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一、阅读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馆1961年版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 [挪威]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选》（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 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挪威] 赖纳特: 《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依然贫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剑桥大学]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的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7.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8. [挪威] 赖纳特: 《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依然贫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 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主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10. 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荐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1. 贾根良：《保护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当代财经，2010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卷20 11年第？期全文转载。 12.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10年第3期特别推荐，全文转载。 二、李斯特简介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 是德意志爱国者，民族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先驱，德国铁路之父。李斯特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推动者，还是欧盟的形成也与李斯特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1.生平和著作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曾于1817年被聘为蒂宾根（Tübingen）大学行政与政治学教授，但由于政治上的激进观点，1819年被解职。此后李斯特再也没能重返学界。从1822年开始，李斯特由于政治原因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先旅居巴黎；1825-1832年，他是在美国度过的，并于1828年成为美国公民。回到欧洲后，1934年被任命为美国驻莱比锡的领事，1837年再度移居巴黎。184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6年，一生几乎都是在贫困、疾病和流亡生活中度过的李斯特自杀身亡。他的思想在美国产生的影响比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南北战争前的保护关税政策。 李斯特虽然终生奔波于关税保护、铁路修筑、经济联合等实际事务，但还是在颠沛流离中留下了这些难得的著述：《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年）等。李斯特的学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一般被归为“历史学派”，属非主流学派。国外一位研究者这样评价李斯特：“任何人要想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伟大的先辈。” 2. 李斯特与美国学派 在2010年中英文版同步出版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记述了从根特和约签订后到1914年期间，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展现了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及其经济理论家在塑造美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秘了保护主义作为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只属于第一代美国学派，他在美期间（1825～1830）参与了当时美国报刊争论颇为激烈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论战，1827年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美国体系）》；但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的思想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被学者们所了解。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并没有反映美国保护主义的最高成就，只有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经济学说。 虽然人们并不了解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崛起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一般都知道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对德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李斯特经济学受惠于美国学派的事实并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很多人把李斯特看作是“幼稚工业论”之父，实际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是系统提出“幼稚工业论”的第一人。当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工业保护主义学说时，由于当时美国外向型经济的繁荣，美国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学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被人们所淡忘，正是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了美国新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而李斯特则是在拉斐特将军的引荐下，与当时的这些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美国学派重要支持者的亨利·克莱（他本人还是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韦伯斯特（美国第14任和第19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6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美国第9任总统）和马修·凯里本人等成为好友。 由此可见，李斯特的思想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中孕育成熟的，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作。 就美国学派对德国崛起的影响来说，李斯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俾斯麦在1871年统一德国开辟了道路，但俾斯麦并没有超出政治统一而施行马修·凯里-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纲领，在1875年的欧、日、美的平均关税税率中，德国属于最低的国家之列。 