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罗让碑_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 ·专题研究· 从 《罗让碑》 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 仇 鹿 鸣 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櫳 　　摘　要：《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 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 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 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 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 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 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 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 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关键词：《罗让碑》　魏博　罗弘信　谶纬 藩镇割据是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魏博作为河北强藩的典型，对唐中后期的历史走 向具有重要影响，历来不乏学者关注，积累的成果相当丰富。但总括而言，过去的研究主要围 绕着中央与藩镇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两大主题展开，① 关注的时段多集中于藩镇体制 ·７２· ① 　本文系上海市晨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复旦大学 “９８５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的成果之一。本文的写 作受益于许多师友的帮助，陈尚君师最初向我提示了 《罗让碑》的价值，魏大帅同学帮我调查了罗让 碑现状，史睿博士惠示国图所藏 《罗让碑》拓本照片；本文初稿曾先后在第四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清华大学 “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 与会各位同仁的批评建议；并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关于藩镇研究的成果极其丰富，可参考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藩镇问题”条目，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５９页。具体到魏博，重要的通观性的研究有毛汉光：《魏博二百 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４９—４１７页；堀敏一： 《唐五代 武人势力の一形态———魏博天雄军の史》， 《中古代史の视焘———私の中史 （一） 》， 东京： 汲 古书院， １９９４年， 第１２７—１４３页； 韩国磐：《关于魏博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 唐五代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３３６—３５５页；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中国史新 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１—５３２页；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 博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１１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６—２５５页。侧重 于魏博内部军政结构及牙军的研究则有渡孝： 《魏博と成德———河朔三!の榷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 讨》， 《东洋史研究》 第５４第２吖， １９９５年；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 建立及其与唐廷发生激烈冲突的德宗、宪宗时期，对于藩镇日常的政治运作机制的分析则相对 薄弱；侧重于对藩镇的政治结构、种族构成、军事体制等方面的研究，而对藩镇内部的意识形 态及地方认同等面向注意较少。本文则试图借助 《罗让碑》这一新史料，基于地方史的视角， 展开对 《罗让碑》建立前后魏博历史的微观考察，一方面借助碑文的记载重建罗弘信政变的史 实，另一方面则分析 《罗让碑》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魏博社会的意义，进而探讨 中晚唐河朔藩镇树立巨碑风习背后的文化机制，对目前学界尚关注不多的唐末河北藩镇内部的 变化及河朔地方认同的形塑这两个问题加以研讨。 《罗让碑》全称 《唐故御史大夫赠工部尚书 长沙郡 罗公 神道 之碑》，① 龙纪元年 （８８９）魏 博节度使罗弘信为父罗让所立。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僖宗文德年间魏博牙军变乱，拥立罗弘信取 代乐彦祯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并对罗氏家族的世系源流、婚宦情况，魏博内部的政治结构， 其与唐廷、邻藩的关系以及罗弘信执政之初的谶纬等皆有所记述，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研究 唐末魏博政治、社会诸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但由于 《全唐文》仅录 《罗让碑》２００余字，无法卒读，② 其价值一直未被学界注意。直至 陈尚君教授编纂 《全唐文补编》时，据影印天一阁藏明 《正德大名府志》重新辑录，存３０００余 字，基本保存了碑文全貌，该碑才得以进入学者视野。③ 笔者在此基础上对该碑历代著录情况做 了进一步的追索，并在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编纂的 《大名县志》中找到 《罗让碑》的另一种录 文，文字与 《正德大名府志》所载颇有出入。经比对，两种录文各有优长之处，该碑前半部分 录文，民国本讹字较少，后半部分则以正德本文字较为优长。总体而言，民国本后半部分所存 字数略少于正德本，最后铭文部分多处注有 “阙”、 “阙下四语”等文字，文避清乾隆讳，可能 援据清代某种录文抄入县志。④ 笔者又获悉原碑尚存于世，现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然遍检各 种石刻专书及地方文献，未见有相关拓本及录文发表。⑤ 该碑目前位于河北大名县康堤口村 南，⑥ 石碑下半部分被埋入土中，露出地面部分的左部已泐，保存状况不甚理想，仅能利用残存 文字对录文做有限的校订。