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_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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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本人的研究强调将政治立场的不同置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势下加以分析检讨，例如，指 出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对立，实际上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了出自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社会势力的对立。通过政 治集团这一分析概念入手，统摄了政治、社会、文化三个互相关联、互为支撑的层面，陈寅恪先生将 统治阶级的升降、王朝的兴亡置于社会、文化更动的大背景之下，跳出了易姓革命、王朝循环这些传 统史学的议题，注重探索表面上频繁改朝易代的中古政治背后相对恒定的社会文化机制，这种将政 治分野延伸至社会、文化层面之中的理路，大大丰富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层次，在现代学术框架下 ·05· 《史林》3 /2012 ① 参读朱溢:《陈寅恪中国中古理论体系的建立》，《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 2期，第 33 － 40页。 奠定了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① 因此，政治上的党派分野这一话题，尽管已在传统史学框架 下有所讨论，但经陈寅恪先生以政治集团学说加以改造充实，其内涵、层次与分析张力已呈现完全 不同的面貌，构成中文世界中古政治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典范。 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分析范式的不足之处亦日渐凸现，首先我们需要反省的 是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断面，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往 往处于“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所以更容易倾向根据事件的 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从而形成“倒放电 影”的论证倾向。② 但真实历史人物可能更接近于“雾中人”的形象，历史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带有 目的性的，历史人物面对复杂的政治迷雾时，并无成算，只能摸索前进，而基于结果与后见之明的角 度展开的逆推式研究往往容易忽视、抹杀历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史家与历史本身认知维度 上的不同，往往容易将史家导向歧途。 以魏晋之际的历史而论，以往的学者往往从亡魏成晋的历史结果出发，通过对于各个历史事件 之间因果关系的构连，运用政治集团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将曹、马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却又内部相 对稳定的政治党派，并以两党之间的较量沉浮为主线构筑了对魏晋之际政治变迁的基本论述。在 这一叙述模式下，曹、马之间的对立与争斗成为魏晋政治史上的基调而被放大凸现，而在其掩盖之 下，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之间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以及司马氏集团内部构造的不断变迁往往被史 家所忽视。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政治人物，其在历史分析的过程中，往往首先被贴上了某党 的标签，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一种单向度、平面化的政治形象，其一切的政治活动都被后世史家置于 放大镜下细心揣摩，发掘其背后的微言大义，被认为或隐或显地服务于某一终极性的政治目标，在 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只看得见“政治集团”而看不见“政治人”的历史叙事困境。因此，当我们回望这 段历史的时候，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夏侯玄，还是权倾一时的贾充，我们脑海中反射出的第一个印象 往往是一个某党的标签，而非其真实的政治形象。如果说政治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于“政治人”分 析与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一旦“政治集团”这一强大的集合性身份概念，逐步遮蔽了政治人物 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活性与个性，成为“政治人”的第一身份，甚至唯一身份的话，那么这种政治集团 概念的运用方式无疑是具有相当危险性的，我们需要思考在这一相对固定的某党身份标签是否遮 蔽了政治人物生命历程的复杂性，亦需反思在某党的身份标签之外，政治人物是否还有另外的形象 与身份。基于以上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对魏晋易代之际一位重要却不引人注目的人物石苞的个 案研究，借助展示其个人人生经历的变迁与复杂，检讨被广泛使用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之不足。 二 石苞无疑是西晋最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是司马炎称帝之后第一批受封公爵的异姓功臣，位居 晋初“八公”之列，咸宁元年(275)又被列入配飨于宗庙的十二位功臣名单，按照传统政治集团学说 的划分，无疑可以被列入司马氏死党的行列。