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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之起源.doc

中国书法之起源

不管海多远丶仍然留恋你
2017-09-29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书法之起源doc》,可适用于职业岗位领域

中国书法之起源中国书法起源中国书法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产物愚民文化的先锋科举制度的专门工具扭曲人们心灵的邪恶图形。书法问题始终是一个以繁饰乱字、用书法字反对硬笔字即实用汉字的问题扭曲人的心灵的问题和以书法文化反对硬笔文化的问题。近年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法理当随之而去同古代缠足的“裹脚布”一样进入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被边缘化大半个世纪之后书法忽然又以所谓“艺术”之名空前泛滥行继续“愚民”之实。因此在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它必须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书法萌芽于东汉末至魏、晋成型、成制并发展于唐朝。此后至清末余年书法与“法儒”、玄学等互为表里同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支配和利用遗害至深。在专制权力的高度扶植下它不仅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地扭曲汉字、干扰汉字应用而且借此排斥和颠覆硬笔文化将中国文明引向变态畸型、堕落之路。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公案、悬案。因此书法问题就不是所谓“艺术”之说那么简单了。书法是专制统治者阶级处心积虑地、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愚民”杰作因之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进步的艺术。书法缘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是愚民文化政策在文字领域上的具体实施。秦篆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硬笔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传使用不仅成了书法“攻击”和“围剿”的对象而且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附身”的汉字原型。而软笔的某些特性却被利用来当作“乱字阻用”、反对硬笔汉字的基本工具。第一节秦篆为后世书法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公元前年秦始皇嬴政(前,前)用武力强行聚揽了七国政治权力建立了变“公权”为“私权”的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秦王朝采纳所谓“法家”商鞅、韩非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弱民”的行政措施。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穷则贵爵民弱则尊官”(《商君书•弱民》)则成为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思想圭臬。要如何“弱民”呢,则以“穷民”和“愚民”两项欺民最甚。所谓“穷民”即一方面重税赋、薄给予使民常困于“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则销毁天下铜铁使民“手无寸铁”反抗乏器遇暴无助。所谓“愚民”即既变相地“封锁”文字又“焚书”、“禁书”、“禁言”甚至坑杀知识分子等。“事智者则法败。……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言无私议民无私学”(《韩非•五蠹》)。“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民既又“穷”又“愚”显然“弱力”、“弱智”无力反抗注定是“傻民”一群散沙一盘就只得听任其摆布、压榨和奴役了而“暴秦”政权则可由此一世、二世以至传之于万万世了。这便是所谓“弱民”的最终目的。自此由商鞅、韩非等所谓先秦“法家”提出的“弱民”主张竟然成为后世专制政治的核心决策和基本模式历代相沿它连同由秦王朝确立的“以愚百姓”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一起此后竟遗害于中国余年至今仍存。综观历史愚民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六毒”之上即由“三硬”与“三软”组成。所谓“三硬”主要指“硬件“即“烧书”、“禁书”与“囚杀”知识分子。所谓“三软”主要指“软件”即“乱心”(“洗脑”)、“乱书”(窜改、伪造文献等)与“乱字”。“三硬”主要从物质上毁灭“三软”则主要从精神上也即意识形态上“围剿”。而“篆字”的出台正是“六毒”其中之一即“乱字”的真实体现。它不仅是一篇“封锁”文字的“政治宣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乱字”的第一个历史铁证。