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考试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
吴铮强
一般认为,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依据,科举制度是根据儒家文化的精神设计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士人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治国平天下。但事实上,这只是科举精神的一个方面,科举制度另有其世俗功利主义的一面。科举考试中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并不仅仅是科举士人精神沉沦的结果,事实上也表现为科举考试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本文以宋代科举为例,说明国家开科取士和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最后对这种现象提出自己一点浅陋的理解。
一、谋生
宋代很多学者指出,跟着阀士族阶层,宋代士人阶层没有政治特权,缺乏稳固的经济来
古者人有恒产,故士不仰禄。今源,因此不得不将科举出仕作为谋生的手段。如胡渊说,“
之宦游者,率低徊饩廪,以自负于义。一招废斥,置父母妻子于饥寒,恝然无念,可乎”,1王安石指出:“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则授一廛而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今也地不井,国不学,党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则或无以裕父母妻
2子,无以处。行完而才备,上之人亦莫之举也,士安得而不自进,”如沈括也说,“今之为士无田亩以为之食,无桑枲以为之衣,不可遂弃骨肉之养而死亡之是蹈,则有未免乎有求于人也。未免乎有求于人、择于人之可为者,不出于仕禄,则将何适而不枉,盖士有不得已,而势必出于仕。则无怪于上之人遇之不以道也。士固有时至于此,故其上不洁察察之誉,而
3下不嫌于为利”。
宋代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需要通过科举出仕养家糊口者并不少见,“苦无计以养亲,
4遂强颜而干禄”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张方平说自己“箪瓢非所以养亲,聊干禄以代
56耕”,陈襄说自己“家贫无所取资,汲汲于禄利,非所以由道也”,欧阳修说自己“祗希
78干禄以养亲”、“少急养亲,遂学干禄”。
对于那些没有田业、“退无归耕之处”的科举士人来说,一旦科举失败,他们只好另谋生路,这是将科举出仕当作谋生手段的另一种表现。宋代落第士子可以从事的职业很多。袁采说:“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
9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梁庚尧指出,除了“田业基础”之外,
10落第士人还可以通过商业经营、束修、代人作写字、行医、技艺、诉讼等业来谋生,从事各种宗教巫术类职业的落第士人也并不鲜见。教书则被认为是士人在经营田产和仕宦之外最
佳的选择,有名的学者不但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束修收入,而且教书还可以同时继续从事科举。
1 游酢:《游廌山集》卷四《宣义胡公墓志铭》。
2 王安石:《进说》,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七。
3 沈括:《长兴集》卷八《答徐秘校书》。
4 李刘:《梅亭先生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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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上曾运使》。
5 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二《上宋参政》。
6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八《答徐洪秀才书》。
7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九二《乞外任第一表》。
8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二《免进五代史状》。
9 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处己》。
10 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下册,允晨文化司1997年,第219—321页;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1997年。
二、致富贵
宋代有些科举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动机,与其说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如宋祁则在上元节“战华灯拥歌妓醉饮”,并声称“不知某年吃虀饭是为甚
1底”,徐休复则在祭拜孔子时提出“服我先圣之道,学我先师之文”的意义在于“脱红尘,
2上清汉,要金拖紫,入玉阶而侍珠旒”。
科举士人通过科举博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这是很平常的现象。比较特别的是,宋代的统治者明确标榜科举致富,以富贵笼络士人,比如著名《劝学诗》声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该诗的作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宋真宗。朝廷官员也动辄以富贵劝学,如陈襄《仙居劝学文》称“虽山野贫贱之家,
3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宋代以富贵劝学,消极影响非常明显,“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蠧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
4之也。”