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曾于泰始四年(268)九月，③ 在并无多少先兆的情况下，突然遭受到晋武帝的无端猜忌，武帝甚至不顾羊祜的苦苦劝谏，“谓为必 叛”，意欲直接起兵讨伐，若非石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则险些激起第四次淮南之变: ·15· 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① ② ③ 毛汉光指出政治集团学说主要涵括对两大领域问题的检讨:一是精英分子的动态，二是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关 系，可谓知言。《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3页。 这一点上，治近代史的学者已有较多的反思，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 4期，第 104 － 106页。 此事《晋书》未系年，《资治通鉴》卷 79系于泰始四年九月，从之，第 2507 － 2508 页，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亦 系于此时，当本自《通鉴》，《二十五史补编》第 3 册，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3327 页。 自诸葛诞破灭，(石)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 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 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 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 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 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 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 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① 而此时去西晋肇立，石苞受赏，君臣和辑的开国景象不过数年，在此期间西晋政治也可谓是风平浪 静，并无大的变故发生。若此，为何石苞会突然失去了武帝的信任，以至于君臣之间险些兵戎相见， 这多少成为晋初政治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若考虑到晋武帝素有优容甚至宽纵功臣之名，则 使得此事的发生在晋初政治演变的脉络上显得更加突兀，让人难以索解。而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因 后果，历来学者注意的并不多，似乎仅将其视为一个偶发事件而已，笔者所见只有王惟贞曾撰文论 及，但其将司马炎对石苞的怀疑仅仅归因于当时君臣相疑的社会风气，似乎未达一间。② 笔者以为， 若要解开石苞受疑谋反的谜团，则需要对于武帝初年的权力结构做一番细致的解剖。 司马氏集团最初脱胎于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的权势网络，经过祖孙三代四人近二十年的努力 方才逐步凝聚成型。在这一政治集团成形的过程中，有形成过程复杂与凝聚周期长两大特点。要 观察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咸宁元年八月壬寅配飨于宗庙的功臣名单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列 入其中的共有十二人: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 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③ 对于这份名单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朱晓海已做了较好的揭示，指出这份名单反映的是从司马昭后期 到司马炎时期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能够较为清晰地体现出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亲疏关系以及各 人在魏晋之际的政治立场。其中在晋初的三公当中，取郑冲、何曾，而舍弃声望更高的王祥，其主要 原因在于王祥在魏晋嬗代时持更为超然的立场，高贵乡公遇弒，王祥号哭“老臣无状”，见司马昭揖 而不拜，陈留王禅位，王祥恨恨，有送故之情。④ 相对而言，郑冲虽然人望较低，但表现却积极得多， 其率百官劝司马昭进晋王、受九锡，驰遣信，就阮籍求劝进文，魏帝禅位，又使郑冲奉策，⑤两人不同 的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功臣铭飨名单上的一进一出。⑥ 通过朱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 司马氏表面上对王祥这样的士人之望优礼有加，委以高位，但实际上却仍有明显的亲疏之别，只是 将其充作点缀门面的装饰物而已，并不能在司马集团的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围绕着这份名单所揭示的问题，除了朱晓海所阐发的之外，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做进一步的申 论。在这十二人中，司马孚、司马攸为西晋宗室，暂且不论。异姓十人中，虽然郑冲较之于王祥在政 治上更加接近司马氏，但他出身微寒，父祖无闻，与司马氏家族本无渊源，之所以能以儒宗登保傅， 主要缘于司马氏欲借其士望，邀揽人心，实际上郑冲在魏晋之际的主要作用只是奉策、劝进等 礼仪 关于商务司机的礼仪须知经典商务礼仪礼仪中的美术巫鸿教师职业形象与礼仪文明礼仪主题班会 性的使命，⑦并无实权，因此，其地位虽高，却并非是司马氏集团核心圈中的人物。在剩余的九人之 ·25· 《史林》3 /201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书》卷 33《石苞传》，第 1002 页。 王惟贞:《从〈晋书·石苞传〉看魏晋之际的君臣关系》，原刊《中国历史学会集刊》第 32 期，后又附录于氏著《魏明 帝曹睿之朝政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33 － 153 页。 