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明开平卫及其四周遗址的考察

[精华]明开平卫及其四周遗址的考察 明开平卫及其附近遗 迹的考察 ?李逸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8年秋季，我到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工作站观看近年来在元上都考古 工作的新收获。在此期间，察看了上都城垣及其附近的建筑遗址和墓葬。当时 曾对外城西墙的南段是否筑过城门进行铲探，而对上都附近小山顶上的遗迹则 不能判断出时代和用途。 从元上都归来后，便动手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并请教于内蒙古大学叶新民 教授，承蒙赐示查阅《明实录》、《元史》所抄录史料，经过反复思考，才大致弄出一点眉目，并深感要弄清上都城址，必须先行弄清其上叠压的明代遗存。 由于我今后难有机会再到现场考察，故先将已知的一些线索提出来，陈述一些粗浅的认识，并望同行们深入调查研究，予以修正或补充。 一、开平卫城址 明王朝设置开平卫的经过，史籍有所记载。1369年(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明将常遇春曾领大军一度攻克上都，但未留守而随即撤走。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明王朝又派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关，先攻克兴和，五月进入开平。从此以后，开平成为明军和北元军双方争夺之地，直达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明王朝正式在开平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明史?地理志》将开平卫设置时间系于洪武二年，实际上这是明军初次攻入开平的时间。开平卫正式设置后曾大力经营，加强屯守。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开平卫治徙京师，屯里随之废弃。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改行洪武年间的军事策略，于二月复设开平卫，派遣官军驻守，储备军粮，修筑城堡，以开平作为北面，阻止北元军南下及北征屯集点。明成祖多次出征漠北，曾驻扎开平;成祖后，明王朝由主动进攻改为消极防守，开平卫便成为边墙以外的孤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开平卫移到长城以内的独石口堡(今河北省赤城县独石口)，改隶万全都指挥使司。 明军攻入上都时，城垣已成为废墟，正式建置开平卫后，始草率修葺为一座边防城，为屯守军兵之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为屯田驻防的需要，命中军都督同知盛熙调集山海卫及北平都司属卫军士前往开平修筑城垣。永乐初年开平卫曾一度放弃，至永乐四年复设开平卫时，理应有所修缮始可驻守。其中应以洪武三十年时修筑城垣工程较大，其余都属于简易的修葺而已。开平城经历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等的攻击，焚毁了宫阙，元王朝已无力量修复;元顺帝于至正二十八年从大都北撤至上都时，开平城已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城垣，明军很容易地两度攻克，城垣已是一片废墟。明朝设置开平卫初期，仅是为驻守军队提供驻所，及至洪武末年大规模修筑时，才正式建成了这处北边的军事据点。明成祖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七月从漠北返回开平驻扎时，随行北征的翰林侍讲金幼孜在《北征录》里写道:“初二日晚次开平，营于斡耳朵，华言宫殿也。