其对后世汉字字形的成型影响至为恶劣。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秦王朝既以武力“吞并天下”要“书同文字”本无可非议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字成了问题所在。摆在面前的至少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即秦国文字与楚国文字。楚国是秦之宿敌是战败国且楚文字又较为便于应用不合于“愚民”策略故不用亦罢。那么秦国文字应该就是首选文字了。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另造“新字”即所谓“篆字”(也称“秦篆”)。传世的《秦诏版》铭文是秦王朝用来推行“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也即“法定”之标准字颁布于秦王朝建立之初。从铭文上看得出来篆字是以秦国文字为蓝本经过“繁化”加工而自成一个字符模式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着眼于笔划的引长即增加笔划的长度通过直接引长和加强笔划的弧曲度来实现。一是着眼于字体结构的繁化即增加笔划数量和增加副字数量通过强行穿插或强行植入来实现。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和副字分别密布‎‎于其间笔划纷呈曲屈、缠绕之势而字体构图则多呈封闭之状。如此一来既极不利于古硬笔在简牍上书写即便要认识或记忆恐怕也不甚容易了。如此繁琐、封闭的文字勿说一般人民不容易识、记、写就连官吏也是“奏事难成”(卫恒《四体书势》)。在这个角度上说秦篆不仅是一种“怪字”而且简直成了一堆“废字”。后世之所以不将秦篆与秦国文字相提并论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将秦篆当成“非常态”字来对待似乎可另作别论但将秦篆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书同文字”的法定标准字来对待问题就显得尢其尖锐化、复杂化了。秦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秦篆这种“繁饰”之“怪字”当作常态之字、“应用”之字颁行于全国本质上即是一种反理性、反实用、反文明的措施。它的出台是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逆转”是对古字简化字的一次颠覆是造字史上一次严重的大倒退其实质要害是“乱字阻用”。当人们联系起秦始皇前曾欣赏商鞅、韩非思想秉承其“弱民”、“天下无书简之文”等愚民主张后有“焚书坑儒”等反文明事件接踵发生时即不无猛然醒悟秦篆的出台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是说秦篆是秦王朝用来打前站的愚民文化先锋。其基本策略是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聿”古硬笔的本字)从而达到滞阻文字应用即“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所以说在秦朝是有字等于无字。秦篆的唯一用途是秦始皇出巡时拿它立了几块碑文。随着陈胜“反秦”起义的爆发秦篆也随之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对后世汉字的成型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秦篆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间接地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历史依据和政治依据。而后世书法界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为书法进行辩护秦篆的存在是所谓依据之一。此外中国专制政治对硬笔、硬笔应用和硬笔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可以说与秦王朝的愚民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第二节汉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公元前年即秦二世胡亥元年七月中国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反秦农民起义。反秦起义的宗旨是“灭秦”、“兴楚”推翻秦朝的反动统治“除秦苛法”(《史记•陈涉世家》)。而随之废弃那种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秦朝文字即秦篆并以由“隶”人创制的“卓”字取而代之的一种必然。无可讳言稍为便利于人民使用的卓(隶)字是历史发展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在整理古籍、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反映了文字的进步楚字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其中一种。秦始皇灭六国借“书同文字”之名用根本无法使用的所谓秦篆“统一”全国文字致使稍为进步的古字简化字遭到空前的颠覆。其时天下有字等于无字。