《晋书》卷 3《武帝纪》，第 65页。 《晋书》卷 33《王祥传》，第 988页;《太平御览》卷 496 引《王祥别传》，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267页。 《晋书》卷 2《文帝纪》，第 37、42页，卷 33《郑冲传》，第 992页，《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45页。 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2000 年第 12期，第 149 － 192页。 《晋书》卷 33《郑冲传》，第 991 － 992页。 中，石苞起自徒隶，为司马师所拔擢信用，是晋初功臣中极少的出身微贱的特例。羊祜外祖为汉末 名士蔡邕，泰山羊氏九世二千石，是两汉名族，但羊祜父祖在曹魏政治中地位平平，羊祜直至在司马 氏专权的后期方才出仕，却能迅速厕身于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中，主要依凭的当是其司马氏姻亲的 特殊身份。而其余荀顗、裴秀、王沈、何曾、贾充、陈骞、荀勖等七人皆是曹魏官僚的子弟，他们构成 了司马氏集团核心圈的主干。其中荀勖的情况略有特殊，荀勖尽管出身于颍川荀氏家族，但其父荀 肸早亡，依于舅氏颍川钟氏，故其与外家颍川钟氏家族关系似乎更加密切，“钟会反，主簿郭奕、参军 王深以荀勖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①便可证之。此外，荀勖作为钟会之甥，以年辈而论， 他是司马氏集团核心圈中唯一的曹魏官僚第三代子弟，与武帝司马炎平辈，而荀顗等其他六人则皆 是曹魏官僚的第二代子弟，年辈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若，高过武帝司马炎一辈。在这九人中，荀 顗、何曾、贾充、石苞四人在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时代就已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裴秀、王 沈、陈骞、荀勖、羊祜五人则要到司马昭执政时期方才逐步崭露头角，跻身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 应该说，这份十二人的名单构成了西晋立国之后官僚机构的核心，在魏晋嬗代之际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例如平蜀之后，郑冲、贾充、羊祜三人负责制定礼仪、律令，裴秀改订官制，建议开建五等 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②建立新朝所需的各项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文化准备工作皆是由以上诸人设计完 成的。石苞“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③羊祜与荀勖共掌机密，“迁中领军，悉统宿 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④而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政治时刻，以上诸人亦是鞍前马后，出入 要津，居功厥伟。因此，新朝肇立，论功行赏，对于诸位从龙功臣报之以高官厚禄: 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 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 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 军卫瓘为菑阳公。⑤ 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 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云附翼者也。⑥ 司马炎称帝之后，首批受封为公爵的十一名异姓功臣中，后来列入配飨名单的功臣占了其中的 九位，⑦不在其列的只有王祥、卫瓘两人。卫瓘本传载“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卫瓘平 蜀之后固辞封赏，太康初年又固辞尚主之命，⑧可见卫瓘虽是魏晋之际重要的政治人物，却一直有意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距离，因此未被列入配飨名单之中。而在晋初“八公”之中，后来有六位被列入了 铭飨名单，未被列入的两位是王祥与司马孚之子司马望，可见配飨名单所列的十二人确实包含了司 马氏集团的最核心的成员。若依据晋初“八公”的地位高下来看，在配飨功臣名单中地位最高的六 人当是司马孚、郑冲、何曾、荀顗、石苞、陈骞。但魏晋之际政治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以上六人虽然政 治地位崇高，但这主要是为了犒赏他们从司马懿时代开始为司马氏集团所作的贡献以及政治平衡的 需要，却并非是年轻的皇帝司马炎的亲信，而当时真正构成司马炎时代决策核心的恰恰是不在这“八 公”之列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五人。在司马昭后期与司马炎时期，从《晋书》各人本传之 中，可见到多次开列的司马氏心腹名单，虽间有同异，但颇能反映出当时司马氏集团权力结构的变迁: (陈)骞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而骞智度过之，充 ·35· 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晋书》卷 39《荀勖传》，第 1152 － 1153页。 《晋书》卷 33《郑冲传》，第 992页，卷 35《裴秀传》，第 1038页。 《晋书》卷 33《石苞传》，第 1002 页。 《晋书》卷 34《羊祜传》，第 1014 页。 《晋书》卷 3《武帝纪》，第 52页。 《晋书》卷 24《职官志》，第 724页。 唯一不在其列的羊祜，最初也拟晋封公爵，只因羊祜固辞而作罢。《晋书》卷 34《羊祜传》，第 1014页。 《晋书》卷 36《卫瓘传》，第 1055 － 1057页。 等亦自以为不及也。