盖元时宫殿，故址犹存，荒台断础，零落于荒烟野草之间，可为一概。” 说明经过修筑的开平城内，原有宫殿区已是一片废墟，成为明军安营扎帐的地方。 经考古调查证实，明代仅就元上都城垣加以修补及改用，未见有明显的大改动。元代的宫城，原是用青砖包砌的城墙，墙身内为黄土夯筑，墙土内不含杂物及石砾。现今所见的宫城南墙，修补痕迹最为明显。南墙中门址以西地段，原有墙身破坏最为严重，约长100米的墙身上半部夯土，全是用夹有碎石及陶瓷片的灰土补筑，夯层厚20到25厘米;墙外侧包砌的是旧砖块或石块，且有用泥浆砌的，这与宫城北墙外残存用完整青砖和石灰浆砌的完全不同。中门址以东的城墙，大致与西面的相同，但破坏的较为轻微些，即补筑墙身在1米以内。在宫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补筑的痕迹。现今有几处用旧砖块垒砌的残墙，所见砖块大小不一，且有残损旧迹。补筑的宫城城墙，有的可能为元末红巾军破坏后及抵御明军时所为，即用旧砖补筑;而用灰土夯筑部分城墙，则有可能为明 洪武末年修筑开平卫时补筑的。 宫城南墙正中的门址，应为御天门所在地， 20世纪初还保存有城门。1908 年日本人桑原骘藏来此考察时，曾拍摄照片发表于《考史游记》一书中;1939 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到元上都考察时，此城门已成为废墟。后来出版的《上都 ——蒙古多伦诺尔元代都城址调查》一书中，转载了桑原骘藏所拍这座城门的 照片。从照片上看到，这座规模不大的券顶式城门，宽4—5米，券门以上部 位已残损，看不出曾经有无门额。1973年秋我同贾洲杰先生初次到元上都调 查时，发现在门址东西两侧的城墙内，各有一个长宽各约15米的台基，都是 用纯净黄土夯筑的，夯层厚度在15厘米左右，显系元代所筑。80和90年代 到元上都查访，发现两台基间的城墙和城门都是后来补筑的，城门用砖重建， 门侧墙身填的是旧砖块，而且后建门卑小，与宫城南门应具有宏伟壮丽的规制 不合，因而可以断定这座城门是明代修筑开平卫时重建的。 1973年调查元上都宫城时，发现“城中心大殿西侧及其对面路南也有一 个大院落，由于它明显地打破了原来的建筑体系，用材又混杂着元代遗物，因 而推断是明代建筑”1这处大院落围墙方位不同于城内其余建筑，呈北偏东方向，且砌墙基多用碎砖块，与元代建筑墙基金用石块完全不同。明代卫开平设置指挥使司为其首领机关，这处位于原宫城中部偏西南方的大院落，应为开平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明成祖跸驻开平卫时，“营于斡耳朵”，就是扎营帐在指挥使司以外的宫殿区域内了。 明代修筑开平卫时，如何利用元上都皇城城垣，我曾多次查看城墙，只明显地看出西北角有改造痕迹。原来皇城城墙是用石块包筑土墙，现今东、西两墙还可见到包砌较好的石墙，有的石块塌倒后堆积于两侧。唯见皇城西北角是一处圆形的夯土台，重叠在石砌残墙之上，远看好似一角楼址，过去未曾细看。1998年秋登上这处夯土台观察，看出后筑的夯层较厚，约在20—25厘米左右，且含有杂物。夯土台呈圆形，直径5—7米，即上部略有收分，顶部不见有墙基，可知原来不曾筑有建筑物，而是一座顶部平整的夯土台。 夯土台下叠压的石块包砌城墙，原来夯土层在20厘米以下，且为纯净的黄沙土;石块曾加利用，依稀可辩出用石块垒砌成台阶通至夯土台下。在此夯土台以东的皇城北墙，有长约数十米地段上衬有一层灰土夯筑的墙顶，显然筑此夯土台时补筑的。由些可知，这是一座后来加筑的墩台，应是开平里指挥使司联络周围墩台的中心墩台址。 明代兴筑开平卫时，曾对上都外城城墙有所改动。外城墙原是用土夯筑，夯土纯净无杂质。现存元上都城址外侧城墙上共有7门，即东、南、北三面城墙上各有两门，唯西墙上只有1门。元代胡助《滦阳杂咏》诗有“小西门外草漫漫，白露乖珠午未干”之句。又杨允孚《滦京杂咏》诗有“窈窕仙姝出禁闱，小西门外绿杨堤”之句，可知上都西墙确有小西门。元代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载南宋小皇帝被俘送到上都居住时，曾出西门五里外跪拜。1990年发掘上都城南砧子山元墓时，其中M35曾出土墓主胡子通砖铭1块，上面刻有“西门东街北居住妻孟氏”等字2，可证确有西门。