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战略意义

第一讲 概述 一、文化概述 （一）文化的含义和本质 1．一个尚无统一界定的概念。 “文化”一词是人类词汇中最复杂的字眼，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是一个尚无统一定义的概念。 从外延来看，“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及其成果；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在广义和狭义之间的中间层次的文化是指与政治、经济有别的全部精神生产成果。例如，有人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复杂精神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宗教、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 总之，关于文化的概念，在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不胜枚举，有数百种之多。由于“文化”一词覆盖面极广，使用频率极高，但又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他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概念。这种争论始终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更成为公众关注的全球性课题。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探究，研究文化在国际政治、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外“文化”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一词可以追溯到《周易》“贲”挂4《彖传》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作为一个整词出现在西汉时代，刘向《说苑·指武》中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在中国文化中，“文化”有不同的含义：它与“天文”相对应，指社会秩序；它与“武力”相对应，指文治教化；它与无教化相对应，则表征一种状态。以文化物，以文化人，以人化社会。所以，“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是“文治教化”。 “文化”一词在西方源于拉丁语“cultura”，原意是“加工”、“耕作”、“居住”等生产工艺或生产方式，包含主动改变客观形态，摆脱自然状态等内容。“文化”在英语是“culture”，它不仅包含土地耕作、作物培育的含义，还引申到社会精神生活，用于指人类自身的心灵、智慧、知识、风尚、德行等的培养教育，进而引申到泛指一切知识乃至全部社会生活内容。 从词源上的分析看，中国古代侧重从人文教化的层面谈文化，主要注重于“过程”。西方则侧重从物质技艺层面谈文化，主要偏重于“结果”。 虽然在对文化理解的原始意向上中国古代和西方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把文化视为现实社会的人化特征，将文化视为人类所特有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历史积累而成不断变化的复杂有机系统，是人类按照个人与集体的生活要求，能动地支配、改造客观环境，硕、追求与创造理想生活，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财富包括科学、艺术、道德、法律、经济、宗教等内容。 文化是解读人类的文本，是人类的DNA. 3．文化的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考察，文化的本质是是对经济的反映，文化是由政治这个中介对经济反映，文化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经济和政治的能动反映。 文化对于经济来说是第二性的东西，文化作为观念形态虽然是精神的东西，但它在内容上却是客观的。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文化最终的根源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如：音乐、舞蹈、绘画、文艺作品等都产生于物质生产并表现它；宗教、哲学这些看起来远离社会现实的东西，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的物质生产相联系；作为文化现象的道德也是如此，因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历史阶段，文化的性质都是由经济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所说的原始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对文化性质的一种界定，而这种界定的基础或依据，就是各自社会经济的性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走向历史唯心论。 （二）文化的特征 把握文化的概念，不仅要弄清楚文化的本质，还要把握好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1．文化的全人类性，即文化的共性。 文化与人类一起诞生，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化发展与人类进步成正比。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后，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人性、人道、人情，形成了人们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成为文化形成的基础。由于人类的本质相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就有相通的一面。同时，人类面对的是同一个自然界，所以，尽管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但却存在一个世界文化，比如自然科学，就是人类世世代代不懈探索自然所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结晶，我们才常说：科学无国界。 正因为文化存在共性，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具有相通的一面，那么，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 2．文化的阶级性。 由于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的。人所处的这种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因此，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具有阶级性。而社会的阶级性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就是文化的阶级性。 正因为文化具有阶级性，那么，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必须防范和警惕文化霸权。 3．文化的民族性，即文化的个性。 一定的民族、国家和区域的人们共同依据一定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别具特色的劳作方式、社会事务的参与方式，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话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这些文化特质不断积累，构成一定的文化体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民族性，从横向看，具有无法替代、独一无二的特征；从纵向看，具有在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自身同一性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心理，植根于民族的心灵之中，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交往的方式、价值的取向、宗教信仰等。 正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就应该尊重对方的文化。 4．文化的时代性和发展性。 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的历史性，它是指文化因其所属的特殊历史时代而具有的特殊性质以及它存在的暂时性。 文化的时代性思想，为我们判断某种文化的性质和某种文化的价值的标准。