① (王)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② (钟)会平，(荀勖)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③ 帝甚信重(贾)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④ 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⑤ 在以上五份司马氏心腹的名单中，第二、四两份是完全相同的，列举的是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 祜等五人，恰好是未在晋初“八公”之列，后来却配飨于庙的五位异姓功臣，第三份所列的荀勖、裴秀、 羊祜三人与第五份所列的贾充、裴秀、王沈三人皆包含在这五人当中，因此除了第一份名单之外，后四 份名单可以视为同一来源，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唯有第一份名单所列出的陈骞、贾充、石苞、裴秀四人之 中，陈骞、石苞两人从未在后四份名单中被提到过，其间反映出的权力核心圈的变迁，值得关注。 三 关于石苞，由于泰始四年发生了武帝疑其谋反之事，可以确定其在武帝即位之后不久，便已失 宠，但我们所需研讨的是武帝对其产生猜忌的具体动因何在。在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司马 懿与淮南渊源不深，淮南三叛相继而起，对司马氏专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如何控制淮南是司 马氏代魏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在甘露三年(258)平定诸葛诞之后，次年，司马昭以石苞出 督扬州，无疑带有选派亲信控制战略要地的目的，一方面防御东吴，另一方面则抚绥淮南，为司马氏 代魏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由此可知，直至此时，石苞尚是司马昭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故得以受 此重任。至泰始四年，石苞恰好任满十年，大体上可谓不辱使命，在其控制之下，淮南局势稳定，安 然渡过了魏晋交替的政治动荡期。当然作为专制一方的地方诸侯，石苞掌握了可观的军事力量， “镇抚淮南，士马强盛”，对于中央政务也颇有发言权。司马昭去世，贾充、荀勖议葬仪未定，石苞奔 丧赶回，以为“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石苞的这一表态不但决定了司马昭不以人臣之礼安葬，事 实上启动了魏晋禅让的仪式，⑥更重要的是其以地方实力派的身份公开宣布了自己对魏晋嬗代的支 持，对于推动司马炎代魏称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后他又联合另一位掌握兵权的地方诸侯，都 督荆州诸军事陈骞一起向魏帝施压，“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因而本传所言“及禅位，苞有 力焉”绝非是一句空话。⑦ 那么既然石苞有大功于晋室，又率先表态支持武帝代魏，司马炎为何会对 其产生猜忌? 从泰始四年事件的经过来看，大约有两件事情直接造成了武帝的疑忌，一是淮北监军王琛捕风 捉影的报告，另一个则是东吴方面的离间之谋，“(丁)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⑧ 但一般而言，晋、吴前线的两国统帅互通声讯颇为寻常之事，稍后羊祜坐镇荆州，与吴将陆抗使命交 通，往来不绝，便是一例。⑨ 石苞坐镇淮南十年，类似的使命往来与离间谣言恐非稀见，瑏瑠但为何武帝 ·45· 《史林》3 /201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晋书》卷 35《陈骞传》，第 1036 页。 《晋书》卷 39《王沈传》，第 1145 页。 《晋书》卷 39《荀勖传》，第 1153 页。 《晋书》卷 40《贾充传》，第 1166 页。 《晋书》卷 40《贾充传》，第 1175 页。 《三国志集解》卷 4《三少帝纪》引赵一清曰:“观此，则未禅位之前，居然行天子之礼，又与孟德不可同年而语矣”，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2 页。事实上，以天子之礼葬司马昭，是颇为特殊的安排，无疑是在向天下宣示晋事实上已革魏 命。 《晋书》卷 33《石苞传》，第 1001 － 1002页。 《三国志》卷 55奉传》，第 1302页。 《晋书》卷 34《羊祜传》，第 1017 页。 例如《文选》卷 43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仲容为石苞之字，《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叙此事本末:“太祖遣 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皓。劭至吴，不敢为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31 － 1938 页)则作为 对吴前线的重臣，石苞尚可直接与吴主有信函往来。 会如此轻信此无根之言，未有确据便对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妄加猜忌，虽有羊祜为之辩解而终不能 释疑，进而迫不及待地秘密派遣司马望、司马伷两位宗室率领大军准备武力进讨，如前文所述，这一 过激的反应不但在情理上颇有蹊跷之处，更与司马氏优容功臣的一贯做法相悖。若非石苞应对得 当，放兵步出，待罪都亭，恐不免酿成第四次淮南之乱。 在这一事件中，淮北监军王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琛其人史籍中仅此一见，余无考。① 淮北都 督区乃曹魏甘露二年从扬州都督区析置，②其主要目的在于削弱扬州军政的实力，以免造成地方势 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淮北的设置本来就负有制衡扬州的目的，因此王琛向司马炎汇报石苞的动 向，或是其职责所在，或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并不足为奇。由于王琛“轻苞素微”，于是假借当时流 行的“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童谣，③诬陷石苞与吴国交通，成为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从 《晋书》的记载来看，王琛欲诬陷石苞的诱因其实非常简单，乃是鄙视石苞卑微的出身。上文已经指 出，构成司马氏集团主干的是曹魏贵戚的子弟，石苞作为其中少有的异类，在这一群体中显得格格 不入。王琛名位远在石苞之下，却敢以出身轻之，便是一证。