后获知国家图书馆藏有 《罗让碑》完整拓本，该拓本原系著名金石 ·８２·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史论著选译》第４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５—６４８页。新近研究则侧重于检讨粟特胡人 在魏博政治中的作用，参见森部： 《ソグド系突厥の东迁と河朔三锫の动： 特に魏博を中心とし て》， 《"西大东西术研究所纪要》 第４１期， ２００８年。 ①　据原碑照片校录，□内文字已泐，今据笔划残迹与 《大名文史资料》第７辑著录碑额复核后补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全唐文》卷８１３ 《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９４页，检乾 隆 《大名县志》、咸丰 《大名府志》两种清代方志，其所录 《罗让碑》的片段文字与 《全唐文》所收略 同，或与 《全唐文》同源。 陈尚君辑校： 《全唐文补编》卷９０ 《唐太师南阳王罗公神道碑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 １０９７—１１０１页。 洪家禄等纂：《大名县志》卷２１ 《冢墓》，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１６５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６８年，第１４１５—１４２２页。 仅在河北地方出版的方志、文物志、金石志等书中有简单的著录，如石永士等编 《河北金石辑录》（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２７页），其中 《大名文史资料》第７辑所记较详。 康堤口古墓群为罗氏家族的家族墓地，目前有三座墓，除罗让墓外，另有一座疑为罗弘信墓，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曾遭村民的破坏性发掘，但整个墓群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相关介绍见 《大名文史资料》 第７辑，第６５页。 学家柯昌泗旧藏，① 除碑额失拓外，大体完整，拓本中部、边角部分文字有残泐，但基本可读。 有鉴于此，本文所引 《罗让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拓本校录，部分泐损文字酌情据原碑照 片、正德本、民国本校补。 一、唐末变局中的魏博镇 魏博是安史乱后唐廷为招抚安史降将所置的河朔三镇之一，其后虽屡经叛顺，但自穆宗朝 以后，魏博与唐廷之间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认 “河朔旧事”为基础的稳定关系。② 但这一中唐以 来形成的奉唐天子为正朔，各个藩镇依据朝廷控制力强弱拥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③ 经过黄巢 起兵的冲击后，已趋于瓦解。随着唐王朝政治权威的削弱，地方权力日益扩展，藩镇独立化的 倾向增强，如何重新定义唐廷与藩镇的关系，是唐末政治演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以唐天子为共主的天下秩序向强藩竞逐过渡的时代大变局中，原本最具独立性、军力最 强的河朔三镇，选择何种政治取向，不仅在诸藩镇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当时实际的政治 走向更具有重要影响。身处中央失驭的乱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扩张地盘，进而争衡天下 或许是任何一个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当然选择。时任魏博节度使的韩简便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 人物：“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 （韩）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 疆。”中和元年 （８８１），韩简以讨黄巢为名，挥师南下，攻取河阳诸葛爽，“因北掠邢、洺而归， 遂移军攻郓”。④ 诸葛爽曾在唐廷与黄巢之间多次摇摆，当时奉黄巢之命为河阳节度使，韩简攻 取诸葛爽大约尚属师出有名，但其后韩简北掠邢、洺，侵入昭义地界，南攻曹、郓，杀郓帅曹 全晸，则无疑是公开与朝廷作对的举动。不仅如此，韩简更有 “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 自有图王之志”。韩简的野心激起了邻藩的警觉，曹全晸败后，其牙军将领朱瑄收合残卒，坚守 郓州，韩简围攻半年而不能拔。诸葛爽又复取河阳，逐魏博守将赵文□。而在魏博军队内部， 连续数年的征战，更激化了牙军与藩帅之间的矛盾。中和三年，韩简与诸葛爽大战于新乡，偏 将乐彦祯帅牙军奔归魏州。韩简大败，忧愤而亡，乐彦祯借机取而代之，执掌魏博。 韩简试图凭借魏博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唐廷与河北强藩共同遵守 “河朔旧事”的政 治默契。所谓 “河朔旧事”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 自委官吏等脱离唐廷控制的独立性一面，但对于河北藩镇通过拥立唐天子来获得自己政治合法性 的一面关注不够。李德裕曾指出 “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⑤ 专制镇冀长达一个世纪的王廷凑家族更将 “下礼藩邻，上奉朝旨”⑥ 作为维持家业不坠的秘籍。 即使在唐廷威望已荡然无存的昭宗晚期，刘仁恭 “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之语，⑦ 亦 ·９２· 从 《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该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号各地９６５４，２６０厘米×１３５厘米，钤 “胶州柯氏藏金石文字”、“临汝张东暟 藏”印。 “河朔旧事”语出 《旧唐书》卷１４１ 《田布传》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５３页），可知在经过 了德宗时期的反叛与宪宗时期的归顺这一轮回后，以 “河朔旧事”来界定河北藩镇与唐廷关系的意识 在穆宗初年逐步明确。 关于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及中央对藩镇不同的控制程度，可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７—１０３页。 《旧唐书》卷１８１ 《韩允忠传附韩简传》，第４６８９页。 《资治通鉴》卷２４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８０１０页。 《旧唐书》卷１４２ 《王廷凑传》，第３８９０页。 《旧五代史》卷１３５ 《刘守光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８００页。 可窥见唐廷的正式承认是藩帅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论，河北藩镇对于唐廷亦存有深 刻的依附性。而韩简挑衅邻藩，擅杀朝廷节帅，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实质上是在改变 河北藩镇自长庆以来形成的与朝廷和睦共处的政治传统。