宋朝大肆宣扬“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科举富贵观,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科举,主要是
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控制起来。但是科举的规模越大,落第的人数就越多。宋朝统治者十分清楚,如果不加适当的抚慰,落第士人可能变得十分危险,扩大科举规模维持社会稳定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藉。”为了最大限度地防范落第士人的出轨行为,宋朝不但“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而且设计了特奏名制度,开宝二年(969),“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
5 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三、光宗耀祖
1 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七《二宋》。
2 徐休复:《拜文宣王庙记》,《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四册第437页。
3 陈襄:《古灵集》卷一九《仙居劝学文》。
4 陶宗仪:《说郛》卷七三下《劝学文》。
5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宋代还有一些科举士人,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当雄厚,并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谋取富贵。但是由于科举出仕能极大地提升一个家庭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很多富足的平民家庭就要求家中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禄以荣亲”,光宗耀祖。
科举出仕给土豪家庭带来的荣耀是财富不能比拟的,如张仲宾“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与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畜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
1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客、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2因此平民家庭无不希望家中子弟科举出仕,“禄以荣亲”,光宗耀祖,有所谓“人间得意
345尽危机,独有荣亲事未非”,“一经知教子,三釜拟荣亲”,“父昔教我书,意在为荣亲”,
6“家有老母望切倚门,窃思有以荣亲之途未之得也”,如张九成“常恐荣亲之心蹉跎迟
789暮”,晁公遡“常思富贵以荣亲”,陈元礼“学涉八年,始预漕荐,于是思荣亲之计”。
与此同时,朝廷也以“富贵荣亲”来吸引牵制官吏,常常赐予官僚家人荣誉性的封号,
10正所谓“荣亲人子之常情,报本国家之盛典”,“荣亲”两字也常出现于国家对官员的法
1112令之中:“小大群臣,俱有荣亲之典”,“夫荣亲莫大于功名,养志不专于甘旨”,“朝
13有大庆,赉于四海,百官进秩,雨露之泽也。尔预于甄叙,通籍朝闺,荣亲显家,其赐盛矣”。
光宗耀祖是整个家庭的事业,因此一个家庭往往举全家之力从事科举,或是兄弟之间的
分工合作、或是父子之间相互继承。如杨处士曾对他的兄弟们说, “家事不可以累大人,
14予其主之,尔曹第力学,予将资尔,异时求有以昌大门户者”。又如李处士“就进士举试
15礼部,既不得,叹曰: „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为之。‟于是归教其子”。 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六。
2 科举“荣亲”的观念在宋代十分普遍,“禄以荣亲”一语见张咏:《乖崖集》卷九《谢
起复表》称:“窃念臣处世无才,逢时有幸,既将身以许国,兼得禄以荣亲。”第96页。
伏念臣禀生孤露,逢运休明,又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二八《谢表》称:“
禄以荣亲。”
3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三《寄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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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宽之主簿慈顺堂》。 4 刘宰:《漫塘文集》卷三六《挽潘校尉》。
5 于石:《紫岩诗选》卷一《邻叟招饮》。
6 薛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二一《代上汤相书》。 7 张九成:《横浦集》卷一八《又上宰相》。
8 晁公遡:《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二三《答郭运干启(明复)》。 9 张侃:《张氏拙轩集》卷六《娱老堂记》。
10 卫泾《后乐集》卷二《神父严德威远显庆侯加昭灵二字诰》。
11 楼钥《攻媿集》卷四十《故母安人吕氏赠令人》。
12 苏轼《苏轼文集》卷四三《赐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乞外郡不许批答二首》。 13 刘攽《彭城集》卷二三《宣德郎曹旼可通直郎制》。
14 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荣州杨处士墓志铭》。
15 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八《绵州李处士墓志铭》。
16 袁甫:《蒙斋集》卷十七《伍府君墓志铭》。
17 陈亮:《陈亮集》卷三六《何茂宏墓志铭》。
18 方大琮:《宋宝章阁直学士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三六《处士林君景诜墓志铭》。 19 李昭玘:《乐静集》卷二九《张纯臣墓志铭》。
20 陈耆卿:《篔窻集》卷八《程伯修墓志铭》。
光宗耀祖是家庭的事业,很多人是因为“禄以荣亲”的家族压力而参加科举的。比如伍总“尤以教子为急,家务靡密,躬自任之,不以累诸子,闻四方有明师良友,亟使就正焉……
16曰:„专而学业,孝莫大焉。‟以是清之得一意于学”,可以想像伍总的诸子承受着科举的巨大压力。这些科举士人因为被动的参加科举,他们有的在家庭中其他成员中举完成光宗耀宗任务后,便放弃了科举,如何恢曾与弟何恪一起参加科举,何恪成功后,何恢高兴地说,