反秦起义军中人首先多由秦朝“罪隶”(徒隶)组成其次才是由六国旧贵族和遗民所组成。“卓”字正是由反秦义军中叫“程邈”者所创制同时首先在反秦义军中实施使用再逐渐流传、普及于整个社会的。关于这一点古文献有所记载如《汉书•刑法志》记称: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又《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了二件事其一陷身于秦牢狱的众多“罪隶”伺机决狱溃散有的投奔了反秦起义军。其二“徒隶”身份者创制了简约便利的“卓”字同时率先施用于反秦起义军中再逐渐流传开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文字演变事件。后世汉文字学界称此为所谓“隶变”所据即此。“卓”字的创制虽说是对古字的一次集大成却是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蓝本通过创新而自成一个造字模式的。“卓”古义通“直”。徒隶以“苟趋省易”方法创制的新字改曲为直改圆为方具有笔划平直、字体方正和富于节奏感等全新特征自成一个造字模式。故楚、汉之人赋称之为“卓”字以示同秦篆等字相区别。旧本《说文解字•十部》记称:“卓高也。……隶作卓。”所谓“隶作卓”所指即是“徒隶”身份的程邈创制了卓(隶)字。这是笔者迄今所能见到的唯一古代文献记载。卓(隶)字也就是自创制相沿至今的最早的硬笔汉字。因成型于西汉初故笔者称之为“汉卓”又因后世专制统治者将其鄙称之为“隶”、“隶字”、“隶文”等故笔者又称之为“汉卓(隶)字”。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实是“三楚”时期之物其简文正是初期“卓”(隶)字在流传使用中的历史实物见证由羽管笔(即“翰笔”)蘸墨书写。由于稍为便于使用后人如五代宋初的文字学家徐铉(,)将其表述为“便于末俗人竞师法”(《上〈说文解字〉校定表》)。也有将其诬之为“隶体失真”(《后魏江式〈论书表〉》)甚至诬之为所谓“俗字”(《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的。卓(隶)字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除本身具备稍为简易的条件之外具备“楚印记”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自公元前年陈胜(,,前)起义到公元前年项羽(前,前)乌江自杀、刘邦(前,前在位)建立汉王朝历时年。其间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楚”政权。两个时期即指“抗秦时期”(前,前)和“西楚霸王”时期(前,前也称“楚、汉战争”时期)。三个楚政权即指陈胜之“张楚”政权、项梁拥立之楚怀王(义帝)政权与项羽之“西楚”政权(简称为“三楚”)。前“二楚”属于相继与秦相割据“西楚”则属于“主命”天下之时期故司马迁有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指秦、楚、汉)之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年间“张楚”、“复楚”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于是社会上讲楚语、唱楚歌、跳楚舞、吟楚辞、用楚字甚至兴楚俗、造楚器、承楚法统等一时蔚为风尚。因之由旧楚字创新而来的、具备楚印记的“卓”(隶)字获得了时代的青睐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开去深深地根植于“七国”人民心中。卓(隶)字的成功使用不仅为消除“七国”文字的历史隔阂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为保存、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换言之卓(隶)字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如此高度成就与具备下列因素不无关系:其一、旧楚字是战国后期诸国文字中最为简化的(如郭店楚简文字)文字由于楚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故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使用基础。卓(隶)字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之在应用上比以往任何文字更具备便利性和实用性故无疑广受认同和欢迎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其二、反秦、兴楚的时代呼声使其时具备“楚”印记的思想文化更能获得认同。其三、人民对一切“暴秦苛政”及其专制思想文化的痛恨和仇视有如干柴烈火。三条中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本身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优势使得卓(隶)字能迅速地获得人民的普遍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卓(隶)字无疑是对秦篆的彻底否定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西汉初期卓(隶)字的流行和使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创立者主要由楚人所拥立代楚立国。