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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生平考.doc

胡志明生平考.doc

上传者: duwangfu89
47次下载 1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2-11-12 举报

简介:胡志明生平史料

序《奇人奇事奇書》前總統府資政鍾肇政《信而有徵的歷史補述與重建 》傑章法律事務所翁仁道律師《代序》揭開神秘面紗的序幕目錄第一篇偷龍轉鳳的戲曲第一幕阮愛國死亡的真相胡志明身分之謎阮愛國真死?假死?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文獻記載阮愛國病逝的秘聞胡志明辯稱「自己病亡」的謬誤阮愛國與胡志明的病情紀錄阮愛國肺結核病史檔案第二幕 阮愛國「死而復生」的戲碼阮愛國香港「逮捕」案件阮愛國香港「法院審訊」案件倫敦「皇家樞密院上訴審理」案件阮愛國「前往新加坡 遣返香港」案件阮愛國「香港失蹤」案件阮愛國「香港前往廈門」案件胡志明「廈門前往上海」案件阮愛國電影《香港脱險》 第二篇 金蟬脫殼真假人生重疊的年代與舞台同登舞台一顯一隱越南共產黨的誕生肺病纏身風華褪色同名解讀下的謬誤胡集璋廣州逮捕案件胡集璋廣州被捕事件的文獻梁益新報導胡志明廣州被捕事件台灣吳濁流《胡志明》一書的報導《鄭超麟回憶錄》胡志明廣州被捕案件台灣胡集璋廣州被捕的秘辛胡集璋生平簡介阮愛國與胡集璋的檔案照片 第三篇 漂泊流浪的人生第一幕:胡志明在蘇俄(1933~1938)胡志明抵達莫斯科的日期胡志明判處死刑的真相共黨國際主導「借屍還魂」的始末維拉‧維西列娃與胡志明胡志明的改造教育訓練共黨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胡志明遠離莫斯科共黨國際交付胡志明的工作密令第二幕:胡志明在中國(1938~1945)千里迢迢到延安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湖南衡山遊擊幹部訓練班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黨部越南獨立同盟戰線廣西蒙難與《獄中日記》重返北坡‧八月凱歌胡志明真正的身分胡志明執行的工作密令台灣日日新報胡志明是阮愛國?還是胡集璋?阮愛國與胡集璋的成長背景中國的七封來信救亡日報十一篇專欄胡志明編造阮愛國復活的謊言 第四篇 婚姻戀情的悲歌胡志明婚姻檔案實錄聖人道德的謊言橋歸橋路歸路 阮愛國初戀的情人布萊爾小姐布萊爾小姐與布爾東小姐阮愛國初戀情人的故事虛擬編造的愛情故事 阮愛國元配夫人曾雪明女士阮愛國與曾雪明婚姻戀情的故事阮愛國與曾雪明戀情故事的文獻中共隱藏了曾雪明的婚姻故事曾雪明婚姻真假雙胞案晚年曾雪明一張相片的真相 阮愛國鋒火見證的愛人阮氏明開女士戀情悲歌的序曲阮氏明開婚姻檔案文獻阮愛國與阮氏明開婚約的真相阮氏明開與黎鴻峰的婚約化名「P.C林」的胡志明決非阮愛國 胡志明的紅粉知己林依蘭小姐胡志明與林依蘭戀情故事的文獻胡志明與林依蘭的戀情故事林依蘭戀情故事的真相 胡志明與杜氏絡小姐的戀情故事胡志明與農氏春小姐的戀情故事 總結胡志明婚姻戀情報告 第五篇漢文《獄中日記》與遺囑胡志明的「中文」能力阮愛國學習「語文」的歷程胡集璋的「語文」教育胡志明《獄中日記》詩134首《獄中日記》詩《獄中日記》詩乃客家人所寫胡志明的中文與書法胡志明臨終的《遺囑》 《胡志明遺囑》的內容《胡志明遺囑》的質疑本篇總結「胡志明遺體保存秘聞」 第六篇 落幕下的感言布幔落下的沉思記取教訓 瞻望未來 序文一                                            奇人 奇事 奇書“越南胡志明是台灣人”日前,已退休的老同事李秀鵬校長,偕本書的作者胡俊熊兄來舍長談。聆聽胡君娓娓道來,使我深覺越南國父胡志明其人其事,真是令人拍案驚奇,遂允提筆略綴蕪文以抒懷。  令筆者稱奇者,其一:胡志明竟然是吾台苗栗銅鑼人氏。眾所周知胡志明在一九四0、五0年代是全世界知名的風雲人物,堪稱一代英雄,而我台島居然會出這樣一個在異國被尊為國父的了不起人物!  其二:根據胡君的說法,胡志明與臺灣文學巨擘已故吳濁流先生為舊識,並且還是被推為台灣殖民文學代表作的吳氏巨著“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角。依照胡君的說法“亞”書寫的正是胡志明其人其事。在我古老的記憶裏,吳先生曾親口告訴我“亞”書原名即“胡志明”,因為與越南共產黨首領雷同,在反共抗俄雷厲風行的年代,不得不更名為“胡太明”,其後此書在日本印行時始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猶憶當時吳先生口吻,實難想像他與胡志明是舊識的。  人間事真是無奇不有,而本書所述,在我真是匪夷所思。筆者驚嘆之餘,簡述所感以應胡君之請。 是為序 鍾肇政識 二00八年七月龍潭 序文二     信而有徵的歷史補述與重建    與本書作者胡俊熊君認識,相知相惜已逾30年,謂為摯友絕不為過。數年前即在客語所稱打嘴鼓的閒談互動中,已悉其受家族殷切之託付,探考其叔公胡集璋從亂世蒸發之謎。在不容家族留憾事,不信青史化成灰的強烈信念下,胡君焚膏繼晷,蒐集文獻史料,旁徵博引並深入中、越邊境,窮理致知,重建事實,卒成終篇鉅著,其心可敬,其情可感。    就證據的蒐集而言,胡君打破時空的阻隔,廣泛蒐集中外文獻史料,證據之深度、廣度、信度可謂周延。次就證據的方法論述,胡君以比對的方式論證,在疑惑的時空江河中,以強而有力的事證架橋接軌,尤以胡志明《獄中日記》比對客家俚諺與慣語,思慮縝密立論嚴謹。再就事實的釐清而論,本書對阮愛國之歿鉅細靡遺交代,而對胡集璋與胡志明之關連性與同一性,反覆論證,邏輯清晰,讓證據說話,呈現本書之客觀與憑信。    胡君以親族之身為其叔公解謎探本,在情感上有鍥而不捨的驅力,惟理性上要有客觀的事証支撐。所幸本書理性凌駕情感,吾人佩服胡君心中的客觀藍海,爰以為序。                翁仁道律師 謹識  2008-8-10         代序        揭開神秘面紗的序幕                     胡志明神秘的面紗當代歷史的名人領袖,或多或少都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終其一生,很難完全清楚地被透視,其中越南國父胡志明最具代表性。