判断文化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只要看其反映的是那种社会制度就可以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看反映了那种生产方式，是为哪歌戒忌服务的。文化价值，应该放在特定历史时代来判定，如果是与时代精神一致的，反映了社会发展方向的，就是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文化。 文化的发展性，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呈现不可逆的、不可还原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状态。 （三）文化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人类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有史以来便已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化交往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成为它们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交往关系的密切，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中，人类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源于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文化方面的差异将成为人类分歧和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主宰全球国际关系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至于国际冲突是不是主要为“文明的冲突”，可以暂且不论，然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亨廷顿捕捉到了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地位提升的趋势。 1．文化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各种传播媒介的现代化，再加上各国自觉或不自觉的对外开放，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同文化在珍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吸收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强。文化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 正常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人们有于缺乏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全面了解，往往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偏见。在现代社会，这种偏见最为集中的是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霸权主义。克服和摆脱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偏见，必须加深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加深了解和认识的重要途径。 因此，在现代国际社会，许多国家都把文化关系作为自己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称文化关系为国际关系的第四方面。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文化关系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民族特色和区域特征，它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第二，文化关系不同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它的作用不是短期内就能表现出来的，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第三，相互了解并不一定会产生彼此友好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也是脆弱的，最终会让位于更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2．文化功能政治化：成为国际斗争的工具。 在当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文化的功能越来越被政治化，利益被国家用作国际斗争的手段或工具。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即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对抗，其尖锐性前所未有，从而车内国际合作和交流的现实障碍。比如，有的国家力图以西方文化取代所有其他文化，特别是迫使世界各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使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二、文化与国家安全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因素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冷战后，人们意识到一国的安危不仅仅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离不开文化这一软实力。一个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越来越看重文化的作用。 （一）传统国家安全观 传统国家安全观作为对国家安全的综合性、理论化的认识，是指冷战结束前，各国都认为政治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利益中居于首位，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避免来自国内国外的威胁和侵略。迄今为止，传统安全仍是占支配地位的安全。 传统安全观概括起来，有下列特征： 1.国家安全的内涵只要指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 2.一方面强调国家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体现为追求安全手段的军事性，即军事力量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石。国外学者的一种观点：如果你想拥有和平，请准备战争。 3.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个体安全。观点之一：传统的国家安全，是一场“零和游戏”。一国安全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 4.国家安全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有形安全。 5.国家安全防范的主要是外敌入侵，侧重于对外防御。 6.传统安全遵循的原则：自己越强大就越安全。 7.传统安全的理论基础：胜者通吃。 （二）文化安全 关于文化安全概念的阐释，现在有不同的见解：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保证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的安全。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 1.安全 在汉语里，“安全”是指一种状态，有三个含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按照《韦伯词典》，英语的解释是，security一方面指安全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另一方面还指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可见，汉语和英语中，“安全”的基本含义是相似的，就是指不存在危险和威胁。 关于安全状态，通常认为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指外界状态，主观方面指人的心态。因此，所谓安全，可以概括为在客观上不存在威胁或危险状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心理和感觉。 安全自始至终都是与人的感觉和心理状态分不开的。在未发生实际危险之前，人们谈论的安全与否，实际上只是对安全、威胁的主观评判。