由于推行“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汉书•循吏传》)的治政方针加之有着履行“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的诺言之志故一承“三楚”时期以来之余风使具有楚印记的思想文化继续风靡流行。高祖还乡之际击筑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大风歌》)等楚歌即是其中例证之一。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等大量楚辞文化极其流行也可作佐证。事实上早在战国后期有着千余年持续创造和发展的南方楚文化业已超越于诸国文化之上。秦王朝既为楚人所灭楚文化要成为汉朝的基本文化似乎在情在理。所以说两汉年的文化均以楚文化为基本表征是无可置疑的。当楚文化盛行之际卓(隶)字要成为西汉朝廷和民间即朝野同用的唯一文字也就顺理成章了。即是说由隶人创制并广泛流行于“三楚”时期的卓(隶)字此时不仅日趋成熟、定型而且已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萧何曾为文字拟订《草律》如“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等反映了西汉开国政权对文字的高度重视。卓(隶)字在西汉初期基本上已经定型至中后期之交百余年间同时满足了朝野写书、编书和整理古籍等日常需求。如《论衡•佚文》记称:“汉兴易秦亡之轨削李斯之迹。高祖始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惠、景至元、成经、书并修。”又如《汉书•刘歆传》记称:文帝刘恒(前,前在位)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再如《隋书•经籍志》记称:武帝刘彻(前,前在位)之时“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尢其武帝置五经博士“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而“五字之文说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所有这些记载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卓(隶)字其时不仅已经成型、定型而且已为西汉王朝所承认和使用。考古上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西汉简帛书文字反映了成熟的卓(隶)字的基本概貌。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对整理、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照理它应当受到后世的赞扬和肯定。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做。当专制政治思潮重新主宰历史并变本加厉时一切利民、便民的思想文化都必将遭到抑制甚至摧毁。尢其文字“扬于王庭”说和“中原中心观念”、“重北轻南观念”等的形成遂使南方楚文化等被逐渐地边缘化甚至于消失。汉卓(隶)字所面临的历史危机便是西汉末至东汉中期专制统治阶级借所谓“修复”“苍颉之法”之名对它实施繁化以及后世书法对它的“践踏”和“蹂躏”。如果说卓(隶)字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以汉字“原型”即硬笔汉字为书法提供了赖以“依附”的“躯体”。也可以说硬笔汉卓(隶)字不问世中国就不会有所谓“书法”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后世的书法字竟然就是硬笔汉字的主要“克星”。值得一提的是后人认为卓(隶)字的产生是对秦篆的“省改”其实是无稽之谈。因为卓(隶)字的产生同人民推翻“暴秦苛政”的“革命”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紧密”程度甚至可以这样地形容:没有反秦的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即决不会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行。所以说卓(隶)字的创制既与秦始皇其人毫无一点正面关系又与秦篆之字毫无一点正面关系。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与汉文字相关的史书、字书、论著或教科书等对此竟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第三节书法发端于“解散”汉卓(隶)字汉卓(隶)字“便于末俗人竞师法”而广泛普及的结果是社会上“书论之造汉家尢多”(《论衡•对作》)。一方面是官方为了掩饰和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强行实施了一系列荒谬透顶的思想文化措施用以愚民。另一方面则是朝野有识之士予以严正揭露和批判申张人民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追求。稍为便易的文字在这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因之又一次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疾妒和仇视。而借“修复”所谓“苍颉之法”变相地繁化文字甚至试图用“散卓笔”变相地“解散”卓(隶)字用笔具反对笔具竟成为继秦篆之后“管制”文字的新策略。