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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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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9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辩论中的十大关系doc》,可适用于其他资料领域

俞吾金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取代理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22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一  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1.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2.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3.“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4.“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1993年5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400万患者达250万到2000年感染者将达5000万1亿患者将达1400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温饱故  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3、3、3、4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4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17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0.5、0.5、0.5、1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4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6.5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38%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17分钟中有10.5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6.5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6.5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4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15次掌声和笑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驱直入战而胜之。规范与描述的关系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60%、70%还是80%?”对这些问题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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