但在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反转，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大幅度提高关税。“德国是对其关税政策进行实质性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它在1879年7月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条约是欧洲自由贸易时期的开端一样，德国这项新的关税税则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并标志着欧洲大陆开始逐步向贸易保护主义复归。这是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带来的结果，因为1879年的选举造成德国国会中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 3.李斯特的影响 李斯特的本色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雷厉风行的行动家，同样，他的学说也非象牙塔中的抽象理论，而是影响政策的实践指南。因此，他的发展学说不单在他身后成为众多后进国家的思想武器，就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也由于他的奔走呼号而已改变着现实的进程。李斯特及其发展学说的实际影响范围既包括他主要活动过的德、美等国，也包括了他身后思想所及的俄、匈等国。这种影响之经久不衰与李斯特的长期受到忽视一样令人不可思议。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对欧洲和东亚工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都大”。 [20]我们可以不同意此说，但决不能对李斯特及其学说的切实影响视而不见。 李斯特（学说）与德国 德国历史学家在评价李斯特时，称这位“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是“德国关税统一、建立铁路网和实行保护关税的先驱”。 [21]的确，这三件事都是李斯特终生致力所在，也是德国实现经济起飞的动力。李斯特从来就把德国内部关税统一与对外关税保护视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针对维也纳会议之后所组成的德意志联邦依然关卡林立、币制混乱、税收繁杂,特别是关税不加设防以致国家混乱不振的痛心局面，李斯特于1819年成立了亲任书记的德国工商联合会，不断地奔走请愿，终于1834年推动组成德国关税同盟，他本人称此为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22]德国关税同盟以普鲁士为中心，而李斯特一向认为普鲁士的关税率过低，不足于保护德国制造商免遭外来的不公平竞争，故他又乐此不疲地将余生投入于德国的保护主义事业。 李斯特在关税保护之外的另一项大事业当属对德国铁路建设的推动，他一向认为，“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是联体双胎” [23]，缺一不可。1833年正当铁路作为交通工具尚在英国起步时，由美返德的李斯特即已刊行了德国铁路系统规划一书，该书成为日后德国铁路建设的蓝图。他甚至本人筹建了从莱比锡到德雷斯顿的铁路。“德国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居然能比其邻国更快地建造铁路，一定程度上与李斯特坚持不懈地倡导这种交通方式有关”。 [24]而铁路建设及其所带来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当时欠发达的德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恰如对外关税保护是另一重要原因一样。当然，德国工业化之腾飞还是在李斯特1846年去世之后，但他的毕生努力无疑是这一工业化的基石之一，而且，更主要的是，李斯特还留下了自己的学说。据帝俄晚期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称，“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 [25]在研究了李斯特著作之后，俾斯麦改变了一度信仰的经济自由主义，察觉到“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武器” [26]，就此而改弦更张，成为“李斯特的崇拜者” [27]。基于这样的历史过程，说德国的工业化崛起是李斯特学说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应用当不是虚妄之言。 李斯特（学说）与美、俄 李斯特于1825年到达美国，1830年离开美国返回欧洲。在美国的五年中，他曾种过地、办过酿酒厂，但大致稳定下来后，主要从事了三件事情：一是在一家德国人所办的报社先当记者，后当编辑。二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办煤矿并建设运煤铁路，他本人规划修筑的、于1831年开通的从塔马奎至克林顿港的运煤铁路是美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这也为李斯特积累了日后在德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专门铁路技能。三是他参与了美国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卷入了当时美国关税保护（即“美国体系”）派与自由贸易派之间的政争。李斯特通过所办报纸迅速成为宾州“美国体系”的主将，特别是于1827年结集刊出的系列信件（即《大纲》），大大拓展了美国保护主义者的支持面。不过，应当承认，虽然李斯特与美国总统杰克逊（1829－37年在职）过从甚密，但由于他于1830年即被总统派任美驻德领事，因而他对初期美国政策的直接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28] 与美国适成对照，虽然李斯特从未涉足俄国，其学说却切实地推进了俄国的工业化。帝俄重臣维特深受李斯特学说的影响，还写过一本《论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册子。他为李斯特的发展学说深深折服，认为其有关生产力和关税保护的理论是激励后进国经济发展的良方，完全可以应用于俄国的实践。在维特担任财政大臣的11年(1892－1900年)中，他按照李斯特学说的精神施政，包括修筑跨西伯利亚铁路、向外国货品高征进口关税，并成功地与德国打了一场关税战。这个崇奉李斯特发展学说的“维特体制”被认为“代表了俄国经济迈向现代化的一次‘冲刺’”。 [29] 李斯特学说与其它国家 李斯特的发展学说在其他一些后进国家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43年，《国民》初版后三年便在匈牙利有了翻译本，匈牙利的革命领袖接受了李斯特的思想，把经济现代化视为铸造现代匈牙利民族的基本手段。“在匈牙利，就如在德国一样，工业化的思想从一开端就与李斯特联系在一起”。在罗马尼亚，1887年出版了《国民》的罗文本，同年即采纳了一项保护主义性质的法律。在爱尔兰，19世纪晚期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视李斯特的《国民》为“福音书”，希望“爱尔兰人人手一册”，关税保护、工业发展等思想成为他们的纲领。在意大利，1870年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李斯特的学说也成了保护主义者与自由贸易派斗争的武器。 [30]此外，李斯特的学说在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也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和一定程度的政策应用。 [31]总体而言，虽然李斯特总是强调其工业化与关税保护等原则仅适用于他所谓规模较大并能问鼎强国地位的“正常”国家，但后起的弱小国家仍强烈地倾心于李斯特学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面对积弱的国势、强国的霸权及无序的经济，这些欠发达国除依靠尚可支配的国家权力来组织和推进经济发展外，简直无计可施，而李斯特学说正恰提供了一套对此而言颇为现成实用的行动指南。 三、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李斯特活动的时期是1815-1846，是德国资本主义的恢复和酝酿的时期。李斯特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与世界主义相对立的国家主义观点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生产力观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以这两个观点为基础的。 