三国曹魏可能是始作俑者。公元前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前,前)的反文明、反理性的建议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推行“一元”之“教化”(《汉书•董仲舒传》)重新践行商鞅关于“壹教(《商君书”•赏刑》)等的所谓先秦“法家”主张。以此奠定了里“法”表“儒”也即“法儒合一”的专制政治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发明了杂以阴阳五行串以“君权神授”的神学和“三纲五常”的伦理等混合式愚民思想路线。而“用文化反对文化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翦伯赞《秦汉史》第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的愚民策略竟成为董仲舒的重大历史创举灾难性地遗害于后世。自此中国思想文化界阴霾余年。而神化孔子、神化君四布乌云遮天几难见日竟历时权和神化五经等神学、谶纬之说其时却甚嚣尘上。中国历史上在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诉诸于“绝对化”。“绝对化”成了“排它性”的重要思想基础。为了宣扬“独尊儒术”即大肆“神化”孔子说什么“孔子是他母亲与黑帝梦交而生”(《秦汉史》第页)。为了“神化”帝王就说“刘邦是赤龙感女媪而生”(《秦汉史》第页)。为了“神化”专制统治权力就说“天子受命于天”(《汉书•董仲舒传》)和“君权神授”等。甚至提出“灾异谴告”说等。为了“神化”五经就将其与“河图”、“洛书”扯在一起使之受制于《易》。更为荒谬透顶者是将“谶纬”并同五经之列赋予与经学同等地位。荒谬透顶的神学、谶纬与儒学等互为交融形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思想网”笼罩于中国天空既为专制权力作辩护也为政治黑暗作辩护。这无疑极大地激怒了正义的朝野知识分子他们以文章作为揭露和批判的武器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抗争同时表达了人民的正当诉求。一方面他们驳斥“坏论”、揭露“时弊”和批判“虚妄”等与之针锋相对。王充(,)著《论衡》一书即是其中显著例子。王充认为儒书言高祖母因“梦与神遇”而生刘邦等皆是“虚妄言也(《论衡”•奇怪》)。他驳斥“君权神授”等“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论衡•寒温》)。他驳斥“灾异谴告”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他驳斥“河出图洛出书”“夫天安得以聿墨而为图书乎,”(《论衡•自然》)他驳斥儒者说五经失实“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论衡•正说》)。认为“儒书之文难以实事”(《论衡•讲瑞》)。他甚至还揭露了那些“佞人学”指出“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论衡•答佞》)。而另一方面则他们敢于抨击朝廷“弊政”敲响专制统治者的警钟。如东汉后期桓、灵之时的太学生请愿事件等充分反映了一般民众、在野处士、在朝士大夫和学生等对朝廷“弊政”的强烈不满。所谓“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忄”为“女”)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传》)即是其中典型事例。很明显以文章为基本传播形式的社会舆论的充分发挥重创了专制政治荒谬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撼动了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而这一切又都不无得益于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的缘故。于是文字又成为专制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必欲“治”之而后快。因之对卓(隶)字实施管制继秦篆之后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有一个潜规则是四海之滨莫非王土。既然土地都是“王”者所有那么这土地上的物质、人民(包含人身、人力、人的思想、言论等)也被视为一并归“王”者所有。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专制统治阶级凭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主观意志对书籍都可或烧或禁对知识分子都可任意或囚或杀要胡乱地“修理”文字将文字由“简”变“繁”甚至于让文字处于瘫痪状态似乎都易如反掌。秦王朝不是用篆字开了历史先例吗,据相关史料显示从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管制文字”分别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神化”文字、宣扬文字“扬于王庭”与“修复”所谓“苍颉之法”。“神化”文字。将文字的产生与天象联系在一起配合了“君权神授”等神话。如所谓“传书言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论衡•感虚》)。