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研究>>资料 A、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被尊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和“圣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代表作《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 1、赵树理“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小说”的来由。 赵树理写的小说，都是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且每一篇小说都要解决一个问题，都有具体实在的目的。由于注意力集中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问题”也就成了赵树理作品在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上的核心特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品的主题，他写作的目的在于指导现实，写作的过程即解决问题的过程，并归类命名为“问题小说”。 2、赵树理的写作模式给他的创作带来的一系列特点和问题。 一是问题：赵树理表现的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问题”就是一些事情，事情要牵扯到各种各样的人，就容易写出许多人，而人成为事的附庸，以事带人，这对周到地描写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有不利的影响。二是特点：A、重在研究问题、表现问题，完备地叙述事情来由，而人物性格的描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挖掘得不深，形象不够丰满，比较简约，只用一个外号就可以概括，鲜明单薄，这是以事为主的必然结果。B、其写作模式是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依据，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使他在写作中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因他的思维的依据是眼见的实际，也就不会无事生非杜撰问题去解决，要见到问题才写这个问题，这使他对整个社会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态度，不容易受到理论的干扰和左右，表现在作品上，这种方法不容易出现虚假的描写。C、特别说明的，他深感遗憾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性。 3、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和圣手，他是如何在农村描写上取得卓越成就、形成巨大影响的？他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 一、原因：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对农民评议的精确把握，对农村艺术的广博知识和由衷热爱，本真而幽默的性格，以及他为农民写作、用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使农民能够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志愿等等，更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的农民立场和农民气质。二、这种立场和气质保证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他平时说话质朴和求实，不会跟风、谗上、无中生有地迎合权势者，不会被似是而非的高深理论所蒙蔽和欺骗，基本上没受新文艺时尚的影响而继续走他现实主义问题小说的道路。作品虽不多，但仍维持了那个时代农村写作的最高水平。 4、赵树理对新、旧人物创造上不平衡的原因。 原因主要是他对旧人物极为熟悉，而新人物即那些进步的干部、积极分子这类只是浮光掠影，了解不全面、不够深刻，大半是在开会的时候碰碰头，无法掌握各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各种关系的全貌，无法写出生动细致的作品来，写新人物只有概念没有形象。 5、以《三里湾》为例，说明赵树理的艺术观念表明他要的是“土”而非“洋”。 他的作品更突出的特点是农民化和民族化，更注重传统的技巧和手段，其作品风格最显眼的一面是土气。一般认为，他不采用的方法都是洋的方法，也就是新文学惯用的方法。小说《三里湾》是他艺术观念的集中体现，各个方面都表明他要的是“土”，最多是略加修改。具体地讲：一是叙述和描写的关系。西式小说的写法是把叙事融合在描写中，而中国评书式的写法是把描写融合在叙事中。中国的听众也爱听描写，但写景往往要从人物的眼中看出。人物相貌的描写也是一样的。所以《三里湾》的写法就是以人带影，没有充满文学意味的描写，并不是他不会写，而是有意照顾农民的欣赏习惯。二是从头说起，接上去说，即故事和人物关系清楚、完整连贯，且人物一进来就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读者猜。章与章之间有衔接和交代，不会让人感到突兀。他认为应牺牲一点艺术性，不让农村读者去猜谜。三是设置悬念，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四是粗细问题。由于他主要是讲故事，所以描写以粗为主，对天气、场景、人物的衣着相貌都不作细致的甚至根本不作描写，以使故事更快地推进。这与西洋小说描写精细、故事缓慢的特点不同。叙述技法上主要借鉴中国的评书，并批判地吸收，是中国农民习惯的和可以接受的技法。 B、周立波(1908—1979)：现代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集《铁门里》《禾场上》，散文报道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译著《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1978年发表的《湘江一夜》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1、为什么说周立波的文学观中渗透着明晰的科学意识？ 