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_辟韩_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

·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研究· 解读 《辟韩》X ——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 王 宪 明 提要: 本文从具体语境出发 , 从三个方面探讨严复维新变法时期的名作 《辟韩》 一文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 的理论文章, 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 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 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 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 《辟 韩》, 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 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 引　　言 1895年 3月 13日至 14日, 严复在天津 《直报》发表 《辟韩》一文。此文是严氏 生平文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一向受到研究者关注, 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 究的重点。耐人寻味的是, 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发展的过程存在不少争议, 但对于 《辟 韩》一文, 却出人意料地一致, 都认为此文是对中国 (封建) 专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彻底否定, 严 复本人则因此而引起张之洞的痛恨, 几遭不测¹ 。 严复撰写 《辟韩》果然是为了彻底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吗? 如果不是, 那么 他撰写此文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当首次发表两年多以后, 文章被转载于《时务报》时, ·113· X ¹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可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初版, 收入上海书店出 版社 《民国丛书》第 3编第 74 册, 1991 年版, 第 29、30 页;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6 册,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59页; 王 、俞政合著 《严复》,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版, 第 3、31页;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 叶凤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59页 ;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张志建 《严复学术思想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林安梧 《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 台北学生书局 1995年版。 本文是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戊戌维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 论文。 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何要辟《辟韩》? 本文拟对这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 答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以期对严复 《辟韩》一文及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一个更合理 的解释。不当之处, 尚祈方家指教。 严复 “辟韩”之动机与苦衷 如果真像大多数研究者所说的那样, 严复 《辟韩》等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 批判和否定, 那么, 严复对中国 “封建社会”及 “封建专制制度”一定有所认识。但 实际上, 从对戊戌时期严复主要论著 《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原强续 篇》、《辟韩》及 《拟上皇帝书》的计算机检索来看, “封建”、“专制”或 “封建专制制 度”之类的词, 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严复特创的用来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英文 “Fedual”一词的 “拂 特”也没有出现过。相反, 我们却发现严复建议当时的皇帝, 即后来常常被称为 “封 建制度总代表”的人, “收大权”¹ , 并将之作为国家转弱为强的主要治标措施之一。因 此, 说严复 《辟韩》一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似乎证据并不充分, 严复不 可能对一个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社会制度, 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批判, 所谓严复 《辟韩》一文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说法, 显然是研究者根据后来 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模型,倒回去为严复的思想进行定性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并 不符合严复当时的思想状况º。要正确认识严复 《辟韩》等文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必须 回到严复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进行具体的研究。 《辟韩》发表于 1895年 3月中旬, 其构思和撰写时间则当在 1894年冬至 1895年 3月中旬之间。这正是中日激烈交战的时期, 清军节节败退, 日军则步步进逼, 京畿地 区危在旦夕。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 在此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 却将 一千多年前唐人韩愈所写的一篇文章 《原道》拿来大批特批, 其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据严复本人透露, 他撰写 《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的 “命意”是 “欲 本之格致新理, 溯源竟委, 发明富强之事, 造端于民, 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 认为中国 “今日之政, 于除旧, 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 于布新, 宜立其益民之 智、德、力者。