仅从军事而言，南取河阳可以威胁洛 阳，进而争衡天下，而昭义所属的邢、洺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脉东麓的战略支点，更是 威胁魏博乃至河北三镇半独立地位的心腹之患。① 韩简的策略并无问题，战争之初亦节节胜利， 但魏博武力虽盛，其藩帅的政治合法性却缘于唐王朝的授予，韩简公然挑战百余年来形成的以 唐天子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举动，即使在魏博镇内恐怕也很难得到军士的支持。 此外，魏博军队的地域依附性使其缺乏出境作战的动力。前辈学者的研究都已注意到魏博 牙军是一支具有极强自利色彩的职业雇佣军，② 所谓 “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 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踰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 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③ 魏博牙军是一支 以依靠丰厚给赐为生活来源的雇佣兵，以在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其成员大都是魏 博本地人，父子相袭，世代为兵，内部非常团结，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因此魏博牙军的政 治取向是自利性的，经常通过改易主帅来获取经济利益，其在保卫魏博本土时，由于与乡里社 会有密切的联系，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长时间出境作战，则为魏博牙军所深恶痛绝。 所谓 “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 生不如死”，④ 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因此，一旦藩帅本人的扩张欲望与牙军的地域保守性发生矛盾时，便往往成为军镇内部发 生动乱的导火线。德宗时，田悦 “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 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⑤ 田悦虽能抗衡朝廷的讨伐，但长期战争损害了魏博军 队的利益，终为部下所杀。韩简则重蹈田悦覆辙，持续三年战争所带来的军费压力，摊薄了牙 军从战争中获得的收益，出境作战使得乡土观念极重的牙军被迫远离故土，加之战争中带来的 伤亡，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藩帅与牙军之间的矛盾。在韩简仍一意孤行， “三军屡谏不从”之下， 魏军临阵退却，转而拥立乐彦祯为主帅，寻找一位更能保证牙军利益的代理人便不足为奇了。 韩简希望借乱世争雄天下的想法，在当时的强藩中并不鲜见，但其扩张性的道路，却与魏 博军队保守的地域性格相冲突，最终招致失败。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自唐中期以来便以 武力著称的河朔雄藩为何未能在唐末的乱世中取得主导地位，反倒被朱温这样初期实力平平的 藩镇取得了天下。河朔藩镇内部的保守性与地域依附性，使其满足于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既得 的经济利益，缺乏进一步争竞天下的动力。 取韩简而代之的乐彦祯自然要汲取前任败亡的教训，改变韩简扩张的战略，回到遵从 “河朔旧 事”的政治传统上来，这从乐彦祯如何处理与唐廷、邻藩的关系中便可窥见一斑。光启二年 （８８６），关中再乱，僖宗奔兴元。朱玫拥襄王煴僭帝位， “诸藩节将多受其伪署”。在此乱局中， ·０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昭义军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可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的绪论 及第２章，台北：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４页。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４卷，第５８５—６４８页；渡 孝： 《魏博と成德———河朔三!の榷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讨》， 《东洋史研究》 第５４第２吖； 毛汉 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３４９—４１７页。 《旧唐书》卷１８１ 《罗威传》，第４６９２页。 《旧五代史》卷８ 《梁末帝纪》，第１２１页。 《旧唐书》卷１４１ 《田悦传》，第３８４５页。 乐彦祯派遣李山甫出使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镕厚谢，卒不克”。① 乐彦祯 联盟河朔三镇共同行动的初衷虽未实现，但比之于韩简利用僖宗幸蜀之际，“自有图王之志”的 野心，乐彦祯在同样面对僖宗出奔的政治机遇时，采取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的稳健态度。 乐彦祯时代另一为史家所注目的举动，便是扩建魏州城，“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 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② 乐彦祯大筑罗城之举，滥用民力，激化了内部 矛盾，为其覆亡埋下了伏笔。但唐季乱世，藩镇普遍增筑城池，以求自保，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见，如割据荆南的高季兴，先以 “荆南旧无外垒”，始城之，后又 “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 具”，湖南马殷也曾增筑岳州。③ 而出土的碑志中，亦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如 《刘敬瑭墓志》 中提到其曾奉命 “重修城垒，固护军州。板筑左厢，数旬功就”之事。④ 乐彦祯修筑罗城，本是 出于增加魏州防御力量的考虑，并非过分之举。值得注意的倒是乐彦祯修筑罗城以自保与韩简 积极扩展地盘的行动相比，更体现了其保守、防御性的政治策略。从以上两事可知，乐彦祯治 下的魏博已经放弃韩简时代争雄乱世的扩张战略，转而回归割据一方的河朔传统。 二、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 将关注投向内部的乐彦祯，把解决牙军之患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首要任务。自田弘正以 后，历任魏博节帅皆是牙军拥立，最终也因不能满足牙军之欲壑而为其逐杀，牙军逐渐凌驾于 节帅之上，成为左右魏博政治走向的主导力量。亲眼目睹韩简败亡的乐彦祯虽是自牙军而得魏 博，却也深知牙军反复无常的性格，深自畏戒，着手削弱牙军。其子乐从训 “召亡命之徒五百 余辈，出入卧内，号为 ‘子将’，委以腹心”，希望借此培养亲信的军士力量，取代牙军。此举 招致牙军反对，“军人籍籍，各有异议”，双方矛盾激化，乐从训出走相州，牙军发动政变，拘 禁乐彦祯，拥立都将赵文□知留后事，乐从训外结朱温为援，反攻魏州。