周立波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家。他力图发现、把握和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体现出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品格。一是他注重观察和分析。要求文学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像自然科学那般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他十分推崇巴尔扎克的“观察方式”，认为“新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无限多样的反映现实，依照巴尔扎克的方法，用经常的观察补足心血来潮的灵感”，他完全认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源泉说”，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以及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五个“一切”的思想。二是他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中思想理性的作用。其思想理性是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对现实本质的认识，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这观念基于把文学看作“科学工作的基本思想”，他反复强调“要从事实的逻辑中生出幻想”，认为“离开了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人的思想感情的仔细的体味和科学的研究，幻想就会变成没有根基的可笑的空想”，而“空想与幻想，有如纸花和鲜花”。三是表现在他对艺术规律的探讨方面。表现出他一直强调的“研究科学的睿智”，表现出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四是其文学观中的科学意识也构成他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达方式的独特认识，构成他独特的审美观。真实、自然、朴质是他对艺术表现的最基本的要求。即艺术表现既要表现生活的本质，又没有造作痕迹，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无技巧”的境界，总之就是应当科学地认识和反映生活。 2、周立波文学观中的科学意识如何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最具体地体现出其创作实践和他的理论完全一致？ 一是其创作是一部真正的“社会生理学”。从他30年代创作报告文学起步，到1978年《湘江一夜》终笔，总是从时代的大处着笔，通过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关系（绝非仅仅是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个“科学实验室”里错综复杂的情形，切实表现历史发展的趋向。 二是其创作是“写日常事的文学”，是“接近自然的艺术”。作品善于将时代风云和社会矛盾的表现生活化、风俗化，把他对于现实生活规律的把握还原和溶解于生活，通过日常具体逼真的生活场景表现出来，使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和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自然、朴质，真正做到返璞归真：A、体现在其作品情节的构成中，很少戏剧性、巧合、悬念和故作惊人之笔，“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的发展”。B、人物塑造，他笔下的人物也“是我们的亲切的兄弟，而不是没有生气的、不相干的美人勇士”。他未过滤人物性格中的非英雄因素，未将其性格加以拔高和纯化，保留了生活的原色。C、文学语言方面，与其艺术追求一致，写东北农民的《暴风骤雨》就用地道的东北农民方言土语，写湖南农民的《山乡巨变》就用地道的湖南农民的方言土语，增加了生活气息，增强了真实程度。D、作品中乡土风俗的描写，艺术结构的顺乎“自然”，以及对抒情、幻想、渲染等十分有限的运用，都和他作品真实、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相统一。总之，在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中，科学意识和革命意识是高度统一的，并使革命意识能够脱离相互的阶段而上升到科学的自觉的高度。其文学观和文学创作既能在整体上，在总的方面上服从于党和阶级的利益，又能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失误和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掀起浊风恶浪时，执著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至出现大的迷误。 3、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什么堪称中国革命生动形象的史诗？ 一、《暴风骤雨》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土地改革中农村的社会现实关系，表现了在土改斗争的发动阶段至初胜阶段，农民和地主那种错综复杂、相互渗透的关系，显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和不甚分明的状况。二、《山乡巨变》的艺术构思基本从生活出发，对社会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深刻的描写，在新背景下，具有不同于前的特色，现实关系是作品的主体和有机构成，最真实地展现了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进行高度公有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心灵史和命运史，表现他们在这种唯意志的社会大变动中的惶惑、痛苦、自私、狭隘、不得已、眷恋土地、忧虑前途等心态。