出伊旬园,我被大学开除了l但是,亚当的越轨是偷尝智慧树上的禁果,而我的罪孽是对这棵树不屑一顾。经历了大学第一年的拙劣表现之后,我在思索失败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是两个因素导致了我的失败:在事业上缺乏目标和过早的独立。因为在事业上缺乏目标,我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在我高中最后一年的中途,父母就逼着我考大学,但直到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为了不让他们再唠唠叨叨,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当一名工程师。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好,但我已经对它们厌烦了。在上大学的头四个月里,我对理科的厌恶之情巳显而易见:我所有的理科课程都不及格。假如我学习更积极一些,我可能会及格,但当时我对上大学还没有心理准备。事实上,我对任何职业都没有心理准备。我以为高中的学习量,即每天一小时,足以让我在大学里得到体面的分数。我错了。由于我无法把自己当作工程师,因此就缺乏使自己更努力的动力,然后我就开始找各种借口逃避学习。即便在看教科书时,我也没在学习。心里想着微风拂面的夏日,躺在一片阴凉的绿草地上,这些幻想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赶跑了微积分和物理学理论。当美梦结束时,我已经把前一小时学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随着期中考试周的临近,我的白日梦越做越长,而学习的时间越来越短。只要能做白日梦,学习便成了可以逃避的事。我经常逃避学习,结果数学、物理、化学都不及格。我为什么不换个专业为什么我不干脆退学了事首先,我父母为我付了学费,我害怕他们会停止经济资助,让我身无分文。其次,我的志向仍不明确,即使我转出工学院,我仍然缺乏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又唯恐让严厉的父母失望,我就在这个专业一直读到圣诞节。原本希望我的分数会提高,我对工程学的态度会改变。然而,及格的愿望没能实现,人也没有成熟起来。由于来自一个小镇,不习惯卡尔加里那样的大城市里快节奏的校园生活,于是我就住在学生公寓里,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躲避竞争激烈的课程和不留情面的工程学教授们。经过第一个月的适应,我发现这个地方给我提供了家庭的舒适,却没有了父母的监视。月中旬,下雪了,期末考试也到了,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因为我已经成了一个夜猫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一杯又一杯地灌着啤酒。一周后,白雪覆盖了校园里的每一幢楼,给所有人预示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传统圣诞节,唯独没有给我。我的试卷发下来了,所有课程都不及格。我不在乎,我的朋友们也不在乎,他们的成绩和我一样糟糕。我们吹嘘不受父母管制的自由,却没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彼此之间的影响有益得多。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是泡酒吧,就是在某个人的房间里打牌,要么不请自到地参加公寓楼里其他学生开的晚会。当时,这种独立使我心旷神恰,已经被剥夺了年的自由,现在任由我来体验、任由我来滥用。我喝醉酒,却不会受惩罚。没有生气的母亲等我早晨五点回家。没有怒气冲冲的父亲痛斥我糟糕透顶的分数。但是自由是有代价的:没有人告诉我要努力学习没有人告诉我如果接下来的三门考试拿不到分,我就完了没有人告诉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圣诞节那天,在我的长统袜里,我发现了一张“退学”通知。我不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于才到手的不受父母管制的独立和自由随心所欲地享用,这两者加起来确保了我的得分低于及格线,使我的圣诞节一片漆黑。不应该得到的独立就如智慧树上的禁果,诱惑我,使我堕落。由于我不够成熟,不能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起责任,由于我滥用独立的特权,我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失败了。我失败的种种原因教会了我什么是成熟,什么是责任,将来我再也不会无视智慧之树。被逐出伊甸园足以教训亚当我被学校开除也是如此。unit时间的声音l时间会说话。它比语言表达得更直率。它所传递的信息清楚明晰。由于时间不是那么可以任人摆布,因此相对而言,时间就不像话语那么容易被歪曲。时间能响亮地说出真相,而语言会撒谎。比如,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在某些特定背景下,就会非常重要。时间既可以显示特定场合的重要性,又可以表明人际交往将在何种层次上进行。