王逸舟在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一书中指出：现实的威胁和潜在的威胁其实都是国家所处理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它的目标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还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一个国家没有安全的现状，是不安全的；而没有安全的心态也是不安全。 2.文化安全 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安全可以界定为：主权国家的文化领域不存在威胁和危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客观上指主权国家文化外界的现状不存在文化威胁，即文化保持独立性；主观上指人们的文化心态、心理不存在恐惧、害怕、担心等。 文化安全的特征有： 第一，具有独立性和相对性，即相对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文化安全的涵义在于文化领域，专指文化方面的斗争和较量。相对性指文化安全不是孤立的，它往往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而且文化安全长期依赖于其他安全。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内在联系，文化安全的相对独立性将长期存在。 第二， 文化安全是一种无形的软安全。 文化的特性使其不同于其它安全，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无形的斗争，而且具有复杂性、隐藏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从国家力量的构成看，经济、军事属于硬力量或硬权力，政治、文化属于软力量或软权力。从国家安全构成看，经济、军事安全属于有形安全，文化、政治属于无形安全。文化安全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安全来说，属于软安全。文化安全是隐藏于国家安全中最深层的那一部分，因此，文化安全的隐蔽性是其它安全难以比拟的。 第三，文化安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文化的稳定性最为明显，因此文化安全又是安全中最底层的安全，这使得文化安全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最牢固、最不易摧毁的。 第四，文化安全的浅层具有可侵蚀性和剥离性。文化具有发展性，因此，文化安全作为一种动态存在，其外层始终处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所受的侵蚀最严重、最容易被攻破。因此，文化安全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外层文化始终面临着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而里层文化则处在坚固守卫的状态。 第五，文化安全具有双重属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民族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首先体现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它是主权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标志，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等等。如果国家失去了民族性，那离消失也就不远了。 阶级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的反映，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思想、道德、政治信仰等等。 第六，文化安全有着丰富的内容。 文化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权、民主、价值观等方面，斗争双方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一方面表现为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文化侵略，其手段主要是文化征服、文化殖民、文化渗透、文化产品输出等，在斗争中西方国家往往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进行侵蚀。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反渗透、反侵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抗争。 3.文化安全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前，文化安全长期依赖并隐藏于军事、经济、政治安全的背后。冷战结束后，阻碍不同地区和国家间交流的樊篱撤除了，文化交流的空间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量和流速。国家在发展、宣传本国文化的时候，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不断加深，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成了主权国家面对的一个崭新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文化安全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作用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第一，文化安全成为国家新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安全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传统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新安全除前述外还有文化安全。 第二，文化作为国家力量的软力量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 1992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球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 王辑思在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他人就会自动追随；如果一个能建立与它的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支持一个国家制度，其他国家均愿意通过这个体制来协调他们的活动，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力量”。 第三，文化日益成为国家安全中运用的重要手段。 从古至今，大部分国家在维护安全时，基本上是通过军事、经济或政治手段，很少运用文化。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作用。 文化作为不同于经济、军事的一种手段，既可长期固守着国家安全的最底线，也可以用来对他国文化领域进行侵蚀。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在冷战后对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致关重要，他说：“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 目前，在国家安全上运用文化手段最典型的是美国。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便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通了“自由欧洲” 电台，用20多种语言，24小时不间断广播。1985年又开办专门针对古巴的“马蒂电台”。冷战结束后，美国文化手段日趋多样化，除1994年在亚洲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广播外，还通过输出大量的美国文化产品、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进行长期的潜在的威胁。 三、文化与国家外交 （一）国家外交 外交或国家外交，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 美国学者尼科松认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或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本领。 英国外交家萨道义认为：外交是运用智慧和策略处理独立国家的政府间的官方关系。 