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对孟子的理欲观的诠释

试论朱熹对孟子的理欲观的诠释 电子请柬 摘 要:朱熹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产生了视域融合，并形成了新的意义。他试图消除“理解之蔽”等前见，但其天理亦是一种前见。孟子“欲”被朱熹重新界定，孟子强调的“仁义”被朱熹的“天理”所消解，孟子的“仁义”和“利”被贴上了“天理”和“人欲”的标签。朱熹不自觉地遵循了效果历史和对话原则，虽然他没有意识或者承认这一点。 关键词:朱熹;孟子;理欲观;诠释 作者简介:余冬林(1972-)，男，汉族，湖北浠水人，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 [ 宋代以前，儒家对经典的诠释仅仅停留在以训诂、考释、注疏为主的阶段。朱熹不仅注重对经典的训诂考释，而且注重探索圣人之“微言大义”。这种诠释路向打破前人株守的注经传统。它既包含了诠释经典的原义，同时也在注经的形式下从事本体论的哲学创造，为建构理本论哲学体系作论证，故称之为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相结合的本体论诠释学。现以《孟子集注》为中心，从诠释学的角度，考察朱熹对孟子的理欲观的诠释和创造。 理欲观属道德哲学的范畴，是儒家维系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的重要理论来源。在对理与欲的关系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上，儒家的主流看法是，在承认基本情感和物质欲求的前提下，重仁义，重视理智 对情感，理性对欲望的节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代表了儒家关于理欲问题的思想主流，并结合时代之需汲纳二程观点，通过对《孟子》义利观的诠释，建立了“理欲分立”的道德哲学体系。关于理欲问题，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有三处较为典型的诠释: 一见于《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朱熹解说为:“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可见，朱熹并不盲目反对源自肉体的欲望。他要批判的则那种“多而不节”以致失其本心蒙蔽天理的欲望。 二见于《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朱熹解说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朱熹认为，天理人欲，互不相容。阳虎恐怕施行仁义有妨于富贵，而孟子称引此句，则是担心追求富贵有害于仁义的推行。君子小人之别，于同一句话中因侧重点不同而豁然显现。这显然也涉及到诠释学的意义生成问题。 三见于 《孟子?梁惠王上》。“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朱熹解说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可见，君子小人都有求利之心，其区别在于:君子不因利而害仁义，小人则唯利是图无所忌惮。因当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圣人用心可谓良苦。 理欲问题曾吸引历代无数哲人智士关注。先秦时期，孔孟重理轻欲，荀子肯定人的正当欲望，反对空谈义理。两汉时对理欲及两者的关系在董仲舒与王充等之间有不同的解释。魏晋南北朝时，尽管思想界重玄，但对于理欲亦甚关心，王弼继老子而主无欲，裴?既主张要满足物欲，也反对沉溺于私欲。两宋时期，理欲成为很突出的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朱熹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诸家理欲论争之得失，融合贯通儒家的理欲观，阐发了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我们不难想见:朱熹在诠释《孟子》时，亦遭遇理解的历史性问题。所谓理解的历史性，指文本的理解者处于与文本的作者不同的时空情境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性，而这种独特的历史性必然要渗透到理解过程中，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对于这种因“时间距离”而造成的理解上的裂痕，施莱尔马赫引进“心理移情”的方法试图加以消弭。而伽达默尔主要是通过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加以解决。 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出发，我们分析朱熹对孟子理欲观的诠释，就会得到以下认识: 1、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等被朱熹置于“天理与人欲”二元对立的理解框架之中。我们知道，孟子民本思想达到先秦民本主义的高峰。他针对当时诸侯力政，生民涂炭的现状，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于“四境不治”的君主可以撤换。对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诛之可谓诛“独夫民贼”。孟子在这里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实际上是劝诫诸侯们要体恤民情推行仁政，不要穷奢极欲滥用民力。显然，这里存在一种与朱熹所生存时代的不同的历史语境。朱熹鉴于儒学之衰微，佛老之张大，欲重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理论秩序，培育人们的理想人格，因此在阐述其理欲论时，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在朱熹那里，人欲是恶底心、疾?的心和被嗜欲所迷的东西。朱熹对二程人心即私欲的观念作了修正:一是，人心不完全是人欲，两 者不可等同。因人心有善有恶，上智的圣人也具有人心;二是人欲不尽同于欲，两者不可混淆。欲在朱熹的视野中，是指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欲望、譬如饥食渴饮之欲，是人人所有的，朱熹并不否定、排斥人们追求维持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欲望，即肯定欲在一定限度内的合理性。“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 (《朱子语类》卷13)。饥食渴饮是“天理”，穷奢极欲是“人欲”。因此，朱熹在回答“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的问题时，明白无误地区别为“饮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13)。因此，简单地把欲等同于人欲，把存天理、灭人欲说成是取消人的一切求生的物质欲望，实与朱熹原意不符，也与他政治、经济思想相抵牾。这正如哲学诠释学所认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产生视域融合而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或者更简洁地说，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创生过程。在对《孟子》的解读中，朱熹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产生了视域融合，并形成了新的意义。朱熹对《孟子》中“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诠释亦是如此，其实是以所谓“天理”裁剪圣人之言，将其置于天理与人欲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孟子“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等文本中的“仁义”被朱熹的天理所取代并为之提供哲学依据。所谓“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一切私利，而是否定损害仁义的私利。君子小人都有求利之心，只是君子之心中有仁义存焉。 2、朱熹解读《孟子》过程中，不自觉地遵循了诠释学的效果历史和对话原则。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 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 (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事物一旦存在，必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朱熹对《孟子》的理解，建立在此前对《孟子》诠释的基础之上，他试图消除“理解之蔽”等前见，但其天理又何尝不是一种“前见”呢,实际上，他是以一种“前见”取代另一种“前见”罢了。在这里，孟子“欲”被朱熹重新界定，孟子强调的“仁义”被朱熹的“天理”所消解，孟子的“仁义”和“利”被贴上了“天理”和“人欲”的标签。朱熹不自觉地遵循了效果历史的原则，虽然他没有意识或者承认这一点。 真正的对话，总是相互诉说和相互倾听的。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不是一种“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交互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朱熹对孟子“仁义”和“利”等概念及文本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与其对话而获得。“今请归家正襟危坐，取《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晓精切，求圣贤之意，切己体察，著己践履，虚心体究。”这种“切己体察，著己践履，虚心体究”朱熹对《孟子》的解读，实际上就是与文本进行的思维性的沟通即对话的过程。 本文档为【试论朱熹对孟子的理欲观的诠释】，请使用软件OFFICE或WPS软件打开。作品中的文字与图均可以修改和编辑， 图片更改请在作品中右键图片并更换，文字修改请直接点击文字进行修改，也可以新增和删除文档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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