17“是足以报吾父矣”,从此放弃了科举而专心经营家庭;林景诜在其“弟哲预嘉定己卯计
18偕”后,高兴地对父亲说“昆可以逭场屋之责矣”。还有一些被动参加科举的人,本人并没有科举出仕的意愿,在父母过世之后便放弃科举,如张仲原在父亲去世后,声称“禄不逮
19亲,吾将何求,宜从吾所好”,于是尽舍科举之学。程伯修好仙道,但因为“有母不能媒斗禄,非孝”。而从事科举,丧母后便声称“昔之出,以为亲也,亲亡,吾从此逝矣”,便
20入眉山追求神仙而去。
光宗耀祖,往往是一些家庭在致富的基础上更高的发展目标,先经济后科举,是这些家族确定发展目标的一般次序,经济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也会放弃科举转而专注于经济活动。比如邹陔“自奋于学,既冠,学成,屡试有司,辄不售,抚卷而叹曰:„吾屈首受书,为五斗米耳,况忍穷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如治田,不用积功次,可一奋而取二千石。‟于是筑室反耕,不数年赀聚沛然,遂至千金。”他还对儿子说:“吾读书属文词不落人后,而贫窭无籝囊之蓄,当是时,州县三舍选补之法,铢称寸累,俟以岁月,然后可冀一名于卿大夫之书,则已索我于枯鱼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屋庐以舍汝,有田园以饮汝,汝曹
1勉读文书,无落吾事。”又比如陈孝若“尝读书自刻励矣,已而幡然曰: „亲疾而养不足,
2吾于子职,将择其力易而功近者。‟乃独以治产自任……居久之,遂以富称乡里。”又比如徐文质“亦尝受经于儒官马龟符,有慕仕进心。至悼亲之继丧顾门中,时无强子弟可任,惟
3惧覆先人遗业,则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于家。”
1 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六三《宋故邹府君志南墓志铭》。
2 刘挚:《忠肃集》卷十四《陈行先墓志铭》。
3 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东海徐君墓志铭》。
4 蔡襄:《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二六《陈殿丞送行诗序》。
5 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九《送陈守仁入太学》。
6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九《芳草曲》。
7 吴芾:《湖山集》卷四《朱世同喜雪中得酒出佳篇相谢用韵奉酬》。
8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七《不葬父落第》。类似的故事又见该书同卷《罗巩阴谴》:“罗
巩者,南剑沙县人。大观中,在太学。学有祠,甚灵显,巩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祷。一夕,神见梦曰:„子已得罪阴间,亟宜还乡,前程不须问也。‟巩平生操守鲜有过,愿告以获罪之由。神曰:„子无他过,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巩曰:„家有弟兄,罪独归巩,何也,‟神曰:„以子习礼义为儒者,故任其咎。诸子碌碌,不足责也。‟巩既悟悔,乃急束装遽归。乡人同舍者问之,以梦告,行未及家而卒。”
9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五《威怀庙神》。
10 李石:《方舟集》卷十六《乐先生墓志铭》。
11 陶晋生认为,“很多落第的士人立即面临困境……如张唐民下第,„母老而贫无以养,可困且艰矣。‟欧阳修向赵康靖推荐落第的秀才焦千之,说他:„专心学古,不习治生,妻子寄食妇家,遑遑无所之。‟有人功名不成而破家。李至说:„维吾父而事举,事之笃,以至于破家。‟……还有一种怪现象,有些子弟借科举之名而挥霍:„吴越之俗,多浮夸伧子,借名于儒而横用家资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读书破业者有矣。‟”陶晋生:《北宋士族》,第39-40页。
然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让家中子弟通过科举出仕“禄以荣亲”、光宗耀祖,其风险也是极大的。首先是科举士人常常无法承担孝亲的责任,所以宋代的科举士人常被警告要在科
4劝夫为人子者志乎侈大而远于孝养者,不为空言也”举与养亲之间谨慎选择,“。郑侠曾与准备入太学的陈守仁讨论士子该不该远离父母游学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游学与养亲的矛盾,郑侠质疑陈守仁远离父母的行为,陈守仁以追求“道艺”、“男儿志四方”、科举“显亲”等理由坚持,最后郑侠表示,既然陈守仁有大志如此,他也不能反对,只是京城中充满
5了诱惑,希望陈守仁不会因此而堕落,珍惜时光,才可能实现科举显亲的志向。郑侠与陈守仕的对话说明通过科举出仕立功名、“男儿志四方”的价值取向,并不符合乡族社会土豪层的一般期望。而游学在外的乡族子弟,也因为不能承担家庭的责任而忧虑、忏悔,常有“家
6在江南妻子病,离乡半岁无消息……人生误计觅封侯,芳草愁人春复秋”的感叹。如吴芾感叹“间为场屋游,往往遭弃掷。进取既不谐,资身又无策。教学三十年,尝作离乡客。亦
7岂无六亲,为亲成间隔”。游学士子的梦境也表现出士子不能承担家庭责任时的精神负担,如福州人陈杲“贡至京师,往二相公庙祈梦。夜梦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
8犹疑未信。明年,果黜于礼闱,遂遣书告其家,亟庀襄事。后再试登第”。除此之外,从
9事科举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参加一次科举常常“非费数千不可动”,甚至
1011“以学破家,不得更希觊田业以为己分”,这使得科举在经济上也极具风险。因此宋时有人视科举为屠龙之技,“学屠龙而破家若是,胡不以子所能移之屠狗之肆,求归子所亡千
1金家,顾不快哉……世之学周公孔子之道者,犹学屠龙技也”。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参屯风险很高的科举考试,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时
慷慨有远志,自力读书,不治家事。宗族争笑且怒之曰:„汝世也遭人质疑,比如苏骐骥“
2农家,勤治耕桑以丰衣食,汝忽弃业为书生,穷馁无日矣。'”“齐鲁为士者微,俗贵农桑
3本业,而贱游学迁徙,其子弟能世其作业,平居堇堇不交,闾里贤矣”。
四、余论