中国《辞海》的解释：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 综合以上定义，外交有以下特征： 第一，外交是独立行为体（通常指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 第二，外交是政府以谈判、交涉等和平方式实现的交往活动，是非战争、非暴力的行为； 第三，外交是国家正式活动的主要方式； 第四，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利益、安全的主要手段； 第五，外交通常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门、外交代表、大使等担任或完成； 第六，外交体系由外交决策者、外交执行者、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方式、外交手段等构成。 从文化与外交的联系层面上来考察文化，它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 第二，文化强调的是群体的认同，是一定范围的人们共有观念的集合，如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等； 第三，文化可以作为对集体成员的一种共同规范、形成向心力、凝聚力； 第四，文化不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领域，任何存在共有知识的地方，都存在文化。 （二）民族文化与国家外交 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区别于他国的象征之一，深深地根植于国家的各种活动中，同时也与外交有着密切联系。 1．文化的民族性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 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这些不仅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伊安·罗伯特逊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描述： 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含有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各种组合。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犹太人吃鱼类不吃猪肉；印度人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美国人毕生经营积攒财富，非洲刚果森林中的巴姆布提人却始终把自己的东西同别人分享；西北太平洋岛上的瓦久特人则定期举行盛典，把自己的东西散发或毁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民族鲜明的文化特性。 文化的民族性使各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个性差异，对外政策、对外行为也不例外。每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都会打上本民族特性的烙印，影响对外活动的方式。例： 新西兰的居民毛利人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中，按本民族的战争习俗同英国人作战。有一次，毛利人包围了英国人的一队人马，却把很多食物分给他们吃，使英国士兵不至于饿死，还把预期进攻的时间通知英国人。当有人问毛利人首领为什么不去取英国人正在运输中的食物和武器的时候，这个首领十分惊讶地说：“为什么？你真傻，假如我夺走了他们的粮食和武器，那他们怎么打仗呢？”我们不免会对毛利人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感到惊讶和不解。但这对毛利人来说却是十分正常的，符合他们的民族要求和观念，因为对他们对外交战历来以力服人，而对能够在远处击中人的火枪极为不满。 2．文化的民族性作用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使其形成独特的外交风格。 有人说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使其外交风格迥异。 中华民族有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使我国外交形成了重信义、讲礼仪，爱和平的鲜明特色。 英国人是欧洲国家中 最“机巧”、最现实的国家。20世纪以来，英国外交机巧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知道，邱吉尔对共产主义极端仇视，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曾经是反苏武装干涉组织者之一。他自己这样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当德国法西斯崛起，德国成为英国主要威胁，他转而主张联苏抗德。他认为“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侵略的东方阵线。”英国要抵抗侵略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应该与苏联实现联盟。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邱吉尔更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他声称：“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当苏联越过边境向东欧推进的时候，邱吉尔则认为，战后能够对英国利益构成威胁的既不是战败的德国，也不是百废待兴的法国，更不是意大利，而是苏联的力量。这一力量，单凭英国的实力是难以抗衡的，有必要利用美国的力量，通过美国与苏联彼此之间的较量，“达成友好的均势”。（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欧洲统一进程中，英国的立场，也反映出英国机巧和现实主义的特点。 此外，文化民族性作用于外交决策者，从而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英国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婚，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持英国外交的独立性）；民族意识还制约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取向。 因此，了解一国文化的民族性有利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反之就不利于本国的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深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如果不深入了解，很难洞察其外交政策、外交方式、外交战略的文化底蕴，并不利于本国对其政策和战略的研究和制定。 （三）传统文化与国家外交 1．传统。 中文里的“传”意思为“接”，也就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传给下代，也有“交接”、“接力”的意思。“统”，就是事物间的连续相关性。英文里“传统”即tradition，意思是“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一词都可以理解为一以贯之，传而统之。 传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时间淘汰、过滤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遗存。传统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传统具有历史性，是经过长时间积累留下的遗产； 第二，传统具有延伸性，它是历史遗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延伸和存在； 第三，传统具有连贯性，它是从过去、现在甚至到将来连续贯穿下去的东西； 第四，传统具有双重性，传统中具有精华的东西，又有糟粕的东西。 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 2．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是文化的核心因素，是构成某种文化的核心力量，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关于文化传统有不同的提法。其一：文化传统一般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和力量，那样一个习惯势力或者说那样一个惯性，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那么一种模式，人们遵照它行动，但又不能意识到它存在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其三：文化传统是一种流传到现在的、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存在影响着人们的东西。 