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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_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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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_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陈 胜 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目  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四 结语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 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 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 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 半湿润区的过渡 地带。就地貌来说, 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

燕山_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陈 胜 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目  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四 结语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 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 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 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 半湿润区的过渡 地带。就地貌来说, 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 适合早期农业的发 展〔1〕。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 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而追溯史前时代,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 秉琦先生称之为考古学文化上的辽西〔2〕。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 也就 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 同样,对于以依赖 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 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3〕。在这个意义上,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 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 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4〕;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 —1— 〔1〕 〔2〕 〔3〕 〔4〕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 4期。 G. S helach, The earl ies t Neolithic cu ltures of Northeast C hina: recent d iscoveries an d new p erspect ives on th 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Journal of W orld P rehistory, 14: 363- 413, 2000;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 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 3期;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 报》2004年 4期。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 8期。 辽西丘陵拥有中国最宽阔的黄土阶地与坡地分布带。由于黄土的垂直分布的特性,难以涵养水源,所以良好的植被如 森林往往见于黄土较薄的黄土阶地和坡地区域。所以,单纯以水源与土壤而言, 辽西丘陵地区无疑是适合农业的,当 然农业还需要足够的热量条件。参见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0年。 山- 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最后形成了 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目前,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比较清楚,考古材料的积累也相当丰富。 在文化谱系的研究之外,聚落形态〔1〕、经济形态〔2〕、精神意识层面的研究方兴未艾〔3〕。但 是,考古学材料通常是零碎甚至扭曲的。因此, 考古学家在判断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 能依据单方面的材料, 必须进行多途径的推理, 把各方面的证据汇合起来建立可靠的判断〔4〕。 本文之所以选择“适应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是鉴于单方面考古材料的欠缺与偏颇,它有 助于我们统合各方面的材料与证据, 通过多途径推理说明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生态交错带作 为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关系紧密, 生态交错带的变化与人类适应方式的 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 简单地罗列环境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足以 得到说明,而且常常给人一种错觉:环境变迁决定了人类适应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史前人类的 适应方式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策略, 甚至在同一文化生态区内也 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生态交错带( ecotone) ,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 特征相似的区域)的交汇地带。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 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 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态交 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 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 性〔5〕。但即便如此, 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在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 同的生态带迁徙。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 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 造性〔6〕。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 是典型的生态交错 —2—   考古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1〕 〔2〕 〔3〕 〔4〕 〔5〕 〔6〕M. Q. S ut ton , E. N. Ander son, I ntroduct ion to Cultural E cology , A ltamira Press , 2004, 33. F. B. King, R. W. Grah am, Effect s of ecological and paleoecolog ical pat terns on subsis tenceand paleoenvironm ental recons tru ct ions, A mer ican Ant iquity , 46: 128- 142, 1981. 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 10期。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 4期。 大贯静夫:《环渤海地区初期杂谷农耕文化的发展——以根据动物群观察生业的变迁为中心》,《东北亚考古学研究 ——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 1997年;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 学报》2004年 3期。 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 8期;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 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 1997年。 带。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猎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 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 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强。生态交错带对于气 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 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与此同时, 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 长城南 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需要特别 强调的是, 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 这尤其表 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就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而论, 年降水变率在 20%左右,连续旱年不 断发生〔1〕, 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响是不 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 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 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3〕。