科举考试中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并不是一个隐蔽的现象,但一般认为,这只是王朝政治腐败和科举士人精神沉沦的表现,而没有注意到,这种取向其实是中华帝国制度设计的自觉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最初是按照法家思想构建起来的,法家就强调,帝国的官僚根本不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精神信仰,荣华富贵才是官僚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如果官吏不在乎荣华富贵,君主就无法控制官吏。因此法家设计的君臣关系,应该是相互算计的、赤裸裸的交易关系,“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
4也”。如果官吏有独立的信仰,他们就可能不服从君主的意志,在这法家看来是极其危险,
5“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作者简介: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 毛滂:《东堂集》卷七《上镇南节度吕吉甫书》。
2 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苏骐骥墓碣铭》。
3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黄君墓志铭》。
4 《韩非子》卷五《饰邪第十九》。
5 《韩非子》卷四《姦劫弑臣第十四》。
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
徐红 郭应彪
作为朝廷选拔代王言之词臣的科目,宋代词科设立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延至南宋末期,不少文学博异之士皆中选。其间,词科的名称几经变化,从最初的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至晚宋降等而立的词学科,不过其性质始终未变,均是为朝廷
1选拔公牍骈文的写作人才。关于宋代词科的研究,主要有聂崇歧《宋词科考》,对宋代词科的沿革、应试资格、考中者之待遇及官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祝尚书在《宋代科举与
2文学》一书中有《词科的设置》、《词科的考试》两节,论述了词科的盛衰及其原因、词科的性质、考试流程、词科的得失等重要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对词科中选者之考察,将制度条文与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制度史片断。
一、中选者人数
哲宗即位以后,患于王安石科举改革罢诗赋、试经义所导致的读书人空疏无学、朝廷词章之士缺乏的现象,于绍圣元年(1094)下诏设宏词科,当时中书省上书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故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今来既复旧法,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表章、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
3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第二年即开科取士。徽宗大观四年(1110),以为绍圣之法“立格法未至详尽,不足以致实学有文之士”,于是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每岁附贡士院引试,听有出身人不以京朝官、选人,经礼部投状就试,岁中有取不得过三人,如无
45合格则阙之”。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又改为“博学宏词科”。但到宁宗嘉定以后,博学宏词科开始走向衰落,“久不取人,日就废弛。盖试之太严,故习之者少。今欲除博学宏词科从旧三岁一试外,更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贵记问。……其科目,则去„宏博‟二字,
6止称词学科”,即除博学宏词科外,又设词学科,选拔目标与博学宏词科同,但要求有所降低。
1 载于聂崇歧《宋史丛考》(
上册
三年级上册必备古诗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案下载人教社三年级上册数学 pdf四年级上册口算下载三年级数学教材上册pdf
),中华书局1980年。
2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
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中华书局1957年。
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
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
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中华书局1985年。
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四至一二之二五。
8 王应麟《玉海》卷二百四,《辞学指南?辞学题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宏词科,到词学兼茂科,再到博学宏词科和词学科,词科考试在宋代延续时间达一百
7余年,其间之中选者,《宋会要辑稿?选举》记为103人,王应麟《辞学题名》记为107人8,比《宋会要辑稿》所记多四人,分别为陈贵谦、陈贵谊兄弟、王应麟、王应凤兄弟。此外,在方志、文集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还记有年代不详的词科中选者14人,这14人有可能在中词科后,或仕途上不够显达,或由于其他的原因,史料记载不详,但也不可忽视。另有4人由于资料有限,仍不能确定是否中词科。笔者以现有资料,将年代不详之14人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宋代词科年代不详之中选者简表
姓名 出身举词科时间 曾任官职 资料来源
淳熙间累官朝散大夫,华文殿修(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
倪祖常
(1174-1189 撰兼礼部侍郎 12《人物征第五之五》
绍定间
周寅龙 《江西通志》卷76《人物》
(1228-1233)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