1、国家主义 李斯特把英法主流经济学统称为“流行学派”。他认为，流行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始终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全然不考虑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他提出，政治经济学不应以单纯的世界主义为依据，而应该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根据。 英国古典经济学错误地把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国际分工模式归结为自然禀赋的差别，因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实际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德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即从德国民族立场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生产力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 2、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批判了作为英国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及其理论基础的价值理论，提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比之交换价值，比之财富更为重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 (1)李斯特的“生产力论”特别注重对知识、技术和教育的投资，即知识资本的形成。李斯特指出，“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 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弗里曼却明确地把这个概念的起源归功于李斯特。李斯特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创新体系的机制给予说明，但他强调科学技术、教育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强调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制度等因素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些思想无疑仍是现代创新体系概念的精髓。弗里曼在2004年的论文中指出，“李斯特的理论关键点在于他认为经济进步取决于‘精神资本’的增加与国家生产力的增长”。 吸收和利用各种形式的创新、发现、改良的能力变得尤其重要。在引入先进技术的各种渠道中，发展教育与培训体系可将获取与扩散世界技术的过程常规化与系统化。德国一流的培养技工、技师、技术专家制度，被看成是德国迅速发展的关键。赖纳特认为，李斯特强调了财富的非物质基础、制造业、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增长具有系统性以及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之间贸易，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日、美等国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 (2) 从这种“生产力论”出发，李斯特强调制造业与工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贸易保护扶持民族幼稚工业的发展等。“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 他认识到了投资新技术，引起国外先进技术与技术人员，发展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和工业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国家是个人与人类的中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落后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发达国家自由贸易政策的损害，因此，落后国家对内应该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的长期发展，对外应该实行贸易保护，培育一国的工业体系，他拒绝“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3、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不仅以其“生产力论”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而且提出了他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其目的在于说明德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必要性。李斯特指出，一国贸易政策与其发展阶段有关，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不顾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抽象地在各国实行自由贸易。 李斯特认为，从经济发展方面看来，每个国家都要经过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五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为实现迅速的转变，应对先进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特别是在农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进口工业品，培育本国的工业。但在农工业时期，为扶持本国尚弱小的工业，应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以提高本国工业的竞争能力。待工业有了较快较大规模的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农工商业时期，本国工业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则又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李斯特认为，当时的英国已处于农工商业时期，因而英国极力提倡自由贸易，而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尚处于农工业时期，因此，德国和美国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李斯特特别强调，只由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大致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时，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才会对双方都有利。 4、贸易保护主义 (1)关税保护是弱国对抗强国以图发展的有力武器。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关税保护有三种作用。第一，把贸易机会留给自己；第二，保护幼稚产业；第三，维护国家安全。 (2)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实行关税保护的前提条件。 (3)关税保护的对象是重要工业部门，农业不需要保护；在保护本国工业时，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外竞争。 在实行保护关税的步骤、时间选择和部门选择问题上，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的竞争，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不但与世界主义经济原则相反，而且也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违背。