儘管時序邁入第二個千囍年後,傳媒科技高效率時代的來臨,胡志明靜躺在河內巴亭廣場陵寢的水晶棺中已經四十年,其家世的背景、求學的歷程、語言的能力、革命理想的動機、婚姻的實況、國際共黨的經歷、甚至生死之謎的大事等等,仍受世人普遍的質疑,其生平呈現的歷史記錄,有著太多的疑惑。即任勤勉的胡志明傳記作家,一塊塊的努力拼湊,亦無法對胡志明真實的一生,作完整清楚地論述。越南史學家阮世英 (NguyễnThế Anh越) 教授,法國巴黎索邦尼大學文學與人文學博士,曾任順化大學校長及西貢大學文史系主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教授,巴黎索邦尼大學印度支那半島歷史文化所主任。阮教授對胡志明研究有獨到的見解,在《胡志明之政治道路》一文,曾言:「儘管有不少胡志明生平故事的報導,即任他已經死了,仍存有諸多疑點和矛盾的記載。由於他慣於對其過去的身份和活動有所掩飾,刻意塗上一層色彩,因而人們對其生平事蹟的諸多細節猶如霧裡看花,僅可作揣測而已。胡志明以第三者的假名,自我描述的自傳,充滿著神秘的色彩,有許多含糊不清疑雲重重的情節,反而突顯自我標榜的心態,專為聖人或政治作宣傳,使讀者閱後感到迷惑懷疑。雖然歷史學家長期竭力的探索研究,嘗試揭露和指正胡志明一生中不明確或被粉飾的記載,但仍然難以打開其竅。」美國的史學家威廉‧杜克 (WilliamJ.Duiker) 教授,專研胡志明傳記的卓越學者。越戰期間,曾任職美國大使館,前後花了近三十年的時間研究胡志明,曾獲得美國數個基金會及學術協會的贊助,運用了英、法、蘇、中、越等五國的語言文字,參訪歐亞、美洲大大小小的圖書館,且多次在越南官方的陪同下,搜尋胡志明相關的資料,取得許多可貴原始的資料檔案,於公元2000年完成了近七百頁《HoChiMinh(胡志明傳)》的英文版著作。杜克教授也明白承認無法接觸到內部核心資料的來源,深感收集確切資料的挫折感。杜克教授說:「河內檔案館的資料,還不對越南及外國研究學者開放,也無法查閱有關胡志明在中國及蘇俄的活動資料,中國或蘇聯政府也鮮少對外透露。」英國學者蘇菲‧昆 (SophieQuinn-Judge) 法官,也是研究胡志明的專家,曾獲麥克基金會及倫敦大學中央研究院的贊助,親歷越南、東南亞、俄羅斯等國家,取得共產國際及法國情報最新的檔案資料,重新對胡志明的一生作深入的審視。於2002年在倫敦出版《胡志明消逝的歲月1919~1941》一書。在其著作首頁簡介,即開宗明義的以「雙面傳奇人物」作為標題,對胡志明許多事蹟提出質疑,特別在第六章的標題,直接以胡志明「死於香港,埋葬莫斯科嗎?」提出了對「胡志明生死之謎」的疑惑。蘇菲‧昆法官在簡介第六頁說:「胡志明本身強烈地想隱藏過去,幾年來他所提供的各種逸事,發生的時間相互矛盾,而非有關他一生的真實記錄。首先是1949年在中國出版的傳記,一年後在巴黎出版法文本,再以《胡主席生涯的故事》發行越南版本,但事實上世人深信這是一本胡志明自己寫的自傳。(筆者按:此本《胡志明傳》以TRANDANTIEN(陳民先)著張念式譯,中文撰寫,1949年上海八月出版社印行。1958年在河內出刊越文版,書名改為《胡主席生涯的故事》。)一九六二年越南學者博納‧馮恩 (BernardFall) 訪談胡志明,曾問及圍繞其一生的許多迷團,胡志明回答說:「一個老人喜歡讓自己保有一些神秘的氣氛,我想繼續維持這一點神秘,相信你會了解的。」不知博納‧馮恩了解沒有?杜克教授在其著作《胡志明傳》中說:「圍繞著胡志明神秘的氣氛,仍然完整被保存著,至少在本傳記是如此。」     胡志明來自台灣嗎為什麼胡志明至死仍不願公開自己的秘密,情願伴隨他常駐水晶棺中?留給世人一團團的迷惑。為什麼法國、英國(含香港)、美國,有關胡志明的檔案資料,都已逐步公開解密的今天,而越南、中國、俄羅斯官方,仍將胡志明的「核心資料」,深鎖在檔案的暗箱之中?研究胡志明傳記的學者、專家,明知胡志明的生平事略,有著明顯的前後矛盾,卻也無法作出正確合理的解釋?這種種令人費心猜疑的事證指向,有著與胡志明「個人身世」極大的關係。這也從旁間接地解釋為什麼當年的越共、中共、共黨國際高層,凡涉及胡志明身分的相關史料,都得一再的包裝、修飾與隱瞞,而不願公佈事實的真相。前幾年,越南的台商朋友告訴筆者:「胡志明是你苗栗銅鑼的胡家人氏,你知道嗎?」從越南台商直指「胡志明是苗栗銅鑼胡家人」的消息傳言,已經是第二次聽聞了,這給了筆者相當的疑惑與興奮。傳聞來源是否預示胡志明的身分即將解密!早在民國五0年代,就有出生於廣東客家籍的國民黨胡姓黨務人員,在苗栗胡姓宗親祭祖時,問過家父說:「胡志明是你的什麼人?」而有著胡志明是苗栗胡家人的傳聞,那也僅止中國廣東台灣苗栗,胡家人之間的傳聞而已。苗栗有位大陸來台的何姓醫生,曾告知:「1945年,他隨國民黨的部隊至越南河內。私下聽聞當地一位賣豬肉的販商告訴他,胡志明是來自台灣苗栗的銅鑼人。」堂兄也曾告知:「民國六0年代的某一年,他與堂叔到台北外交部,探詢胡志明(胡集璋)在越南的下落,及其身分相關的問題,但沒得到具體的答案。」從最近這兩次越南台商口中,直言胡志明是苗栗銅鑼人氏的說法,窮究消息來源的線索,追蹤至越南高層就斷了線。這以上的訊息,顯示著當年中、越共核心高層,是很清楚知道胡志明真實的出生背景,遺憾地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人發表胡志明身分的秘密真相。     從越南傳回胡志明是苗栗銅鑼胡家人氏的傳聞,再次激起內心深藏良久的漣漪,不時地向外伸展擴張。越南國父胡志明是台灣人,在我們苗栗銅鑼胡家人口傳心授的記憶下,其實並不是什麼天大的秘密。家族中人早在五、六十年前,就代代的傳述著,只不過沒有具體的事證證明而已,故而一直停留在傳聞之中。前幾年,家族中人發行一本尚未對外流通的刊物《胡志明獄中日記解讀》的小冊子。從其初步資料的研判,胡志明是苗栗銅鑼的胡家人氏,大致不會是空穴來風,可惜沒有直接的證據力作聯結支撐。近年來各類圖書資訊流通的便捷,傳媒網路蓬勃的發展,胡志明相關的史料陸續呈現,胡志明是苗栗銅鑼胡家人氏的傳聞,逐步浮上歷史的檯面,接受各方的鑒察與研究。胡志明是否是台灣苗栗人?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一八九0年 ~ 一九三二年』的胡志明是越南人阮愛國。『一九三三年 ~ 一九六九年』的胡志明是台灣人胡集璋。