以此为经, 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 标亦从之。本 所以期百年之盛大, 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虽文、周、管、葛生今, 欲舍是以为术, 皆 无当也”»。 关于此层意思, 多数研究者已经有所注意并有清楚的表述, 冯友兰先生和史华兹 ·114· 历　史　研　究 1999年第 4期　 ¹ º » 见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年) 十月严复致梁启超信, 《严复集》第 3 册, 第 514 页。 有关严复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 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 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王 编 《严复集》,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 1册, 第 14 页。 先生的表述尤为清楚。但是, 思想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制度 和文化圈子之中, 受特定的制度、人事制约, 其思想活动、人格心理也必然会对这些有 所反应。他们在进行思维活动时, 不仅要考虑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 考虑本民族 文化的走向, 同时也要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研究思想史者对此不可不加深察¹ 。 严复的顶头上司、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李鸿章, 作为晚清最有权威的官僚之一, 对 韩愈大力提倡。他在 1844年所作的题为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的 “甲辰乡墨”中这样 写道: “溯乾坤甫辟之初, 交于中国者惟兽蹄鸟迹之道, 生民固甚鲜也。斯固无从而安 矣。今则山川奠位, 庶类孔繁, 相乃小人, 庶不怀安也? 则安民何容缓。迨平成既著 之余, 环居宇内者, 多衣皮饮血之俦, 斯民固甚众也, 此可不致其安乎?”º 在另外一篇题为 《文以载道赋》的文章中, 他又写道: “文体缕变而道有不变者。 秦世不文, 下逮汉儒, 经注总其辔, 训故通其衢, 骚赋扬其镳, 策论别其驱, 本一毂 而统辐, 虽异辙而同途。至若骈俪代兴, 诗歌各殊, 以声律相跨蹑, 以帖括为规模, 大 雅不作, 流波竞趋, 苟非振古文之宗绪, 阐道德之根株, 则文日归于割裂, 而道且堕 于虚无。抑文人缕变而道有不变者⋯⋯忽昌黎之轶群 籍, 传之而学盛, 欧、苏继之 而派分⋯⋯不悖群圣之旨, 皆自成一家之文⋯⋯盖先有道后有文, 本由原而及委, 博 以文, 约以道, 更相辅而并行也⋯⋯是以修道于上而文风清, 卫道于下而文教讫 ⋯⋯”。»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 李鸿章对韩愈是何等倾服, 他不仅要借韩愈关于初民社 会的解释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且还要像韩愈那样担负起 “修道”和 “卫道”的 重任。正是在他的提倡下, 李鸿章的幕僚、下属, 李氏家族后人, 不仅要将韩文列为 日常必修的功课¼ , 而且相互之间每每喜欢以韩愈相期许、相推崇½ , 成为晚清官场中 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严复作为李鸿章集团成员之一, 对此种情况当然十分熟悉。 ·115·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½ 李鸿章门下士秦际唐为 《李文忠公遗集》作序, 开篇即写道: “昔韩昌黎为殿中少监马君作 墓志铭⋯⋯窃叹以北平之家世勋业、昌黎之文均堪不朽, 而微惜自北平以下, 于史传无所表 见, 尚不足张昌黎之文。然则近今之家世勋业代有令名, 孰有如合肥李氏哉!”此序中间再 次将作者与韩愈相比较, 结尾则以韩氏语句作结。见《李鸿章全集》第9 册, 第 4513—4516 页。 李鸿章重要幕僚成员, 如吴汝纶等案头都有 《韩集》, 每日余暇必读韩氏诗文。吴氏本人有 大量关于韩氏的评注。见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所收吴汝纶部分及吴氏家刻本《桐城 吴先生文集》、《桐城吴先生尺牍》等。 《李鸿章全集》第 9 册, 第 4533—4537 页。 见 《李鸿章全集》, 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9册, 第 4921—4922页。 此观点系业师刘桂生教授在近年的讲学活动中反复阐释的。同时, 笔者也受到陈寅恪先生 《论韩愈》一文的启发。陈先生该文认为, 韩愈 《原道》一文中所持排斥佛教之论并非像一 般人所说的那样只是 “崇正辟邪之空文”, 而是 “言有物、意有指”、“实具特别时代性”, 其 矛头是针对着唐皇室和当时提倡佛、道二教的君主宰相 (原载《金明馆丛稿》, 引自刘桂生、 张步洲编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50—151 页)。 严复于光绪三年 ( 1877年) 赴英国留学海军, 三年后回国, 被派到福建船政局水 师学堂任教习。时李鸿章奉命在北洋大办海军, 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经时任驻英公使 李丹崖多次推荐, 李鸿章于光绪六年 ( 1880年) 春天奏调严复前来北洋, 同年七月上 旬, 严复到达天津, 从此成为李鸿章为首的北洋集团的一名成员¹ 。此后的十几年时间 里, 严复从水师学堂的教习一直做到总教习 (教务长)、会办 (副校长)、总办 (校 长) , 其官衔也从都司一步步提升到选用知府、选用道员, 成为天津官场中重要的一员。 严复在北洋中的命运和地位究竟如何? 严氏生前故交陈宝琛为其撰 《墓志铭》称, 李鸿章大办海军, 以严复 “总办学堂, 不预机要, 奉职而已”º。此后, 研究者多据陈 氏观点, 认为严氏在李鸿章幕府长期怀才不遇, 不受重用。最近, 汪荣祖先生对陈氏 的说法提出新的解释, 认为陈氏此说是为故友严复掩饰吸食鸦片之恶习; 不是李鸿章 不重用严复, 而是严复本人有此恶习, 故不能重用»。 无论如何, 严复本人对自己在北洋的经历确实并不太满意, 特别是后期, 尤其如 此。就在写 《辟韩》一文前不久, 他在 1894年 11月 8日给长子严璩的信中写道, “我 近来因不与外事, 得有时日多看西书”¼ 。而不久后又在 1895年 1月 15日给四弟观澜 的信中写道, “兄北洋当差, 味同嚼蜡”½ 。严复在家信中说出的这些话无意中证明: 此 时的严复在北洋确实像陈宝琛所说的那样, 是 “不预机要, 奉职而已”。 面对着中国在对日战争中接连不断的失败, 严复对自己的上司李鸿章一味妥协求 和、任用私人, 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危殆之中的做法, 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他 写信对陈宝琛说, 中国海军将士 “无不见危授命”, 为国建勋, 但可恨的是主持战事的 统帅李鸿章却举措失当, 一误再误。他写道: “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 独行之袁世凯, 则起衅之由也; 信其 〔婿〕张蒉斋□浸润招权, 此淮军所以有易将 之失; 欲同邑之专功, 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 任其甥张士珩, 所以致军火短给, 而炮 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 徇此四五公者, 而使国家亦从以殆, 呜呼, 岂不过 哉! 