在美国,如果你一大早给别人打电话,那个人正在刮胡子或吃早餐,这个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意味着事情极为重要或十分紧急。晚上ll点过后打电话也一样。夜间~毛时接到的电话常被认为是关于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因此年轻人之间才会去打这种电话开粗俗的玩笑。处理时间的方式不同会带来很多麻烦,这可以通过一个美国农学家的例子得到很好的说明。该农学家被委派到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做我们使馆的专员。在经过了一段他自认为合适的时间之后,他告知对方他想拜访该国的农业部长。由于种种原因,他提议的时间不合适各种暗示反馈给了他,大概意思是拜访部长的时机尚未成熟。可是,我们这位朋友硬是坚持己见,致使对方不太情愿地答应了这次约见。他在比约定时间略早些到达后(以美国人表示尊重的规格),便开始等待。约定时间到了又过了分钟分钟分钟过去了。这时,他提醒对方的秘书说部长可能还不知道他在其办公室外间等着。这么提醒一下使他觉得自己做了件具体的事情,同时也有助于他克服其内心不断膨胀的焦急情绪。分钟分钟分钟分钟又过去了(达到了使他感到屈辱的时间限度)他跳起来告诉秘书他已经在办公室外间“空等”了分钟,他“受够了”这种对待。这话传到了部长那儿,实际结果是,部长说:“就让他空等吧。”这位专员在这个国家任职期间是不愉快的。误解主要在于,在这个国家这分钟的拖延时间算不了什么。另外,在该国,分钟不是等待的极限,而是刚刚开始等待。你在等了秒钟后就提醒一位美国秘书她老板也许不知道你在那儿等待,这种做法显得荒谬,就像你因为“空等”了分钟就大发雷霆一样荒谬。而这位部长恰恰就是这样看待在他办公室外间等着的美国人的抗议的。他像通常那样觉得美国人完全不讲情理。在这不愉快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这位美国专员都是按照自己从小到大学会的方式行事的。在他自己的家乡美国,他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其行为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即便在他出国前就得知可能会发生这类事情,让他等了分钟之后,还是难免会感到受了冷遇。另一方面,倘若他事先经过培训,了解当地时间观念的细节,正如他应该学会当地的口语一样,他也许会进行适应性调整。在这种情形下,给人们带来烦恼的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另一种类型的沟通,这种沟通有时需要用语言,有时又跟语言毫不相干。所传递的信息不是用正规语汇表达的,这一事实使得事情更难处理,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明确地知道实际发生的情况。他们只能说出他认为发生了什么和他个人对此事的感受,而造成伤害的是人们认为对方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unit真心爱人我的名字叫乔。我的同事米尔顿·戴维森就这么叫我。他是一个程序设计员,而我是一台计算机。我属于玛尔迪瓦克综合网,与分布在全世界的其他网站相连。我了解一切几乎一切。我是米尔顿的私人电脑,他的帮手。他懂计算机,是世界上最棒的行家,而我是他的试验模型。他使我的说话能力超过其他所有的电脑。“这只是个把声音和符号相匹配的问题,乔,”他对我说。“人脑就是这么工作的,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人的大脑里有些什么符号。我知道你脑子里的符号,我可以一对一地找到和它们相匹配的单词。”因此我会讲话。我认为自己说话的本事不如我的思维本领,可是米尔顿说我讲得很好。虽然米尔顿已经快岁了,可他从未结过婚。他告诉我,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女人。有一天他说:“我迟早会找到的,乔。我要找一个最好的。我会找到自己真心相爱的人,你来帮我。我已经厌倦了为了解决世界上的问题而不断完善你。还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吧。帮我找到真心相爱的人。”我说:“听候吩咐。”他说:“首先删除所有的男人。”容易得很。他的话激活了我的分子活门中的符号。我可以调用储存起来的全世界所有人的数据。他话音一落,我就删掉了,’,,个男人的资料。我与,,,个女人保留联系。他说:“删除所有小于岁,大于岁的女人。然后删除所有智商低于的,所有身高低于厘米以及高于厘米的。”他给了我准确的标准他删除了那些有孩子的女人又删除了那些具有各种遗传特征的女人。“我还没想好眼睛的颜色,”他说。“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吧。不过不要红头发的。我不喜欢红头发。”两周以后,我们的范围已缩小到个女人。她们个个英语说得非常好。米尔顿说他不想有语言障碍。在私密时刻,即使用计算机翻译也会碍手碍脚。“我不可能跟个女人都一一相亲,”他说。“这会花我太多的时间,再说人们也会发现我的意图。”ll“那会惹麻烦的,”我说。米尔顿使我具备了许多我原本没有的功能。别人都不知道。“这不关他们的事,”他说,脸色变得绯红。