由于现存外城墙上西边只有1门，于是便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西门和小西门是皇城西墙上的一座门。但是，从上引元人文献看来，小西门外为茫茫草地和堤坝，及出西门外五里荒郊跪拜等记述看来，上都外城西墙应有两门。因此，现存西墙上门址即西门，而小西门址当在直对皇城西墙南面那座门址地方。为了证实这个推论是否正确，我们便于1998年秋季对此位置进行勘查:看到自皇城西墙南门外有一条笔直的大街，直通到外城西墙下为止;在此交接处似应有一座瓮城门址，但从城外钻探，并未找到可以肯定的夯土层，只见城外是城壕，雨季壕内积水，壕两侧探出的土层都是水淤的，即使原曾有瓮城墙，也已变成淤土;再看这一段外城西墙，长约有250米地段曾经补筑过，补筑时使用的灰土，夯筑厚25厘米左右，夯土较松，包含有大量残碑砖、瓦、陶、瓷、骨、角、铜、铁、料、石等杂物，说明是从建筑废墟挖来的灰土，墙上经风雨去除细土后，只见墙上布遍各种残碎物品。从此可见，这段城墙在元代末年已经破坏，如有城门及瓮城均遭其灾，后来补筑城墙时，连城门及瓮城基部的土都作为补筑材料之用。因而可进一步推断，这里应是元上都外城的小西门址，应是元代末，明洪武年间修筑开平卫时补筑了这段已残毁的城墙。 现存元上都城址外侧墙上的7门，都加筑有瓮城。其中南面偏东的那座门，也就是皇城的南门，即明德门址。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诗“偶因试马小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所描述在明德门外试马，明德门外是御道所经的旷野才有可能任意驰骋;现存土筑瓮城门址，仍可清楚看出有豁口，说明在明代仍是进出城的通道。但是，其余的6座城门，都是在明代修筑开平卫时将瓮城门封闭。 1998年秋，我们曾复查过其中几座门址，看到瓮城门被封闭情况，是每层夯土不铺一层石块或陶瓷片，夯层厚约25厘米左右，这与元代筑城方法完全不同，到现场观察时不必费工便可明白看到，这是1973年初次调查元上都城址时就已弄清楚的，在编写 调查报告 行政管理关于调查报告关于XX公司的财务调查报告关于学校食堂的调查报告关于大米市场调查报告关于水资源调查报告 时限于只描述元代情况，而未能报导封闭情况。总之，明开平卫城除利用原明德门址为进出的唯一通道外，其余外侧各门均已封闭。 二、外城跨街大院非明代建筑 外城南部有一座跨街大院，位于皇城西门外，地表建筑基址很明显，近年航拍元上都城址照片上亦很清楚。1973年调查报告写道:“在皇城西门外，有一个东西宽150、南北长约200米的石筑院墙。这个院子跨在东西大街上，以大街为界，把大院分为南北两部，南部是一般房屋建筑遗址，北部是一个前后两殿，中连廊道，并有工字形的厢房建筑。在中部，靠着东西院墙还有两栋东西长18、南北宽8米的(间宽4.3米)小型房屋。这个大院由于它明显地截断了贯通城东西的元代主要街道，因之断定是元以后明代的建筑。”31998年秋季再次到此观察时，在院落北部拾到了一大块元代青花玉壶春瓶的碎片，当时就很贵重的青花瓷打碎后未被填压很深土层内，且又未经践踏成小碎片，说明应与这处大院是同时之物。再看房屋及院墙基础使用石块，构筑整齐而坚固，这与在宫城中所见明代开平卫指挥使司的墙基完全不同。这座大院落是跨街而建，打破了原有城市布局规划，截断了皇城西门至小西门之间的通道，何人又因为何故如此放肆在此兴建,便成为一大疑难。 我自元上都工作站归来后，承内蒙古大学叶新民教授赐赠新著《元上都研究》一书，随即仔细拜读一通，其中《元上都政治史略》中记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元文宗命上都留守司为燕铁木儿建造宅第。又承叶先生抄示《元史?文宗纪》史料两条:至顺二年二月“辛亥，建筑燕铁木儿居第于兴圣宫之西南，诏撒迪及留守司为燕铁木儿建居第。”我再次检阅《元史》有关纪传得知，燕铁木儿为钦察人，元武宗时始显任朝官，因拥立武宗次子图贴睦尔即皇帝位居大功，文宗图帖睦尔封为太平王，执掌中书省及枢密院事，成为一人之下的权臣。文宗即位后，其兄和世(王束)在漠北据有实力，且为武宗长子，理应即皇帝位。