換句話說,越南國父胡志明一生的傳奇,前半生是越南共產黨的創黨領袖阮愛國(NguyễnÁiQuốc越),後半生是來自台灣的共黨國際人士胡集璋,兩人共同締造的經歷、共同成就的人生寫照。    阮愛國是越南共產黨的創黨領袖,也是共黨國際的代表。由於共黨國際太平洋職工會秘書處的法國共產黨員約瑟夫‧杜克勞斯(JosephDucroix),於1931年6月在新加坡被捕。查獲杜克勞斯的聯絡簿,遂使HilaireNoulens(海萊爾‧諾林,共產國際聯絡部遠東局的代表。)和阮愛國分別在上海及香港被捕。不幸地1932年秋,阮愛國從香港逃亡於上海的旅途中,因肺結核病發而逝世。    1929年夏,胡集璋從台灣來到上海,在共黨國際遠東局組織下的上海泛太平洋貿易聯盟工作。也因海萊爾‧諾林的逮捕案件相牽連,被迫逃竄至廣州,輾轉經廣西、暹羅來到廈門。1933年初,胡集璋從廈門經上海抵達莫斯科,在共黨國際越南事務部主管維拉‧維西列娃 (VeraVasilieva),有計畫地經過五年的教育改造,賦予這位「非阮愛國的胡志明」被迫承認是阮愛國,推翻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事實,站上歷史的舞台,上演胡志明真假人生的傳奇。    胡志明的後半生 (1933年~1969年),是台灣人胡集璋,這種從未有過的歷史論述,相信會令研究胡志明的傳記作家,或對胡志明有興趣的讀者,深感相當的驚訝與質疑。這種論述的證據在哪裡?證據的可信度如何?資料來源的出處?其間因果關係如何?解讀的合理性在哪?這等等的質疑與解釋,相信是大家關注的重點與想瞭解的所在。本書所作的解釋:「先行論述越共創黨領袖阮愛國,確於1932年病亡,再行論述胡志明與阮愛國是不同的兩個人,最終說明胡志明的後半生是來自台灣的胡集璋。」這種論述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其實只要在「胡志明與阮愛國是不同兩個人」的前提假設下,仔細檢視阮愛國與胡志明生平的資料紀錄,是可清楚還原歷史的事實與真相。為解開【阮愛國生死的迷惑】、【胡志明身分之謎】,筆者分別提出五項論證:一、偷龍轉鳳的戲曲(阮愛國的死亡與復生) 二、金蟬脫殼真假人生(阮愛國與胡志明同登歷史的舞台) 三、漂泊流浪的人生(胡志明在蘇聯與中國) 四、婚姻戀情的悲歌(阮愛國與胡志明婚姻戀情紀實)五、《獄中日記》與遺囑(阮愛國與胡志明漢文能力解析)。從其不同的歷史角度,反覆證實阮愛國於一九三二年病亡;一九三三年後的胡志明,乃是來自台灣苗栗的胡集璋。就教於各專家學者,並請讀者給與賜教指正。胡俊熊敬序第一篇:偷龍轉鳳的戲曲第一幕:阮愛國死亡的真相胡志明身分之謎    胡志明身分的確認:「是越南人阮愛國?還是台灣人胡集璋?」這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阮愛國是否確定於1932年死亡?接續阮愛國的人是否是胡集璋?研究胡志明的傳記作家,雖然對阮愛國1932年後的生平紀錄深感迷惑,甚至對其身分存有質疑。即便如此,卻也無法進一步確認阮愛國的死亡?遺體埋葬的地點?甚而對接續阮愛國的胡集璋身份背景如何?都還茫然不知。因此研究胡志明的學者專家,至終只得採用越南官方編輯的《胡志明傳》或《胡志明相關文獻》等資料的說法,來合理化胡志明就是阮愛國。因而以訛傳訛,致令胡志明真正的身分,及其一生的事蹟真假莫辨,留給世人太多的神祕與疑惑。詳細檢驗1933年至1945年胡志明的生平紀錄,有著不少悖謬事實經驗的證據,扭曲割裂胡志明的歷史事實。諸如,1933年從廈門前往上海遠赴莫斯科的人,並非阮愛國而是另有其人;阮愛國與胡志明各有不同的婚姻戀情;《獄中日記》非阮愛國所寫;皆是犖犖之大者,尚有許多阮愛國等同胡志明,引證非是的矛盾情結,足可反證胡志明是胡志明,阮愛國是阮愛國,兩者並不是同一個人。從而證實阮愛國確定在1932年死亡,死而復生是有心人,共黨國際及越共操弄「借屍還魂」、「移花接木」的陰謀。阮愛國真死?假死?    阮愛國長年罹患肺疾,1931年6月遭香港警方逮捕,移送監獄醫院戒護治療。1932年初在香港傳出失蹤,7月~8月間媒體報導病死於肺結核。這些消息都是當年世人普遍的認知,當時香港、英國、法國、蘇俄的報紙,皆報導阮愛國從新加坡遣返香港後,不明原因失蹤,然後病逝。莫斯科東方大學越南組的學生還特別舉辦了葬禮與追悼會,共黨國際並派員哀悼致意。法國安全警察在阮愛國1933年的檔案中,亦註明阮愛國病亡。甚而歷經10年以後,法國情報員向殖民政府報告說:「阮愛國在中越邊境活動。」政府回電:「無聊!那個神經病提供這無聊消息,阮愛國早在1930年代初期,就死在香港了!」。上述原始資料與檔案歷歷在目,都是當年報導記錄的文獻,是第一手的歷史資料,是當時 (1932年~1941年) 大家深信不疑的事實。阮愛國這10年間,完全銷聲匿跡,沒有任何訊息在歷史舞台。這10年間,所有阮愛國任何活動的紀錄,都是有位自稱是阮愛國的胡志明,事後追述補足的資料。    胡志明歷經10餘年後,否認自己「病死於肺結核」,辯稱當年為方便逃亡,乃故意編造病亡的傳聞。共黨國際與中、越共高層,一方面全力掩蓋胡志明(胡集璋)1929年~1933年活動的事實,另一方面又不斷地以假訊息強化胡志明即是阮愛國,仍活躍在歷史的舞台上。譬如,1933年為營造阮愛國活著的假象,乃編造「阮愛國與法國友人保羅‧瓦揚古久里(PaulVaillant-Couturier)在上海見面的假訊息。」企圖讓世人相信,阮愛國於1933年仍在上海活動,達成其「移花接木」的戲碼。阮愛國病逝近10年後,胡志明於1941年6月6日,第一次公開以阮愛國的名銜,發表《號召全國同胞書》,呼籲越南人民站出來革命,達成獨立建國的任務。自此後,原本沉寂10年之久的阮愛國,又從世人遺忘的意識中甦醒過來,重新站上歷史的舞台。隨後胡志明以自己的生平事蹟,移花接木在阮愛國死後的歲月。辯稱:「1932年春香港失蹤後,潛逃至廈門養病半年,1933年初自廈門到上海,1933年春從上海前往莫斯科。」從而金蟬脫殼地打造了一個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新人生。至於阮愛國病死的事實,則被歷史解釋為阮愛國為逃避法國特務的追捕,故意編造的假消息。最終在共黨國際、中、越共高層,逐步強化塑造「胡志明即是阮愛國」的宣導下,成功地打造共黨國際導演「阮愛國死而復生」的戲碼。阮愛國是否確實「病死於肺結核」,共黨國際有否導演「死而復生」的伎倆,請大家共同來回顧當年的歷史,讓歷史的證據說話,還原歷史真相。 