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 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 严复认为, 中国对日之战之所以不利, 是因为“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 致 临事之顷, 如 人坠眢井, 茫无头路”。他指出: “今日之事, 夫岂倭之狡逞, 实中国 ·116·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严复集》第 3 册, 第 731 页。 《严复集》第 3 册, 第 780 页。 见汪荣祖 《严复新论》, 载台北 《历史月刊》1995 年 6 月号, 第 36—39 页; 最近高增杰先 生提出, 陈氏之所以说严复在北洋 “不预机要”, 是指严氏到北洋的最初使命是充当外交人 才, 而李鸿章却长期不令其参预外交事务。见《严复留英若干问题辨析》, 《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期。 陈宝琛: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严复集》第 5 册, 第 1541页。 见 《李鸿章全集》第 5册, 第 2758、2762、2903页。 人谋之不臧, 其事前泄沓虚骄, □□怠傲, 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 复所用必非人, 所 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 所议论最可笑者, 其弹劾北洋, 类毛举风听, 无一语中 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 推委挟制, 莫可谁何, 谓战固我战, 和亦我和, 苟朝廷一旦 而去之, 则天下亦从以丧。故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 北洋之意气愈益发 舒。於戏, 可胜痛哉!”¹ 所有这一切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严复在 1894—1895年前后准备舍北就南, 脱离 李鸿章, 改到张之洞手下谋职。此事的中间联络人是严复的同乡兼好友陈宝琛。值得 注意的是, 陈氏同时也是张之洞同治、光绪初年在京任职时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在此 后的时间里保持了终生的交谊。两人均以敢言著称。中法战争期间, 张之洞外放两广 总督, 陈氏则受命会办南洋军务, 因故受降五级重处, 遂借丁母忧之机, 归里不出, 长 达二十多年º。严复利用这种关系, 多次给陈宝琛写信, 希望张之洞出来收拾残局, 同 时请陈宝琛代向张之洞疏通, 以便到张处另谋发展。1894年 9月23日, 严复请陈宝琛 “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 劝其作速筹款, 设法购办军火为先, 即使不及眼前之事, 然□□ 永, 国祸益深, 苟其不为, 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 日后撑 柱光复, 期之一二人而已”。他认为其他督抚都是 “持禄保位”之人, 不能寄以任何希 望。至于个人的命运, 严复慨叹道: “仆燕巢幕上, 正不知何以自谋, 沧海横流一萍梗, 只能听其漂荡而已”»。同年 10月 3日, 严复在信中表示: “湖广张帅有何措施, 走于 此老訶訶之诚, □□无已, 故于其行事, 尤欲闻之”¼ 。同年 12月 6日, 严复又写道: 现在战局对我极其不利, 当局者已极欲议和, 而敌方则拒绝议和, 政府 “束手待死, 一 筹莫施”, 而 “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 力完气新, 极足有为, 果其措理得宜, 则后来 藉用恢复, 但此时真须一著不错⋯⋯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 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 爱莫能助, 执事胡勿为之介耶?”½ 陈宝琛到底有没有为严夏联络? 目前虽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 但严复写给其四弟 观澜的一封信, 却可以表明陈氏的活动是富有成效的。在前引 1895年 1月 15日致四 弟的信中, 严复写道: “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 近想舍北就南, 冀或乘时建树耳。 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 不必告人, 或致招谣之谤也。”¾ 要报答张之洞的知己之恩, 严复首先要表明自己同李鸿章划清界限, 其次要在政 ·117·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½ ¾ 《严复集》第 3 册, 第 731 页。 《严复集》第 3 册, 第 502 页。 《严复集》第 3 册, 第 501 页。 《严复集》第 3 册, 第 498—499 页。 关于陈、张交谊, 可参见徐凌霄、徐一士著 《凌霄一士随笔》第 4册 ,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437—1443 页 “谈陈 庵”条。 《严复集》第 3 册, 第 498—499 页。 治、文化和学术主张上与张之洞取得一致。严复撰写 《原强》、《救亡决论》诸文, 在 很大程度上是对张之洞所倡导的 “富强”主张的回应, 而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拒和、 对日持久抗战的主张, 可以看做是对张之洞对日态度的回应。而对于韩愈的批判, 则 一方面是影射李鸿章等对于韩愈思想的提倡, 暗责李鸿章在中日战争开始前后有背人 臣之道的行为, 另一方面则是对张之洞学术主张的回应。 过去, 研究者往往只看到 《辟韩》一文中 “夫自秦以来, 为中国之君者, 皆其尤 强梗者也, 最能欺夺者也”, “秦以来之为君, 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 转相窃 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 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覆之也, 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 质而论之, 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 散民之力, 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 固斯天下 之真主也, 必弱而愚之, 使其常不觉, 常不足以有为, 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¹ 等处, 之后就认为严复是在彻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不错, 严复是在对秦以来的专制制 度进行批判,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 严复实际上是有着现实的关照, 矛头对准的是李鸿章: 第一, 严复提出君是由民共同出赋而立的, 其职责是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君一 人不能承担所有事情, 必须设臣来帮助自己。这样就形成了民立君、君出令、臣行令 的三角关系; 第二, 严复虽然提出了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 但是, 同时他还提出: 现在不能 “弃吾君臣”, 原因是 “其时未至, 其俗未成, 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 能, 而况中国乎!” 