如果要加以保护的那个工业国还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在开始时就必须定得相当轻微，然后随着国家的精神与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能力与进取精神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工业的不同部门也并不是一定要在同样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主要部门能够在适当保护下获得发展，工业中其他次要部门就可以围绕着它们在较低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 李斯特认为，由于农业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护的，因此不需要对农业进行保护。李斯特主张用高关税以至禁止进口等办法来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但对发展工业所需的机器和技术，则应减免进口关税。 李斯特已经注意到在同一工业部门发展的不同时期，保护程度应有所不同；对不同工业部门的保护程度应有所不同。这里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思想，即在保护本国工业时，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外竞争；一个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应同本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结合起来，通过发展重要工业带动相关工业。 5. 李斯特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区别 自由学派   李斯特学说 大同式世界体系观     世界由不同主权国家组成，国家是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彼此间特点不同，利益追求也不同，甚至互相冲突。 自由贸易促进财富增长 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自由贸易时，弱势一方以农产品交换工业品导致被压榨与控制，只有自主工业化才能确保贸易中的财富增长。 顺应比较优势原则 比较优势原则至多只适合农业，而在工业中，所谓比较优势基本上人为大于天成，起作用的往往是先占原则，即谁先发展谁便占有优势。 放任市场自我运作 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必须强化政府干预，特别是应为发展工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这种干预和保护应以长远生产力的培养为重。 个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国家综合生产力大于一切个人生产力之和，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比单纯的分工更重要。 发展是个经济学问题 发展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应当重视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尤应利用国家这样的政治力量推进经济发展。 五、阅读李斯特书第一编（历史）和第三编第28-29章，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二章，简述英国从汉萨同盟的附庸到寻找到国家富强之道的曲折过程？为什么说工业革命是保护主义引发而来的？ 六、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1页写到：1721年，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曾这样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英国的崛起就遵循这种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现在还适用吗？如何修正这种基本原则？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12期。 一、英国从依附型经济到工业革命的简史 二、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革命与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 三、重商主义为什么要抓住制造业？ 四、重商主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一、英国从依附型经济到工业革命的简史 在13-14世纪，当欧洲形成了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北方贸易区的时候，最先兴起的是汉撒同盟。在13世纪末，所有沿波罗的海和北海，也就是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莱茵河一带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已经加入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制定共同的商业政策，如颁布凡属于汉撒同盟的货物应严格限制用汉撒船舶装运。 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使用的是汉撒同盟的货币。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1250年，德国商人接受英王的邀请，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国外商业代理处，定名为“天秤”。这个机构最初促进了英国文化和生产事业的发展，但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从它成立到1630年解散时为止，在三个多世纪里充满着经久不衰的冲突和斗争。 从爱德华二世起，汉撒商人就在“天秤商人”的称号下垄断了这个国家的全部对外贸易。英国在那时同汉撒同盟的关系就象后来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输出制造业的原材料和农产品，输入制成品。 但到了汉撒商人的代理处“天秤”建立还不满一百年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一个国家不应该只是输出羊毛、输入毛织品，应该可以干些比这个更加有用和更加有利的事情。于是他积极鼓励法兰得斯的织工到英国来工作，给予他们一切便利和权益；一等到前来工作的这种织工为数相当多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服用任何外国材料制成的衣着。 在爱德华四世治下，英国对外国商人的疾视更加变本加厉，外国毛织品，还有许多别的商品，都绝对禁止输入。但在汉撒商人的压力下，爱德华四世后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禁令，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特权。 1485年登基的亨利七世与爱德华三世一样，也从低地国家挖来技术工人。为了鼓励原材料更多地在国内进行深加工，他还提高了原毛出口的税收，甚至短暂地禁止过出口。在1489年，他还禁止了半成品服装的出口，以此促进国内深加工的发展。 但是，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年在位），多数外国工匠的后裔提高了所有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的价格。这位国王不仅不把这种价格上升看作是国内工业发展使国内农业获得巨大利益的确凿征象，反而批评他们把国家置于饥饿的危险境地。亨利八世下令驱逐了15000名外国工匠，恢复汉萨商人从前的特权，鼓励他们增加进口。这种政策极不利于英国工匠，但却受到汉萨商人的热烈欢迎。130；22 16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对外贸易曾经趋向自由化，出现了有人甚至称作是“自由贸易”的一个阶段。这种自由贸易在带来短暂繁荣后造成了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在1552年导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了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之久。正是这种对外贸易的危机和圈地运动等国内危机导致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革命。