当代描写农村集体化的所有作品中，无一部作品对现实关系的描写达到了《山乡巨变》的真实度、生活度。 4、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文学的本体和主体作用。他受卢卡契的文学理论影响较深，强调反映论，把农村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科学认识和说明现实生活的手段，强调文学是“社会生理学”，相对忽略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面，强调“接近自然艺术”，同时对形象思维的某些规律注意不够，为了“自然”，常影响了人物的典型化。 5、分析比较老孙头和“亭面糊”盛佑亭的描写，简述精细观察和客观描写使人物具有的一种“科学”标本的价值，至今不减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是老孙头的艺术形象具有历史的逼真感和较高的美学价值。典型意义：在旧中国饱经苦难的老一代农民，既是革命的一种基本力量，又需经过长期的教育，才能摆脱自己身上因袭的旧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沉重负担，跟上时代的步伐。二是“亭面糊”的典型意义：中国老一辈贫苦农民的愿望、命运和前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通过“亭”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的喜剧性格，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了，达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劳动人民的美德和小私有者的劣根性，新思想的影响和旧意识的烙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亭”的形象，深刻表现了老一代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大变动时期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三是两个人物形象无论在描写分寸的把握上，还是在性格的开掘上，都有新的突破。精致的观察和客观的描写，使其具有了一种“科学”标本的价值。 C、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笔名马铁钉，他始终称自己是乡村诗人，是劳动人民，所以被称为劳动战士诗人。主要著作有：《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郭小川是新中国最高亢激越的歌手，是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他又是一个个人真情的表达者和人性的探索者，他的人生包含了新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学的主要密码，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 1、真情战士。 一、郭小川战士意识浓厚，战士是他坚持终生的人生定位。战士就是革命战士，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身份，其诗作以抒发政治感情为中心，是政治信念的诗歌化，但又以战士情怀和战士的心理为基础，这个战士就是郭小川本人，因此他的政治抒情诗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点。二、“战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道德形象，郭小川用诗句展现的战士都有浓烈的道德色彩，这也是对完美的战士形象的追求。无论“文革”前后还是和平时期，郭小川都要求自己是个战士，要继续革命。这种战士情怀和理想有浓重的反省色彩和自我斗争的性质。他在进行自励和自我完善，总在激发和保持着自己的革命激情，以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战士。 2、战士的悲剧。 郭小川向人的内心的发掘也促使他向革命历史的纵深处挺进，他要写出在革命队伍中抹不去的异样体验，因为他渴望表达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其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是革命队伍某个侧面的真实写照，虽然是文学的胜利，却是郭小川革命生涯上的失败。在以敌我斗争为法定框架的文学时代，这部作品所表现的革命队伍的复杂性、革命者经历的曲折性、人性内容都使他成为一种异端，他因此受到了无法摆脱的纠缠，遭到长期的迫害，使他的后半生生活在浓重的阴影下。 3、诗里诗外。 虽然郭小川一直真诚地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作品所写也多是战斗和继续革命，但他在革命文艺队伍中显然是一个异类，他的本性使他不能很好地适应革命的残酷斗争，因为他是一个人性化的、不断有表达本心冲动的诗人。即使在表现革命战士的时候，他也竭力要找到那些革命精神的心灵基础，使其呈现出动人的文学性，他对自己见到的和感到的真实都有一种真正作家的表现的欲望，这与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相违背。还有他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气质和不时透露出来的善良和真诚，都使他显得很刺眼，不像标准的革命者。 4、自由诗律。 一、郭小川善于抒发政治感情，把政治观念感情化。由于这些内容本身并不亲切，不容易引起共鸣，诗人就从艺术性上下功夫，强调作品的音节的响亮和谐以及辞采的华美明丽。他觉得新诗要有韵律，而古典诗歌的韵律是新诗格律化的重要动力和资源。二、郭小川主要是用现代书面语写诗，也就是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文，没有任何仿古的或陈旧的痕迹，他注意的是诗歌语言的自由律动，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格律，这是一种解放了的格律。