在魏晋之际，石苞的出身不但为同僚 所鄙视，甚至为属下所轻侮: (孙)楚后迁佐著作郎，复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 “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 纭经年，事未判，又与乡人郭奕忿争。武帝虽不显明其罪，然以少贱受责，遂湮废积年。初，参 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④ 孙楚之祖孙资是魏明帝的亲信，权倾一时，但孙资素有恩悻之名，并不为时人所重，其子弟尚需借助 父辈的权势，方才能勉强跻身以夏侯玄为中心的人物品评网络: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 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 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⑤ 尽管孙楚才藻卓绝，被并州大中正王济目为“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但其少贱，素少乡曲之誉，年四 十馀方才出仕，⑥可见其家族也并非清贵门第。但即使如此，孙楚亦足以自傲于石苞，甚至以下凌 上，轻侮府主，可见对于石苞出身的轻鄙是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普遍心态，而非王琛一人的特例。以 曹魏贵戚子弟为主干的西晋官僚层对于石苞的排斥，在其被召入京之后，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石 苞至，武帝甚有惭色，这一事件本来完全是由于武帝的过分猜忌而引起的，但石苞依然为此受到了 谴责，免官，以公还第。郭廙上书为石苞鸣不平，武帝欲起之为司徒这样的闲职，又遭到有司的阻 挠，认为“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⑦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又出 现了“有司”的身影，从笔者曾专文讨论过的邓艾、王濬，⑧到此处的石苞，这些出身寒素的政治人物 都是代表西晋官僚阶层意见的“有司”敌视的对象，那么西晋官僚阶层的主流意见为如何则不言而 ·55· 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晋书》卷 33《王祥传附王览传》言王览子王琛为国子祭酒，似乎并非同一人，第 991 页;又《太平御览》卷 245 引 《晋起居注》，太康十年诏:“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在忠谠，其以为太子庶子，”第 1161 页，按此处的王琛当是王览子王 琛。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 页;张鹤泉:《魏晋 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8页。 按“大马几作驴”是晋初流行的谶谣，当曾被人有意地加以利用，改写传播，作为政治斗争中互相攻讦的工具。除 了石苞一事外，惠帝初又有“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之语，盖指涉杨骏及楚王司马玮专权，见《晋书》卷 28《五行 志中》，第 844 页。 《晋书》卷 56《孙楚传》，第 1542 页。 《三国志》卷 28《诸葛诞传》注引《世语》，第 769页。 《晋书》卷 56《孙楚传》，第 1453 页。 《晋书》卷 33《石苞传》，第 1002 － 1004页。 参读仇鹿鸣《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 7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0 － 182页。 喻了。此外，石苞之子石崇与裴秀从弟裴楷两人志趣各异，互不交往，①从中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 隔阂。 曹魏官僚贵戚的子弟，作为组成西晋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在西晋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 们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出身，同其声类，排斥出身低微、后起的司马氏集团成员，从而堵塞了统治 集团内部的上升渠道，造成了司马氏集团中结构性的矛盾，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纷争的重要原因。这 种排斥不仅见于石苞，在邓艾、王濬等人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其后荀勖自以大族，疾视张华亦是其 中一例。② 这种曹魏官僚子弟群体为了垄断既得的政治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排他性，党同伐异，不但 激化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而这种对于政权的垄断，在抑制了官僚阶层的内部流动的同时，造 成了整个官僚集团僵化而缺少活力，无法应对新的政治危机，左思《咏史诗》中“世胄蹑高位，英俊 沉下僚”两句便是对这一情形的生动描写，这也是西晋短促灭亡的重要诱因。 解读石苞事件的另一关节点在于为何司马炎会轻易听信王琛风闻言事，堕入吴国的反间之谋， 甚至不顾羊祜的劝谏，立刻做出了派兵进讨的过激反应。首先这无疑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了当时的石苞已非武帝 的亲信，否则司马炎也不会仅凭一份漏洞百出的诬陷之词，无端猜忌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前文所 谓“陈骞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的记载无疑反映的不是武帝时代的政治现实。那么，石苞 究竟是在何时、又是如何失去了司马氏集团核心人物的地位，其背后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政治变动?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石苞的生平履历，便不难注意到其在晋初政治中的另一层原罪乃是缘于与 司马师密切的政治关系。