⑤ 关于这场政变及魏博 内战的经过，《罗让碑》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可补文献不足： 前副大使乐从训天资勃逆，常畜异图。乃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 “子 将”，委以腹心。辄欲更易使衙，以觊非望。我天雄六镇素推忠勇，咸遵正道，肯向邪谋，例 皆割耳自明，要缧逆徒。乐从训有所疑忌，易服遁逃，止于近县，使司寻补为六州都指挥使。 未几，兼令摄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辇军器，取索缗钱，使命往来，交午涂路。一日忽潜令 部下亲信，掩将征马约数百蹄，欲充军用。阖府疑惧，时议沸腾。乐王自乞避位，忧愤一夕 而薨。都将赵文□权知留务事。其年二月八日，乐从训自相州与贼将王周、马武之徒，⑥ 分 领马步兵士三万余人。至十二日， 整 我城下，猬毛而起，豕突而来，中外骚然，未免疑 ·１３· 从 《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唐书》卷２１０ 《乐彦祯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９３８—５９３９页。 《旧唐书》卷１８１ 《乐彦祯传》，第４６８９—４６９０页。 《旧五代史》卷１３３ 《高季兴传》，第１７５１—１７５２页；《册府元龟》卷４１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第４８７７页。关于对唐中后期筑城运动的检讨，可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筑城简史》，《古代 城市形态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９—１８３页。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８卷，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资治通鉴》卷２５７，第８３７４—８３７８页。 按，五代有战将王周，魏州人，事唐庄宗、明宗，参见 《新五代史》卷３６ 《王周传》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４年，第５４６页），但时代稍晚，未知是否为一人。马武，又见 《新唐书》卷２１０ 《罗弘信传》， 言其为朱全忠所擒 （第５９４０页），可知乐从训败后，马武降于罗弘信。 惧。赵留后按兵不出，心怀疑贰。众皆激怒。果致变更。监军使及大将、军人已下，比肩 扣首，恳乞我仆射权知留务，连名具本陈奏，我仆射辞不获命，上马慰安三军，无不鼓舞， 欢呼填咽。郛郭军人，例乞死战，切齿愤叹。聊遣裨将部领二千人，出府南门，逆于贼阵， 斩贼将张全素一人首级，其余毙者，不可纪极。贼徒遂退入元城故县。洽浃獝狨，据于府 北使圂，聚为巢穴，于是百头万计，蚁聚蜂飞。……彼则纵之以强，我则示之以弱。洎二 十二日，遣都将梁怀 谨 部领兵士三万人，直掩仇围，扫除贼垒。雷奔电击，火烈风趋，未 及再时，已闻败北，旋驱旋逐，存者几何。翌日，乃再命偏师，剪 屠逆 孽，西邸浅口，南 至内黄，信宿之间，失于漏网。我仆射遂于金波亭别立牙帐，谓执政曰：“此贼不去，根本 犹恐滋蔓。”而乃举明士 马 ，选练骁奇。誓曰： “吾心不斯，有如皎日。”未逾顷刻，投状 者数逾十万，遂于小球场内，一一阅试……我公乃令各分部仵，俱拥师徒，所谓孙吴指顾， 临轩见虎翼之形。翦起虚徐，俯砌识鱼丽之势。一战而霸，此之谓乎？有间者云，贼军已 于洹水县屯集，不踰跬步，可以就擒。三月廿六日，乃令都指挥使程公佐，部领马步兵士 二万人，于西路而入，次遣都阵后横巡拥阵使尹行方部领马步八千余人，南面而入。时有 大六雄小六雄之劲卒，左山河右山河之骁师，平难决胜之诸都，步射横冲之烈将，莫不磨 牙啮齿，怒目张眸。……至二十八日，进军逼于洹水县，两军合势，争路而前，贼将王周、 马武之辈，领部下凶锋兵士三千余人，逆我大军，未阵而遁。我军于是踰城越堑，拉朽摧 枯，旌旗拂云，镫鼓动地。……虽则大获俘馘，未知元恶所之。不信宿，有六雄副兵马使 王元武者，斩乐从训首，至于麾下，遂令枭悬于军门之栅，示其众也。 《罗让碑》的叙事虽然是站在政变胜利者罗弘信一方立场上展开的，但结合 《通鉴》、正史及相 关文献的记载，依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这场政变的认识。从最初的情形来看，牙军与乐氏 父子的矛盾有一个逐渐激化的过程。乐从训易服出城之后，乐彦祯命其为六州都指挥使兼摄相 州刺史，可见其对于魏博局势尚有一定控制能力，外放乐从训是其与牙军达成妥协的一种方式。 六州都指挥使一职使乐从训掌握了除牙军之外的镇军、州军，从而对魏州城内牙军变乱的企图 形成震慑。但乐从训不断与魏州城内秘密联系，运输马匹、物资的举动，再次激化了双方的矛 盾，牙军逼迫乐彦祯退位为僧，① 拥立赵文□为留后，此举蹈袭唐代魏博牙军多次变乱之故智。 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乐从训居于相州并握有兵权，牙军废黜乐彦祯后，未能完全控制局势。 二月八日，乐从训自相州发兵，十二日抵魏州城下，此为牙军与乐从训较量的第一回合。魏博 牙军虽号称精锐，但兵力有限，留后赵文□又消极避战，首鼠两端，牙军再次发动政变，拥立 罗弘信为留后，成为整个政变的转折点。 罗弘信家族世代为魏博军校，《罗让碑》记其先世甚详。罗让曾祖父罗郍为平州刺史，平州 本隶卢龙，以时代推论，颇疑罗郍本隶安禄山麾下，随安史叛军南下，乱平后随田承嗣降唐， 定居魏博。田承嗣本 “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② 其割据魏博之初，当有不少同出卢龙者追 随左右，罗郍或即其中之一。无论如何，自罗让祖父罗珍起，罗氏世代为魏博军校，据碑文首题， 罗让本人的职衔为 “唐故魏博节度押衙后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 （下阙）”。 至于罗氏家族的种族源流，碑文虽自言其出自长沙罗氏，罗弘信后受封为长沙郡王，其子 ·２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罗让碑》记此事有所隐晦，据 《资治通鉴》卷２５７考异引 《实录》： “彦祯惧，自求避位，退居龙兴 寺，军众迫令为僧”（第８３７４页），更近事实。 《旧唐书》卷１４１ 《田承嗣传》，第３８３７页。 罗绍威亦袭长沙郡王爵，① 可知其家族发迹后确以长沙为郡望。但两 《唐书》、《旧五代史》皆云 罗弘信为魏州贵乡人，未言其郡望，《罗让碑》亦云其葬于贵乡县迎济乡蔡村，可知其家族早已 著籍于魏州，所谓长沙罗氏之说恐是罗弘信显贵之后附会郡望。《元和姓纂》云罗姓为 “祝融之 后，妘姓国，初封宣城，徙岷江，周末居长沙”，② 长沙为罗姓源流之一，《世说新语》注引 《罗 府君别传》叙罗姓源流：“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③ 《通鉴》胡注引 《姓谱》则 云 “罗本颛顼末胤，受封于罗国”。④ 可知 《罗让碑》所谓 “其先颛顼之后，受族于罗，因为著 姓”及 《罗周敬墓志》“其先颛顼之后胤也，封于罗，以国为氏，地连长沙，因家焉”之说，盖 本以上诸说杂糅而成。又 《新五代史》本传所谓 “罗绍威字端己，其先长沙人。祖让，北迁为 魏州贵乡人”，⑤ 据 《罗让碑》可知所记有误，罗氏定居魏州的时间远在罗让之前。颇疑罗氏北 迁说乃是在长沙郡望说出现之后，为弥缝魏州与长沙两个地望之间的矛盾而造作出来的。其实， 唐代河北本是胡汉杂糅的区域，加之罗弘信家族很可能是从临近边塞的平州迁来，其族属来源 颇为可疑。魏博历任节度使中出于胡人而冒称汉人大族者并不罕见，如何进滔一族本为粟特人， 但何弘敬墓志中则自称为出自魏晋名族庐江何氏。⑥ 而罗为唐代常见蕃姓，⑦ 姚薇元考西域罗氏 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罗之后，⑧ 安史乱军中西域胡人颇多，罗氏或出自于此。