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与孔子的道德约束力
论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
——读《墨子与中国文化》与《仁礼之辩》所思
王晓然
摆在面前的两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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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为背景,通过对墨子十大主张的性质、后期墨家在逻辑学和科学方面的贡献、墨学衰微的原因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辨。《仁礼之辩——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则是梁家荣博士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梳理,重释古老儒学的核心概念,重估其思想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读后则想借由这篇文章在比较中论述孔子之“仁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区别、动因及影响。
同样是对人提出“爱人”的要求,前者有阶级性,认为,后者则提倡广博无差别的爱,那么二者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从这种差别是否可以窥见后来儒学得到发扬而墨学影响力迅速削弱的原因呢,
如若系统论述这些问题,对于孔子,我们需关注到其政治主张、伦理观念、道德主张以及哲学思想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墨子,我们主要关注到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鲁问》)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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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些主张中,则对于我们论题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佐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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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墨对“爱人”不同要求的体现
《论语》中孔子论“仁”,可分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仁人”,即一种人的品格;另一方面是“仁之方”,即“仁术”,也可说是履行“仁”做事的方针要求。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论语》就可以看到,在孔子之道中,“仁”之境界其实并不“极高”。《论语?庸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如果“仁”之境界就是“极高”,则将置“圣”于何地呢,
所谓“圣”,倒是类似于墨子“兼爱”的要求,此为后话。
“„„仁是超越一切德目之上而综摄一切德目,是一切德行表
?现底根源,是道德创造之总根源,故仁是全德。”我认为这段话可谓是对孔子对“仁”的概念的拔高。事实是,“仁”在孔子看来是浅近的,人人可以触及达到的东西。“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将“仁”的行事方针定格在每个人都做得来的程度,易懂可学,但成为颜回一般的“仁者”甚难,将其陶养成“无终食之间”的品格,经得住时间与逆境考验,则又是一番境
?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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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孔子对于“仁者”和“圣人”的定义是不同的,“仁者”尚难,况乎“圣人”,
墨子的“兼爱”,可简单概括为待人如己,这相比于“仁”,又更接近于“至善”的境界。他认为一旦消除人我界限,则不孝、不慈、盗窃等不道德行为将变得没有意义。交相利使施受双方不再是森严等级的两端,而是两个相互对等的社会个体。
儒家差等之爱的基础在于周礼的“亲亲”原则。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墨子则认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最终必然会走向极端利己主义。这一点在他和巫马子的一段辩论中有所体现,详见《耕柱》。这同时说明,儒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差等原则的前提正是肯定自私自利的合理性。
概括来说,孔子和墨子对于“爱人”的观念的区别在于,在程度上,前者尽管难于坚持,毕竟要求浅近,后者严格且更难达到;在范围上,前者有阶级性,后者提倡广泛无差。
而究竟什么是至善的境界,笔者认为,不仅仅当是“待人如己”,甚至应该是待人高于己。善的概念,是必须经过考验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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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不能只看付出多少,而是看它与自己的利益成多少比例。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那时的善才能像剥掉皮的葡萄,显露出本来面目。不,那样也未必,有多少牺牲里仍然包含的不甘和懦弱呢,如果一个人的善是因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宁愿取而代之,这是好的。而如果是不忍自己幸福别人痛苦,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顾及面子,或者面对自我良心时的不忍——这是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时的面子,这又能称作至高意义的善么,尽管行为上前后二者并无差别,内涵却已天壤之别。
大抵佛割肉喂鹰这类行为才称得上“至善”。然而这毕竟仍然是牺牲了一个个体。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此“直”字用得好,公平正直的态度是为稳妥,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又是当局者难以拿捏的。囿于篇幅所限,对于“至善”的讨论就到这里,不做深究。
二、 孔子对道德的约束方式
既然两人对于“爱人”提出了兼爱与差爱两种不同的要求,那么如何要求众人实施呢,用什么样的约束力来使人自觉套入自己主张的道德境界中呢,
首先,孔子对“仁爱”的行事方针易懂易做,让人们有更强烈的修缮自我行为的主动意愿。“亲亲”与“尊尊”是本属于人性的,则这种差爱更符合人们处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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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提出“克己复礼”。这种阶级性的“仁”导致差爱,同时,严格的等级差别又使人们有意识地约束自己。他提出用“正名”的方式恢复周礼,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礼”有着作为政治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的属性,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
行为规范
护士的素质和行为规范导医服务行为规范护士的素质和行为规范工作态度好的表现幼儿园教师行为规范
,这就是礼。
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较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者似乎更易培养出民众对于政治的漠然心态。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可以说“乡人”的心态就印证了孔子的态度。