石苞起自徒隶，最初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乃是出任司马师的中护军司马。 由于石苞出身低微，好色薄行，司马师拔擢石苞之举曾为其父司马懿所不满，但司马师以“贞廉之 士，未必能经济世务”③为由说服了司马懿，可见司马师对于石苞的期许乃是为贞廉之士所不能为或 不愿为之事，如前文所述，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司马师的眼光，石苞不负重望，在魏晋之际为司 马氏家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由于司马师奠定了魏晋嬗代的基本格局，有大功于晋室，只是由 于意外身故，西晋皇权才转入司马昭一系，因而其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有很高的人望与政治合 法性，是武帝皇位最重要的竞争者之一。④ 因此深受司马师信任的石苞为武帝所不喜，被逐渐排挤 出权力中心，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以下复论及石苞淡出司马氏集团权力核心的具体时间节点。石苞作为魏晋之际最早进入司马 氏集团核心圈的人物之一，直至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还将专制淮南的重任交予他，说明至少在此 时，石苞依然是司马氏的亲信之一，上述“俱为心膂”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那么这一情况发生改 变，只能发生在司马昭执政的晚期或司马炎继位之初，因为代替石苞、陈骞进入司马氏集团核心圈 的王沈、羊祜、荀勖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崭入头角的。王沈是通过出卖高贵乡 公，向司马昭通风报信，赢得司马氏信任与重用的，羊祜在司马昭执政初年方才出仕，最初作为高贵 乡公的文学侍臣，“祜在其间，不得而亲疏，有识尚焉”，直到钟会死后，与荀勖共掌机密，才负起政治 上的重大责任，荀勖参与机密的时间大体与羊祜同时。⑤ 可知羊祜、荀勖、王沈等人代替石苞、陈骞 进入司马氏的核心圈是魏晋嬗代之前，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一项重要变化，值得重视。 导致这一变化的客观因素是钟会的反叛使得司马氏集团的决策中心出现了真空，平定钟会之 后，羊祜、荀勖、裴秀等人共管机密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为了填补钟会留下的空缺，而石苞、陈骞出镇 地方也使其在客观上远离了中央的决策核心。但在主观方面，司马昭在执政后期，已越来越倾向于 立司马炎为世子，放弃司马师的嗣子司马攸，从而将“景王之天下”转化为自家之天下。从目前的史 料来看，这一决定最终形成大约是在咸熙元年(264)八月，“命中抚军炎副贰相国事”，这是一个再 ·65· 《史林》3 /2012 ① ② ③ ④ ⑤ 《晋书》卷 35《裴秀传附裴楷传》，第 1048页。 《晋书》卷 36《张华传》，第 1070 页。 《晋书》卷 33《石苞传》，第 1001 页。 参读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2008 年第 2期，第 111 － 114页。 《晋书》卷 34《羊祜传》，第 1014 页，卷 39《王沈传》，第 1143 页，《荀勖传》，第 1152 － 1153 页。 明确不过的政治信号，同年十月丙午，立司马炎为晋世子，①其地位得以完全确定。司马昭在做出决 定之前，曾向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征询意见，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贾充、裴秀、山涛等人先后表态 支持立司马炎为嗣，但当时是否还存在一股支持司马攸的力量，在立嗣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政 治争斗，由于史文缺载，我们不得其详。但是，司马昭一旦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之后，为了适应这一变 化，必须对其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为司马炎搭建一个可以保证其顺利接班，并辅助 其进行政治决策的政治班底，石苞、陈骞从权力中心的淡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我们现在无 法了解到石苞在司马炎、司马攸两人之间的政治倾向，但是作为已故的司马师亲自拔擢的人物，在 司马氏家族的权力重心逐渐转向司马昭一支时，年近七旬的石苞逐渐淡出司马氏集团权力中心的 迹象已相当明显。对此背景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在司马昭死后，石苞坚持 不能按照人臣之礼安葬，并进而联合陈骞，逼迫魏帝退位，这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政治姿态，无疑是在 向司马炎宣示自己的忠诚，而只有当石苞已经意识到司马炎对其的信任正在逐步降低时，才需要表 现出如此积极的政治姿态。 在咸熙二年(265)最终完成亡魏成晋之业，登上帝位的司马炎相对而言却是一个弱势的皇帝。 他登上帝位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但并无多少实际的政治历练，既没有担当过关键性的行政职务， 也没有领兵出征或者出镇州郡的经历。其父司马昭在完成了平蜀称王、开建五等、制定礼律等几乎 所有嬗代的准备工作后，在距离帝位仅差一步时去世。尽管史书未载司马昭去世的详情，但在咸熙 二年五月司马昭完成了建天子旌旗，进王妃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建晋国百官等一系列程序之后， 至八月去世之间，史书记载中留下了三个月的空白，可以推知司马昭是在这三个月中暴病不起，突 然去世的。可以说，司马炎的继位是在出现意外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距离其被确立为晋世子不过 一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年之中，司马炎不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其所能依赖的只能是 父亲留下的老臣。