⑨ 罗让妻自云出自广 平宋氏，似乎为中古名族，但由于唐人素有妄举姓望的习惯，其可靠性亦颇可质疑。瑏瑠 《朝野佥 载》便有一条言及胡人冒广平宋氏之事：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 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瑏瑡 三世居于汉地便可自称名门，唐人风习可见一斑， 至于普通汉人自云名门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罗让二女分别嫁给节度别奏王知言、经略副使赵袭，节度别奏、经略副使二职皆为藩镇文 职僚佐。可知，当时罗氏家族的通婚关系集中于魏博镇内，这与其家族地位及当时社会风气相 符。藩镇内通过婚姻、结拜、假子等手段形成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从而加强自我认同与凝聚 力，是唐后期习见之事。待罗弘信执掌魏博后，罗氏家族的通婚网络才逐渐跨出魏博，其与朱 温的多次联姻，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反映出家族地位上升后，跨地域通婚才变得普遍与 可能。这也是中古家族成长史上常见的现象。 至于罗弘信本人兵变前的地位，史料记载略有分歧。《罗让碑》云：“无何，蔡贼南下，郓 寇东侵，中外惊扰，计无所出，我仆射先领六雄兵士，南自新乡接战；后拥衙卒步射，东至莘 县交锋”，似乎他参与了韩简时代魏博与邻镇的战争，且地位颇为显要，至少是兵马使一类的军 ·３３· 从 《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新五代史》卷３９ 《罗绍威传》，第４１６页。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 （附四校记）》卷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５６９页。岑仲勉 以为岷江为枝江之误。 《世说新语》方正第５，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０页。 《资治通鉴》卷７８，第２４８３页。 《新五代史》卷３９ 《罗绍威传》，第４１５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０３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５９页。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５ 《中书藩人事》，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９７页。 姚薇元认为，另一支胡姓罗氏出自鲜卑叱罗氏，在唐代亦不鲜见。参见氏著： 《北朝胡姓考》，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０—７１、４２４页。 《北梦琐言》卷１４ 《神告罗弘信》云罗弘信 “状貌丰伟，多力善射”（第２８７页），颇有胡人特征。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卷５ 《邑里篇》记当时风气： “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 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 张鷟：《朝野佥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１页。 将，但碑文却未能提供任何罗弘信在政变前的官职，可见碑文所言夸饰成分甚多，不足凭信。 《旧唐书》本传未记罗弘信政变前的身份，只言其少从戎役； 《新唐书》本传言其为裨将，主马 牧；《旧五代史》本传言其为马牧监；《旧唐书》、《旧五代史》本纪云其为小校；《通鉴》记其为 牙将；而 《北梦琐言》所记最详，言其 “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综合各种记载可以 判定，罗弘信政变前只是负责牧圉的小校，“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的掩饰之词，① 恰恰反映 了罗弘信原在军中默默无闻，在此危急关头被拥为主帅，实是异事。 日本学者渡边孝在对成德、魏博两镇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魏博军事结构的特点是士兵集 团的集体骄纵，而成德则是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② 因此，魏博牙军尽管在名义上处于藩镇 内部藩帅、军将、兵士这三个层级的底层，③ 但实质上却是魏博政治的主导力量，稍不如意，便 发动变乱，另拥新帅，有 “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之称。④ 但作为一个自利群体，牙军本身只是 一群松散的乌合之众，缺乏明确的领袖，每次变乱，牙军都必须在军将阶层选立一人为帅，作 为牙军利益的代言人。而一旦这一代言人为牙军所不满，牙军便再次变乱，从军将层中另立一 人，如此循环往复。自史宪诚以来，历任节帅皆是出自军将阶层，为牙军所拥立，得魏博于牙 军，同样失魏博于牙军。牙军第一次政变逐杀乐彦祯，拥立赵文□，便是这一出戏码的重演。 但牙军的欲壑难填，已在魏博军将阶层与牙军群体中形成了深刻的裂痕，因此乐彦祯及其后的 罗绍威虽是自牙军得魏博，但都务求削弱甚至消灭牙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牙军的屡次废立， 使得任何觊觎节帅之位的军将坐上这个火山口时，都需三思而后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 为何牙军拥立的赵文□在乐从训兵临城下时态度消极，其本人可能也是被迫坐上这个火山口， 对于牙军的反复并无好感。因此，当牙军发动第二次政变、杀掉赵文□之后，已很难再在军将 阶层中找到另一个合作者。此时罗弘信自告奋勇，只能说是个人冒险精神加之因缘际会，使其 一下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层军官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观察到 《罗让碑》叙事的一个怪异之处，自罗弘信率军在二月二十二 日击败乐从训，将其驱逐至内黄后，至三月廿六日进攻洹水县，杀乐从训之间，《罗让碑》的记 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在这双方生死相搏的紧要关头，却仅用 “举明士马，选练骁奇”等 事轻轻带过，其间的隐衷需与其他文献比读后方能发掘。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祯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 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 之，遂命班师。⑤ 可知在乐从训与罗弘信的魏博之争中，朱温曾作为重要的外部势力介入其中，成为左右双方胜 败的关键因素。唯朱温介入魏博事务的时间尚存疑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系于四月，《旧 唐书·僖宗纪》系于二月，《通鉴》、《新五代史·梁本纪》系于三月。据 《罗让碑》可知，罗弘 信于三月廿六日大举进攻洹水，击败并斩杀乐从训，则朱温介入魏博事务当在其前，而非其后。 