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真实——唐代女性诗歌的双重意味
模拟与真实——唐代女性诗歌的双重意味
【内容提要】
能否真实书写女性的性情，展示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是区分唐代女性诗歌模拟与真实的分界点。从本质而言，它体现了女诗人对男性中心文化的依附或背离。
【关键词】唐代/女性诗歌/男性中心文化/依附/背离
“诗的活动的起点，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注:狄尔泰《体验与诗》，见L?列维松《近代批评文学》1919年纽约版第53页，转引自《诗探索》2000年第1—2辑第149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从本质而言，诗歌表达的应该是生命的问题，即展现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谓“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实际上彰显了男性诗歌过度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和实用思想。唐代空前开放的文化格局与积极入世、关心时政的社会心理机制，必然规定了男性诗人在抒展个人情怀时，思考与表达的一般基点是施展建功立业的抱负，实现政治的理想，从而展现人生的价值。置身其中的女性诗人的创作因此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状貌与发展趋势。区别两者的分离点，取决于女性诗人对男性文化传统的接受与否及自身主体性操守的持有程度。
由于跻身上流社会，耳濡目染男性文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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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形态并渴求得到传统文化的认可，以宫廷内后妃宫人，贵族、官僚的眷属为主体的出身尊贵、地位优越的女性诗人大多自觉地以男性的思想感情、审美旨趣和观念意识来写作，将符合正统的男性诗人的作品作为范本，明显表现出对男性文化的趋附倾向。“陪鸾游禁苑，侍赏出兰闱。云偃攒峰盖，霞低插浪旗。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铎吟轻吹发，幡摇薄雾霏。昔遇焚芝火，山红连野飞。花台无半影，莲塔有全辉。实赖能仁力，攸资善世威。慈缘兴福绪，于此罄归依。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武则天的这一首《从驾幸少林寺并序》(《全唐诗》[1] 卷五)颇得后人称道:诗人以栩栩如生的语言描摹了禁苑周遭的声色皆美的图景，兼有对仗美与音韵美。然而诗歌的立意本为感伤亡母，诗人却刻意借用了张扬皇家威仪的词汇作为意象，着眼于展示景观的力度与壮美，将哀母之情融于歌功颂德的俗套，令人感怀。上官婉儿的不少陪侍皇帝出游纪胜的作品也是如此。以《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全唐诗》卷五)中的一首为例:“鸾旌掣曳拂空回，羽骑骖马覃蹑景来。隐隐骊山云外耸，迢迢御帐日边开。”其意境阔大，颇有男儿之风，历来得到赞许。钟惺就曾赞叹说:“全诗皆以猛力震撼出之，可以雄视李峤等二十余人矣～”[2] 然而从创作视角来看，诗人仍是从仰视的角度观照写作对象，将皇帝预先设定为接受万民崇拜的神，所以仪仗队伍的浩浩荡荡、自然景物的壮观雄奇无不成为对皇帝业绩的隐曲肯定与赞美讴歌。而在宫廷女诗人鲍君徽的笔下，对皇帝的歌颂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首《奉和麟德殿宴百僚应制》(《全唐诗》卷七)如是写到:“睿泽先寰海，功成展武韶。戈,?清外垒，文物盛中朝。圣祚山河固，宸章日月昭。玉筵鸾鹄集，仙管凤皇调。御柳新低绿，宫莺乍啭娇。愿将亿兆庆，千祀奉神尧。”全诗以铺排的手法展示了皇恩浩荡泽被四海的隆重效应，对君恩进行了无原则的赞美与歌颂。所以，尽量规范自由创作的冲动，在创作中注意实现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成为上述诗人歌颂太平盛世、为皇帝大唱赞歌所采取的根本策略。而从审美价值取向来看，诗歌明显推崇充满阳刚之气的力度感与力量美，这对由于性别的原因处于男权社会边缘、被中心文化排斥的女
诗人而言，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审美依附心理。
诚然，如果从应制诗、游宴诗本身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来看，这些女诗人在创作中自觉放弃抒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使用典型的套语和无聊的吹捧而将自己纳入男性世界的范畴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即使在一些日常题材的作品创作中，这种有意或无意的趋附意识依然存在。以长孙皇后仅存的一首《春游曲》(《全唐诗》卷五)为例:“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钟惺对此诗的看法颇为典型:“何等深细～觉他人柳腰桃脸等语皆鄙俗不中用。”[2] 然而“兰闺艳妾”很明显是被置于观赏玩味的位置，诗人以男子通常欣赏美色的口吻，兴致勃勃地赏玩吟诵其外貌身姿的风流多情，津津有味地表现宫女的体貌之美与春色和谐悦人的一面，忽视了对于宫女内心世界的探求，而对于宫女生命的体贴与关心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诗人因为所持的男性立场而丧失了作为女性的根本价值判断和主体性操守。而对于女诗人而言，其社会身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她的写作只能是展露生命的记忆、流露并宣泄情感的。因此诗歌必然成为女性自觉表露主体意识、品味生命意味的最佳载体。
女诗人对于自己胸怀理想和生命意志的真诚抒写主要体现在爱情诗的写作上。由于女性对爱情往往心无旁骛、全心全意甚至忘我献身，因此她们往往比男性更能领悟爱情的真谛，更能展示情感的深度。“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开元宫人所作的这首《袍中诗》(《全唐诗》卷七九七)以平实质朴的叙述语言刻画了一个对今生已然绝望、希望来生能结取姻缘的柔情脉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女主人公将满腔爱意寄托于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以求结取“后生缘”，实际上反衬了主人公被剥夺了自由和爱情、无奈地陷于孤独寂寞的悲惨处境。而天宝宫人的《题洛苑梧叶上》(《全唐诗》卷七九七)倾诉的也是这样的苦情:“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所不同的是诗人直白地道出了身处深宫的心理感受:一入深宫，从此便与代表了温暖、希望、追求、幸福的春天无缘。这样一些浸润了生命痛楚的心灵读本是堪与上文长孙皇后的诗作形成对照来读的。
模拟与真实——唐代女性诗歌的双重意味(2)