文化传统的特征有：第一、文化传统是抽象的；第二，文化传统是潜意识存在的一种精神力量；第三，文化传统是属于集体的东西。 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积淀和承传机制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综合体，其内容庞杂而丰富，既包括思想、风俗、道德、心态、制度，还包括文化传统的很多方面，其内核和基质是相对不变。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一代一代承传下去，将民族文化环环相继地发展下去。传统文化也有保守的一面，不利于文化进步和发展。可见，传统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已经完成的东西。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 抽象与否 具体 抽象 存在方式 经过后天学习获得 潜意识支配着人们 继承上 有继承性 不需继承，自然存在 主体性 外在于主体 内在于主体 历史角度 历史的现象，已经过去的东西 凝结在现实人们思想中的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精神 3．传统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 第一，传统文化通过作用于国家领导阶层影响国家外交。 伴随当代世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外交决策多为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的产物。但是，当前国家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外交活动等仍然更多地集中于国家领导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政治素质、个人风格、文化背景、经验、年龄、判断力、处事风格等，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因为每一代人都是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的产物，都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每一代人的生存和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前人创造的传统文化。 以美国为例： 许多美国人人为，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美国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特殊“使命”。“使命观”根植于美国的传统文化中，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体现在国家外交活动中。 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历史与文化》的书，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中享有一种其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 1899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对一个卫理会组织说，他做出要西班牙割让菲律宾的决定，是为了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他说：“留给我们的没有任何选择，只有把它全部占领，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教”。 美国领导人把思想中的东西体现在对外政策上时，便是干涉他国。美国这种根深蒂固的“天赋使命”的价值观使其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与自己不同的其他国家。 第二，传统文化影响着国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通常还决定着他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一个“文化体系”，而国际关系则是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关系中，文化是通过调解人们对现实的看法，排除以文化为背景的假说不相符的信息，将意识强加给对方并误导协商者的动机归属，从而对谈判者产生一定的冲击和损害。 例如，日美谈判的时候，当一位日本首相说将“竭尽全力”实施某项政策时，美国人会欢呼谈判成功，但是，事实上，首相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不”，而他之所以不能直接表达这一意思，完全是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缘故。 第三，传统文化影响国家外交基本原则的确定。 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国家独特的身份和利益，而这种独特的身份和利益是由传统文造就的。有学者认为：“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脚本或图式，在不同程度上由文化形式构成，涉及在某种情景中，是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所以，传统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 以英国为例： 当前英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欧洲均势”。这种“欧洲均势”原则缘自传统文化中的制衡观念。这正好适应了不列颠民族的社会状况。 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和部族平衡的国家，国内先后有伊卑利亚人、克尔森人，高卢人，盎格鲁—萨格逊人，诺曼底人，这些居民中无一占绝大多数，这种民族和部族的平衡形成了一种抗争与退让的共存意识。 英国社会各阶层相对均衡，在英国王室和贵族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出于一种均势，英国社会各集团和个人与集团之间也处于均势。英国的这种社会制衡状态正好适应了制衡观念的生长。这使得英国外交必然打上传统文化鲜明的“制衡”特征，运用在外交上就形成了“欧洲均势”原则。 再以中国为例：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儒家、墨家、道家都倡导“和”或“和合”，作为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以及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方式。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理论基础是“兼相爱”、“仁者，爱人”等，这种精神的准则就是孔子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和为贵”。墨子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若此则天下治”。 可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兼相爱”、“和为贵”来处理天与人，人与人，国与国制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关系的和谐、协调作为国家最高准则，达到天下和合的境界，运用在对外关系上，便是国家之间的和睦友好。 第四，传统文化使一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性。 传统文化在人们心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它影响深远，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还是以美国为例： 美国追求“世界领袖”地位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中，基督教的“使命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是拯救世界和其他不幸国家的从而担任重要使命的国家。这种“使命观”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历届总统及其外交政策。 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4月30日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试验上。”