第三, 这样, 读者很容易就会联想到: 君既不能废, 民在任何朝代都必须出赋, 那 么, 所谓的 “民不出什一之赋, 则莫能为之君; 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 防其患害则废; 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实际上重点落在了 “臣”身上, 是要求对那些 不服从皇帝命令、不履行职责的大臣进行严惩。而在 1894年下半年至 1895年公开跟 皇帝唱反调、不执行君命的正是李鸿章, “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 使安坐而出 其唯所欲为之令, 而使天下无数之民, 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 以供其欲”, 将大量 海军经费报效给西太后以满足其欲望的是李鸿章, 身为大学士, 居百官之首, 却 “忌 讳虚骄”, 使国家 “贫且弱焉以亡”的是李鸿章, 视士兵如奴虏的也是李鸿章º。 再看严复对于张之洞学术主张的响应。张氏提倡读书首先要读近人所著书, 其次 要读实用之书, 反对专读古书与无实用价值之书»。对于那些与自己主张不同的读书 ·118· 历　史　研　究 ¹ º » 详见张之洞 《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及 《 轩语·语学第二》等篇, 《张文襄公 全集》第 4册, 中国书店 1990 年版, 第 700、608—611页。 这一时期, 张之洞系统的人常批评李鸿章之淮军待士兵如奴虏。详见张之洞《自强军创制公 言》, 收入 《中国兵书集成》第 49 册, 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59—271 页; 郑孝胥 (严复同乡好友) 《自强军西法类编序》, 收入 《中国兵书集成》第 49册, 第 515—518 页。 《严复集》第 1 册, 第 34、35—36 页。 人, 他决不加以重用¹ 。据早年毕业于张之洞在武汉所办之经心书院的刘成禺记: “张 之洞督两江, 陈散老 (指陈三立) 以故人陈锐º 知县需次江南, 久无差缺, 屡向之洞 言: ‘陈令文学政治甚通达, 佳吏也’。之洞一日传见, 陈思与之洞一谈, 必折服之, 为 最上策, 之洞诗与骈文, 是其所长, 不如专谈古文, 或攻其所短。计定入见。之洞问 曰: ‘汝善何种文学?’曰: ‘古文’。又问: ‘古文习何文?’曰: ‘八大家’。又问: ‘八 大家喜读何家?’曰 ‘韩昌黎’。又问: ‘韩文最喜读何篇?’曰: ‘《原道》’。之洞连声 曰: ‘《原道》、《原道》’。语未终, 举茶送客。陈锐从此无见总督之望矣。之洞语散原 曰: ‘陈令不佳’。入民国, 予与散老谈及, 散老曰: ‘陈伯 弄巧成拙’。”» 对于上述情况, 正在谋求救国之道和自我发展之路的严复当然不会没有了解。因 此, 严复“辟韩”而不针对其他古代著名人物如董仲舒等发难¼ , 实际上就有了更为复 杂的意义。 此时的严复也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 不满意李鸿章的所做所为, 并相信李鸿章的 政治生涯已经从此终结, 希望张之洞这样的务实的疆臣出来主持大政, 而自己也能够 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依靠、有所作为½ 。但是,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虽因中日战争 中的失败而使自己的声誉降到了一生中的最低点, 但毕竟余威犹在, 而严复与张之洞 ·119·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½ 类似严复这样的情况, 在北洋高级官员中不乏其人。如盛宣怀从 1870 年初入李鸿章幕, 长 期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 颇得李鸿章重用, 1892 年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 兼津海关监督。中 日战争爆发后, 李鸿章命他办理东征转运, 负责后勤供应。因与李鸿章意见相左, 盛遂一面 公开屡请开缺, 一面暗中活动, 准备调往张之洞处。参见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610—611 页。另据当时在天津 的西方外交人员观察, 当时北洋官场中已经有不少中上层人士在公开的社交场合表现出对 李鸿章的不满和蔑视。见 China Consuls : B ritis h Consular Of f icers 1843—1943, by P. D. Coates, Ox ford U niver sity Pr ess, 1988, pp. 157—158, 287。 其实, 韩愈 《原道》一文中的观点在其前人的著作中已经有系统论述, 而且很为严复同时代 人所熟悉。如严复的另一个同乡好友陈衍就说过: 韩愈“《原道》篇中云: ‘有圣人者立, 然 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 为之君, 为之师, 驱其虫蛇禽善, 而处之中土, 寒, 然后为之衣, 饥, 然后为之食⋯⋯’。而 (董仲舒) 《贤良三策》已言之 , 曰: ‘人受命于天, 固超然异于 群生⋯⋯生五谷以食之, 六畜以养之⋯⋯’, 词意大同。”见吴文治编 《韩愈资料汇编》第 4 册, 第 1575- 1576 页。 刘成禺 《〈原道〉一篇傲大帅》, 《世载堂杂忆》,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0页。陈 氏本人对此事的记载和解释有所不同: 他之所以未获张之洞任用, 不是因为张氏不用他, 而 是因为他不想接受张氏的任用。详见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版, 第 17—18 页 “张之洞条”。 陈锐, 字伯 , 武陵人, 光绪十九年举人。著作有 《 碧斋杂文集》(自刻本) , 所为文皆骈 丽之词。参见 《湖南文献汇编》第2 辑, 第 178页, 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 5 编第 89 册。 张之洞晚年假托弟子之名撰写的《抱冰堂弟子记》, 自称 “平生学术最恶公羊学, 每与人言, 必力诋之⋯⋯最恶六朝文字, 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弊之世, 效之何为? 凡文章无根 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 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见 《张文襄公全集》第4 册。 处的联系进展似乎也没有想像得那样顺当。因此, 一年以后, 当李鸿章再度奉命出使 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时, 严复不禁担忧起来。他在家信中写道: “此间事势旦夕变更, 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 年底定必回京, 饬回北洋, 十有八九。那时, 兄是否仍当此差, 尚未可定也⋯⋯”¹ 。 《辟韩》与清末道统变化之关系 严复撰 《辟韩》, 还与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就是作为中国历 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道统, 在清朝末年的变化, 特别是与围绕着顾炎 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而进行的激烈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严复这一时期的文章中 一再提到的 “学问”、“学术”, 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或学术, 而是指治理国家的根 本指导思想, 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道统”º。 