咸淳间10《常州府?人物》,(明)
包天麟
(1265-1274 邵宝《容春堂集?续集》卷16
《封太宜人夏母包氏墓志铭》
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354,
邵桂子咸淳进 宋末 处州教授,国亡不仕 《江南通志》卷 172《人物
志?松江府》
郑所南
(又名郑太学生 宋末 国亡不仕《两宋名贤小集》卷 371
思肖)
咸淳十年
《江西通志》卷51《选举三》,
邹次陈 ( 1274)宋末 国亡不仕
卷80《人物十五》进士
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迁
哲宗时进《宋史》卷351,王明清《玉
郑居中 给事中、翰林学士,后入
士及第 照新志》卷6
宰辅
宣和三年陈骙《南宋馆阁录》卷7《官
历秘书丞,知建昌军,通
陆时雍 ( 1121)联上》,《明一统志》卷41《严
判湖州
进士 州府?人物》 绍兴三年《明一统志》卷81《肇庆府?人
除太学博士,历任广东、
谭惟寅 ( 1133)物》,《广东通志》卷31《选
江西提点刑狱
进士 举志》,卷44《人物志》 绍兴十八敕令所删定官,除泉州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陈丰
年(1148)授,改宣教郎、太学博士,卷174,《绍兴十八年同年小
进士 知惠州,朝奉郎知南恩州 录》
乾道八年
(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卷
常濬孙 ( 1172)福州教授
13
进士
绍熙四年授建康府教授,历秘书
《两宋名贤小集》卷216,《宋
程珌 ( 1193)丞、秘书省著作郎,除翰
史》卷422《程珌传》
进士 林学士、知制诰
庆元二年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
历官宗正丞,秘书少监,
徐凤(1196) 学》,《福建通志》卷47《人
入翰林院
进士 物五》
淳祐七年张淏《会稽续志》卷6《进士》,
历监察御史,官至礼部侍
孙嵘叟 (1247 )《大清一统志》卷227《绍兴
郎
进士 府二?人物》
1 《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
2 《文苑英华?事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中华书局1986年。
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一二之三。
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一二之七。
关于上述简表,有以下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4 第一,还有一些明清方志资料中记有位宋代词科中选者的姓名,即载于王鏊《姑苏志》卷五十的邱璪,载于《广东通志》卷四十四的陈天觉,载于《江西通志》卷七十一的陈世昌,载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的尤时泰,但由于没有其他的佐证史料,暂存疑待考,故不列入表中。
第二,《宋史》卷四百六《洪咨夔传》中,载洪咨夔“应博学宏词科”,不过未言及是否中选,这样就易于产生误解。幸有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七中记洪咨夔应博学宏词科时,虽然有司奇其文,但由于“时相恶人以科目自致,报罢”,非常清楚地载明洪咨夔未中词科。
由此,笔者据现有资料,认为两宋时期留下姓名的词科中选者为121人,其中107人有确切的中词科时间。
二、家庭背景及仕宦生涯
从王安石的罢诗赋、试经义,再到后来罢制科,虽然本意是杜绝于政事无补之诗赋文学,鼓励士子们以经术策论时政得失,以同一的价值观治理地方和处理政事,但是“如诏诰、章
1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以经术晋身的官员于此不精,很有可能无法应付日常的公文往来,影响朝廷政令的上传下达。更重要的
2是,以进士科对社会之影响,纯粹考经义与祖宗朝“以文化成天下”的故事相背离,也“无
3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哲宗下诏设宏词科。可见,宏词科在设立之初即是选拔精于公牍四六、通晓词章记诵之学的博异之才,因此其报考条件自然比较严格。哲宗绍圣法规定:“每科场后许进士登科人经礼部投状乞试,依试进士法差官考校。……在外见任人,候得替,
4许于礼部投状就试。”只有登科进士才有资格报考宏词科,若已为现任官,须有人接替才可报考。大观四年徽宗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每岁附贡士院引试,听有出身人不以京朝官、选人,经礼部投状就试,岁中有取不得过三人,如无合格则阙之。……宰臣、执政官亲
5属不许与试”。报考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放宽,只要是有出身之人,即进士及第或太学上舍释褐,无论是否为现任官,皆可报考,但宰执官员之亲属仍受到限制。高宗绍兴三年,在大观法基础上,又规定“应命官不以有无出身,除归明、流外、进纳人及犯赃罪人外,并许应诏。命官非见任外官,许径赴礼部自陈,若见在任,经所属投所业,应格召试,然后杂(应
1为“离”)任”。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出身,朝廷命官皆可报考。宋朝官僚集团的成员主要来自于有出身的进士及第者,其次则为受惠于荫补制度、无出身的官员子弟,此外还有同样无出身的归明人、流外人和进纳人,绍兴法的规定实则是将大量荫补官员,即任子纳入到了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范围内。
史料中所记载的词科中选者情况确实如此。121位留有姓名的词科中选者中,出身于进士或上舍释褐者即达90人之多,若考虑到史料流传过程中因故缺失的因素以及上述绍兴法之规定,则词科条法中关于应试者须有出身的规定还是实行得比较严格的。
值得关注的是绍兴后以任子资格中博学宏词科者。绍兴法对于无出身人中选之后的待遇十分优渥,此法规定,以三等取人,待遇分别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赐进士出身并
2择其优者召试馆职、赐同进士出身并遇馆职有阙许审察召试。这对于那些耿耿于怀于自己无出身的任子们来说,自然具有极大的诱惑,也是他们获取出身和优厚待遇的捷径。据现有资料记载,以任子资格中博学宏词科者有陈岩肖、洪适、洪遵、洪迈、汤思退、王曮、吕祖谦、许苍舒、汤邦彦、李巘、陈岘、陈丰、留元刚、陈贵谦、陈贵谊等15人,其中汤思退、吕祖谦、许苍舒、陈岘、陈丰、陈贵谊6人在任子之后先进士及第,再中博学宏词科。