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同时见到了丑陋、虚假和邪恶，它们与美好、真实和善良共存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清除、反思、纠正前者，同时却丝毫不削弱、不损伤、不危及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杜鲁门的马歇尔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人权价值观等无不反映了一点。 美国领导人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无不希望美国成为世界的“耶路撒冷”（圣地），无不努力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无不体现了其传统文化中“救世主”思想。 美国传统文化宣扬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人类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国家。认为它在国内建设政治机构的成功经验必然适用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法治及其程序对于国际政治的规范化极为重要。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反映到美国领导人身上便是充当世界领袖。美国外交中推行“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的旋律一直”未变，谋求“世界霸权”的目标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对外战略的核心任务。可见，这里无不渗透着美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文化与国家外交手段 国家外交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外交的第四手段即文化手段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的创始人富布赖特在《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中指出，当今世界外交政策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下一代，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远远胜过军事的外交上的作用。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现代国家外交政策来讲，教育和文化事务已经是仅次于经济、政治、军事问题的第四个领域。 冷战结束后，文化手段的重要性得到加强。如1995年，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众议院国际关系会议上说，尽管9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言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文化手段，特别是其中的大众传媒手段，是国家为了特定的目的，通过推进教育、科技、体育、艺术等国际交流，以达到近期特别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而进行宣传、广播、新闻报道、文化传播等活动。 外交中的文化手段，是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维护本国利益，利用官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通过文化产品、传播媒体、文化交流等各种文化形式宣传、报道本国或他国的政策、文化价值观、思想观等内容的一系列活动。 外交中文化手段的正向实施和反向实施。文化手段的正向实施可以传播友谊，增进相互了解，进行意识引导，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文化手段的反向实施，就是宣传战、心理战，这必然导致对立以至仇视情绪的滋长。 大众传媒的运用——宣传外交政策有效而便捷的工具 “大众传媒”是一种专门从事信息传播的行业，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传播网络向分布广泛且为数众多的社会大众传递信息。 1964年，美国第28届国会外交委员会说：“有些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能够直接对付外国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政府。通过应用现代新闻媒介，今天有可能联系外国中的大部分或其有影响的一部分人……向他们报道，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诱导他们向我们设想的行动方向发展。这部分人反过来就能够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明显的甚至是断然的压力。” 美国通过大众传媒向外宣传其对外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其力度在国际社会是最大的。今天的美国电信、通讯公司已经遍布世界。GBS、CNN、ABC等美国传媒控制着国际社会的舆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主导着新闻的流向。据不完全统计，GBS、CNN、ABC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信息总量的100多倍。美国之音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52种语言对外广播。 运用文化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内容。美国认为“一个攻心电台、攻心刊物，一条攻心信息，对于摧毁社会主义，其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尼克松说过：“思想有其自身的力量，我们可以使思想穿越障碍” 文化产品的运用——具有很强隐蔽性的工具。 文化产品所承载的大众文化对他国形成强大的渗透。 冷战结束后，文化产品成为商品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产品通过对外贸易，夹杂着自己的意思形态和价值观念流向他国，其文化渗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以美国为例： 1998年《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称：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和工业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中说：“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英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处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这已经成为美国一种“低代价、高收益”的软资源——无需投资过多但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精神力量）。 四、文化与国际冲突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中，由于冲突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状态，所以对冲突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学诞生以来，就构成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冲突与国际冲突 英语中冲突一词是conflict，它由两个部分组成,“con”为拉丁语词根，其含义是“一起”，“flict”是拉丁语“fligere”派生出来的，其含义为碰撞，两者合起来，就是一起碰撞的意思，即两种力量或两种体制的不和谐与相互撞击。 国外学者对冲突的定义是：相互依存的两个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感到与对方的目标、目价值观发生不一致，而且双方各视对方为阻碍自己实现目标的潜在干扰和阻力。 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 西方学者刘易斯·科泽尔认为，冲突是一场“争夺价值以及少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敌对者的目的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 詹姆斯·多尔蒂指出：“冲突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可以确认的人群（不论是部族、人种、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或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可以确认的人群，原因是他们各自在谋求不同的或看起来不同的目标。” 