所谓的道统, 是唐、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儒家传道的统系, 其构成 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春秋时孔子历叙尧、舜传授之言, 成 为此说之本。“尧曰: 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¼ 战国时孟子继其说, 提出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世者”½ , “由尧舜至于汤, 五百有余岁”, “由汤至于文王, 五百有余岁”, “由文王至于孔子, 五 百有余岁”¾ 。西汉扬雄对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提出质疑, 提出: “尧、舜、 禹, 君臣也, 而并; 文、武、周公, 父子也, 而处; 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 ·120·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¾ 见 《孟子·尽心下》。 见 《孟子·公孙丑下》。 见 《论语·尧曰》。 关于此点, 可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 《日知录集释》 上册 三年级上册必备古诗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案下载人教社三年级上册数学 pdf四年级上册口算下载三年级数学教材上册pdf ,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662—669页 “从祀”、 “十哲”、 “嘉靖更定从祀”诸条; 纪昀等撰修 《续通典》卷五四 《礼》中之 《孔子祠》部分,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457—1458页; 蔡尚思 《中国 思想研究法》第 5 章第 3 节 《打破中国思想史上的道统说》, 收入 《民国丛书》第 3 编第 3 册;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狄百瑞著 《中国的自由传 统》, 李弘祺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雍正二年 ( 1724 年) , 雍正皇帝上谕有 “先儒从祀文庙, 关系学术人心, 典至重也⋯⋯”, 其 学术一词专指道统。道光九年 ( 1829年) 上谕有 “先儒升 学宫, 祀典至钜, 必其人学术 精纯, 经纶卓越, 方可⋯⋯”, 学术一词仍是与道统有关的学术, 而非一般的学问。引文见 《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六, 中华书局 1991年影印版第 5册, 第 940、942页。道光初年贺长 龄、魏源等辑 《皇清经世文编》, 将所收论文分为八大类。第一大类即是 “学术”, 所探讨的 问题也不是今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 而是治理国家的学问, 同样指道统。 《严复集》第 3 册, 第 732 页。 推来, 虽千一不可知”¹ 。唐韩愈 《原道》提出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孟”的传道说。道统的正式提出和形成则在宋代。朱熹的弟子黄干º 撰 《圣贤道统传 授总序说》, 提出: “道之原出于天”, “圣人者, 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 于是继天 立极, 而得道统之传, 故能参天地, 赞化育, 而统理人伦, 使人各遂其生, 各全其性 者, 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 皆可考也”; 并由此而得出了天—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 (敦颐) —二程子 (程颐、 程颢) —朱子 (熹) 的道统传授说»。道统是相对政权传授的正 (政) 统而言, 两者之 间既密切联系, 又互相制约。道统人物必得到统治者 (正统人物) 的许可, 才能高居 庙堂; 而正统人物必得道统之认可, 才能够在道义上成为合法政府。二者之间的这种 复杂关系使得道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晴雨表。 有清一代, 围绕着道统领域而展开的斗争尤其复杂而激烈。清入关之初, 以顾炎 武、黄宗羲、王夫之、吕留良、唐甄、余廷 、汪缙等人为代表的明遗民及部分在野 的知识分子, 对道统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猛烈的攻击, 就家天下问题、君权的神圣性问 题, 以及是否存在高于君权的真理等问题, 提出了若干非传统的观点¼ 。而清朝统治者 则在稳定了政权之后, 开始对道统进行改造, 一方面加强孔、孟、程、朱这一传承系 统,修补这一系统中的中间传承环节(即增列孔、孟等人弟子从祀) ,提高朱子的地位½ , 另一方面则继续对荀子等进行打击, 将其排除在道统之外, 并防止非孟子一线的名儒 进入道统¾ 。为了从制度上确保道统的 “纯洁”性, 咸丰十年 ( 1860年) , 清政府首次 颁布章程, 规定从祀 “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标准, “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 传、真能实践躬行者, 准各该省督抚胪列事实, 奏请从祀外, 其余忠义激烈者, 入祀 ·121·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½ ¾ 道光八年 ( 1828 年) , 湖北学政王赠芳奏请以陈良从祀, 道光皇帝进行了批驳, 说他 “甚属 冒昧。陈良道说周孔, 虽见称于孟子 , 不在弟子之列, 又无言行可考⋯⋯如皆滥行从祀, 成 何体制?”见 《清会典事例》第 5 册, 第 942 页。 详见康熙五十一年 ( 1712 年) 康熙皇帝上谕, 载 《清会典事例》第 5 册, 第 940页。 参见熊秉真《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思想中非传统成份的分析》, 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15 期上册, 第 1—32页, 及 Thom as A . Metzger , 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o f the Lat e M 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 程一凡 《顾炎武的私利观》; 吕实强 《王船山的经世思想中维新的倾向》等文, 以上三文均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近世 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1984 年。 见黄干 《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 载黄宗羲 《宋元学案》第 3册, 第 2022—2023 页。此前黄 氏的老师朱熹已经在《中庸章句序》中完整地提出了上述黄氏所提道统名单中除朱氏本人外 的所有人物。参见朱熹 《中庸章句序》, 收入朱熹著 《四书集注》, 中国书店 1994年版, 第 15—16 页。 黄干 ( 1152—1221) , 字直卿, 号勉斋, 福州闽县人, 朱熹的学生。生平见 《宋史》卷四三 ○ 《黄干传》及黄宗羲 《宋元学案》六三,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3 册, 第 2017—2038页。 