据 《通鉴》所述，乐从训在二月初战失利后，以朱温行人雷邺被魏博乱军所杀为借口，向朱温 ·４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１４ 《神告罗弘信》，第２８７页。 渡孝： 《魏博と成德———河朔三!の榷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讨》， 《东洋史研究》 第５４第２吖。 关于藩镇军队内部的结构，参见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新唐书》卷２１０ 《罗弘信附罗绍威传》，第５９４２页。 《旧五代史》卷１ 《梁太祖纪》，第１０页。 求援，较为可信。①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所记四月戊辰，当是朱温军队班师的日期，而非介 入魏博之争的时间。如此便能解释，为何在罗弘信与乐从训生死厮杀之际，《罗让碑》的记事出 现一个多月的空白。据 《旧五代史》，在朱温介入魏博之争后，乐从训曾一度扭转了局势： 文德元年，魏博军乱，乐从训来告急，（葛从周）从太祖渡河，拔黎阳、李固、临河等 镇，至内黄，破魏军万余众，获其将周儒等十人。② 据载魏军迭遭失败，其精锐豹子军二千人，“戮之无噍类”。③ 尽管 《旧五代史》所述本自 《梁太 祖实录》等朱温一方的记载，其战绩是否果真如此辉煌尚可质疑。但朱温加入战局后，连下黎 阳、临河、李固，解内黄之围，④ 使乐从训一方起死回生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据 《旧五代史》 载，罗弘信战败后，被迫 “遣使送款于汴”，收买朱温退军，从而重新获得对乐从训作战的主动 权。若此，碑文中一段难以索解的描述，或许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我仆射遂于金波亭别立牙 帐，谓执政曰：‘此贼不去，根本犹恐滋蔓。’”当时乐彦祯已死，罗弘信被拥立为留后，而碑 文中的 “执政”谓谁，颇令人感到疑惑。若朱温与罗弘信之间曾经进行过交涉并达成过协议， 则此处的执政很可能指的是朱温，朱温于中和四年九月获同平章事衔，虽为使相，但尊称其为 执政亦不为过，则碑文此段隐晦地描述了罗弘信与朱温之间谈判的过程，朱温答应允许罗弘信 除掉乐从训。至于朱温介入魏博之后，魏军遭遇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罗弘信求和的过程，自然不 便于在碑文中加以叙述，只能留下一段隐晦的空白加以掩饰。 三、作者与读者：《罗让碑》中的政治书写 我们过去对于河北藩镇的认知，大多建立在两 《唐书》等正史的基础上，正史作为形塑王 朝正统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本身就具有借助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的道德训诫功能，因此其对 于藩镇的叙事无疑是站在唐廷立场上的，以 “叛”、 “顺”作为判断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但如能从地方史的 视野出发，检讨藩镇内部政治传统与地域认同的形成，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央—地方这 一传统分析 框架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幼儿园园本课程框架学校德育工作框架世界古代史知识框架质量保证体系框架图 的不足，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的内在机制。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为统一，实分为两部，一部为安史将领及 其后裔所谓藩镇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 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⑤ 他特别强调唐中后期，长安与河北 在政治、种族、文化等诸方面呈现出的分途之貌，这一经典论述奠定了我们对于唐中后期历史 认知的基本框架，而河北区域的胡化特征也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⑥ 但值得关注的是河北区域 的文化特质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存在着交错复杂的一面，汉族居民依然是河北的主要人口成 ·５３· 从 《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资治通鉴》卷２５７，第８３７５页。 《旧五代史》卷１６ 《葛从周传》，第２１８页。 《旧五代史》卷１９ 《朱珍传》，第２６０页。 《资治通鉴》卷２５７记乐从训初战失利后，被罗弘信围于内黄。 （第８３７４—８３７５页） 《罗让碑》仅记： “翌日，乃再命偏师，剪屠逆孽，西邸浅口，南至内黄，信宿之间，失于漏网。”至三月二十六日，两 军再次交战时，战场已移至洹水县，其间的变化完全缺载。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４３页。 以最近的研究热点而论，活跃在河北区域内的粟特等胡人民族的墓志及相关考古发现引起了学者的广 泛关注，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２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２—１２３页。新近的综合性研究，参见森部： 《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ラシア世 界の史的展开》， 大阪： 阌西大出版部， ２０１０年。 分，儒学在河北地区依然有相当广泛的传播，河北藩镇依然以尊奉朝廷作为建构其政治合法性 的基础。① 因此在忠于朝廷的政治宣传与河北藩镇保持独立地位之间的内在张力之下，河北藩镇 如何建构其内部的自我认同是颇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下笔者仅以罗让碑立碑时机的选择、碑文 中富有政治宣传意味的表述为例，对此问题略作分梳。 罗让碑立于龙纪元年三月，此时罗让去世已有１３年，但距罗弘信执掌魏博尚不足一年。因 此这块碑设立的缘起固然缘于朝廷追赠罗让诏命的下达， “既荷褒荣，爰依典实，得以葺修旧 茔，建立丰碑”。但毫无疑问，葬礼所展现的是生者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块碑表达出的政治 意义对于生者的价值要远大于逝者。 罗让碑的建造对于朝廷与魏博两方面有不同的意义。按唐制，七品以上官员据品级不同可 立规制不等的神道碑，碑文的撰写则属于著作郎的执掌范围。② 事实上，神道碑文的撰述体现了 朝廷对于官员一生功业的臧否，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是体认天子—大臣关系的重要一环，也 是朝廷政治权威的象征之一。因此重要大臣神道碑的书写，绝非著作郎所能承担，往往由朝中 重臣甚至皇帝亲自撰写。如名臣张说死后，议谥不定，朝野纷然，玄宗亲自为张说制神道碑文， 御笔赐谥 “文贞”以平息争议，③ 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与本文所讨论的河北藩镇话题直接有 关的一个例子则是穆宗时，丞相萧俛以 “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 为由，拒绝为已故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撰写神道碑文。