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以同时使用 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再者, 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 区别。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首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 最后才会考虑强化。提高流动性最简单, 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 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 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 带地区〔4〕。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 如捕鱼的工具(渔舟、鱼叉、渔网 等)。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最后,强化利用某 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 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 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 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因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 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 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 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比如农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 能遭受灭顶之灾。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 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 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 除非扩大生产规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 —3—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 〔2〕 〔3〕 〔4〕O. Sof fer, S torage, s edent ism and th e Eurasian Paleolithic record, A ntiqui ty 63: 719- 732, 1989. Ch en Shengqian , Ad apt ive Changes of Prehis toric Hunter-Gath erers during the Pleistocene-Holocen e Transit ion in Ch ina, Ph .D. Dis sertat ion, S ou th 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Dallas , 2004. M . D. Sahlin s, On th e sociology of primit ive exchange, In T he R elevance of M od els f or S ocial Anthrop ology , edited by M. Banton, 139- 236. Associat ion for S ocial An th ropology, M onograp h 1,L on don, 1965. 史培军:《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降水变化与“波动农牧业”》,《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89年 3期。 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物生产;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 化利用某些资源, 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 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 式的多元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扩大资源 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一是交换, 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 发展起来之后, 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 他们用猎物、皮毛 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同样, 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 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业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 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的;劫掠者 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 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当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 成本。因此, 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同时,会寻求扩大生 产规模。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 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 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 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 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 来减少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 的机会。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礼 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 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 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装饰主 题发生兴趣; 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 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来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 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种缺乏。当然, 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 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比如 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动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 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 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2〕。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译考古材 料〔3〕, 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4—   考古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1〕 〔2〕 〔3〕L. R. Binford, I n P ursuit of the P ast: Decoding the A rchaeolog ical R ecord , Un 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 , Ber keley, 1983.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译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生态与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 2008年。 林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 1987年。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 它 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 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 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 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 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 部愈稳定〔1〕。 图一 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框架已 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 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 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 目前还不能肯定。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 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 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 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 关适应方式的材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 前人群的划分, 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 —5—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满志敏:《农牧过渡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界线的迁徙》,《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年。 划分不能对等。