见扬雄 《法言·五百》。 昭忠祠; 言行端方者, 祀乡贤祠; 以道事君, 泽及民庶者, 入祀名宦祠, 概不得滥请 从祀圣庙⋯⋯”¹ 。 道统领域的斗争同时也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域中进行着。 道光五年至九年 ( 1825—1829年) , 由曾任两湖、两广总督、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 组织编辑的 《皇清经解》出版, 共收清代 73家 183种著作, 凡 1 400卷, 其中收入顾 炎武 《日知录》等著作 5种。 道光五年至六年 ( 1825—1826年) , 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和魏源等人组织编 辑的 120卷本的 《皇清经世文编》问世。它以陆耀于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所编之 《切问斋文钞》º 为蓝本, 收集清开国至道光以前官方文书、官员奏议、学者论著书札 中与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关、具有实用价值的篇章, 共收入 654位作者的 2 236篇文章。 这些文章中有一些实际上已经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君由民立、 君职在于卫民等重要观点»。 道光十九年 ( 1839年) , 新化邓显鹤 (湘皋) 主持刊刻 《船山全书》, 咸丰四年 ( 1854年) 书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组织重刻, 并增益 172卷。 曾国藩虽称王夫之 “著述大繁, 醇驳互见”, 但有意无意之中却暗将王夫之承接到道统 之中, 把他安排在已经进入道统的北宋张载之后¼ 。 进入光绪年间以后, 围绕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祀孔庙的斗争又直接集 中到了道统领域本身。 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 1876年 10月 7日) , 礼部侍郎郭嵩焘奏请以王夫之从祀, 朝 廷下旨交礼部议奏½ , 后被礼部议驳。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 1878年 1月 11日) , 已 经出使英国的郭嵩焘, 又将 《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请饬部存案以俟定论》一折寄 请总理衙门代递, 并分寄礼部及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¾ 。这一次奏请不仅没有被批准, 反而受到光绪皇帝的严厉训斥: “从祀典礼, 关系綦重, 部臣议准议驳, 自有公论。郭 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 辄以私意揣测, 疑为故意驳斥, 并请饬部存案, ·122·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½ ¾ 《郭嵩焘日记》第 3 册, 第 385 页。 见 《郭嵩焘日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3册, 第 55 页。 详见曾国藩 《王船山遗书序》, 《曾国藩全集》第 14 册,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第 277—278 页。 详见余廷 的 《民贵》和汪缙的 《绳荀》等篇, 载贺长龄、魏源编 《清经世文编》第 1册,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第 40、50 页。 关于陆氏生平事迹及《切问斋文钞》之编辑过程、学术和政治倾向等, 可参见黄克武先生所 撰 《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 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6 期 ( 1987 年) , 第 37—65页。 《清会典事例》第 5 册, 第 942—943 页。 语多失当, 殊属非是, 原折著掷还。”¹ 显然, 郭嵩焘是怀疑有人故意议驳他关于王夫之从祀的奏议。那么, 郭氏所怀疑 的是谁? 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 ( 1880年5月 21日) , 郭嵩焘在 《日记》中提供了答案: “光绪二年⋯⋯奏请王船山先生从祀两庑, 而请饬南抚查开其事迹并其遗书。寓书乡人, 属具呈另行题奏。而为李辅堂所持, 事寝不行。徐桐 (荫轩) 方任礼部尚书, 立意议 驳⋯⋯吾楚人不务表章先达, 竟无一能主持其事者。”º 这里所谓的 “辅堂”当是相对 “中堂”而言, 中堂指大学士, 辅堂则是协办大学 士。而此时的汉协办大学士, 只有李鸿章一人»。因此, 带头驳斥郭嵩焘、反对王夫之 从祀的也正是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 1884年 4月 19日) , 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黄宗羲、顾 炎武从祀文庙, 光绪命礼部议奏。礼部堂官中尽管有不同意见, 但最终决定议驳陈宝 琛的奏请。内阁复议礼部的驳议时, 再度出现分歧, 翁同 、潘祖荫、盛昱等赞成顾、 黄从祀。最后,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 1885年 12月 24日) , 大学士李鸿章领衔、 会同礼部, 奏驳陈宝琛之请, 认为顾、黄二氏 “不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 而 工部尚书潘祖荫则领衔奏请准从陈氏之请, 认为顾、黄二氏 “皆有传经之功、卫道之 力, 崇正遏邪之实效”。光绪皇帝看到出现重大分歧, 遂命扩大讨论范围, 令大学士、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详议具奏, 结果, 仍不能统一意见。顾、黄二氏从祀事 遂被搁置¼ 。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 ( 1895年 1月 4日) , 担任湖北学政任满的孔祥霖 “科考 事竣, 课试两湖书院”时, 院中两湖籍学生合词呈请将王夫之从祀, 孔祥霖随即代奏, 请将王夫之从祀½ 。据 《光绪朝东华录》载, 孔氏的这一奏请曾 “下部议”, 但结果却 未见记载¾ 。 这里, 道统领域的斗争似乎与严复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然。 首先, 奏请以顾、黄、王从祀的三人中, 郭嵩焘是严复留学英国时的驻英公使, 在 英期间常常与严复纵谈中西学问政教, 也常常带严复出入于社交场合, 十分欣赏严复 ·123·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½ ¾ 《光绪朝东华录》第 3 册, 第 3520 页。经御史赵启霖奏请, 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支持下, 顾、黄、王三氏于光绪三十三年获准从祀文庙。参见 《清史稿》卷八四 《志》五九: 徐凌霄、 徐一士所撰 《清末顾、黄、王从祀孔庙之议》, 载 《凌霄一士随笔》第 2 册第 554—555页, 第 4册第 1494—1499 页。 孔折详见 《光绪朝东华录》第 3册,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总第 3518—3520 页。 关于此事的详细过程, 参见何冠彪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 收入 《明清 人物与著述》,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1996年版。 