文宗不愿放弃帝位，燕铁木儿也害怕失去权势，便密谋杀害和世(王束)。文宗先后派遣跃里帖木儿、撒迪、阿邻帖木儿等人到岭北迎立和世(王束)。和世(王束)在和林即皇帝位后便拥众南下。 图帖睦尔从大都出发北上迎接明宗和世(王束)，在旺兀察都，兄弟二人会见后，大宴诸王及大臣，宴后宣布明宗暴死，文宗又恢复皇帝位。 燕铁木儿在旺兀察都事件中又立大功，大权重操在手，连文宗也得听其支使。天历二年十一月文宗已赐燕铁木儿宅一区，文宗复辟后又于至顺二年二月下诏由撒迪及留守司为燕铁木儿建造宅第。从上引简略史料看来，这座位兴圣宫西南方的燕铁木儿宅第应在大都。燕铁木儿在大都拥有朝廷为之建造宅第还不满足，于是便有上面引用至顺三年正月诏上都留守司为燕铁木儿建居第的记载，历朝扈从皇帝行幸上都的大臣，都居住在皇城内简单的分署之内，且无眷属随行;燕铁木儿擅权以来，肆意无忌，荒淫日甚，最后致体虚尿血而死，因此他执政时要在上都建造一座豪宅，他要文宗下诏由朝廷为之建造，也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由此看来，上都皇城西门外建造的巨宅，应有可能为燕铁木儿的府第，因之也就可以解释，这处大院的北面大型房舍为主人的居室，其余为其侍从人员住所及供应饮食之用。 总之，元上都皇城西门外的外城南部的跨街大院，并非明代建筑遗址，而是元代遗迹;从其霸道的布局来看，有可能就是享有特权的太平王燕铁木儿宅第。 三、开平卫附近的墩台址 元上都城址四周小山顶上见有一批石堆或夯土台，看来像拱卫都城用的瞭望台，当地群众都认为是蒙古人的敖包。1973年调查时曾攀登到城址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确认山顶上的那块凿有两圆眼的长条石块为灯竿座，于是认定那座小山为元代的铁幡竿山。 山下的那座小水坝及渠道，即为元代的铁幡竿渠，挖渠时形成的堤坝，也就是杨允孚《滦京杂咏》诗中所述的“绿杨堤”，那时堤上遍植杨树。至于这块巨大的石灯座，为何跌入开凿石料的深坑中，未曾仔细思考过。 1998年秋，我们察看了都址周围的几座所谓敖包，为叙述方便暂编为1至5号，即:1号，小圆山遗址，位于城址外东北方1300米的小圆山顶部，周围有3处就地开凿石料的大坑，山顶堆积的石块高约5米看不出有规则的垒砌情况，顶部但见有不规则的浅坑。2号，敖包山遗址，位于城址西南角之南约4100米，近年曾在此山开凿莹石，故又叫做莹石山。遗址在小山顶部，附近有就地开凿石块的大坑及挖取莹石的洞坑。石块堆积成高约5米的覆斗状，顶部有人工垒砌成的大坑，虽多已倒塌，但还可看出原是长约3米，宽约2米的长方形凹坑，深度不详，仅可看出原可以隐蔽人体。3号，西门敖包遗址，当地群众叫做哈了台，位于外城西门外1300米的小山顶。石块堆积多已倾圮，残高约3米，顶部可见凹坑，不很明显。石堆周围筑有围墙，长60、宽40米，南墙中部有门址，墙基残高约17厘米，夯层厚约20厘米，地表散布有少量陶瓷片。4号，哈登台遗址，位于3号之北约1200米、城址西北约2200米，石堆位于小山顶，西侧有开凿石料的大坑，长方形的石灯竿座现存坑底，应是垒砌石堆时将灯竿座推入坑内。石堆高约5米，呈覆斗状，顶部有明显的凹坑，已不成形。周围有围墙，长120、宽70米，残高0.7米，南墙中部有门址，散布有铁锈花的瓷罐残片等物。5号，乌拉敖包遗址，位于城址北偏西约7500米大山顶部，一颗树村西北约3500米，站在此山顶可俯视城址及周围景物。由于山高风大，人畜罕至，遗址保存状况比上述几座较好些。可清楚地看出一座经过精心垒砌的台子，西、南边可见有整齐的边沿，向上逐渐收分。全台呈覆斗状，南北长约 25米，东西宽约20米，残高约6米。顶部见有明显的坑，但未用灰浆砌，垒砌石块已倒塌，约为长3米、宽2米的坑，也是一个可以隐蔽人体的掩体。 在上述5处遗址之外，城址北面的小山顶上有一处土筑台子，未能登上察看;再从1号小圆山遗址的东面大山顶上，远望也有一座石堆。再从城址向西看去，可以肯定是人工堆垒砌的石堆还有:6号，敖金敖包遗址，位于3号遗址之西偏南2400米，即距城北3450米的小山顶上。7号，浩尧尔崩崩遗址，位于浩尧崩崩村东北山顶。东北距城址约8500米。8号，乌兰台遗址，在7号西南5400米，东北距城外约13000米。