为了尽快的确立君臣名分，司马炎在司马昭去世四个月后就完成了魏晋禅让，但 是司马炎建立西晋完全是依靠父祖遗业，并无自己独立的政治基础，甚至其世子的地位尚是在贾 充、裴秀等人的拥戴下方才获得的，而以曹魏政治网络中长期形成的累世交往、通婚关系而论，除了 荀勖之外，当时主导西晋政治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司马孚、司马望，还是功臣中的贾充、 裴秀、羊祜，几乎都是司马炎的长辈。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司马炎所能运用 政治资源相当有限，只能被动地继承司马昭后期形成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人组成的政 治决策核心。 司马炎在立国之初，或是出于对石苞率先表态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回报，或是为了安抚石苞这 位手握重兵，却是出自司马师拔擢的政治要人，在封十一位异姓功臣为公爵时，出人意料地把石苞 列在了第一位，而把另一位地方诸侯，同样在司马昭后期淡出决策核心的陈骞列在第二位，排位在 贾充、裴秀诸人之前，这一排列顺序无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息耐人寻味。② 但 是，等到武帝的权力逐渐稳固之后，专制淮南的石苞一直是其难以放心的因素。淮南在魏晋之际爆 发了三次反对司马氏的起兵，又地处抗吴的前线，便于与吴国交通，是魏晋之际变乱的渊薮。淮南 的稳定对于西晋政权至关重要，而专制淮南的石苞出身寒微，又非出自于曹魏原有的政治网络，加 之其自魏末离开京师，出镇地方近十年，其间与司马炎恐怕也无多少交往的机会，得以建立起君臣 之间的政治信任。而朝中的大臣大多因石苞出身低微，对其表示不满，加之石苞与司马师特殊的渊 源，这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都使其成为被武帝猜忌的对象，险些步邓艾的后尘，一夜之间从元勋功 臣沦为阶下之囚。 总而言之，配飨于宗庙的十二位功臣，大体上确实反映出了司马昭后期至司马炎时期司马氏集 ·75· 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① ② 《三国志》卷 5《三少帝纪》，第 150、153页。 这十一位公爵的顺序是石苞、陈骞、贾充、裴秀、荀勖、郑冲、王祥、何曾、王沈、荀顗、卫瓘，从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一 排名既没有按照原有的政治地位，也并非依照对西晋建立的贡献多寡或者人望高下，《晋书》卷 3《武帝纪》，第 52页。 团内部的权力结构。但是，借助于石苞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权力核心并非是稳定而团结 的，其内部不但存在着亲疏之别，人员构成也随着司马氏父祖兄弟的相继执政而处于不断变动之 中。在武帝继位之初，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构成了一个辅佐武帝执政的更为亲要的权 力核心，但是这一权力核心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司马氏家族最为熟悉的姻亲与世交，没有任何起自孤 寒的新鲜血液，这种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实际上是西晋立国之初，暮气已深的重要原因。而石苞作为 这一政治群体中的异质力量以及司马师时代的政治孑遗，尽管被奉以高位，却早已名实不符，成为 一个在政治上被高高挂起，小心防范的对象。尽管石苞事件只是晋初一次偶然爆发的政治冲突，但 是从这一突发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晋初君臣之间所存在的裂痕与矛盾，这种由于司马氏集团内部 权力结构的演变而埋藏的缝隙，加之皇帝猜忌、大族歧视等相关因素的发酵作用，在晋初的政坛上 被迅速放大，最终成为撕裂、摧毁西晋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 纵观石苞一生宦海沉浮的经历，我们便不难发现，作为“政治人”的个体，其一生的经历丰富而 复杂，并非是某党的简单标签所能涵括。而所谓的司马氏集团也绝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而是 随着祖孙三代的权力交接，政治形势的演进，权力核心圈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或隐或显的人事更替。 政治集团学说当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研究范式，但并非是研究中古政治史的万能灵药，我们在运 用这一研究范式时，首先需要对于其边界、效度与不足有所反思。① 正如本文通过石苞这一个案研 究所展示的那样，如果我们仅仅使用政治集团一个分析维度来观察魏晋之际政治的变化，带着“非 曹即马”的有色眼镜，则很可能会忽视司马氏集团内部所发生着的持续而深刻的变动，从而遮蔽了 历史上很多重要而关键的细节。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 合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秦 蓁) ·85· 《史林》3 /2012 ① 参读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 者联谊会会刊》第 2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 199 － 220页。 I study on water transportation and military action in middle reaches of Yangzi River in the Wu dynasty which is the first dynasty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the Wu dynasty built up the Baqiu － － Dige Store as strategic strongpoint to help contend jingzhou． The Xianbei Ethnics Sexual Attitude Went into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Wei － Jin and Southern －Northern Dynasties FU Kai － jing In Western － eastern Han Dynasties，living in northern China，the barbarians