参见钱实甫 《清季重要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郭嵩焘日记》第 4 册, 第 43页。 《清实录》第 53册,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52 页之光绪四年二月下壬寅条。 的才华和学识, 曾经向李鸿章等朝廷要员推荐, 认为将来可以作外交人才, 严复对之 也十分敬重, 到北洋后一直与郭氏保持书信往来; 陈宝琛则既是严复的同乡、朋友, 同 时也是张之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与严、张二人之间均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而孔 祥霖虽不能确定与严复有什么直接的私人关系, 但他是任满的湖北学政, 是代表湖北 的两湖书院学生说话, 而这一书院的创办者又是张之洞, 张则是顾炎武等人的崇拜者 和热心提倡者。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 严复对韩愈的批判, 实际上是在道统领域里对 郭嵩焘、陈宝琛、张之洞等人的支持, 同时也是对反对顾、黄、王从祀的李鸿章等人 的抵制。 其次, 从思想内容上看, 顾、黄、王三氏的思想与严复所接触到的近代西方思想, 特别是他正在翻译的赫胥黎的 《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中有关社会分工、民 约、君主职责在于卫民等观点, 有颇多暗合之处, 而与韩愈所阐释的道统思想却格格 不入。例如: 王夫之批评韩愈为 “不知道”。他说: “愚尝判韩退之为不知道, 与扬雄等。以 《进学解》、《送穷文》悻悻然怒, 潸潸然泣, 此处不分明, 则其云 ‘尧、舜、禹、汤相 传’者, 何尝梦见所传何事? 经义害道, 莫此为甚, 反不如诗赋之悠然于春花秋月间 也。”¹ 顾炎武也在其 《郡县论》和 《日知录》等著作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对封建君 主一人私天下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批判。 而黄宗羲的反思和批判尤为深刻。他在 《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批评说, 三代以 降的历代统治者, 都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 “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 向 使无君, 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 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在 《原臣》篇中, 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设臣, 原因在于: “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所能 治, 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 为天下, 非为君也; 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吾 以天下万民起见, 非其道, 即君以形声强我, 未之敢从也⋯⋯盖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 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 关于制度法律, 黄氏写道: “人主即得天下, 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 子孙之不能保 有也, 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 一家之法, 而非天下之法也⋯⋯利不 欲其遗于下, 福必欲其敛于上, 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 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 焉则虑其可欺, 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所谓非法 之法也。”º 他们对君、臣、民三者相互关系的这些思考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 与韩愈所阐释 ·124· 历　史　研　究 ¹ º 以上所引黄氏文, 分别见《黄宗羲全集》第 1 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7、10— 13 页。 吴文治编 《韩愈资料汇编》, 第 893 页。 的道统和君权的起源说恰好是对立的, 而在很大程度上与严复当时正在思考的问题及 其著译的一些内容却是相通的, 因此在思想深处容易引起严复的共鸣。再加上前述人 事上的关系, 严复自然会借批判韩愈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和个人情感。从 《辟 韩》中既可以看出1895—1897年前后严复的个人情感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大集团之间 摇摆, 同时也可以看出严复以及同时代一部分先进分子正在重新构建的中国道统的基 本轮廓。这个新道统不同于以往官方正式认可的那种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 子、韩愈、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强调君权神圣性、强调忠孝的道统¹ 。它是一个以孔子、 孟子º 和荀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道统, 这个道统虽然也强调君 主的重要性, 但它更强调设立君主的不得已之处, 强调君主与臣民之间“通功易事”的 上下级同事关系, 强调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新道统在其基本点上有若干与近代 世界先进潮流相通相合之处, 因此, 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世界接轨的主要连接点 之一。 《时务报》转载 《辟韩》后的反响及张之洞辟 《辟韩》之真意 1897年 4月 12日, 张之洞支持创办的 《时务报》第 23册转载了《辟韩》一文, 并 别具深意地标明为 “观我生室主人来稿”»。文章发表后, 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反响。当月 25日, 谭嗣同致信汪康年: “《时务报》二十三册 《辟韩》一首, 好极好 极。究系何人所作, 自署观我生室主人, 意者其为严又陵乎? 望示悉。”¼ 20多天以后, 即 1897年 5月 21日, 叶尔恺致汪康年信中写道: “报中文字愈加精 ·125·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上海图书馆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3248 页。 严复署此名当别有一番用意。经查, 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天文学家罗士琳 (字次 、茗香, 江苏甘泉人) 曾经用 “观我生室”作为室号。罗氏早年曾游京师, 考取天文生, 以推算道光 初元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而见称于时, 为同辈所嫉, 不得官, 遂出京, 客汴梁、楚中, 受到 阮元等人推重, 咸丰三年死于扬州 。罗精西方天文算学, 著有《宪法一隅》、《比例汇通》等, 见 《清史列传》卷六九、《清史稿》卷五○七。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中曾经收录罗氏的 《观我生室汇稿》、《续畴人传》等著作。