虽然宋朝官员的选拔和升迁不以父祖的功名及政治地位为依据,但祖辈、父辈在官场中的人脉资源,甚至君主的眷顾却无时无处不产生着影响,加之任子又取得了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资格,这对于官员子弟仕途上的升迁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绍兴法规定:“愿试
3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即考试之前先纳卷,名曰考察试人的写作能力,实则在此一过程中人情因素的影响不可低估。即使是规则十分严格的考试现场,亦有因人情而作弊者。绍兴十二年(1142)洪适、洪遵兄弟试词科,“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
4以为神”,洪遵父洪皓出使金朝时为金所拘禁,时人皆叹洪氏兄弟学问之不易,而此老兵又原为抗金名将韩世忠之部曲,曾“目见有人以神臂弓旧样献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制以
5进御,赐名克敌”,出于对金的共同情感,老兵将其所知私语于洪遵。在录取时,高宗更是以为洪氏兄弟“父在远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可与升擢差遣”,于是对文采词章最为优胜
6的洪遵特别优渥,不与召试,直接入馆阁为秘书省正字,如此的优厚待遇是其他词科中选者所没有的。至于考试前后的奔竞请托,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宁宗皇帝时试博学宏词科,
7考试之前即有人“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一行禅师《山河两界历》以为据”,甚至连答题的参考依据都已获知。真德秀任博学宏词主考官时,以试者“来相访”为平常,丝毫看不出有不便、不应之处。在这样的奔竞请托中,官员子弟自然更有优势。
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
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
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
4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中华书局1989年。
5 王明清《挥麈录?挥麈第三录》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 《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
8 吕祖谦《宋文鉴》卷六十,《请令带职人赴三馆阁供职(胡宗愈)》,中华书局1992年。
9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陈丰知南恩州时,“值岁旱,捐寿祷雨,雨果大至而丰竟卒,州人哀而祠之”。
在科举时代的宋朝,任子者若无出身,会严重影响其仕宦生涯,甚至成为升擢高官显位的阻碍。但通过中选博学宏词科、获取功名之后,境况则大不一样了,有了出身,就有了晋身的资本,因此他们往往利用父祖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仕途升迁一般皆十分顺利、显达。加之在当时某些官员的心目中,“公卿之世,耳目习朝廷之治体,练熟
8国家之故事,远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官宦家庭出身者比之出自寒门者更适合朝廷的官僚体系。因此上述15位荫补为官之人,除陈丰因祁雨意外卒亡9外,皆曾入馆阁为官,无论是否为实职,宋代的馆阁官都是进入高级官员行列的重要途径。其后又有9人曾任词臣,侍奉皇帝左右,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更有汤思退、洪遵、洪适、陈贵谊4人位列宰辅,执掌朝廷军政大权。而绍兴十二年和绍兴十五年(1145)的博学宏词科尤其引人瞩目。绍兴十二年的三位中选者中,除沈介外,洪遵、洪适兄弟皆出于任子;绍兴十五年的三位中选者,即汤思退、王曮、洪迈均为任子身份。此五人后来皆贵为词臣,洪遵、洪适、汤思退还晋身宰辅。
显然,任子身份虽为当时的进士及第者所轻视,但这些任子们在仕途上的顺达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官宦家庭的出身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日后仕途上的发展晋升。
赵宋建国伊始即推行重文政策,优礼文臣学官,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官的政治地位,如赐钱、赐物、参与朝廷各项重大活动、备皇帝顾问、优等升擢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备问及官职拔擢。馆阁官和词臣即属于学官。馆阁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及秘阁,元丰改制后称秘书省,本为朝廷藏书之处,但在宋朝,馆阁亦是培养贤俊、储备人才、备皇帝顾问之所,因此朝廷对馆阁官的选拔较为严格,一般要求不仅有出色的文学之才和广博的文史知识,而且还要声名隆盛。词臣是侍奉皇帝左右、从事文字秘书工作的文学侍从之臣,掌草制诏诰之职,责任重大,地位显达,此外,他们还有备皇帝参谋顾问的职责,举凡典章制度、朝廷礼仪、为政得失、官员选拔等事务,君主均可随时问询,所以词臣常常能够有机会参与朝廷重大事务的决策,或者对皇帝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并由此与皇帝发展出十分私密的关系,为日后在仕途上的升迁创造条件。馆阁官和词臣皆为一时贤俊,宋朝很多高级官员均是经由进士及第,后入馆阁为官,中间除知制诰、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以文学之臣亲侍皇帝身边,参与朝廷军政大事,为皇帝出谋划策,然后再擢升为两府官员,执掌朝廷军政大权。
综观宋代121位有姓名可考的词科中选者,在中选后曾入馆阁为官者有63人,任词臣者41人,除拜宰辅者为17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词科考试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其本身已具有博古通今之才和词章华美之能。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选者都有机会进入馆阁为官,除了皇帝的特别恩宠外,馆职一般皆需经召试,合格才予除授,这样才能保证馆职人员是优中选优,以造就“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