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文獻記載    蘇菲‧昆法官在其著作《胡志明消逝的歲月1919年~1941年》書中,特別在第六章直接以胡志明「死於香港,埋葬莫斯科嗎?」作標題,提出了對「胡志明生死之謎」的質疑。昆法官的質疑,是否依據當年新聞的報導不很確定,因沒有進一步的資料佐證。然而,當年確有共產黨的報紙,陸續發布阮愛國病死肺結核的報導。諸如蘇俄共產黨的「真理報」、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英國共產黨的「工人報」,莫斯科東方大學越南組的學生,還舉行阮愛國逝世的追悼會,共產國際並派代表參加致悼詞。一、台灣史學教授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一書74~75頁記載:    1932年初,阮愛國前往新加坡,再度被英方逮捕遣返香港,旋即失蹤,英方沒有宣布他失蹤的情況。失蹤後,各方報紙發布阮愛國因患嚴重的肺病而死於監獄中。這些報紙包括法越殖民當局的報紙,以及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如英國共產黨「工人報」、法國共黨的「人道報」、以及蘇聯的報紙,都宣稱阮愛國已經病死。莫斯科東方大學越南組的學生更舉行追悼會,共產國際並派代表參加致悼詞。法國安全警察在阮愛國1933年檔案中,亦註明阮愛國「死於香港」。(筆者按:蘇聯的報紙,指的是「真理報」;見《越南國父胡志明》一書,李家忠編譯224頁的記載。)上述蔣教授的記載,有關阮愛國病死的報導,引自:《懷青、青靜「胡伯伯」》,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HangVanChi,FromColonialismtoCommunism》FrederickA.Praeger,Inc.1965二書。 二、威廉‧杜克教授《胡志明傳》一書209頁與212頁的記載:    共產國際於1932年8月11日那天,在倫敦發行的《每日工人》報中,宣布阮愛國已死於牢中的假訊息。史達林學校內的越南學生在之前得知阮愛國死於「嚴重肺結核病」一事,早已與1931年卒於獄中的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陳富(TrầnPhú越)籌辦了葬禮。上述杜克教授的記載,沒有明確的註記資料的來源。與蔣教授記載的內容大同小異,資料來源應是越南胡志明相關文獻,懷青、青靜《胡伯伯》一書,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 三、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94頁的記載:    阮愛國聲明於1930年9月患了嚴重得肺結核,法國駐香港領事蘇蘭‧泰西埃 (SoulangeTeissier) 於1932年在一封寫給外交部的信中,證實阮愛國得了一種慢性的肺結核病。1932年夏季,媒體對於「這位身體因肺癆而虛弱,有著首領靈魂的越南人。」開始出現報導的描述。稍後共產黨媒體,宣佈阮愛國於1932年8月死於肺結核。上述蘇菲‧昆法官記載,阮愛國的死訊,引自1932年8月11日倫敦《每日工人報》的報導。 阮愛國病逝的秘聞阮愛國病死的訊息,為何只有共產黨報獨家報導?為何越南的留學生要在莫斯科為阮愛國籌辦葬禮?又為何事隔10餘年後,胡志明才解釋:「自己的死是假死,只是為了順利逃脫製造的假消息。」1932年初,阮愛國從香港失蹤,秘密到上海轉往莫斯科。在旅途中病情加劇,於1932年秋病死於莫斯科。當年,這項秘聞只有共產國際獨家掌握,故而只有共產黨的報紙,報導阮愛國病死於肺結核的訊息。就阮愛國病亡之時,共黨國際尚未決定,胡志明替代阮愛國的身分,共產黨各報才會如實報導:「阮愛國病死肺結核,越南留俄學生,在莫斯科籌辦阮愛國的葬禮與追悼會。」    原本阮愛國的病亡,隨著媒體的報導後,就此落幕,並未在國際間餘波蕩漾。然而,共黨國際遠東局聯絡員胡集璋,於1933年從上海抵達莫斯科。因工作任務與阮愛國重疊甚密,且曾參與創建越南共產黨的籌備工作。共黨國際基於藉重阮愛國的黨務需求及越共勢力的擴張,要求胡集璋替代阮愛國的身分,繼續參與越南共產黨的解放運動。胡集璋乃化名「P.C. 林」,於莫斯科歷經共黨國際五年的教育改造,藏身中國三年的變身偽裝,打造了「P.C. 林」、「胡光」、「胡志明」,移花接木為阮愛國的陰謀伎倆。故而,胡志明生平歷史中出現諸多疑雲,史家才會有阮愛國病亡與胡志明身分認同的質疑?    阮愛國是否在1932年夏,病死於肺結核。就當時事實的情境研判,幾乎可以確定的。依據越共黨員李德芳(LíDéPhương越)的回憶:「1925~1927年阮愛國在廣州超乎尋常的努力,九百個日日夜夜,阮愛國的工作堆積如山,經常從早上五點工作到深夜二點,身體不好,咳嗽很厲害,有時還咳出血。」1930年7月至9月阮愛國寄了六封信給遠東局,解釋自己屈服於一場肺癆病,他將症狀形容為「肺很難受,而且還會吐血,身體非常虛弱疲憊。」1931年11月底,阮愛國寫信給青年革命聯盟的同志藍德書(Lam ĐứcThư越)說:「我身體健康汲汲可危,並且會習慣性的吐血,情況如此下去,我恐怕要死在獄中了。」1932年英國情報員龍保羅利用水上飛機,協助阮愛國逃離香港時,見到:「阮愛國有氣無力、不停的咳嗽,幾乎沒有力氣說話。」    這以上阮愛國從香港逃亡上海時,如此嚴重的病情,又經過船隻接駁的艱辛,水上飛機的折騰,能承受折磨嗎?況且上岸後,上海國民黨特務、英法租界區警察,虎視眈眈盯著共產黨的活動,阮愛國自然不敢明目張膽的就醫,只能忍著病情前往莫斯科,病死於莫斯科是相當可能的。故而,各國共產黨的報紙,在蘇聯真理報率先報導阮愛國的死訊後,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英國共產黨的工人報,相繼在1932年7、8月間,報導阮愛國病死於肺結核的訊息,以及越南留俄學生籌辦阮愛國葬禮與追悼會。依此推論:「阮愛國病死於莫斯科的旅途中,埋葬於莫斯科。」是可被確認的事實,決不是胡志明事後推說自己的死是詐死,只為順利逃脫的藉口,就可輕易湮滅歷史事實的真相。 「註」引自:保羅德芮肯《龍保羅日記》《阮愛國》專文的記載。《龍保羅日記》是保羅德芮肯(PaulDraken)的回憶紀錄,內容有其父德芮肯男爵未出版的傳記與龍保羅自己的日記。記述了自1900年起德芮肯家族神秘冒險的經歷,裡面牽涉到許多名人不為人知的離奇秘辛。