严复用 “观我生室”作笔名, 可能有几层意思: 一 是暗示自己也像罗氏一样,是精于西法的畴人,二是暗示自己在北洋是一个受嫉而不能得官 者, 三是暗示自己也像罗氏一样准备到 “楚”(即两湖) 去寻找知音。正因为如此, 《时务 报》转载此文后, 很快就有人想到是严复所做。 孟子与荀子的思想确实有重要差别, 但在许多重要的基本点上, 他们的政治主张又是相同 的。关于此点, 前辈学者已有人道及。参见徐复观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收入 《儒家政 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在此文中, 徐氏指出了孟、荀思想间的七大相同点。 关于君臣关系的演变, 参见徐复观 《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 载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 主自由人权》, 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增订版, 第167—168 页。有关严复对此问题的认识, 可 参见严复译 《社会通诠》, 第 157—158页。 警, 提撕警觉, 殊具苦心, 《辟韩》一篇, 尤与鄙人夙论相合, 甚佩甚佩。特都中大位 诸君未必留意耳。政府诸人招权纳贿, 尤甚昔年, 钻营奔竞之习, 日益加工, 此其政 教使然, 无足异也。”¹ 当然, 作为 《时务报》财政和道义上的主要支持者的张之洞, 也很快知道了 《时 务报》转载 《辟韩》之事。不久, 6月 20日出版的 《时务报》第 30册上便登出了那篇 著名的驳议文章 《孝感屠梅君侍御辨 〈辟韩〉书》。过去研究者一般只引此文中的几句 话, 即 “今辟韩者溺于异学, 纯任胸臆, 义理则以是为非, 文字则以辞害意, 乖戾矛 盾之端, 不胜枚举”, 并以此断定张之洞反对民权思想。但是, 细读之下, 就会发现, 文章确实对严复 《辟韩》一文中所提出的 “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但同时也有几点, 作者颇用了一番心思, 需要我们阅读时加以深思。 首先, 在切入正题之后, 作者指出: “窃以韩子 《原道》之作, 后儒推崇, 容有过 当⋯⋯”º, 这实质上就等于说韩愈并没有像后儒所推崇得那样了不起, 而是确有可议 之处。 其次, 在用很大篇幅痛驳严复 “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立君设官的目的完全是为 “卫民”的观点之后, 作者接着指出: “夫此 ‘不得已之说’, 出于上则为顺, 出于下则 为逆。辟韩者代为君者言之, 善矣! 凡经传所以诫人君者, 法语巽言, 大都此意 ⋯⋯。”» 这句话与其说是批判, 倒不如说是替 《辟韩》的作者作解释, 把作者没有说清楚 的 “意思”或没有想到的意思补充提示出来。 第三, 作者批评严复 “以挫于倭之忿恨, 有慕于欧洲之富强, 直欲去人伦, 无君 主, 下而等于民主之国, 亦已误矣。而咎千载以前之韩子, 原道而不知原民主之道, 求 疵索瘢以辟之。”接下来却笔锋一转, 写道: “曩有为偾事者解脱, 造为宋儒贻祸中国 说, 专以不主和议为之罪, 是则以今日之付托非人, 师不武, 臣不力, 至于一切坏烂, 不可收拾。无识者既以罪宋, 而有识者又以咎唐, 恐推而上之, 举凡先王先圣所以为 治为道者, 皆将不免贻误我朝之责备, 可奈何?”¼ 这里妙就妙在作者将 “罪宋”者和 “咎唐”者划成了两个阵营, 前者是 “无识 者”, 后者是 “有识者”。而稍动脑筋就知道, 前者指的是中日战争中的主和派, 即李 鸿章派, 而后者则是包括光绪皇帝、翁同 、张之洞等在内的主战派。这就使被批评 者可以确信: 你尽管受了批评, 但还是自己人, 还是有识之士。 ·126· 历　史　研　究 ¹ º » ¼ 《时务报》第 30册。 《时务报》第 30册。 《时务报》第 30册, 1897年 6月 20 日。 《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2496 页。 第四, 作者引用程子的话说: “凡立言, 欲涵蓄意思, 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若 《辟韩》之言, 岂直厌与惑而已, 殆将俾知德者忧, 而无德者幸。苟至无德者幸, 则 天下之大乱可知已矣”。这看似严厉的词语背后的潜台词, 实际上是说 《辟韩》作者立 言本应当更涵蓄, 不应当那样露骨地揭穿君臣关系。 第五, 作者劝时务报馆诸人: “虽报馆之例, 有闻必录, 误则从而更正之。窃以于 众事犹可, 抑亦他报馆不问义理, 但聘快笔者所优为, 恐非诸君子创 《时务报》之深 心所宜然也。”¹ 从以上诸点可以看出, 《辨 〈辟韩〉书》的主要矛头并不是针对着 《辟韩》的作者 的, 而是另有一层深意在其中。这层意思是什么? 我们从张之洞幕府周围及与 《时务 报》关系密切的人那里找到了答案。就在 《辨 〈辟韩〉书》发表前不久, 即 1897年 6 月 6日, 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收到叶瀚来短函, 信中说: “顷念劬来, 传南皮帅意云: 《辟韩》一篇, 文犯时忌, 宜申明误录, 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 奉闻。”º 四天以后, 即 6月 10日, 高凤谦致汪康年信中, 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他说: “中国之患, 在于事权无属, 故百事废弛。非伸民权, 即君权亦无所寄。惟此等论议措 辞, 不可过激, 即如足下所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麦君所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等 篇, 出之以委婉, 便足动听。《辟韩》一篇, 鄙意大不以为然, 所论君臣一节, 尤不宜 说破。变法之事, 久为人所不喜, 内有顾瑗、杨崇伊, 外有李秉衡、谭钟麟, 皆以排 斥异学为己任。君臣可废之语, 既为人上所不乐闻, 则守旧之徒, 将持此以谮于上。不 独报馆大受其害, 即一切自新之机, 且由此而窒。贵报风行至广, 关系至大, 举措不 可不慎也。”» 而在 《辨 〈辟韩〉书》发表后的第六天, 即 1897年 6月 26日, 高凤谦再写一信 致函汪康年、梁启超, 指出: “屠侍御 《辨辟韩》书, 虽未尽善, 然却足以塞守旧之口, 俾人知前此之刊刻原无成心也。”¼ 同年 7月 13日, 高凤谦再致函汪康年、梁启超, 专谈对严复 《辟韩》的认识。他 认为, “《辟韩篇》凤谦非以其言之不轨于正也。论君臣事却好, 所驳古无圣人一节, 鄙意仍不以为然⋯⋯所以云云者, 以中国民智未开, 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 君权太重, 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 无益于事, 徒为报馆之累, 且并变法之可言者, 亦将不得言矣 ⋯⋯盖尊君抑臣之说, 深中人心, 非可以言语争也。苟因我之一言, 遂足以开民智, 即 粉身碎首, 异日必有受其福者, 蝼蚁之命, 尚何足惜? 特恐既取罪于上, 而下民愈噤 ·127· 解 读 《辟 韩 》 ¹ º » ¼ 《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1621、1627 页。 《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2596 页。 《时务报》第 30册。 口而不敢道, 开之即所以塞之, 故不为也。”¹ 所有这些都证明, 张之洞之所以要 《时 务报》发 《辨 〈辟韩〉书》, 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批 《辟韩》的作者, 而是因为 《辟韩》 一文犯了 “时忌”, 可能会成为守旧派大员和社会上顽固人士向维新阵营攻击的口实, 从而扼杀维新的一线生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