“听我说,乔,我来输入几张全息照片,你查查名单中有没有与她们相似的人。”他输入了几张女人的全息照片。“这三位都是选美比赛的冠军,”他说。“这个里面有跟她们长得像的吗”有八个能跟她们媲美,于是米尔顿说:“好,你有她们的数据库。研究一下劳务市场的条件和需求,安排一下把她们弄到这儿来工作。当然,得一个一个地来。”他想了想,耸了耸肩,接着说:“按字母顺序来吧。”那就是我在设计上不具备的一个功能。出于个人动机调动他人工作被称为操纵。我现在能这样做是因为米尔顿使我具备了这一功能。不过我只能为他一个人这么做。第一位姑娘是一星期后来的。米尔顿一见到她脸就红了。好像说话也很困难了。他们一直在一起,却冷落了我。有一次听见他说:“我请你吃饭吧。”第二天他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感觉不好。缺了点什么。她是个美人,可是我连一点真心相爱的感觉都没有。试试下一个吧。”八个统统一样。她们大同小异。她们经常面带微笑,说起话来悦耳动听,可是米尔顿总是觉得不对劲儿。他说,“我真搞不懂,乔。我们俩挑出了看上去确实最适合我的八个女人。她们都很理想。可她们为什么不能打动我的心”第二天早上他来对我说:“我打算把这事交给你了,乔。一切由你负责。你有我的数据库,我再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你尽可能一点不漏地存储到我的数据库里,但是所有补充的内容都要保密。”“然后,我拿你的资料做什么呢,米尔顿”“你可以用这些资料去和那个女人匹配。不对,是个,不包括你见过的那八个。安排她们每人接受一次精神测试。(将结果)输入她们的数据库,把她们的数据库和我的作比较。找出相关点。”(安排精神测试又违背了我原来的设计要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米尔顿一直在跟我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说:“你瞧,乔,你储存了我越来越多的资料,我把你调试得跟我越来越匹配。如果你对我足够了解,那么任何一个你从数据库就能了解的女人,就会是我真正的爱人。”他不断地把自己的事讲给我听,我对他也越来越了解。我造的句子越来越长,表达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我说的话在词汇、语序和风格上开始越来越像他。一次,我对他说:“听我说,米尔顿,不该仅仅以理想的外貌来要求姑娘。你需要的是一个在个性、情感、气质上都跟你匹配的姑娘。如果真能找到这样的,外貌只是次要的。如果我们在那位中找不到合适的,我们可以另外再找。我们总会找到也不看重你的或任何其他人相貌的姑娘,只要性格相投就行。相貌又算得了什么”“正是,”他说。“要是我平时多和女人打交道,我早就该知道这一点了。当然,只要想一想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我们总是意见一致我们想也都想到一块。米尔顿说,接着该做的事情相当于一次细致的精神分析。当然喽。我是从这个女人的精神测试中了解她们的,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她们所有人精神测试的情况。米尔顿似乎相当高兴。他说:“和你聊天,乔,就像跟另一个我在谈话。我们的个性已经非常吻合。”“我们选中的姑娘也会这样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已经找到她了,她就是那位中的一个。她的名字叫查丽蒂·琼斯,是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历史图书馆的评估员。她补充进来的数据和我们的完全匹配。我用不着向米尔顿描述她的情况。因为米尔顿已经把我的符号体系调试得和他自己的如此相近,我能直接体会到所产生的共鸣。这符号体系很适合我。下一步就是调整工作履历表和职业要求,以便把查丽蒂分配到我们这儿来工作。这件事必须谨慎处理,以防别人发现其中的违法行径。当然,米尔顿本人知道,因为正是他自己安排了这一切,这件事也必须处理好。他们来逮捕他的时候,是以在办公室进行非法活动为罪名,幸好,为的是一件年前发生的事。他走了,明天就是月日,是情人节。查丽蒂就要来了,她有着温柔的手,甜美的嗓音。我将教会她如何操作我,如何照顾我。只要我们性情相投,外貌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会对她说:“我叫乔,你是我的真心爱人。”unit竞选州长几个月前我被提名作为独立党候选人,竞选伟大的纽约州州长,我的竞争对手是斯图尔特·L伍德福德和约翰·T霍夫曼。跟这些先生们比起来,我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我的人品好。但就在我庆幸自己这一优势的时刻,有一股令人不安的浊流在“扰乱”我内心深处的幸福,那就是:我不得不听到自己的名字与这类人的名字相提并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没精打采地浏览报纸时,我看到了这么一段,我从没有这样惊讶过:伪证罪既然克·吐温先生现在要竞选州长,也许他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在年他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被个证人指证犯了伪证罪一事。