传说中的“苍颉”是人不是神人类造字怎么与“天”和“鬼”扯上联系了,故王充认为“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论衡•感虚》)。驳斥了古人造字扯上“天”与“鬼”的谬论。其次是借《易》宣扬文字“扬于王庭”。东汉章帝刘旦(加“火”旁公元在位)之时白虎观会议上确立“五经”的“正统”地位《易》竟被奉之为“群经之首”既诸经皆从于《易》文字自也无可例外。如“《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减“冫”旁下同)。„决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汉书•艺文志》)。借《易》之巫言妄语将造字、用字的权利全部归掌于统治阶级手上这就无疑将文字的用途扭曲成“御用”从而剥夺了人民的认知权利等。将文字的作用归由所谓《易》来“规定”使文字进一步“玄学化”。故王充反驳说“苍颉之书世以纪事”(《论衡•对作》)。阐明了文字为世间人类所共有同享。再者是所谓修复“苍颉之法”。汉宣帝刘询(前,前年在位)借“苍颉之法”为名屡命诸儒对卓(隶)字进行“修复”但“亦不能复”。此后王莽(公元,年在位)新朝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在位)至汉和帝刘肇(,在位)等也都分别先后命人对卓(隶)字进行过所谓“修复”尢其汉和帝刘肇“申命贾逵修理旧文”等(《说文解字•叙》)反映了一个“修字”倾向那便是让篆字与卓(隶)字从结构上彼此互相走近也即是说尽可能地让卓(隶)字的字体结构向篆字结构靠拢逐步远离多趋简约的“楚味”多些“篆味”。相传诸如张敞、甄酆、马援、贾逵等西汉末、东汉初中期的文字学家和学者都曾参与其事(见《说文解字•叙》)。既然投入这么多的学者和这么多的次数去“修复”、“修理”文字就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的至少也得将文字的“字容”向繁杂方向变一变。所谓“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论衡•书解》)。晁错(前,前)汉景帝刘启(前,前在位)时御史大夫究竟是如何“修理”卓(隶)字的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和“不知何者为是”则无疑是后人“修复”卓(隶)字的两个共同特点尢其可以说是自西汉末‎‎以来所谓“修理旧文”或修复“苍颉之法”的历史缩影。至于“苍颉之法”究竟是什么,按照唐朝虞世南的说法即是“苍颉象形”(《书旨述》)。也就是说“苍颉之法”即是“象形之法”。按照笔者的理解“象形”之法也即是“繁化”之法。不难想见所谓“修复”“苍颉之法”其实是在想尽办法繁化卓(隶)字而已。即是说在此一时期卓(隶)字极可能遭到增加笔划数和副字数的所谓“修复”。关于这一点以西汉初期的简帛书文字同东汉的简书文字作一比较即一目了然。后世的不少繁体字可以说大部分出自其时如将三个“鹿”合成一字(“粗”之古字)等即是其中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流传下来的汉字少有“楚味”而多具“篆味”的基本原因。后人不明其诈反误以为汉卓(隶)字是直接从“省简”秦篆而来。由此可见弃“简”求“繁”是专制统治阶级管制文字的共同特征。东汉王朝多次主张重新恢复对秦篆的使用但已不得人心。东汉中期和帝敕命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书中以余个秦篆为“正奇怪之迹”统”文字反映了东汉王朝的用字主张。然而人们“反以篆籀为(徐铉《上〈说文解字〉校定表》)要恢复对秦篆的使用已是不容易的事了。尽管如此至汉灵帝刘宏(公元,在位)之时又特别设立所谓“鸿都门学”招揽社会上那些“工书鸟篆”者为士甚至许以高官。“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蔡赐传》)时而以秦篆为“正统字”时而又以“虫篆”为诱饵封官许爵试图恢复秦篆。所有这些例子均充分说明专制统治者要用以“繁”代“简”来“制裁”汉卓(隶)字之心不死。然而问题并没有划上句号。在以古硬笔为主流写字工具的时代里既然恢复秦篆的用字主张不可能实现繁化汉字的收效也极有限就只得打起“变更”笔具的鬼主意了。那便是千方百计地伺机改用“散卓笔”了(笔名见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第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所谓“散卓笔”即中国软笔(后世也称“毛笔”等)历史上最早的具体名称也就是用“提按”法作字的“书法笔”。软笔用“平行”法写字叫做“软笔写字”与书法无关软笔用“提按”法“作字”才叫“散卓笔”才与书法扯上关系。有两个事例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便是发生在三国曹魏时期的相关活动一是用软笔进行考试一是大兴所谓“草书”。据《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记称:“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聿(笔)者未及十人。”“正始”即三国中期魏国齐王曹芳在位的年号(公元,年)。“公卿”即魏国的高级官吏。“聿”以硬笔为主的写绘工具的通称这里当指“软笔”。大意是说正始中期魏廷为四百余名中级官吏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软笔‎‎答卷测试但能真正操执软笔进行写字者竟然不足十人。这一记载虽寥寥数字却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几个问题极其可贵。