1策,论道经邦”的治国之才。进入馆阁以后,他们通过编校史籍、校勘书籍、研习学问、
探讨典故等工作,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和文学才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增进对典
2籍的理解和运用,“优游议论,渐知朝廷之治体;群居讲习,以议国家之故事”,为将来任词臣、入宰辅奠定基础。
词臣更是直接参与朝廷的各项事务,因此除授更为谨慎,从而使得词科中选者中词臣人数仅为三分之一。如果就词科设立之初选拔写作公牍四六之专门人才的意图来看,这个比例并不高,但若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进行考察,则其对于养成南宋四六文之迅猛发展的态势,造就鸿儒大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十九,《上英宗进馆阁取士剳子(欧阳修)》。
2 《宋文鉴》卷六十,《请令带职人赴三馆阁供职(胡宗愈)》。
121位姓名可考的词科中选者中,有17人位列宰辅,相比于两宋十余万登科人湮没于史海而不知所终来看,词科应算是造就了众多人才的显科。这些文学博异之士在中词科后,以学识入馆阁、授词臣,乃至于除宰辅,成为朝廷的政治栋梁。
三、文化成就
宋朝博学宏词科的考试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基本皆为公牍文章,对此宋人陈振孙有十分清楚的记载,其言“初绍圣设科,但曰宏辞,不试制、诰,止于表、檄、露布、诫谕、箴、铭、颂、记、序九种,亦不用古题。及大观,改曰词学兼茂,去诫谕及檄,而益以制、诰,亦为九种四题,而二题以历代故事。及绍兴始名博学宏辞,复益以诰、赞、檄,为十一(应为十二)种,三
1日试六题,各一今一古,遂为定制”,难度很大,尤其是名曰“古”的历代故事更是难上加难。考生要想在这样的考试中中选,不但要语言华丽、典雅、优美,词章大气而凝练,符合公牍骈文的写作程式,而且还要对儒学九经、十七史及先秦诸子均十分熟悉,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和故事沿革也要清楚明白,即所谓文学博异,博古通今。正是由于这样的超高要求和士子们趋之若鹜的情形,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化大家,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121位词科中选者中,有不少可以称得上是学识渊博、享誉当世的学问家,如晁詠之、孙觌、洪遵、洪适、洪迈、周麟之、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王应麟等。
洪迈是南宋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著录颇丰,在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记载,洪迈著有《史记法语》十八卷、《西汉法语》二十卷、《后汉精语》十六卷、《三国精语》六卷、《晋书精语》五卷、《南史精语》十卷等史书,对这些正史皆有自己的心得。如司马迁《史记》是史学名篇,洪迈在研读之时“于《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依次标出,亦间录书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
2备修词之用”,成《史记》词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史记法语》一书。此外,洪迈还于
《容斋随笔》中记录读《史记》之心得,涉及《史记》虚词、叠字重句、繁简得当等方面内容,指出《史记》的史学之美。洪迈的小说创作亦很出色,如笔记小说《容斋随笔》、志怪小说《夷坚志》。洪迈平生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鉤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积廿余年,
3率皆成书,名曰《随笔》”。可见《容斋随笔》是带有议论、考证、纪事性质的笔记史料,内容广博,最能反映洪迈的博洽通儒。《夷坚志》则不一样,其中所记多鬼神怪异之事,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洪迈虚构了不少人物、情节以增强其文学性和故事性,反映了小说的本质和特点,有利于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引《宏辞总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五,《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65年。
3 洪迈《容斋随笔?旧序(李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周必大可以称得上是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既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也有高妙的儒学素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负一代之重名,对于南宋中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传世的《文苑英华》、《六一居士集》等典籍错讹、遗漏太多,无以成为学子进学之凭据,因此周必大或荐举人员,或亲自参与,对此类典籍进行了精详的整理和修订,考证极为审慎,保存了更多的文献和史料,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过周必大最突出的成就还是表现在其文学之才上。他一生著述颇丰,从四库全书所辑其《文忠集》来看,文体涉及诗赋、策、题跋、序、墓志铭、奏状以及所业宏词之制、箴,代王言之制、诏书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文章之雍容典雅和恢弘气势皆源于周必大学养、才气之积累。开禧年间文人徐谊撰有《文忠平园续稿原序》,对周必大的文章有如下的评价:“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诗赋铭赞,清新妩丽,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闻之讹谬,又何其精也。国初承五季之后,士习俳俚,欧阳文忠公自庐陵以文章续韩昌黎正统,一起而挥之,天下翕然,尊尚经术,斯文一变而为三代、两汉之雅健,翰墨宗师项背相望,故庆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与时高下信哉。其后穿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发挥文忠之学,被遇高庙,辅相阜陵,弼成治功,于是二公屹然并著于六七十年之内。今观遗稿,