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 超越 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 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适应辐射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 还 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 社会交往 范围随之收缩〔2〕, 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 即水洞沟 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 东方广场- 小南海及小孤山模式。和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 后两种模式, 山顶洞- 东方广场- 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 合还要多样, 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相比而言,小孤山 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鱼叉, 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 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3〕。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趋向湿润, 生计 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 东方广场 - 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 ,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4〕。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 址主要分布在燕山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 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 文 化遗物可以拼合, 地层中还保存有树叶;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 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遗迹,在其周围发 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 和鱼,既有林缘动物,也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石器组合中工具所 占比例为 4%(共计 46件) ,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业类型;另有 411件碎骨 被鉴定为骨制品, 其中 64件被定为工具〔5〕。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 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没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 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化的长石片,体 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6〕。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 —6—   考古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1〕 〔2〕 〔3〕 〔4〕 〔5〕 〔6〕宁夏考古研究所:《水洞沟—— 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3年。 李超荣等:《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 9期。 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 4期。 L. R. Bin ford, Const ruct ing Fr ames of R ef er ence: an A naly tical Method f or A rchaeolog ical T heory B uilding Using E thnograp hic and Env i ronmental Data S ets, 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 , Berkeley, 2001. A. Gilman, Exp lain ing th e U pper Paleolithic Revolut ion, In Mar xi st P ersp ect iv e in A rchaeology, edi ted by M . Spr iggs, pp. 1- 9. Cambridg e University Press , Cam bridge, 1984. B. G. T rigger , B ey ond H istory: T he methods of P rehistory, Hol t , Rin ehart and W inston, New York;陈胜前:《考古 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 10期。 (主要以野马、野驴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 208个个体, 野驴的乳齿还有 400余枚)的动物 遗存〔1〕。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适应是 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四测年距今 27880± 510年)〔2〕和喀左的鸽子洞〔3〕,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 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 在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 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有玉田孟家泉、昌黎 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细石叶技 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4〕, 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以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 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 华北地区, 因为末次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 生〔5〕。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史前人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随 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 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 应。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 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工具组合。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 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 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 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 泗涧〔6〕、东灰山〔7〕出 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 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 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 用作鱼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的范 围,和小孤山的鱼叉相比〔8〕,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这种格外细 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西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 它和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应该指出,末次盛冰 —7—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 〔2〕 〔3〕 〔4〕 〔5〕 〔6〕 〔7〕 〔8〕吕遵谔:《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镖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 1期。 唐山文物管理处:《唐山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文物春秋》1993年 4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昌黎 泗涧细石器地点》,《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王恩霖:《河北昌黎 泗涧细石器遗址 的新材料》,《人类学学报》1997年 1期。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生态与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 2008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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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ight et al , 221- 261, U nivers ity of M innesota Pres s, M in neapolis , 1993.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生态与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 2008年。 吴海斌、郭正堂:《末次盛冰期以来中国北方干旱区演化及短尺度干旱事件》,《第四纪研究》2000年 6期。 周廷儒等:《华北更新世最后冰期以来的气候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 1期。 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1〕,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利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 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2〕,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 和利用小动物一 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 不一样。