自然，女诗人对爱情的感觉和把握是多层次的。在倾诉对爱情的渴望、聊慰生命激情的时候，她们通过对自身体验的分析梳理，展露了爱情生活带给她们的诸多感受。“门前桃柳烂春辉，闭妾深闺绣舞衣。双燕不知肠欲断，衔泥故故傍人飞。”张窈窕的《春思二首》(《全唐诗》卷八?二)中的这一首以巧妙的对比抒写了形单影只的寂寥与孤独:门外是撩人的春光、双飞筑巢的燕子，屋内是躲在深闺独自绣衣暗自伤心的自己。而李冶的《相思怨》(《全唐诗》卷八?五)更是极写了女子的相思之苦:“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首联颔联两句诗人将相思以海水作比，表现了相思之极深极广。抒情女主人公因难奈相思之情携琴登上高楼，而高楼却因人声寂寂月光弥漫使诗人更生哀怨之情。诗人弹到《相思》一曲时，却不料因为感情急速迸发而“弦肠一时断”。诗人表面写相思，实际流露的是满腔哀怨之情，让人释卷难忘。如果说李冶的哀怨诗情是遮着面纱娓娓道来的，那么鱼玄机的哀怨则是以杏眼圆睁的怒目表达心中的愤慨的。“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洞房偏与更声近，夜夜灯前欲白头。”在这首《秋怨》(《全唐诗》卷八?四)中，诗人敏感地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多情招致了愁苦的心绪。当秋风飒爽皓月当空时多情带来的却是深深的悔意:见证“我”的彻夜不眠与华发渐生的，是夜夜更声和一盏孤灯。诗人在对抒情主人公愁苦心境的刻画中，实际溶入了对抛弃自己的昔日丈夫李亿之流的愤怒谴责。总之，女诗人以或直白或隐曲的笔法倾诉自
己内心最真实的相思与愁怨，道出自己对爱情生活最真实切肤的体验。
值得强调的是，女诗人在描摹细腻隐秘的情感世界、展示内心的情感伤痕时，已经意识到由于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正是导致爱情无望的真正原因。这种难能可贵的理性认识最集中地体现在鱼玄机的《赠邻女》(《全唐诗》卷八?四)一诗中:“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诗歌在形象描述了邻女失恋的种种痛苦情态之余，紧承“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3] 之意，发出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有力痛斥，道出了历经情感磨难的女性共同的心声: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想要寻找一个对自己有情有义、善待自己、灵魂相通的如意郎君，岂不是比得到无价宝还要难上加难吗～而女性在遭遇这样的挫折时，又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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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诗人所能劝慰邻女的是:不要念念不忘负心郎，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所爱～泼辣大胆的劝解鲜明标示了诗人挑战男性道德的强烈叛逆精神和反抗意识，展现了突出的个人化姿态:边缘的社会身份并不能使她们从社会中逃遁，她们甚至还能以女性的坚韧去关心身外的大事，探讨一些似乎从来都应该是男人管的事情。鲍君徽的一首边塞诗《关山月》(《全唐诗》卷七):“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塞迥光初满，风多晕更生。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霜凝匣中剑，风惫原上旌。早晚谒金阙，不闻刁斗声。”诗人以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征人艰苦的生活环境活现了战士的厌战情绪和深切的思乡之情，并对朝廷和边帅不体恤战士的麻木不仁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与批判。薛涛的《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全唐诗》卷八?三):“黠虏犹违命，风烟直北愁。却教严遣妾，不敢向松州。”更是讽刺了镇守边镇的节度使只会对弱女子滥施淫威而不敢对抗入侵之敌的软弱无能，代罚赴边女倾诉了一腔苦情。无怪乎杨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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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有讽谕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4] 所以，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诗人在对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抒写与表述中，力图抛开男性价值尺度，表现内心的渴望与追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与男性的表达相比，她们作品中的反抗令人感觉到的是脆弱和苍白。更有甚者，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熏染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丧失了独自飞翔的能力。妓女诗人徐月英以一首《叙怀》(《全唐诗》卷八?二)诉说了所有被迫沦为娼妓的姐妹们的心事:“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将自身的悲惨命运归结到丧失“三从四德”，懵懂中将耻辱的枷锁自觉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综上所述，当女性以性别的视角观察和体验生活，在从现实生活到精神存在的维度中深切地感受身为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生活的各种压抑时，通过写诗实现的心灵宣泄实际上成为她们挣脱现实的羁绊、实现生命的超越的最佳途径。所以，能否真实书写女性的性情世界，释放生命力、舒展性灵，展示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区分唐代女性诗歌写作中模拟与真实的分离点。因为对于日常生活的亲近与表现，对于婚恋主题的大量涉猎，使女性诗歌部分消解了男性文学惯常表现的宏大主题，将诗歌带回到《诗经》这一抒情诗的传统中。而在诗歌婚恋内容的表层之下，蕴藏着一个真挚的情感空间，即对一种建立在生命的交流与沟通上的人类之爱的永恒膜拜与追求。诚然，女性诗歌题材因性别在体制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而呈现了狭隘的面貌，并在与同时期的男性诗作的比较中显出了“轻”的状态，但其中承载的生命本体意识，又使其在中国诗歌的发展流变中具备了极不一般的分量。
参考文献】
[1] 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钟惺.名媛诗归三十六卷:卷九[M].明刻本.
[3] 汉乐府诗:白头吟[M].
[4]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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