2000年初保羅德芮肯日記和相片畫冊交給中國軍艦博物館的姚開陽先生全權處理,後來姚開陽回信徵求龍保羅的同意交由YAOX集團的版權部門全權處理中文版的發行及商品授權事宜。《龍保羅日記》第三篇中國珍珠篇(1929年~1932年),其中第12章,直接以《阮愛國》作為篇章名,分上下兩部分,文長約3500字左右,描述他親身參與營救阮愛國的歷程。《阮愛國》專文,乃龍保羅親身參與營救阮愛國歷程的回憶紀錄,對照阮愛國香港失蹤的解密檔案,《阮愛國》專文的記述,真實性值得重視。特別是阮愛國香港失蹤直接赴上海的情節證據,足以破解胡志明自編的《胡志明傳》及越南官方文獻記載:「阮愛國香港失蹤後前往赴廈門轉往上海」的離奇謊言。在本篇文末「附件一」節錄《阮愛國》專文,提供讀者參考研究。 胡志明辯稱「自己病亡」的謬誤    胡志明辯稱「自己病死」的說法反覆?一會說:「發佈死亡的假消息是法國殖民當局散佈的謠言。」一會說:「法蘭克‧羅士庇(FrankLoseby) 律師,故意散佈阮愛國死亡的假消息,是製造煙幕彈以利阮愛國順利逃脫。」更且,越文版《胡志明傳》或《胡志明編年叢書》前後版本的說法反覆,很難令人認同胡志明的說法,謂:「發布自己死亡的報導,是為了逃離香港的藉口。」尤其胡志明說:「發佈死亡的假消息是法國殖民當局散佈的謠言,企圖挫傷民眾鬥爭的精神。」這幾乎說不通嗎?阮愛國病死的消息,是在1932年夏就開始報導流傳,而秘密逃離香港到廈門的時間卻在1933年元月底,相距時間長達約有半年之久,實不符經驗法則的常理。就實情而言,製造死亡的煙幕以利逃脫,應該是假消息與真逃亡的時間,同時進行才符合事實,哪有前後相差半年之久的道理。更離譜的是歷經10年以後,才又說自己復活了,澄清10年前散佈死亡的消息。那有自己沒有死,偏要說自己死了,還要偏勞同志們籌辦葬禮,並且與剛死的總書記陳富一起開追悼會。這種荒唐滑稽不合乎常理的說法,根本就是拿石頭砸自己腳的推託之詞,真正原因是胡志明在製造「借屍還魂」、「移花接木」的欺騙伎倆。 阮愛國與胡志明的病情紀錄    越南中央主席團特別公告:「胡志明主席患嚴重的心臟病,於1969年9月3日9時47分逝世。」這倒是很弔詭的事,阮愛國在1932年8月傳出病死於【嚴重肺結核病】;而胡志明歷經37年後,未曾見有治療肺結核的病情紀錄,卻又死於【嚴重心臟病】,這倒也是蠻奇特的事。為求更合理解釋阮愛國1932年夏,確定死於【肺結核病】;胡志明於1969年9月死於【心臟病】。就1933年作為時間的分界點,前後比較觀察,發現迥然不同的病情紀錄狀況,特別整理出阮愛國肺結核病史,提供讀者參考。 阮愛國肺結核病史檔案1.1920年1月,有位化名福北(PhuBay)的法國特務艾德華(Edouard)的報告:「阮愛國、潘朱貞(PhanChuTrinh 越)這些人都深受支氣管炎和肺結核病之苦,他們沒有辦法有健康和舒適的生活。」(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28頁)2.1920年7月,阮愛國替「人性」寫文章,他在8月時住院阻礙了他的政治活動,當時他右肩上有一個膿瘍而接受治療,這是否為結核病感染的第一個跡象並不明確。(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30頁)3.1921年初,在圖爾(Tours)會議後,阮愛國證實他不僅關心世界革命的成敗,也在意自己國家的命運。2月的時候,阮愛國疑似有肺病住院,在醫院治療一陣子。(威廉‧杜克《胡志明傳》173頁)4.1924年9月前後,阮愛國獲派於共產國際擔任一個臨時職務,空閒時撰寫中南半島情勢的文章刊登於《洲際通訊》。此時他因不知名的疾病在黑海沿岸的克魯姆(Crum)附近的伊佩托利亞(Eppatoria)恢復中心靜養。(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147頁)5.1924年9月25日,阮愛國的報告及寫給沃伊斯基 (Voitinsky) 的信,談到阮愛國的中國之行,可能因健康因素而延後,九月五日他在克里米爾的療養院待了好多天,接受肺結核的治療。(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598頁)6.1925~1927年,在廣州的近九百個日日夜夜,阮愛國的工作堆積如山,他用超乎尋常的努力,征服了這座山。李德芳的回憶錄:「當時胡伯伯經常從早上五點工作到深夜二點,身體不好,咳嗽很厲害,有時還咳出血。」脫險回到莫斯科後,不得不回醫院治療。(中國前駐越南大使李家忠《越南國父胡志明》一書123頁)7.1927年底,我接到共產國際為一支中南半島共產黨的成立做宣傳之指示,但我在暹羅病了超過一年,因此無法實行任何事。(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63頁)8.1928年的後半年,鄧文志回憶錄中報告阮愛國有一段時間研讀傳統東方醫學,他可能在找肺結核的治療方法,因為他後來告訴在香港的一位越南同志,說他在泰國病了一年以上,而且「無法從事任何事」。類似病況在163頁有類同的敘述。 (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29、163頁)9.1929年,據藍德書表示,有謠言指出阮愛國在德國健康不佳。(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43頁)10.1930年7月3日至9月2日間,阮愛國寄了六封信給遠東局,其中9月2日的這封信,他解釋 8月13日自己屈服一場肺癆病,他將症狀形容為「肺很難受而且還會吐血,非常虛弱疲憊。」(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77頁)11.1930年9月阮愛國聲明患了嚴重的肺結核,法國駐香港領事蘇蘭‧泰西埃(SoulangeTeissier)於1932年在一封寫給外交部的信中,證實阮愛國生病得了嚴重慢性的肺結核病。(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94頁)12.1931年6月中旬左右,法蘭克‧羅士庇 (FrankLoseby) 律師的夫人繼續探視阮愛國,看到阮愛國身體日益下降,便對丈夫說,眼前應要求當局將阮愛國送至醫院治療。(中國前駐越南大使李家忠《越南國父胡志明》一書200頁)13.1931年11月底,阮愛國寫信給前革命青年聯盟的成員,藍德書同志說:「我身體獨健康汲汲可危,並且會習慣性的吐血,情況如此下去,我恐怕要死在獄中了,但我會在天上繼續完成我的遺志。」