冲突与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竞争中，人们可能相互争夺某种短缺的资源，同时并不完全意识到竞争者的存在，或者并不阻止竞争者实现其目标（竞争不等于你死我活）。只有当竞争各方力图贬低对方的地位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力图阻挠他人实现目标，力图使竞对手“破产”，甚至消灭竞争对手时，竞争才转化为冲突。 可见，冲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群体或体制之间由于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相互对立、相互对抗，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目标、权力或地位，同时贬损甚至消灭对立者的斗争状态。 国际冲突是与国际竞争、国际合作相并列的一种国际关系状态。 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由于利益或目标的矛盾而发生的对抗或摩擦的关系状态。 一般而言，有了冲突行为才称之为国际冲突，因此，国际冲突具有可见性。 国际冲突过程，一般有下列几个阶段，或者说有下列表现形式： 以语言冲突为象征的阶段：运用语言的手段去说服和打动对方（传播工具低相互指责、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使其做出不愿做出的决定； “缄默”阶段：在政府间关系上，降低使领馆官员的级别，相互来往明显减少，以促使对方让步； 警告阶段：当“缄默”不能让对方让步，冲突双方就会选择秘密或公开的途径给对方以警告，使对方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接待是否做出让步； 威胁阶段：威胁预示一种惩罚，包括暂停或取消援助项目、最惠国待遇等，直至公开的外交关系降级、中断正式外交关系、进行军队动员、将军事力量调往出事地点、显示武力等； 国际危机阶段：这是国际冲突升级为国际战争的临界状态； 使用武力：这是国际冲突的最激烈阶段。最初往往采取武装封锁，其后是零星的接火，然后是正式宣布的有限的常规的局部的战争，最后是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最终决出胜负或达成妥协，冲突得到解决。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际冲突都一板一眼地经历这六个阶段。绝大多数的国际冲突在中间的某个阶段得到解决。另外，并非所有的国际冲突的每一个阶段的界限都非常清楚。 （二）文化对国际冲突的影响 1．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是国际冲突的诱因之一。 我们知道，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和碰撞由来已久，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哲学观念。文化艺术、道德伦理、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唯我性和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给许多国际冲突染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 西方学者威廉·詹姆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哪怕是一个字的讹错或误解，都可能像一次鲁莽的行动那样，导致无尽的灾难。”这种观点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是，俯视历史的长河和今天的现实，人们确实可以从许多国际冲突中感受到浓烈的文化气息。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为出版了长篇小说《撒旦诗篇》而被伊朗追杀10来年，并导致英国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撒旦诗篇》这部不朽名篇于1989年横空出世，引起了世界文坛的震动和穆斯林国家的恼怒。在文化秩序和意识形态方面看来，作家拉什迪不但是教派的罪孽，而且成了人人领受真主之命皆可诛灭的异类。 早在千年以前，担负某种使命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即认为穆汗默德受到魔鬼的迷惑，不慎在圣书《古兰经》中混入两段伪书，幸好被“万能的真主”觉察并及时删除，避免了蛊惑人心危害信徒之险恶，因而成为真主的纯粹之音。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传教士不买这种说法的帐，他们紧紧抓住伪书的把柄，使嘲笑和讥讽穆斯林成为宗教的时尚。随后，伊斯兰教后学者用尽办法，拿出多种例证断然否定真主曾经犯过错误。然而叛逆者萨曼偏偏不信这一套儿，在其作品中，主人公之一的吉布利尔恰恰传递了撒旦篇章，再现了全球穆斯林们捂住耳朵，蒙上眼睛一直都不听不闻的魔鬼故事。 1989年2月15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命令全球十亿穆斯林教徒追杀萨曼．拉什迪，两名富翁也积极响应，开价520万美元元悬赏他的首级。虽然拉什迪为他无意中伤害穆斯林的感情再三深表遗憾，但霍梅尼仍然拒绝道歉，强烈要求英国政府查禁《撒旦诗篇》。为此，欧州共同体诸国一致谴责伊朗侵犯英国主权，西方文化届也纷纷集会，抗议霍梅尼违反人权，干涉文化自由。伊朗宣布与英国断交。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国家都对他的小说表明了立场与看法，先后曾有几十条生命在与此有关的抗议集会中丧生。 为逃避死亡威胁，拉什迪被迫藏匿起来，英国政府则向他提供了严密的安全保护。据悉，这项安全保卫费每年高达100万英镑(约合160万美元)。到1998年，英国政府已经为拉什迪的安全花了1100万英镑。 1998年伊朗宣布取消对拉什迪的追杀令、1999年伊朗和英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拉什迪似乎有了出头之日，他开始露面，并出访印度、美国等国，并在纽约购买了住宅，准备长期居住在美国。在此期间，对他的安全保卫改由美国警察负责。因此，英国与美国政府经过谈判达成一项特别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双方同意拉什迪在美国期间的安全保卫开支由美国负责总统安全的特工部门承担。考虑到还不能完全排除对拉什迪袭击的可能性，英国特别安全保卫部门仍将承担他居住英国期间的安全保卫支出。但对其每年的保卫水平将大大降低，费用也将大大减少。 2．文化冲突强化了政治解决国际冲突的难度系数。 国际冲突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人文标准来认识和判断，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及目标寻求符合自身价值认同的文化界说，从而使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内化为文化的追求，具有文化道统的合法性，进而使现实的冲突丧失了妥协和退让的余地，任何让步都会因诋毁传统和亵渎文化而痛苦万分，并招致民众的抵制和抗议，使冲突绵亘不绝，极大地强化了政治解决的难度系数。 在阿以冲突中，双方民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都已经上升为宗教追求，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价值取向，使得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困难重重。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因为签订承认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而遭自己士兵的枪杀；冷战后，因为提出“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重蹈萨达特覆辙，为和平殉难。 3．文化扩张是政治扩张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政治中，政治扩张意味着某一国的政治力量通过权力的扩张与扩散取得对他者的控制。 我们可以发现，在权力扩张中，以暴力为基础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军事高压是通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权力扩张的方式绝非局限于血与火的征服和赤裸裸的强权扩张。 任何一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诠释而赋予其“合法性”。