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评五四学生：尝到权力滋味后欲望恐难满足
2012年09月21日 16:2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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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蒋梦麟后来在自传中转述了蔡元培对未来的担心：“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684期，作者：李伟，原题：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五四”那天，胡适不在北京。他的老师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陪同翻译。直到第二天，住在北大教授蒋梦麟家里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随后进来几名记者，后面还跟着张东荪。报纸随后送到，各报首页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被抓捕的大标题。他还不知道，当天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
5月7日，上海市民响应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由复旦学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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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惩办国贼，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归还青岛和撤走胶济铁路沿线军队，并废除“二十一条”。
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5月29日，胡适陪同杜威回到北京。此刻学生还在罢课。胡适深感焦虑，他希望学生尽快复课。这一点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致的。“五四”当天，蔡元培就站在学校门口希望阻止学生出门，他认为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而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经被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如果闹出事来反倒给了惩戒北大借口。
蔡元培已身心俱疲，他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自己忽然成了学生的靠山，而政府又视他为幕后主使，无形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蒋梦麟后来在自传中转述了蔡元培对未来的担心：“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5月9日，蔡元培留下了一张字条辞职而去。上面写着，“杀君马者道旁儿”。这个典故出自《风俗通》，意思是一匹好马跑得很快，但路边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不知不觉地被累死了。蔡元培说的是自己的处境，也是对学生的担心。
一年之后，胡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表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学生界发生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国民的觉醒，激发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带来了社会的新气象。除了这些积极的因素，胡适也感到隐隐的忧虑。
新文化运动经由五四运动而被政治化。胡适看到学生已经成为政党的武器，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在国民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朱家骅后来说：“五四运动后不久，青年运动的本身，又侧重于政治运动。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的观念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于是青年也变作了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
社会风气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挂冠而去的蔡元培，后来含蓄地指出：“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信里专门对青年们的风气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北大学生热衷开会，每年大会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大家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学校里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
胡适在北大的十余年中，从教授到文学院长，再到校长，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学生罢课如习惯性流产。他尝够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滋味，但却从没辞职过。
几乎在每一个“五四”纪念日，胡适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学生关心社会是好，但不要受骗，不要空谈主义，最不可取的就是罢课。胡适认为“罢课”就是偷懒和不负责任。
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本质应该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通过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种看法与信心仍旧没有动摇。1960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他以《中国传统与未来》为题做公开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简言之，我相信‘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不曾被毁灭，也绝不可能被毁灭。”
然而令胡适感到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身虽然值得赞扬，然而就中国文艺复兴而言，他仍旧是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为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标志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开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最终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大幕。胡适归国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远未完成，作为“新政治”基础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当初立意要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个目标已经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写了首诗送给胡适，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粗”。胡适晚年在台湾，又把这句话说给了《自由中国》的同人雷震。胡适劝雷震不要再组建反对党，组党一定没有好下场。不久后，《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雷震被军事法庭判入狱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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