(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206頁)14.1931年底時,阮愛國被轉送至醫院,在警備下接受治療。12月底疆坻(Cương Đê)親王寄給他一封信,表達對他生重病的關心,親王資助他三百元的醫藥費,並建議他「看在國家的份上」好好照顧自己。(蘇菲‧昆《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94頁)15.1932年初,英國皇家樞密院開庭裁判釋放宋文初(阮愛國),喜訊傳回香港時,宋文初正在醫院治療。歷經九次出庭後(1931年8月1日~1931年9月19日),宋文初身體過度虛弱。(中國前駐越南大使李家忠《越南國父胡志明》一書217頁)16.1932年,英國外交部的代表龍保羅與阮愛國的對話。龍保羅說:「我奉派來協助先生出境的,請問你想到那兒去?」我要到蘇聯,阮愛國有氣無力地回答,還不停的咳嗽。蘇聯?那你最好經過上海…我說:「也許我可以陪同你到上海,到時你再決定要去那兒。」(保羅德芮肯《龍保羅日記》《阮愛國》專文)17.1932年,胡志明(阮愛國)在香港失蹤後,各方報紙所發布的消息,謂胡在香港被捕後因患嚴重的肺病而死於監獄中。這些報紙包括法越殖民的報紙,以及各國共產黨的報紙,如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工人報」、法共的「人道報」、以及蘇聯的報紙,都宣稱胡志明已死去。(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一書74~75頁)18. 史達林 (JosephStalin) 學校內的越南學生在之前得知阮愛國已死於「嚴重的結核病」一事,早已為他與於1931年卒於獄中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總書記陳富籌辦了喪禮。(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212頁)19.1933年,胡到莫斯科時,健康情形顯然很壞,仍再患著肺病,他很瘦,臉色灰白,頭剃的光光的,偶而咳嗽和痰裏帶血。由於那時沒有治療肺癆的特效藥,胡治病的方法:「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遵守作息制度。每天早上起床後,都要做早操。他屋裡有啞鈴、擴胸器等體育用具。」(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一書82頁)20.1944年末,魯道夫‧蕭 (LieutenantShaw) 少尉,邀胡志明一同前往昆明,胡志明和兩位年輕的同志前往,途經彝良時,被同行的同志感染了感冒,在彝良休息幾天讓胡志明恢復體力後,一行人繼續趕路。(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287頁)21.1945年3月後,在東溪地區工作結束,我們轉到春山開了幾次群眾集會,正巧這時遇到胡主席從北坡南下,我跟他同行了一段。途中胡主席又打起擺子(按:感染瘧疾,忽熱忽冷,熱時發燒全身滾燙,冷時牙齒寒顫的格格作響,稱之打擺子。),范越子同志用奎寧給他作靜脈注射,說這樣效果來得快。1946年我在四聯區工作,有一次打擺子,護士也用奎寧給我作靜脈注射。針頭剛拔出來我就昏過去了,幸好周圍的同志給我一陣熱敷才醒過來。後來問醫師,才知道靜脈注射奎寧十分危險,以前范越子給胡主席靜脈注射沒有出事,實在是胡主席的大幸,也是全民眾的大幸。(黃文歡《滄海一粟革命回憶錄》180~181頁,北京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22.1945年7月,武元甲 (VõNguyênGiáp越) 描述:胡志明從靖溪回到中南半島途中,再次生病,連續好幾天發高燒,昏迷不醒,請岱族的一位懂得配置退燒藥方的老先生調劑土方,給胡伯伯喝下,一天喝二至三次後病情持續好轉,燒退後他開始繼續每天的工作。但美國方面的紀錄卻不一樣,其中一位空降這一區域的美國戰略中心官員是個護士,診斷胡志明得了一種瘧疾和痢疾的組合性疾病。(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301~302頁)22.1950年中共統治中國後,大陸文獻資料,亦有多次記載胡志明常到中國醫治疾病的報導,卻不曾出現有治療肺結核的相關病情。綜合上述的病情資料:1933年前的病情紀錄,阮愛國病史都與肺結核有密切關係,正符合阮愛國於1932年夏病死於「肺結核」的事實。而1933年後,卻幾乎見不到胡志明有肺結核的病情紀錄,最終1969年9月胡志明是病死於「心臟衰絕」而非「肺結核病」。雖然在第19條記載有胡志明到莫斯科時,健康情形顯然很壞,仍患有肺病,偶而咳嗽和痰裏帶血。但這條資料的來源,乃北越教育部副部長阮慶全 (NguyễnKhánhTuyền越) 的回憶記述。其目的為了讓胡志明順利接續阮愛國越南獨立革命的事業,故意將剛剛病死於肺結核的阮愛國移轉給胡志明,企圖將結核病史作為兩人聯結的謬誤。第一篇:偷龍轉鳳的戲曲第二幕:阮愛國「死而復生」的戲碼    依據英國情報員保羅德芮肯,營救阮愛國逃離香港的回憶日記、鄧尼斯‧鄧肯森(DennisJ.Duncanson)《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阮愛國香港解密檔案倫敦皇家檔案館「1931年Z225C 的記載:「阮愛國於1932年初,在律師羅士庇主導,香港總督威廉‧貝祿監督下,龍保羅(保羅德芮肯)秘密將阮愛國以非政府的遊艇送往上海。」而胡志明傳記作家們,引用越南官方編輯的《胡志明傳》或《胡志明相關文獻》的說法:「阮愛國1933年元月離港,搭乘輪船前往廈門。」1932年初離港往上海,與1933年初離港往廈門,這兩種不同說法,其間牽連1932年秋,阮愛國病亡的報導。因此,確定「阮愛國何時離港」的真相,顯得格外重要。這關鍵阮愛國是否確實「病亡的事實」以及共黨國際是否操弄胡志明「死而復生」的騙局。故而,必須詳細列舉原始的證據與資料的來源,仔細比對各項證據的真偽與資料來源的真偽,才能正確辨別阮愛國被捕、審訊、失蹤、死亡、復活整個歷程的真相。請容許筆者多費筆墨詰屈聱牙,反覆冗贅舉證說明,證實阮愛國「死而復生」的歷史事實。帶給讀者閱讀上的沉悶,請予以包容見諒。 