1贯穿驰骋,雍容而典雅,体正而气和,使人味之肃然起敬。”可见时人对周必大文章评价之高。而其文章之精妙、学养之深厚,学识之广博,亦使其成为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的楷模。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为“东南三贤”,他创立的婺学兼采众家之长,以治心养性、穷理尽性、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为核心,并融合了中原文献之学的
学术特色,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所言:“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
2也。”尤其是吕祖谦学术上的博采众长以及致力于促进各学派著名人物之间交流的活动,如鹅湖之会,对于各学派之间的融合贯通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吕祖谦的史学和文学成就也令人瞩目。他尽其一生研究历史,品评历史人物的功过、历史事件的得失,以此阐发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道理。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史学典籍的整理和编著,编成多部史书,四库全书中收有6部,即《大事记》12卷,以编年系月方式记春秋至汉武帝事;《历代制度详说》12卷,分科目、赋役、钱币、荒政、屯田等13门,先列制度,再加议论详说;《十七史详节》273卷,是他读史书时的摘抄,类似于历史选本,以备随时查检;《东汉精华》14卷,也是他读史书的摘录,每条之下有他本人的注解;《宋文鉴》150卷,将本朝文人之佳作编撰成书,同时进行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保存了大量史料;注《唐鉴》,范祖禹撰,吕祖谦作注。吕祖谦在考证历史、编撰文献时,治学严谨,力求做到尊重历史真实,对后来的历史文献整理产生积极影响。吕祖谦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古文关键》两部书中。前者是吕祖谦对《诗经》的讲说,不仅收录了20多位治《诗经》名家的见解,而且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对其篇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截贯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
3于此书者也”。后者则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60余篇文章,分别对其进行评点,阐发自己注重艺术构思和风格、讲求实用的
散文
散文的阅读技巧警察的散文五分钟的朗诵散文文学类文本阅读之散文写人叙事类散文阅读
理论思想。
王应麟是南宋末期的一位鸿儒大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生著作宏富,据《宋史》本传记载,有《玉海》、《困学纪闻》、《辞学指南》、《通鉴答问》等34种,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目录学、经学等方面。《玉海》是一部类书,王应麟辑古今诗词、历史故事、历代典故等史料,分天文、律历、地理等21门,门下又分241类编撰成书,时间上起三皇五帝,下迄宋末,所引资料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可谓无所不包,其中有史实记录,也有作者的考证。此书虽然是王应麟专为士子应博学宏词科而编的工具书,但“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
4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困学纪闻》是一部考订评论经史百家、历代名物制度的考据学著作,最能体现王应麟的博治多闻,此书内容涉及考证群经、辨误史实和史书、议论诗文得失等方面,其考证兼采众家,广证博引,为清代考据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列举的数位词科中选者来看,这一群体的人员虽然皆以擅长撰写作为朝廷公牍骈文的四六而立身,但词科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却造就了他们博古通今之学识,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一代学问大家,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 周必大《文忠集?文忠平园续稿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
3 《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经籍考六》。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五,《子部?类书类一》。
通过对宋代词科中选者之考察,笔者认为,虽然考中此科的人数不多,但它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显科,121位姓名可考的中选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入馆阁为官,又有三分之一的人成为侍奉皇帝左右的文学侍从之臣,更有14,的人拜两府大臣,如此高的晋升比例是宋朝其他任何一个选官途径均无法比拟的。正是由于中词科者光明的政治前途,才吸引不少博学之人趋之若鹜,其中的出类拔萃者皆可称得上是学问博洽的硕儒大家,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当然,毋庸讳言,词科的设立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促使士子刻意追求陋而无用的四六文,文章华而不实,工于辞藻的典雅华丽而内容空洞,此一文风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南宋文学的正常发展。
作者简介:徐红,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