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 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转向食物 生产。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 费时的植物, 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3〕, 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陶 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 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 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不划算的〔4〕。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 人类 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 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5〕。流动性降低 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 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艺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 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 农的瓦皮顿( 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6〕。如果东胡林、转年遗址那 个时代的男性也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仍然需要一套适合流动的工具组合。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当然不是惟一发现强化利用资源证据的地区,往西的泥河湾盆地的 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发现了陶器、灶址等〔7〕,可以认为处在生态交错带的范围之内。强化利 用是食物生产起源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必然导致食物生产的起源, 相关的条件如合适的物 种、初始的文化条件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我曾有专文讨论〔8〕。 (三)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指人类在利用自然食物之外通过人工干涉的手段如照料、种植、驯养而获得食 物,包括最初阶段的照顾野生作物、园圃农业、简单的烧荒点种等, 有时候跟狩猎采集难以严格 区分,或者说是农业萌芽阶段的形态。相比而言,农业是指通过耕作、种植、灌溉、收割等一整套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生产所需资源的生计方式。为避免混淆,本文以食物生产指代早期农业形式。 —9—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 〔2〕 〔3〕 〔4〕 〔5〕 〔6〕 〔7〕 〔8〕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人类学学报》25卷 1期, 2006年;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 早全新世过渡期 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人类学学报》25卷 3期, 2006年。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 2000年。 J. D. Spector, What this aw l means : tow ard a femin ist archaeology, In Eng end ering Ar chaeology , edited by J . M . Gero and M. W. C onkey, 388- 406, Basil Blackw ell, Cambr idge, 1991. L. R. Binford , I n Pur sui t of the Past: Decod ing the Ar chaeolog ical R ecord , U nivers ity of C al ifornia Press , Ber keley, 1983.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生态与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 2008年。 赵朝洪、郁金城、王涛:《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 5月 9日。 M. Basgal l, Resource in tensif icat ion among hunter -gatherer s: acor n economies in preh istoric Cal iforn ia, Research in E conomic Anthrop ology 9: 21- 52, 1987. M . C. S teiner et al, Paleol ithic popu lation gr ow th pu lses evidenced b y small animal exploitat ion , Sc ience 283: 190- 194, 1999.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进入全新世之后, 末次盛冰期时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干草原为 森林草原交错带所替代,东部的沙地在全新世最适宜期完全消失〔1〕。环境的改善为史前人类 提供了新的生态空间, 这片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可以为人类利用了。更有意义的是, 在采用了食物生产这个适应策略之后,人类开始按自身的需要建立生态系统, 有了新的生态 位。 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换开始于燕山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提 到的转年、东胡林与泥河湾盆地诸地点,但是随着新的生态空间的扩展以及食物生产生计的形 成,燕山以北地区似乎成了中心区域。兴隆洼文化的主体也是在燕北地区,燕山以南为东寨类 型,稍晚的上宅文化还属于燕北系统。从晚更新世之末的燕山南北一体化到全新世南北分化, 早于兴隆洼文化崛起的镇江营一期属于另一个系统〔2〕,它与磁山文化、北福地甲类遗存、后岗 文化构成一个系统。当然从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到兴隆洼文化其间还有近两千年的空白,这中 间有诸如镇江营一期、小河西文化等年代还不是很确凿的文化发展阶段。 按任式楠的总结,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特色最为明显, 建 筑规模最大且最精良, 灶火的意义突出; 陶器纹饰最多; 只有夹砂陶, 陶器的种类不丰富;石器 相对粗简, 还保留有细石叶工艺,而其他地区不见; 缺少专有墓地, 用玉制度已经形成,影响深 远〔3〕。单纯从生计形式来看, 目前已经发现兴隆洼文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在兴隆沟第一地点 采集的 1000份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 10000 余粒,绝大部分属于个体较小的草本植物种子, 其 中炭化黍的籽粒 1500粒,炭化粟的籽粒不足 100粒〔4〕。黍较之粟更耐干旱和寒冷的环境〔5〕, 黍的栽培始于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必须看到植物种子中栽培植物不过 五分之一左右,也说明此时的采集经济仍然相当重要。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中以鹿类和 猪(包括野猪和家猪)最为常见, 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人类狩猎对象主要是马鹿、斑鹿和狍,猪 的标本占第四位,从猪的第三臼齿的长度测量值来看,处在野猪与家猪之间, 研究者将之归为 野猪〔6〕。但是这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驯化猪了,从兴隆洼遗址 M118随葬一雄一雌完整猪骨 架来看〔7〕,猪更可能是家养的。从野猪到家猪形态的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里必须将人工 的干涉看作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否则无法了解驯化的发生。 —10—   考古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1〕 〔2〕 〔3〕 〔4〕 〔5〕 〔6〕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 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 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4年。 李 :《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 1984年。 赵志军:《探寻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 11月 12日。 任式楠:《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兼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较》,《考古》1994年 8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科学出版社, 1999年。 吴海斌、郭正堂:《末次盛冰期以来中国北方干旱区演化及短尺度干旱事件》,《第四纪研究》2000年 6期; M . G. W inkler, and P. K. Wang, T he Late-Quaternary vegetat ion and climate of Ch ina, In Global Cl imates since th e L ast Glacial Maximum, edited b y H. E. W right et al , 221- 261, U nivers ity of M innesota Pres s, M in neapolis , 1993. 兴隆洼文化的作物栽培、动物驯化水平都处在起步阶段,同时要依赖狩猎采集, 问题不在 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 而在于不同遗址间的区别。兴隆洼文化是否存在共同的生计形态? 兴隆洼遗址发现鱼窖、骨鱼镖〔1〕, 迁西东寨、西寨一期发现大量石网坠〔2〕, 表明捕鱼在当时 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这些遗存并不见于白音长汗与查海遗址〔3〕,说明兴隆洼文化生计形态 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式, 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 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石 铲也不过是破表土用, 不能深耕,而此时的环境为森林地带,不适合从事农业,他还引用北美民 族学材料支持兴隆洼文化居民是定居狩猎采集者的看法〔4〕。作为以黍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它 开始于坡地耕作,因为早全新世时期,尽管温度降水都有所提高,但是坡地本身涵养水源能力 有限,并不是森林地带,而是草地,森林分布于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区,因此耕作坡地并不需 要深耕的工具。