阮愛國香港「逮捕」案件    英國警方於1931年6月6日淩晨2點鐘,在香港三龍186號逮捕了阮愛國。阮愛國被捕,與轟動中國一時的牛蘭案相關聯。(筆者按:牛蘭(Nuulen)即是海萊爾‧諾林(HilaireNoulens),真正的名字是雅克夫‧魯德尼克(JakovRudink),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共黨國際聯絡部遠東局的代表。) 牛蘭案肇端於英國員警在法國密探協助下,於1931年6月在新加坡逮捕,共黨國際太平洋職工會秘書處的法國共產黨員約瑟夫‧杜克勞 (JosephDucroix)。約瑟夫‧杜克勞原名瑟居‧勒弗蘭(SergeLefrance),洩漏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密,遂使牛蘭和阮愛國分別在上海及香港遭英國員警逮捕。當時瑟居‧勒弗蘭身分證登記的地址,是香港三龍186號。    上述阮愛國香港逮捕事件,中外專家學者們記載的時間、地點、人物、內容均明確一致,真確無誤,就不再特別引證文獻考究。 阮愛國香港「法院審訊」案件    阮愛國被捕後,法國殖民當局向香港殖民政府提出引渡阮愛國的要求。共產國際通過「紅色國際救濟會」發起救援活動,聘請在香港知名的英國律師法蘭克‧羅士庇(FrankLoseby)為宋文初辯護(筆者按:宋文初即是阮愛國在香港的化名)。香港法庭經過九次公開審訊阮愛國,造成國際新聞事件,引起全球眼光的關注。8月1日第一次開庭,法院院長對宋文初的罪名宣判如下:宋文初,即阮愛國,是蘇聯走卒,第三國際的特派員,前來香港從事破壞活動,因此將在8月18日將其驅逐香港,由法國「阿爾及爾」號船,押解回印度支那(越南)。法官宣判後,羅士庇的助手詹金(J.C.)律師,強烈譴責6月6日的非法逮捕,及監禁14天仍未獲釋放之質疑。一連串的追問下,法官搖鈴宣佈休庭。  8月15日第二次開庭,爭論七項訊問內容取證合法性的事宜,法院最後承認錯誤,再次搖鈴休庭。8月17日第三次開庭,審判長宣佈:「如果法院不能解決已經提出的問題,…可以不讓「阿爾及爾」號船,來把宋文初接走。而是將他交給「梅當埃將軍」號船,於9月1日接離香港。」8月17日下午第四次開庭,在開庭時,審判長說:「驅逐宋文初的命令已經簽好了,他建議不再開庭了。」詹金律師也表贊成,暗自高興。他並建議下次開庭的時間訂在8月20日星期四。這樣,香港當局未能兌現對法國的承諾,在8月18日前驅逐宋文初。    8月20日上、下午,分別是第五、六次的開庭。開庭氣氛十分緊張,詹金律師提出8月12日驅逐令尚在審理中,為何又有了8月15日的第二次驅逐令,要求傳喚香港總督和行政委員候審對質,院長宣佈暫時休庭,請律師前來商議。再度開庭時,法庭提出兩點驅逐宋文初的理由:1.宋文初即李瑞,即阮愛國,是共黨份子,第三國際的特派員,從事有害香港的宣傳。2.阮愛國家鄉在印度支那,已於1929年被宣判死刑,印度支那政府要求香港政府將其逮捕歸案。    8月25日第七次開庭,詹金律師就政治犯的問題做了長篇的發言。認為宋文初為民族的獨立,參加了革命運動,因此不屬於法律所涉及的驅逐範圍。律師還指出審判長、公訴人、法官、總督及總督委員會,錯誤的作法。但所有這一切,都未能使香港當局改變態度。    9月2日第八次開庭時,法院院長不得不公開承認:逮捕宋文初是錯誤的。監禁宋文初是錯誤的。問供不符合法律程式。香港政府偽造了供詞。儘管如此,9月19日第九次開庭時,法院仍強制宋文初放逐印度支那的判決,詹金律師強烈反對香港當局無理和錯誤的決定。他正式宣佈要向由英國國王親自主持的倫敦皇家樞密院提出抗訴。   「註」有關香港「法院審訊」事件,可參閱鄧尼斯‧鄧肯森《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一文,與阮越鴻(NguyễnViệtHong越)1996年編寫的《一九三一年香港事件》專文。鄧肯森一文,發表在《中國季刊1~3月,1974年。》是當年現場觀察的一手資料;阮越鴻引用的是英國最近解密的檔案:「皇家檔案館「1931年Z225C ,HEIII,VOLIII/401240」號卷宗的資料。」 倫敦「皇家樞密院上訴審理」案件    羅士庇律師預知香港法院會對阮愛國做出放逐越南的判決,立刻向英國樞密院提出抗訴申請。香港法院通過抗訴申請並轉呈倫敦,但提出了三個條件:1. 要在14天內交出申請。2.90天內要向樞密院提出齊全的檔案資料。3. 要繳交500美元的手續費。這3個條件,羅士庇律師均表示同意,上訴檔因列印的關係,直到1931年12月12日才將有關資料準備齊全,送至英國皇家樞密院審理。由於上訴案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等候審理,阮愛國因肺結核病纏身,身體極為疲憊虛弱,乃從維多利亞監獄,轉獄至寶雲道醫院戒護療養。    英國皇家樞密院的雙方代表律師;阮愛國的辯護律師是鄧尼斯‧諾威爾‧普利特(D.N.Pritt),香港當局的辯護律師是斯代福‧克利普斯(S.Cripps)。這兩位律師都是羅士庇的朋友,普利特律師是左翼議員帕爾摩勳爵的兒子。普利特律師收到羅士庇的來信,商定在倫敦的行動計劃後,立即趕赴克利普斯先生的家交換意見,提出宋文初勝訴的理由,希望克利普斯律師為了朋友的情誼和職業的榮譽來捍衛法律正義。兩人共同商量穩妥的解決方案,爭取讓香港當局同意釋放宋文初,而又不致丟掉面子。    1932年初,英國皇家樞密院開庭,普利特和克利普斯兩位律師簡要闡述檔案內容,發表個人的意見。兩人提出如下解決的辦法:釋放阮愛國。阮愛國只要離開香港,可以前往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何時動身和使用何種交通工具,聽其自便。    英國皇家樞密院同意上述的建議,並向香港當局通報了這一決定。最終上訴案,在1932年6月27日召開聽證會之前,雙方律師達成協定,從樞密院撤回了上訴案。香港當局奉命恢復阮愛國的自由,並提供了400美元作為出行的費用。 「註」倫敦「皇家樞密院審理上訴」案,參閱鄧尼斯‧鄧肯森《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與阮越鴻1996年編寫的《一九三一年香港事件》專文,及杜克教授《胡志明傳》一書205~207頁的記載;內容引自:1931年10月6日勃頓(Burton)寫給巴許(Bushe)的信、1931年12月30日卡威爾(Cowell)的信及1931年10月15日外交處哈沃爾‧史密斯(C.HowardSmith)給殖民政府夏克柏斯(Shuckburgh)的信,均存在香港殖民政府。