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
试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上的主要差别
(学院:政行学院 学号:20101300172 姓名:嘎索荣珠)
柏拉图出身雅典显贵，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唯心论体系的哲学家。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他不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处处皆有超过老师的成就，还对柏拉图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吾爱师，吾爱真理”便是他的名言。
在政治思想上
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正义在于根据每个人的先天身心素质和后天的教育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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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其相应的工作或职责，而不是根据其出身。他用以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模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哲学家，他们有“智慧”的天性，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武士，他们有“勇敢”的天性，应该保卫国家;第三个等级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有“节制”的天性，应专门供养以上两个等级。“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才能做得最好”。在这个体系中，权利是存在的，但他不属于个人，而是天生存在于个人所履行的劳动或职责中，他体现了“给每个人以公平对待”的原则。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
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中所有公民分为三个部分:最富的、最穷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在出身、财富上趋向极端的最富贵和最贫穷的人都是不听从理性的引导的,前一种人逞强放肆,后一种人懒散无赖,无论在军事和文职机构中,他们都很难管束,容易对城邦造成大害。中产阶级是最服从理性的,因为中产者是最安份守已的,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图谋富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会引起穷人的觊觑,算计别人,也不会自相残杀,这样的城邦最平安稳定。他还举例来证明这一点:很多优秀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的公民,如梭伦和莱喀古斯。最后,他得出理想的政体应以中产阶级为基础。
在治国原则上
柏拉图是从人治论到法治论的思想，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彻底的法治思想。柏拉图强调人治原则，认为哲学王应该是国家的最高统治。他的人治论来源于他对
“成文法和习惯皆被败坏，世风急转日下”的雅典城邦现状的激愤。在柏拉图看来，至善就在于认识理念，尤其是认识最高的理念——善的理念。这正是“哲学家”的灵魂的天性所在，因为“见到真理最多的灵魂投生成为一个哲人”，“哲学家总是通过理性去认识存在的理念” 这一点成为他应当拥有最高权力的内在根据。因为，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美德即知识。知识及其化身——哲学家的统治实即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统治，构成了正义的基本内容。正义的国家、理想的国家也即知识统治的国家，它对应于人的灵魂中理性的统治，必然、也只应该实行人治——哲学王统治。在这里，“人治”的概念具有了理性的光辉和伦理的正当性。轻视法律的作用，他更加看重的是道德的力量，是人性中的善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约束。法律僵硬的形式会使哲学家受到束缚。柏拉图认为:法律就是把过于客观的,强加在某一方,太过于机械化。可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每个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应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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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
亚里士多德强调法治原则，认为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主张“法治在于人之治之上”。法治类此等同于神意，把人治限定为更低于法治和神意之下如欲望。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欲望，就算是再好的人也难消除，恰恰这样把法律归纳为消除这些欲望的决策者，只有法律才能更好的运行社会。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和法治理论正是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法律》中的法治论起步的，但他乃远远超越了其师。亚里士多德始终坚持法治而反对人治，因为法治与民主、自由是分不开的。他主张实行奴隶主共和国，提倡自由民内部的自由与平等，坚决主张中产阶级主政，因此，法治成为其整个政治学的逻辑必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有良好、健全的法制，而普遍的服从则是实施法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在系统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观，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第一，人治容易尚私，而法治则可秉公。第二，法律是由多数人制定的，因而具有更大的可取性。第三，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尤其是世袭制更加如此。第四，实行一人之治管理国家也实属困难，他实际上不能独理万机。他还得任命若干官员帮助处理各项政务。他强调法治，但不否认自由，良好的法律既有权威而又不专断，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所说:“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他不反对自由，但他说自由不是放纵，人人都为所欲为将造成城邦的混乱，结果对公
民本身也属不利。
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国家政体的看法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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