④ 但萧俛的峻拒无疑只是一个特例，翻检 《全唐文》便不难发现，保存下来的河朔藩帅的神道碑、德政碑，其碑文的作者与书丹者大都是 当时的朝廷重臣与著名文人，其中不乏元稹、王缙、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显赫的名字。可见虽 然唐廷无法直接控制河朔，但借助神道碑的书写与建筑，构成了河朔与唐廷确认的君臣关系的 重要一环，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稳定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愍帝应顺元年三月，故忠武军节度使孟鹄男遵古上言乞立先臣神道碑。诏今后藩侯带 平章事以上薨，许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带平章事及刺史，准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 制撰，不在奏闻。⑤ 这一诏令虽然是后唐愍帝应顺元年 （９３４）颁布的，但必渊源于唐中后期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一些 惯例。罗让碑的刻立亦符合这一典制，罗让生前地位平平，自然够不上朝廷差官撰文的级别， 罗让碑的撰者公乘亿为咸通十二年 （８７１）进士，在晚唐颇有文名，前任节帅乐彦祯喜儒术，故 援引公乘亿入魏博幕府。⑥ 公乘亿撰此碑时所署结衔 “门吏观察判官权知掌书记朝散大夫检校左 散骑常侍大夫柱国赐紫金鱼袋”，掌书记掌表奏书檄，是节度使的喉舌，由他来撰作此文是再合 适不过的了。 而碑文撰写本身亦受一系列典章制度的约束，需 “考其实而文之”，具体写作中则需言必有 ·６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杨志玖：《论唐代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南开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 北藩镇形象新探———以 〈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唐会要》卷３８：“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 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０９页）《唐六典》卷１０：“著作郎掌 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０２页） 《旧唐书》卷９７ 《张说传》，第３０５７页。 《旧唐书》卷１７２ 《萧俛传》，第４４７８页。 《册府元龟》卷６１，第６８６页。 公乘亿事迹散见于 《新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等处，关于其生平的综合性考论， 可参见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３４页。 据，秉笔直书，“详求家牒，参用国史，论次功行，直而叙云”。① 一旦碑文褒贬不实，违背朝廷 意愿，亦会受到追究。如后唐明宗时，“中书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进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 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② 神道碑的制作过程亦在朝廷监控之下，五代强藩杨光远 神道碑刻立、重建的过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光远死后， “汉高祖赠光远尚书令，封齐王， 命中书舍人张正撰光远碑铭文赐承信，使刻石于青州”，③ 但立碑不久之后，为雷击所折，杨光 远生前反复无常，时人以为阴责，④ 立碑一事因此中辍。汉隐帝乾祐二年 （９４９），其子杨承信再 次上奏，“亡父光远，蒙赐神道碑，镌勒毕，无故中断。诏别令斫石镌勒”。⑤ 由此可见，无论神 道碑文字的书写，碑石的刻立，甚至是断碑的重刻，都在国家权威的严密控制之下。 尽管一般认为，神道碑文充斥着溢美的程序化文字，不过是在虚应故事而已，但实质上议 谥、撰文、封赠、刻碑的整个过程是王朝秩序中君臣关系缔结的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国家的 政治文化权威。对于河朔藩帅而言，其生前虽然可以割据一方，藐视唐廷的权威，但在死后依 然必须接受这一政治秩序，透过神道碑这一媒介，确认其唐臣的身份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 授予继任节度使旌节与赐予去世的节度使神道碑，是一体二面：唐廷通过对生者地位的肯定与 对逝者功业的褒扬，在每一次河朔权力更迭之际，完成了对君臣关系的重新确认；而河朔的世 袭政治也借助神道碑、旌节这些媒介被纳入唐代国家体制之中，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罗让封 赠的获得与神道碑的制作便是遵循这些朝廷与河朔政治关系的成例而展开的。但除了这些成例 之外，对于当时的罗弘信，罗让碑的制作更有特殊的意义。 罗让碑高４．２米，宽１．５米，厚０．５米，现位于河北省大名县城北５公里康堤村村南大堤 上。⑥ 碑与墓志不同，墓志长埋于地下，不为时人所见，属于一种相对私密性的个人表述；⑦ 而 规模宏大的神道碑、德政碑则不同，其往往立于碑主墓前或通衢要道之间，为往来行人所瞩目， 是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昭陵陪葬功臣碑的一般高度都在３米多，仅 有一些著名的功臣如李靖碑高４．２７米、尉迟敬德碑高４．４２米，⑧ 与罗让碑规模相若。而罗让生 前的地位，自然无法与昭陵功臣相提并论，因而罗让碑的制作承袭了唐中后期以来河北藩镇僭 越礼制的传统。河北强藩素有制作巨型碑志的习惯，如著名的何弘敬墓志、何进滔德政碑、安 重荣纪功碑，规模之大，远超过实用的需要。目前存世规模最大的唐碑何进滔德政碑高１２．５５ 米，宽３．０４米，厚１．０４米，宋人改刻为五礼记碑。而近年在正定发现的巨型残碑，仅残存的赑 屃部分就长８．４米，宽３．２米，高２．５米，整体规模尚在何进滔德政碑之上，学者考证其为五代 安重荣纪功碑。⑨ 河北藩镇这种制作巨碑的风习，一般被认为是其骄横跋扈的表现之一。但这种 ·７３· 从 《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禹偁：《小畜集》卷２８ 《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第８０７册，原书无页码。 《旧五代史》卷４０ 《唐明宗纪》，第５５３页。 《新五代史》卷３９ 《杨光远传》，第５９０页。 《旧五代史》卷９７ 《杨光远传》，第１２９３页。 《旧五代史》卷１０２ 《汉隐帝纪》，第１３５８页。 石永士等编：《河北金石辑录》，第３２７页。 由于名人所作的墓志往往会通过文集的形式流传，因此墓志、特别是唐中期以后的墓志并不能算是一 种完全私密性的文献，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９—５１ 页。但无论如何，墓志没有碑这样明显的政治展示的功能。