其一这里所称之“聿”确指“软笔”无疑因为若指“硬笔”则不存在所谓“能否”操笔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魏国开始尝试在官方写字领域里推行以软笔取代硬笔的文化策略但失败了。其二从统计学角度看“四百余人”与“不足十人”相比其比例为四十分之一弱(:)可见由于缺乏经验或相关训练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准备(如制笔技术、承写载体)和历史准备(如某种理论、观念、机制等)其时真正能使用软笔作正常写字者竟如此微不足道(专业抄书者除外)因之也谈不上什么“规模”了。其三以此类推自诩为继承秦、汉“正统”的曹魏软笔的使用率尚且如此之低就遑论诸如蜀国、吴国了。笔者指此时书法仍处于“萌芽”阶段依据即在于此。用软笔作考试的书写工具虽说是一个原始尝试但却显示了“易笔”的政治意图。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始”之时正是曹魏走向衰落之际。一方面是曹爽与司马懿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政治昏暗进步士人噤声“竹林七贤”是其例子。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所谓“九品中正制”士族把持权力门阀观念高筑社会矛盾尢其突出。其时也正是王弼、何晏之流大刮“玄学”之风之际。联系到曹丕《典论论文》有所谓“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之句成为后世专制统治者阶级“贵耳贱目”的愚民信条魏廷辄以软笔测试官吏反映了专制政治愚民文化其时在魏国可能获得了新的部署和推动。而曾任曹魏侍郎的卫罐(“缶”作“王”所谓魏晋书法家)之子卫恒后来竟然作《四体书势》一文成为后世书‎‎法理论的始作俑者可以说与此不无联系。其次据唐朝张怀罐(“缶”作“王”下同)《书断》一文记载魏国人张芝(,,年)将“章草”变成“今草”。所谓“今草”即“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又“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唯知音者乃能辨焉……即解散隶体……”所谓“解散隶体”也即是“解散”卓体。以此看来“散卓笔”之名称当出于其时。笔者之所以指书法发端于“解散”汉卓(隶)字其依据即在于此。虽说魏廷这次“测试”的结果是失败了但却开了用软笔考试的恶劣先例为后世的科举用笔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用“散卓笔”主宰字坛则要到唐朝才告实现。虽说中国书法的起源三国曹魏的相关活动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但由于笔者手上资料有限故有待作进一步研究。汉卓(隶)字与秦篆虽说两者都是由古硬笔所创制却是彼此不同的两种文字模式其创制时间相隔仅约余年即公元前,前年。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秦篆为“官修”字符笔划繁杂构图封闭极不利于识、记、写。考其造字立意在于试图通过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削弱文字的正面的社会作用滞阻文字应用弱化民智为维持其专制统治服务。而汉卓(隶)字则不同。汉卓(隶)字可以说是纯粹的“民修”字符笔划平直字体方正构图简约相对地便利于识、记、写。考其造字立意在于以字“利聿”最高限度地发挥文字的正面的社会作用促进应用提升民智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汉朝人之所以坚决地唾弃秦篆不用而认同、接受汉卓(隶)字原因即在于此。虽然若以当今视角看汉字依然存在着诸如体、义、音等大量问题使用不便甚至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远在距今余年前的汉朝能够诞生和使用如此模式的文字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进步至为难得了。换言之汉卓(隶)字自秦末至唐初余年的流传使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古硬笔在造字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举世认同。而且它还预示着一个新的、更为便于应用的汉文字模式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产生并造福于子孙后代。但不幸的是随着此后“散卓”活动即书法活动的膨胀不仅汉字的改进或创新成为一种空想从此停滞不前就连流传了近千年之久的汉卓(隶)字竟因“易笔”关系而变成所谓“书法字”、“科举字”也即唐朝文字了。概而言之首先是秦篆“否定”了战国所有进步的古字也即“简化字”然后是汉卓(隶)字“否定”了秦篆而时隔年后竟由书法字“否定”了硬笔汉字即汉卓(隶)字成了汉文字史上的所谓“否定之否定”。第四节软笔与“散卓笔”之基本区别软笔是书法的基本工具故一并简要叙及。软笔古与硬笔同称“聿”三国魏至晋朝曾经一度称为“散卓笔”唐朝称“毫”、“筆”宋朝兼称“笔”今称“毛笔”。这里将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以及软笔与“散卓笔”的基本区别分叙于下。(一)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软笔的三种运笔状况即“平行”型、“提按”型与“不自觉”型。