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93頁的記載;內容引自1931年8月24日河內寄至西貢的電報與1931年12月31日卡威爾(Cowell)所寫的信PRO,CO129/535/3第27頁。  阮愛國「前往新加坡遣返香港」案件    1932年初,英國皇家樞密院開庭裁定,阮愛國上訴和解案。阮愛國在律師羅士庇安排下,於1932年1月6日抵達新加坡。由於新加坡警方的阻撓,以沒有入境申請刁難,遣返阮愛國回香港。香港員警又以進入香港沒有許口證為藉口,於1932年1月19日再度逮捕阮愛國。香港當局在英國政府介入幹預下,不理會技術層面違反出境條例,於1932年1月22日重又釋放了阮愛國,並命令他3天之內離開香港,旋即傳出阮愛國失蹤的消息。    上述阮愛國「前往新加坡,遣返香港」事件,各專家學者論述事件的內容,大致相同,而事件記載的時間卻不一致。造成時間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阮愛國在1932年初香港失蹤後,從未有任何的文獻報導阮愛國香港失蹤後的動向,故而最終只得聽信胡志明事後的說法:「阮愛國1933年初,離開香港前往廈門。」乃造成1932年初離開香港,1933年初抵達廈門,出現時間矛盾的落差。為聯結「離開香港」與「抵達廈門」時間的一致性,以及前後事件的一貫性。致令學者專家造成解讀的誤差,將失蹤後「離開香港」的時間,由1932年初變成1933年初,使得時間上整整相差了一年。     蔣永敬教授《胡志明在中國》一書74頁的記載,與保羅德芮肯《阮愛國》專文的記載,論述阮愛國前往新加坡的時間,在1932年初,彼此是相同的。李家忠大使《越南國父胡志明》一書217頁的說法則顯得很曖昧:「前往新加坡的時間,沒有記載,但很快速的接上1933年初抵達廈門的時間。」杜克教授與蘇菲‧昆法官記載的時間,彼此很巧合的都在1933年1月6日前往新加坡。各學者專家的記載,分成1932年初與1933年初兩種不同的說法,時間相差了一年。依理推論,專家學者們都共同認定1932年初,英國皇家樞密院開庭,同意雙方律師的建議:「釋放阮愛國,立刻離境香港。」的解決辦法。按香港法律,阮愛國恢復自由後,必須在21天內離開香港的規定,再怎麼拖延也不可能遲至1933年初才離開香港,再說從香港往廈門的行程,只需一、二天的時間,沒有理由耗費整整一年時間,才到達廈門。更何況又沒有任何的文獻,記載阮愛國在這一年做了些什麼?故而1933年初前往新加坡的說法,是個很難合理解釋的錯誤。    威廉‧杜克教授與蘇菲‧昆法官所引用的文獻是法國遠征軍保護服務檔案,海外部門檔案編號369號與鄧肯森「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事件的報導。既引用的是鄧肯森「1931年至1932年」的報導,怎可能會在1933年初,才前往新加坡呢?更難解釋的,如果1933年初往新加坡,則明顯抵觸後續「1933年初,阮愛國由廈門往上海的時間。」造成前往新加坡的時間與前往上海的時間,彼此重疊的矛盾衝突。顯見阮愛國1933年初前往新加坡是錯誤不實的記載。杜克教授與蘇菲‧昆法官都是治學非常嚴謹的專業學者,實不可能在這「關鍵時間」出現誤差。之所以會如此,乃誤認有「香港廈門上海」的說法,無力舉證「胡志明與阮愛國非同一人」的事實證據,為聯結阮愛國香港失蹤與前往廈門轉赴上海時間的一致性,才會有矛盾的解讀,將1932年1月6日前往新加坡的時間,延遲至1933年1月6日,整整往後挪用了一年。    上述阮愛國「前往新加坡,遣返香港」事件,參閱鄧尼斯‧鄧肯森《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與阮越鴻1996年編寫的《一九三一年香港事件》專文。    蔣永敬教授《胡志明在中國》一書74頁的記載,內容引自:「BernardB.Fall,LeVietMinh,31(LibrarieArmandColin,1960)seeHangVanChi,P.50.」。    杜克教授《胡志明傳》一書208頁~209頁的記載,內容引自:鄧肯森「胡志明在香港,1931年至1932年」99頁。     蘇菲‧昆法官《胡志明消逝歲月》一書193頁的記載;內容引自:「海外部門檔案中心遠征軍保護服務檔案櫃369號。」     保羅德芮肯《龍保羅日記》《阮愛國》專文的記載;內容見附件一。 阮愛國「香港失蹤」案件    阮愛國確在1932年初前往新加坡,那麼從新加坡遣返香港的時間,也應是1932年元月的事,不可能拖延至1933年。就當年而言,原本沒有任何阮愛國「香港失蹤」案件的後續報導。阮愛國逃離香港,前往廈門的說法,都是引用16年後,胡志明以陳民先為筆名,在1949年《胡志明傳》的說法。換句話說,阮愛國1932年初離開香港後,沒人知道去向,行蹤成謎,即是所謂的「香港失蹤」事件。16年後,胡志明追溯說:「逃離香港後,他前往廈門。」這根本就是一場騙局。一、威廉‧杜克《胡志明傳》一書209頁的記載:    阮愛國遣返香港後,香港當局不理會他在技術層面上違反了出境條例,不顧當地警官的抗議,於1月22日再度將他釋放,命令他3天之內離開香港。羅士庇夫婦這次為他在新界內安排了一個秘密居所,同時尋覓離開香港的路線。他們為阮愛國找到一艘計劃於25日開往廈門的中國船隻,還有一位隨行的翻譯人員。為

胡志明生平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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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duwangfu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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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胡志明生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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