从13世纪到16世纪，英国毛纺织业的对外贸易被长期掌控在外国人手中。但“16世纪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开辟了新的阶段，经济政策如果不是完全逆转，也至少是激烈地改造了，……（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迸发” 。这些措施经由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统治，终于凝固为一种偏离自由主义道路的新型经济体制。 下表是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简史。 伊丽莎白一世以后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简史 时期 政策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1558-1603） 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伊丽莎白一世规定，“在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者，凡六岁和六岁以上者，每人都应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如有违犯，每次罚款3.4便士。”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 （1603-1649年，1660-1714年） 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 1666年出台安葬法，专门对裹尸布做出规定：只能用国产的厚呢绒，不得使用进口的薄棉布 1672年通过“谷物法” 1689年通过对“谷物法”的修订 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跨爱尔兰具有竞争力的羊毛产业，压制了美国殖民地毛织工业的兴起。 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 1703年麦修恩条约：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按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20%）纳税。59 乔治一世？ 1721年乔治一世在议会开幕时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1721年首相沃波尔实施重商主义政策改革，明确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 1721年禁止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输入，规定：凡使用或展示进口棉布均会被罚款，举报人可获奖，罚款额和举报奖达到当时人均大半年的收入。 1732年针对美国业已壮大的海狸毛工业制定法律，禁止殖民地向外国或其他殖民地出口帽子。 工业革命时期（1760-1830）及以后 （罗斯托认为工业革命开始于1783年）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倡自由贸易 1815年通过新的谷物法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1846年取消“谷物法” 1849年废除“航海法” 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 1903年成立关税改革同盟 来源：张夏准（2007） ，梅俊杰（2008） 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是完全违背李嘉图（1817）的比较优势原理的。梅俊杰54 毛纺织业是英国本土产业，但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棉纺织业都可算外来产业。69-75 二、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革命与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16世纪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16世纪中期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刺激并催生了创新性的大讨论和大转折，导致了经济讨论的喷涌而出，这种大讨论由于英国经济在17世纪初又遭遇危机，从而进一步展开（如1622年到1623年在杰勒德·德·马林斯和爱德华·米森登之间的争论），产生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革命。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产生了三位英国重要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海尔斯、爱德华·米森登(Edward Misselden)和托马斯·孟(Thomas Munn)。重商主义经济学革命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98-99 （一）约翰·海尔斯《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1581） （二）托马斯·孟 托马斯·孟（1571-1641）在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期间，就公司的政策与其他人发生了争论，他反对公司输出黄金的政策。1621年，他出版了《论英格兰 与东印度贸易》（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一书。书中认为，只要总的出口超过总的进口，那么无论开展什么样的商品贸易都没关系。1630年，托马斯·孟完成了被称为“重商主义圣经”的《英格兰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一书，这本书在他死后，于1664年出版。 在《英格兰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第二章，托马斯·孟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使国家富裕、增加财富的方法是什么？或者说何为财富的源泉。在他看来，实现财富的增加不是靠生产，也不是靠资本的积累，而是靠贸易顺差。当然，要实现贸易顺差，必须有产品可供出口。他主张将英格兰的荒地用于种植大麻、亚麻、烟草等需要从外国进口的物品，从而减少进口，增加顺差。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则应该由自己的船只来运输，从而促进保险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托马斯·孟在这本书中阐述的是一个多边贸易关系：英格兰用出口产品从一些国家换回陶器，再将陶器出口到不需要英格兰生产的产品的地方，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贸易体制。在这种贸易体制下，更多的进口（比如陶器）是为了更多地出口，从而赚取别国的金银。但是，他并不主张进口原材料用于制成品的生产（除了在纺织业中提到原材料进口）。 三、重商主义为什么要抓住制造业？ （一）重商主义为什么能成功？ 手工业或工业都是制造业，但只有制造业才产生工业革命和国家贫富差距拉大 重商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核心在于促成经济结构从农业（原材料）生产转向制成品的生产，制造业还涉及到就业、工资、城市化、人口增长、分工和报酬递增、基础设施和财政税收等一系列的问题。重商主义者对经济增长是“活动特定”的认识来自于如下观察：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普遍地更为富有。制造业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而农业则是报酬递减的行业，这种认识使得重商主义者认为发展制造业，促进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是经济福利增长的源泉。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好的贸易’是从他国进口原材料并向其他国家出口制成品，‘坏的贸易’则是从他国进口制成品并向其他国家出口原材料，而最终制成品之间的交易对于所有参与国来讲都是‘好的贸易’”。 最为直接明了的理由是因为相对于原材料而言，工业制成品包含着更高的附加值，通过出口制成品可以获得贸易顺差，进而促进国民财富的积累。