因为任何权力的支配持续与强化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也可以说征服和控制的对象不仅在于人的肉体和国家的政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因此，“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形形色色的文化征服和文化渗透也就构成了政治扩张的重要方面。 近代西方殖民史证明，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 五、文化与国际合作 国际关系有三种基本状态：国际竞争、国际冲突、国际合作。所以，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三种基本状态之一。 （一）国际合作 1．国际合作的含义 李少军：在国际政治中，国际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主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 俞正梁：国际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调、联合等协力行为，是一种相互适应，她是基于个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一般来说，国际合作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之上。 2．国际合作的特征。 西方学者阿姆斯特茨认为，国际合作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行为是自愿的；第二，合作涉及对共享目标的认同与承诺；第三，合作所导致的是对参与者有利的结果。 3．国际合作的类型。 按合作规模分： （1）全球性合作，如国际联盟、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2）区域性合作，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 （3）双边性合作，如美日同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 按合作的程度分： （1）带有结盟或战略协调性质的合作，如二战期间的协约国集团和盟国集团，战后的北约和华约组织等。 （2）具有一定程度协调的合作，如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 （3）一般性合作，如各种国际性的文化、体育、艺术、卫生组织等。 按合作领域分，有组织合作、经济合作、军事合作、环境保护合作、文化合作等。 按合作主体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分，有平等的合作和不平等的合作，如美日同盟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合作。 （二）异质文化与国际合作 异质文化之间，并不像亨廷顿描述的那样主要是矛盾，并进而诱发和加深国际冲突。 冲突与碰撞只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他们关系的全部。它们之间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关系，即相互之间的交流融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相互吸纳借鉴。 西方学术大师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就指出：“不同文明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效仿拜占庭帝国。” 随着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着异质文化的合理成分，不同的文化在珍视和认同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也在扩大，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达成的彼此之间的尊重，构成了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这无疑有助于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合作，并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 1955年《亚非会议公报》中的声明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发展文化合作是促进各国之间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文化交流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就其规模、速度以及内容的多样性来说，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以国际文化协议为例，一战前仅有50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到100多项，战后的1945—1967年间签订的国际文化协议就达到100多项。内容涉及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文化组织纷纷建立，它们对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消除矛盾、对立、偏见和歧视，对于深化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同源文化与国际合作 由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国家的聚散离合以及文化的自身扩散，许多同一文化体系往往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形成跨民族、跨国家的特点，使一种文化分布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文化亲和功能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基于共同的思想意识、历史记忆、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归属，构成了催生国际合作的基础、媒介和手段，并以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的粘合力推动国际合作与联盟的构建。 事例： 【欧洲一体化进程】 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的诞生和发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结合点固然是主导因素，但是，“欧洲在伦理领域存在着某种文化的共同性”，尤其是历史上一脉相承的基督教文明和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欧洲统一观念，无疑构成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坚实的文化根基。 【伊斯兰世界的合作】 战后以来，伊斯兰世界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等涉及穆斯林世界的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并建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等国际组织。在这过程中，作为伊斯兰国家共通的历史传统、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伊斯兰教，无疑构成了当代伊斯兰世界进行国际合作的坚实的基础和特殊的组织手段。 当然，同源文化能促进同一文化体系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同源文化的国家之间就不存在冲突，当它们之间存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时，双方也会产生矛盾、对立甚至兵戎相见的冲突。 参考书目： 1．《文化霸权概论》，刘伟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棚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3．《文化论》蔡俊生、陈荷清、韩林德　人民出版社　2003年3月 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毛荣生、俞纪东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9月 5．《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8月 6．《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牟宗三等著　时报出版公司（台湾）　1984年12月 PAGE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