sexual attitudes were still in non － Confucian． In Wei －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 ture process that the Xianbei ethnics sexual attitude went into the Confucian stage． Shi Bao in the Tur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 also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nalysis Paradigm of Political Group QIU Lu －ming The theory about political group is usually seen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However，too much reli- ance on this theory may obscu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ife process of some political figures． Shi Bao in ear- ly Jin dynasty was an example of this． As an important figure who had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early Jin dynasty，his out of favor with Sima clan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ima Zhao (Emperor Wen of Jin)． Yi Li Ji Shuo by AO Ji － gong and the Learning of Ritual in Qing Dynasty GU Qian As a masterpiece that interpreted the book Yi Li (literally rites) ，Yi Li Ji Shuo (literally collected works of rites)by AO Ji － gong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Some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thought highly of Yi Li Ji Shuo while some depreciated it． This paper finds that Yi Li Ji Shuo has its many ideas well proved and therefore could form its own theory． Though the Qing Confucian scholars hated Ao for his book，they could not abolish his theory and had to adopt it from time to time． This is the undeniabl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Aos theory． The Change and Social Root for Witchcraft Panic in Jiangna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U Mao －ming Witchcraft panic happened many times in Jiangnan (south of the Yangtze)with Taihu Lake regions as its center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witchcraft panic was rooted in Jiangnan peoples long existing belief in ghosts or gods，but it was the natural and man － made disaster that led to the panic．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the living space of witchcraft indicated the controlling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grassroots － level society． Doctors Incom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View on Benefit and Justice of Confucian Medicine －On the Hereditary － doctors Surnamed He in Qingpu WANG Min By studying the materials about Hereditary － doctors Surnamed He，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nstitution of income source an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It also probes further into the in － depth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reveal the plight of " Excessive Moralization" faced by elite doctors in Qing dynasty． Zhang Qian and the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Knowl- edge in Late Qing Dynasty ZOU Zhen － hua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d reached basic common sense on carrying ·981·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