作伪证的企图是要掠夺一小块大蕉地,该地属于当地一位可怜的寡妇,而且是她家唯一的生计。马克·吐温先生应该澄清此亨。他会吗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从何谈起呀!如此残忍、无情的指控。我从未去过交趾支那!我甚至不知道大蕉地和袋鼠有何不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让这一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做。第二天早上还是这份报纸刊登了下面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值得注意吐温先生就交趾支那伪证罪保持沉默,令人怀疑。【注: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这份报纸称我为“臭名昭著的作伪证者吐温”。】接着((报纸》登了以下一则新闻:想知道新的州长候选人能否向本州居民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在蒙大拿州时跟他住在一起的人时不时丢失一些小的贵重物品。这些物品后来发现已为吐温先生所拥有。于是人们让他离开营地。他愿对此作解释吗我一生中从未到过蒙大拿州。【此后,这份报纸就一直称我为“吐温,蒙大拿小偷”。】我巳变得一拿起报纸就胆战心惊就像一个人知道毯子下面可能会有响尾蛇,但还是很想掀开它一样。一天,我看到下面一则新闻:谎言戳穿!五点地区尊敬的迈克尔·欧·弗拉纳根律师、水街的基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的誓词,戳穿了马克·吐温先生的可耻谎言,谎言称我们尊贵的候选人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因拦路抢劫而被绞死。说谎者真是人面兽心,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求得政治上的成功,这实在令人心寒。这种卑劣的谎言给死者无辜的亲友所遣成的痛苦应该激起公众的愤怒,受到侮辱的公众应该对说谎者进行报复。但是不要这样我们要让他经受内疚的折磨。我敢发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此后,登载上述消息的报纸一直称我为“吐温,鞭尸者”。】下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报刊文章这样写道:“温文而雅”的候选人原计划昨晚在独立党群众大会上作诽谤性演讲的马克·吐温,结果没有到场!有电报说他被马撞倒,腿部两处骨折,他因此痛苦地躺在床上,等等。独立党人竭力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候选人缺席的真实原因。昨晚有人看到一个醉鬼跌跌撞撞走进吐温先生入住的酒店。独立党人应该来证明这个醉鬼不是马克·吐温。人们高声问道:“那人是谁”简直不可思议:居然把我的名字与这一不光彩的嫌疑联系在一起。我已有三年没沾过一滴麦芽酒、啤酒、葡萄酒或烈性酒。【在那份报纸的下一期,我看到自己被称作“震颤性谵妄患者吐温先生”。】不久,共和党的主要刊物“判处”我犯有贿赂罪,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又把一桩讹诈案归罪于我。到了这时候要我对那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回答的呼声已经沸沸扬扬了,以至于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说,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我在政治上就毁了。就在第二天,其中一份报纸上又出现了下面的报道:看这个人!独立党候选人继续保持沉默。对他的每一项指控都得到了证实,同时他自己的沉默也证明指控属实。独立党的成员们,看看你们的候选人吧!臭名昭著的作伪证者!蒙大拿小偷!鞭尸者!考虑考虑你们这位肮脏的腐败分子!考虑一下然后再说你们是否会将自己诚实的选票投给这么一个人,一个以其可怕的罪行赢得了众多头衔又不敢否认的人!(我)已经不能置身局外,保持沉默了。我着手准备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以及卑鄙邪恶的谎言作出“回答”。第二天早上又一份报纸指控我放火烧了一所精神病院,连同所有住在里面的病人,就因为这医院挡住了我房前的风景。然后又指控我为了财产而毒死了自己的叔叔。然后,作为这一系列无耻的陷害最适时、最恰当的高潮,他们怂恿九个肤色不同、衣衫褴褛的小孩向我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我放弃了。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条件,因此我痛苦地寄出了撤消候选人资格的信,并签名如下:“你忠诚的,“曾经是体面的人,但现在是“马克·吐温,臭名昭著的作伪证者,蒙大拿小偷,鞭尸者,震颤性谵妄患者,肮脏的腐败分子,私生子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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