9号，嘎尔敖包遗址，在8号之西偏北6300米，东距城19000米，即位于四郎城(桓州城址)之北偏西约6500米。这些遗址点未能一一察看，只能远眺其外形与上述已察看过的相同，应是同时建造的相同功能的墩台(图一)。 《明太宗实录》卷八八及《明史?郭亮传》记载: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六月开平守将成安侯向朝廷上奏:“开平地临极边，无邻近卫所可以应援„„又开平至长安岭各处大站，旧有城堡，年久颓但未修，及一路炮架，官军均无障蔽。设有警急，无所提备。直筑烟墩瞭望。”明成祖同意施行。又《明太宗实录》卷六记永乐十三年夏五月己酉“筑开平城西旧庄、环州东北山、柳林小站、沙堆西南小山、曲河小站、旧庄小站、回回墓西南、偏岭东山八烟墩。”从上述史料得知，明永乐年间曾在开平附近兴建过烟墩，即是可以施放烟火的墩台。第一次兴筑数目不详，第二次在永乐十三年兴筑时烟墩为8个。环州即桓州，开平卫附近的桓州，也就是今正蓝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北面的四郎城。这里明白记载环州(桓州)东北方筑有烟墩，也就是今天这一带山顶所见的石砌或土筑的台子，应即永乐年间兴筑的烟墩，为开平卫周围的防御设施，这些烟墩与开平城墙上耸立的墩台形成防御体系。由此就可以解释，开平城周围山顶上的墩台，台顶上可藏士卒瞭望，一旦发现敌情便可用烟火向开平城报告。由于兴筑仓促且使用时间不长便行废弃，顶部塌陷后而形成大坑。 四、威虎驿址 明王朝设置开平卫后，在独石口至开平之间设置隰宁、明安、威虏、桓州四驿，为驻守开平官军往来提供保障。这四处驿中的隰宁和明安两驿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桓州和威虏两驿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桓州驿所在地即上述四郎城，而威虏驿址的位置尚需予以讨论。 明成祖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七月从漠北返回途中，曾驻跸开平。随行的金幼孜在《北征录》中记成祖“改开平李陵台驿为威虏驿”。可知威虏驿也就是元代李陵台驿。 李陵台是元上都至大都间帖里干道驿路上的一个大站，也是上都至和林间木怜道与帖里干道的交汇点，即自李陵台南行至大都，自李陵台西行，经兴和、丰州、净州而至和林。李陵台驿是自上都西南的第三个驿站，元人往来于上都至大都间的多有记述，元代皇帝往来于上都至大部门的固定路线，称为辇路，辇路所经地方不一定就是驿路，辇路上接待皇帝的顿宿地方称为纳钵。元至正十二年周伯崎扈从顺帝至上都，所著《扈从诗》序记载大都至上都间行程，为了解大都至上都间辇路的可靠根据。其中记载“至察罕脑儿，犹汉言白海也„„此去纳钵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即马桓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京一舍耳。”古书无标点符号，今人对于这段文字记载理解不同，因而标点各异。如中华书局排印本《元诗选》标点为:“此去纳钵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驿、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即乌桓地也。”各个地名都用逗号，不注意“曰”字的使用，由此可以理解成自察罕脑儿至上都间的纳钵多达7处。有的学者理解明安驿就是泥河儿，李陵台驿也就双庙儿，并在“李陵台驿”后注“正蓝旗黑城子。”明安驿址不在今内蒙古境内，暂不予讨论，而在今内蒙古境内的李陵台，则必须辩明遗址所在。 经考古调查证实，今内蒙古正蓝旗南部有一座名叫黑城的古城，它位于滦河(闪电河)的东岸台地边沿，属于黑城子种畜场三分场所辖，古城北面的三分场所属居民点北为东西横贯的金界壕南线遗迹，在此居民点房后见有一座长宽约40米的边堡。界壕自此居民点向西伸延，在滦河两岸的河滩地上不见有界壕遗址，再西登上西岸台地后，又可见界壕向西行约300米便折向西南行。