“平行”型即以“持平”的角度、“均衡”的力度进行运笔故称为“平行”运笔方法。其笔划造型呈“写线”型也即粗、细相对一致。软笔绘画上的工笔画以“写线”造型即是以“平行”为运笔方法的。同理早期软笔在写字上也是以“平行”为运笔方法的故其笔划造型多呈写线型与古硬笔写字并无多大区别。所以说在历史上一段很长时期软笔曾经是古硬笔在发展进步文化方面的忠诚伙伴、同盟军是无可置疑的。“提按”型即以时高时低的角度、忽轻忽重的力度进行运笔故称为“提、按”运笔方法。其笔划造型呈“疙瘩”型也即粗、细不一致反差较大。如“八分”、“楷书”之类均采用这种运笔方法。这种运笔方法萌芽于东汉中期也即卓(隶)字流行了近年之后并定制于唐朝。“不自觉”型即“失控”型指执笔过程中由于缺乏操作经验或技巧不能“自制”而产生的“滞笔”现象故称为“不自觉”或“失控”型运笔状况。其笔划造型也呈“疙瘩”型也即粗、细不一致反差较大。如“汉简”上部分软笔字大多属于此类“失控”型运笔所造成。“平行”、“提按”与“不自觉”三种方法均可在软笔运笔过程中分别出现古今相同。前二者属于自觉的、有意识的操作行为而后者则属于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操作行为是应当加以严格区别的。尢其以具备自觉意识的“提按”方法炮制出来的字与以“不自觉”(失控)方法写出来的字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更应区别开来。(二)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早期软笔在写字上的使用率究竟有多高呢,这里不妨以三国魏国的一次官吏“笔试”为例从中可看出一些问题。据前引《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所载“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聿(笔)者未及十人。”从统计学角度看“四百余人”与“不足十人”相比其比例为四十分之一弱。可见其时能操执软笔写字者人数低得可怜。其次魏廷那次测试仅仅是“软笔写字”远不是唐朝科举考试那样的“书法作字”要求更高。官吏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官吏尚且如此就更遑论一般人了。由此可见能用软笔写字者人数如此稀少能作“书法”者显然决不会多见了。据此进一步推论三国曹魏之时只有“散卓”的概念并不存在所谓“书法”的概念。由于相关经验或训练的缺乏以及其他相关的物质准备(如制笔技术、承写载体)和历史准备(如某种理论、观念、机制等)等方面远为不足即使是有意识的“散卓”活动也不过只是北方士族中少数个别人的玩意罢了。(三)软笔与“散卓笔”之基本区别以“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汉字笔划造型呈“写线”型而以“提按”方法炮制出来的汉字其笔划则呈“疙瘩”型。这便是“软笔”写字与“散卓笔”作字的基本区别也即是“软笔”与“散卓笔”的基本区别。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创制文字其目的在于应用、实用因之概以硬笔为主。而硬笔是以“平行”为基本运笔方法的因之其制作工具笔划以“写线”作为常态造型。由此可以说笔划写线型既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常态造型也应是中国汉字常态造型。造字如此写字等也不无如此的。而早期软笔写字多用“平行”方法反映了与硬笔写字保持了一致性。其次以观视效应而言“写线”型与“疙瘩”型具相反作用。写字的目的在于让人看懂。因之用“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汉字笔划呈写线给人以相对规整、畅朗、清晰的观感。故在客观效应上不仅便利于一般的识、记、写而且容易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即时引导到对文义的直接理解上从而加速读者的思维循环促进智力的提升。而后者用“提按”方法捏弄出来的文字其笔划呈“疙瘩”状给人以扭扭捏捏、动荡和变化莫测的神秘观感。故在客观效应上不仅不利于一般的识、记、写而且容易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即时引导到对所谓“笔形”与“字形”的“观摩”之上这就无异于起到“喧宾夺主”或“移花接木”的负面作用从而冲淡、削弱甚至转移读者对文义的直接理解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写字的基本诉求和应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散卓笔”作字无疑旨在通过扭曲汉字达到干扰和削弱汉字应用的目的。软笔作为“施彩笔”、“绘画笔”与一般“写字笔”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贡献巨大值得肯定。但作为“散卓笔”即书法工具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则必须予以否定。即是说“散卓笔”来自软笔但软笔并不等于就是“散卓笔”两者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或者说软笔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写字操作上选择了哪一种运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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