这种财富能够保留在制成品的出口国，在企业、工人和政府之间分配。制成品出口除了对自身行业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外，还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制造业代表着更高的分工程度和更长的产业链，能够吸收更多的就业和促进中间产业的发展，形成更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和增进城市的繁荣，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政府税收的增加又是国防、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发展的基础。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1) 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2) 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对外贸易,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1.为什么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相对于原材料生产而言，工业制成品包含着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更长的产业链\更多的就业机会 2.为什么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高于原材料？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在当时具有最较高的进入壁垒，例如最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等 3.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国家富裕的基础是产业特定的:抓住附加值高和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各种制度建立进入壁垒,创造不完全竞争,国家才能富裕起来. 四、重商主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国富论》最终还是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圣经”，“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使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76-91 根据以上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简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如果没有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英国棉纺织业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早就被印度的棉布所挤跨，还谈何工业革命？因为英国本地的纺织业以毛纺织业为主，根本无法与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竞争，直到1760年，英国棉纺织业使用的机器“几乎与印度使用的机器一样简单”（罗斯托，1997，第103页）。罗斯托承认，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罗斯托，1997，第106页），从而使棉纺织工业一跃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第二，英国是在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之后才取消贸易保护等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第三，英国在那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外向型发展的经济了，但英国却是把这种外向型经济与贸易保护和国内激烈的自由竞争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打破重商主义的工业启蒙所导致的，批评：甚至工业革命本身就是通过贸易壁垒设置和经济政策管制而催生出的一个结果。76-9291英文材料 重商主义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 （一）贸易保护与市场规模 ●1735年《曼彻斯特法》准用亚麻纱和棉纱生产印花布为合法 ●1760年, 英国棉纺织业使用的机器“几乎与印度使用的机器一样简单”（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商务印书馆第103页) ●罗斯托承认，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和犹如黑洞般的市场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罗斯托第106页）。 （二）对外保护和对内激烈的竞争 确立海上霸主地位,武力保护重商主义政策 ●航海法案 ●殖民地: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 学徒管制的解除, 禁止垄断性的特权等 （三）贸易扩大并不必然导致技术革命：技术创新 胡格诺教徒 罗斯托的解释150-153 “英国新教徒们为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5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 商务印书馆，1961年。 � 参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前言。 �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 保罗·贝罗奇：《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和悖论》，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24页。 � C. Freeman, 2004.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and 功之路Corporate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3(3), pages 541-569, June. � Erik S. Reinert & Arno M. Daastøl, “The Other Cano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economics”, in Erik S. Reinert(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P32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1，P173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56页。 � 张夏准（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Fisher,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0,Iss.2,Nov. 1940, PP,104-108. �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页；第97-99页。 � 张夏准（2007）：《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1965年。 � 赖纳特和赖纳特，“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基准”，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类似的观点，可参见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p. 41。 �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2页。 � 贾根良、黄阳华：《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 PAGE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