有《论语》可见,孔子论礼,既没有如前人那样,拉到“天之经,地之义“那里去,也没有拉到“性恶”还是“性善”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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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纯粹从给社会治乱的实际生活角度来讨论,显然这更为实用和有效。
最后,因为此种 “礼”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政权的掌控,“仁”又作为一个很好的外壳展现给世人,在战国时“显学”有儒墨两家,而在争夺正统的地位之争中,儒家被统治者极力推崇,后来演变出“外儒内法”的统治形式,在西汉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
三、 墨子对道德的约束方式
就现实而言,墨子的“兼爱”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模式,尽管他试图加以论证,然而它毕竟不具有道理上的强制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他意识到这一点后,曾从功利的角度解释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似乎在表明“我为人人”的目的变成了“人人为我”,无疑使“兼爱”陷入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尴尬实质。
墨子“兼爱”的伦理思想,无疑在其政治思想上也有所体现。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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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墨子无论在人际关系中,还是做官处事中都要求平等,这些客观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孔子希望恢复周礼,他们主张的不同根本在于前者代表小手工业者的利益,而后者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维护等级制度,强调阶级差异,主张“克己复礼”。
如上文所述,依靠自觉与功利的说法来推广“兼爱”的要求都是不妥的,现在我们有必要将眼光投向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猛烈抨击定命论:执“有命”者不仁。(《非命上》)
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非命中》)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非命下》)
他认为,这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
然而,他又相信并宣传鬼神的存在。综合“非命”和“明鬼”是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他认为尽管有天意的笼罩,可最终决定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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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自身,提倡人们努力从事,乐观进取。类似于宗教革命中,加尔文的先定论——不否认宗教,反让它给人积极生活的鞭策和理由。
“兼相爱”近于托尔斯泰的利他主义。如何转变人利己的天性到利他呢,宗教是可以来帮忙的。其宣扬一种效果论,道德行为好,要求助于天、鬼的赏罚。
各种教士都认识并抓住了人类形而上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牢不可破性,他们创造的宗教应该有善意的启示动机和恶意的神权统治动机,所以宗教在封建社会往往被贪婪的统治者当成被利用的罪恶工具。从,,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才是智慧的表现。
叔本华说:“生命短促的人类,川流不息地,一代一代相继来到这世界,又相继离开这世界;每人都肩负著恐惧、匮乏和忧虑,跃进死亡的怀抱。当人类如此地生死相继时,他们从来不厌其烦地问什么东西使自己烦恼,这个悲喜剧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向天呼求,但天道无言。天没有给我们回答,却来了一批带著启示的教士。”也就是这个意思,人类面对广博无边的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忧惧使得自己常常有无力渺小之感,于是创造了神灵来让自己相信,也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就是传教。
传教士希望更多的人来信仰他的信仰,从而开启自己去天堂的路。好像是众人去救赎传教士的灵魂。如同积德行善是为自己
用敬畏之心来约束自己行为避免犯罪,怀着祈求来世幸福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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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来变“利己”为“利他”,大概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这是否让“兼爱”的初衷已经变了质,这是否是对人性中同情心和自觉心的一种玷污,
四、对墨学发展的影响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做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以此赞扬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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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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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尚思想。由于理念实践起来要求过高,不适应社会发展主流趋势,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五、 结语
墨子是工人的中国历史上个人品德最高尚的少数人物之一,具有丰厚的同情心,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很多传统习惯的事物持批判态度,他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然而却较为理想主义,难于实施。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孔子脑海中虽有“圣人”的形象,却不将“仁”提升到人人仰望却回避去做的事情。同时社会道德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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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推广方法也带来了不一样的形式和效果。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道德标准的理想主义是“兼爱”的特征,但它同时又具备了难以实现性。
墨子通过功利性角度和效果论,“非命”与“明鬼”的哲学思想使人保持奋进姿态和敬畏之心,对自己的学说加以论证和推广。
相比之下,孔子的“仁爱”是一种妥协后更为明智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标准。其通过“礼”与“仁”结合,用更贴合人性的标准和借助王权的手段,更好的实现了理论懂到实践的转化,以及学派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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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墨子与中国文化》?张永义 著
《仁礼之辩——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梁家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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