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孙继民：《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 《唐史论丛》第９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３２页；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文物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功费亿万的大型制作，能够形成一种传统，除了炫耀其半独立的政治地位之外，恐怕还有更实 际的效用。 古人素有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的美好希冀，巨型石碑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景观与权力象征， 其展示的永久性与纪念性，对于古人的生活世界而言具有深刻的影响。① 对于无数普通的庶民而 言，在其庸碌的一生中可能都从未有机会接触到上层政治，但巨碑作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政治象征，无疑是庶民了解政治变动的少数管道之一。即使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而言，一 块巨碑所展示的政治意义都是不难理解的。至于稍通文墨的吏胥、兵士、乡村文人，便能阅读 碑文，通过对碑文的传读宣讲，将政权的意识形态传递给普通庶民。因此尽管魏博各个阶层受 制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对于巨碑意义的体认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立碑这一行动本 身无疑是河北藩镇政治宣传与权威塑造的重要方式。因此，各种名目的纪功碑、德政碑、神道 碑在河朔三镇颇为盛行，与罗弘信为罗让立碑相似的例子在魏博历史上并不鲜见。② 而河北藩帅也擅长利用这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作为展现政治立场、引导社会舆论的道具， 其中魏博镇内狄仁杰祠的兴废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③ 尽管祠堂与巨碑的建筑形式不同，但其所 具有的纪念性与政治表演功能无疑是一致的。狄仁杰在武后时曾任魏州刺史，因德政为民所怀， 立祠纪念，该祠在安史之乱中遭到彻底破坏。元和七年 （８１２），魏博田弘正归顺朝廷，重建此 祠，并撰碑纪念，其碑文云： 洎胡起幽陵，毒痛中邦，腥膻遗余，渐渍甿俗，六十年于兹矣。战血满野，忠魂归天， 阶戺之容，隐嶙犹在。元和壬辰岁，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来服。维元 侯保和一心，之有众，（此处疑有脱文）举兹列城，表正多方。归职贡而奉官司，尊汉仪而 秉周礼，凤鸣而枭音革，兰芳而棘刺死，甘醴涌而盗泉竭，庆云飞而浊祲消，四郊廓清， 万方丕变，然后辩正封疆，咨谋耋老，得是旧址，作为新祠。④ 这是一篇极富政治宣传意味的文字，将狄仁杰祠的兴废与魏博叛顺中央的历史紧密勾连在一起。 狄仁杰祠因安史之乱而被毁，河朔也不沾王化６０余年，而当田弘正决心重奉王化时，选择通过 重建狄仁杰祠、刻石纪念这样一个公开的政治仪式来向朝廷和魏博军民展现其归顺的决心。文 章中对 “胡起幽陵，毒痛中邦，腥膻遗余，渐渍甿俗”强烈而公开的批判，不但与河北俗谓安 禄山、史思明为 “二圣”的社会心理不容，⑤ 更意味着对魏博过去胡化、独立历史的彻底否定， 转而决心 “归职贡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通过对表彰忠臣义士这一儒家、汉式文化传统 的恢复，重建魏博对于大唐帝国的政治认同。因此，在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弃胡归汉，彻 底否定、变易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魏博的政治文化传统，是田弘正归顺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 也是其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也正是因为田弘正无法真正改变魏博的政治文化传统，元和之后， 河朔复归于半独立的地位。因此，此时狄仁杰祠的兴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祀典或民间信仰 层面的问题，而成为魏博表达对朝廷不同政治态度的重要象征物。 ·８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侯旭东较早注意到造像记位置的选择背后有对景观效应的考虑，参见氏著：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７—２６４页。 另如吴畦 《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神道碑》是韩君雄为其父韩国昌所立神道碑，参见 《全唐文》卷 ８０５，第３７５４—３７５５页。 关于狄仁杰祠兴废的研究，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 年，第２５５—２５７页。 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文苑英华》卷８７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４６２７页。 《新唐书》卷１２７ 《张弘靖传》，第４４４８页。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河北这些巨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石碑的树立应该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围 绕碑的落成，应当会伴有相当隆重的典礼，从而通过仪式将立碑本身所要传达的政治意义传播出 去。但或许是因为立碑这一文化仪式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① 史料中很少有关于碑落成 相关典仪的记载，所幸日本僧人圆仁用其 “异域之眼”为我们留存下这样一段宝贵的记载： （四月）九日，开府迎碑，赞扬开府功名德政之事也。从大安国寺入望仙门，左神策军 里建之。题云：“仇公纪功德政之碑”。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数。今上在望仙楼上 观看。② 圆仁所见的是仇士良纪功碑。武宗会昌元年 （８４１）二月壬寅， “赐仇士良纪功碑，诏右仆射李 程为其文”。仇士良是当时势倾朝野的权阉，此碑规制必相当宏大，但由于身在长安，恐怕也不 能过份僭越礼制，制作如河北藩镇那样高达１０米的巨碑，与昭陵功臣相近约４米左右或是一个 较为合理的推测，若此则与罗让碑的规模相去不远。从二月下诏立碑，到四月镌碑完成，耗时 二月有余，亦可从中推出罗让碑的制作所需耗费的人工与时间。此碑镌成之后，圆仁亲眼目睹 了盛大的迎碑仪式，从长乐坊的大安国寺至大明宫南的望仙门，“迎碑军马及诸严备之事不可计 数”，整个长安万人空巷，全城争睹，就连武宗皇帝本人亦按捺不住好奇之心，亲登望仙楼，观 览盛况。无疑，通过这一壮丽的仪式，仇士良本人的权势及皇帝的宠遇在公众面前表露无疑； 通过目睹此事无数长安官民的口耳相传，亦可进一步发酵立碑一事的政治效应。尽管目前尚不 能判断围绕仇士良纪功碑展开的迎碑仪式是特例还是惯例，纪功碑与神道碑在性质上亦有所不 同，但考虑到罗弘信在魏博的权势与地位，加之罗让碑中有大量关于罗弘信本人地位合法性的 论述，围绕此碑的镌成，应当也有一个相关规模的纪念仪式，宣示朝廷的礼遇，彰显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