就在这处界壕的转角处，距壕墙的200米处，见有一座小城堡，当地群众称为太平城(图二)。为此，先要弄清黑城为何代何城。 黑城城垣规模不大，长约500、宽300米，城墙残高1—2米。南墙开门，其余三墙的门址不明显。城内文化遗物堆积层甚厚，约有2—3米，内涵复杂，其中青花、影青、定窑白瓷、龙泉青瓷、钧窑青瓷片甚多，说明曾是元代显贵驻所。元代初年王恽曾扈从世祖自大都至上都，他在《中堂事记》中记载: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三月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旧桓州三十里。二十八日饭新桓州，未刻扈从銮驾入开平府，距桓州四十有五里。”王恽所记方位是:旧桓州在南，北行过金界壕，再东北行至新桓州。新桓州是金世宗将到金莲川避暑时，接受移刺子敬等巨僚的建议，认为原设在抚州的西北路招待司在皇帝行宫的内侧，不便于保卫皇帝的安全，于是将西北路招讨司北移至边境上，另筑一座新桓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所;后来元代设置的桓州驿，就是在王恽所说的新桓州，也就是今正蓝旗四郎城。位于新桓州南面的金界壕，是金章宗承安三年时所掘的界壕。元代成书的《金史?地理志》中，不见记载桓州有新旧之别，因当时已不用旧桓州名称，而在桓州条下自注“北至旧界一里半”，是采用旧桓州 的地理。按实测黑城至这段金界壕的距离约4500米，故注文“一”字当是“十”字之误。王国维《金界壕考》中早已指出“一里殆十里之误也”。当时王国维并不知有黑城，仅含糊称为“某地点“而且。总之位于金界壕南约十里的黑城，当是王恽所记的旧桓州，且今四郎城北面十里左右无金界壕遗址，而金章宗明昌年间所掘界壕在四郎城北面约50公里。 太平城位于金界壕拐角处，相距甚近，因此它不可能是“北至旧界一里半”的旧桓州。 再看它是一座长约600米的城堡，城墙残高2—3米，城墙夯层厚约20余厘米，城内文化遗物不多，文化层厚度不足1米，地表散布的陶瓷片多是粗白瓷和日用陶器残片，其时代应在元明时代。因此，太平城才是元代设置的李陵台驿所在地。有的学者根据王恽记述旧桓州曾经停留，便将黑城作为李陵台驿所在地，由于威虏驿是由李陵台驿更名，黑城也就成为威虏驿址了。实际上王恽所记的旧桓州，是皇帝自大都至上都间的辇路所经的纳钵所在地，而李陵台是驿路上的站名。太平城西边为一座大山，沿此山麓南行，即从滦河西岸山地通往察罕脑儿。元代黄溍《上京道杂诗》十二首中，有《李陵台》诗一首，内有“日暮官道旁，土室容小憩”、“萧条苍山根，草木余爽气”诗句，说明当时李陵台驿站位于山麓，且驿站房舍较为简陋，这与旧恒州位于滦河东岸的台地边沿不同，且附近也无大山相邻。明初占据开平城后，仍沿用李陵台名称，直到永乐八年更名为威虏驿，永乐十一年才扩筑城堡。《明太宗实录》卷八地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八月“命开平备御都指挥挥章安，于威虏、恒州、隰宁、明安诸驿建立城堡，各以军二百守御。”从太平城所见城墙夯土层较厚，及城内地表散布有明代陶瓷片等看来，它应是明代扩筑威虏驿的遗存。明王朝占据李陵台驿，和改筑为威虏驿后的使用时间都不长，因此，城内堆积的文化遗物不多。 双庙儿纳钵之名值是从旧桓州更名。王恽称辇路所经纳钵为旧桓州，而周伯琦则称为双庙儿，盖是由于驿站上设在新桓州的叫做桓州驿，而辇路所经的旧桓州当然不能再叫做桓州纳钵了，两者容易混淆，于是逐渐改为双庙儿。皇帝往来于大都至上都间辇路，是一条专用通道，不是扈从皇帝的官吏兵丁是不允许经由辇路的，双庙儿是辇路上的一处纳钵，平时有官兵值守，皇帝一行人马路经时还要有丰盛的供应，自然留下有深厚的垃圾杂物，现今黑城内所见大量高质量瓷片，说明曾是贵族使用的物品。周伯琦《扈从诗》序言中的双庙儿纳钵，当今是指黑城而言，他称此纳钵为李陵台双庙儿，系指在李陵台旁近的双庙儿，《元诗选》在“李陵台”和“双庙儿”之间加以逗号，误以为是两处纳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5期。 2.内漠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