而到更晚的文化阶段,人类将耕地扩展到了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森林区域,就 需要更大的砍伐和深耕工具了。这种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遗址 从早到晚不断向河谷中下降,还有一个角度是河流的下切〔5〕。实际上,新石器文化序列持续 的长度在地质年代背景下是相对短暂的,河流下切对于文化的影响有限,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 前者,人类有能力与动力去利用更难利用的河谷地带了。 判断生计形态的手段除直接的动植物证据之外,就是工具组合及一些相关证据,如人骨的 碳十三分析、田地、装饰主题等〔6〕。已有研究对石器工具做了划分,并试图从中判断当时的经 济形态〔7〕。但是工具组合的功能划分必须整体考虑, 不能只考虑石器工具。另外,石器时代的 工具不少是多功能的, 特别是随身工具,如骨梗石刃刀,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器物的主要功能。以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兴隆洼文化)为例, 我们可以把其工具分为挖掘工具(包括铲、 可能为挖掘棒的加重石的石穿孔器、锄形器) ,砍斫工具(包括斧、锛、凿, 主要用于加工木料) , 加工植物的工具(如研磨器、杵、磨盘、磨棒、小石棒、臼、饼形器、敲砸器) , 狩猎与捕鱼工具(如 弹丸、网坠、石球) ,收割工具(如刀、斧形器) ,细石器。细石器都是多用途的工具,因此把它们单 列出来。从白音长汗石器工具组成图来看(图二) ,挖掘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再如查海遗址中, —11—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 〔2〕 〔3〕 〔4〕 〔5〕 〔6〕 〔7〕刘晋祥、董新林: 《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考古》1996年 2 期;刘国祥: 《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 讨》,《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21 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55卷 3期, 2000年。 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 1997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 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 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 11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物管理所:《迁西西寨遗址 1988年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 刊。 杨虎、刘国祥:《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再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3年 12月 26日。 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石器 工具种类构成图   锄形器数量多且残破,完全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 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 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 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 址的距离增大, 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 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 兴隆洼文化采用多元的生计方式,虽然如白音 长汗遗址发现的狩猎工具较少, 但这不等于说这里 狩猎所占比重不高。狩猎工具一般都在遗址之外使 用,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 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不 多,但在遗址附近的河流阶地上广泛分布。在兴隆洼 遗址的墓葬中, 发现随葬细石叶数百片, 也说明细石 叶之所以在遗址中发现较少, 是因为它们大多没有 在遗址中使用,甚至是制作。所以以狩猎工具发现得少证明狩猎在当时生计中不重要是不合适 的,还必须结合遗址周边的调查材料和墓葬材料一起来看。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有一定共性,那就是聚落形态完整, 遗存丰富,保存相对完好 的聚落有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南台子〔1〕、兴隆沟〔2〕等。其中原因值得关注。兴隆洼文化 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可继续使用的器物,尤其是较大型的工具如石铲、磨盘等。以白音长汗遗 址为例,房屋居住面上器物不少保留在原位,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细泥抹光居住面上较干 净。这种废弃方式说明人们是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地废弃这个遗址的,还考虑到将来的某个时候返回,所以 保留一些有用的器物, 没有破坏遗物的基本分布。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种废弃特征同时也表明 当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够强,他们在遗址中居住, 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比如一年中 某个季节集体出外采集与狩猎, 保留的细石叶技术也支持这个判断。白音长汗遗址保存有兴隆 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房址, 比较其灶址红烧土的厚度,红山文化的红烧土要厚得 多〔3〕, 很显然,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利用这个遗址的时间要更长。 兴隆洼文化严整的聚落结构一直令人费解,和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聚落迥异,这是因为什 么?作为生态交错带,进入全新世, 这个地区已是全新的生态空间。土地空阔,缺少的只是足够 的劳力。相反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中原地区河流侵蚀面提高,淹没和成为沼泽的区域增加,耕地 —12—   考古学报 2011 年第 1 期 〔1〕 〔2〕 〔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考古》 2000年 9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 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种迥异的资源状况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对 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聚落的严整布局、夸张的单体建筑规模(一般的单体建筑面积都有 30- 40 平方米,大型的建筑超过百平方米,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建筑规模) ,这些特征体现 了群体对于人口规模的敏感。欧洲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的现象〔1〕。聚落形态本身不仅具有功 能上的意义, 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严整结构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社会归属的注重,夸张的空 间显示人们的追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之理解为不同社会单位中人口规模的竞争。 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生计上的流动性还比较强,其中男性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他们需要在 某些季节外出狩猎,而女性负责其他的活动,如制陶、家务等。一般说来,如果女性主持这些事 务,可以通过陶器的装饰、家居的布置、装饰品的数量与种类得到表现,因为女性更偏爱装饰。 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浓郁,纹饰往往布满整个陶器; 在室内空间上,石砌的灶膛周围用 细泥涂抹生活面, 和同一时期的文化相比, 室内空间显得精致得多;装饰品分为石、玉、骨、蚌四 类,尤以玉器最具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强调人口规模 的社会而言, 必然会强调繁衍后代,女性的地位必然也会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刺 激食物生产的发展,因为需求和供给(劳力的增加)得到了同步的扩大。 兴隆洼文化的多元生计形态不仅反映在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聚落形态,而且还反映在 装饰结构上。如果我们假定史前时代所有的装饰符号都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不同种类的符号 就有不同的所指。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符号的内容,而只考虑其结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面上 往往是相似的,从生计、聚落到社会结构,再到礼仪乃至意识形态, 可以称之为社会存在的分形 结构。兴隆洼文化陶器的装饰结构一般分三段。以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为例,一段一般为凹 弦纹,二、三段有较多变化, 二段尤其复杂, 表示纹饰的结合,体现意义更为丰富。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的区域化现象明显,具体表现在石器组合和技术上,它们体 现的可能是人类群体的互动圈,即人类在资源贫乏的时候可能求助的范围〔2〕,但是关于石器 组合和人类群体的关系还存在巨大的争议〔3〕。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范围相当明 确,器物组合的意义不限于石器,扩充到陶器、墓葬、居址、装饰品等,它们可以代表明确的人类 群体互动圈。人类的流动性强, 其器物类型的一致程度也就比较高,而器物组合的共同性同时 也和文化内部的互动、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明确的文 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得多。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 —13— 陈胜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1〕 〔2〕 〔3〕F. Bordes and D. d e Sonn evill e-Bordes, T he signif icance of variabilit y in Paleoliht ic ass em bl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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