他的诗不露痕迹地带入了古典诗歌的形式因素，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而毫不古气。三、郭小川的特点是长句，他在长句的处理上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将它们切断分行排列，即所谓的“楼梯式”，这是他抒情诗的主流格式，比较适合抒发豪迈激越的革命感情。一是所谓的“新辞赋体”，与“楼梯式”十分接近，也是很长的句子，只不过没有分开写，或只是一个长长的句子用逗号打开排在同一行上。整体而言，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人只能选择滔滔不绝的抒发，而不会含蓄和俭省，这是他选择长句和这两种诗体的根本的和内在的原因。 D、杨朔（1949—1966）：男，十七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家，其散文创作是当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环节，已具有“史”的意义。他与秦牧、刘白羽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以杨朔影响最大。 1、杨朔散文的“诗化”表现在哪几方面？ 一是寻找诗的意境。“意境”的基本特点是用主客一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宇宙人生的本寓意蕴，是诗歌最高的审美追求。意境的创造：A、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含蓄、优美、令人瑕想的情调和气氛，作为人物、事件记述的背景，例如《茶花赋》着眼于茶花，却起笔于梅花，在花匠普之仁未出场前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百花争艳图；B、在诗的意境创造上，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继承中国古诗“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传统，将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引入散文创作之中。二是学习古典诗词的结构。A、他在散文创作中强调把握重点，结构全篇，其每篇散文都有一个“文眼”，通过“文眼”来表达境界。B、散文结构采用开关设悬念、引人入胜，中间转弯子，使思想意境不断开拓、升华，彰显其志的结构方式，即“曲以致深”。三、像诗那样锤炼语言。他重视散文评议的锤炼，特别是在选词用学上力求精练传神。其语言满贮着诗意，洒脱自然，色彩优美，格调清婉，韵味别致。以口语为主，夹以和句，错落有致，有如山涧清溪一般活泼跳跃，写景状物，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味，搭配极为和谐。总之，在散文“诗化”过程中，杨朔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他用纯熟的笔法，进行了意境的营造、结构的曲深、语言的锤炼等多方面的探索，最终实现了他提出的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艺术主张。 2、杨朔的散文与诗歌、小说在文体上的不同之处。 一是散文取材广泛。多从平凡的事物和普通劳动者身上发掘诗意，“抓取”生活“片断”，表现时代侧影，不必求全求整，这是散文表现生活、抒发情感上区别于诗歌、小说的重要特征。二是结构上不同于诗歌。杨朔的散文在结构上仍遵循古代散文结构严谨、封闭的原则，其散文无论怎样起承、转，最后都落实到“合”上。三是散文是语言的艺术。杨朔的散文是诗化的语言，具有诗歌语言的含蓄、隽永、精粹、富于音韵美等特点。但同时体现散文的清新晓畅、活泼细腻。四是笔法最为自由的文体。杨朔的散文以“诗化”为主，同时还兼有“小说化”、“通讯化”等多幅笔墨。 3、杨朔“诗化”散文的形成原因。 “诗化”的选择，一方面与杨朔的个性、气质、修养相关，更是时代对作家艺术选择规约所致。一、杨朔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喜独处、沉思、酷爱美和大自然，其浓浓的诗人气质，细腻、敏感的内心，使他常常为生活中那些细小平淡而美好的事物所触动，并用自己的笔去提炼生活中的诗意。二、散文的“诗化”与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其对古典诗歌的个人偏爱，传统文学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在寻找散文创新之路时，积极向古典诗词汲取有益的营养，最终走出了“诗化”这条重要的路径。三、特定的时代使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强调文学创作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要求“文艺为政治、工农兵服务”，杨朔歌颂平凡、普通劳动者的别具一格的散文立意，他在艺术横向借鉴之路被阻断后，只能到古代诗歌中借鉴艺术技巧，最终在50年代末提出“诗化”主张，在60年代的创作中将“诗化”散文推向成熟，是时代选择了“诗化”散文。 4、“杨朔模式”的悖失，即创作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一是其散文在形成个人风格的同时，又不断地重复自我，出现了艺术的单一化和模式化。二是出现了感情的不真实、不自然，即“矫情”和客观写实的伪饰性的弊病，这是最大缺点。三是杨朔诗化散文出现后，为时人争相仿效，散文的“诗化”成为了评价散文优劣的必备条件，并奉“诗化散文”为正宗，文体褊狭、审美格局滞闷，创作形式单一，到80年代初仍未突破杨朔模式，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E、老舍（1899—1966）：字舍予，原名舒庆春，老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1、老舍的辉煌和枯窘。 老舍在新中国前后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其辉煌的创作业绩有某种表面性，它掩盖着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创作上的低落和窘迫。一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老舍在1950年以后基本没再写过小说而只写剧本，这是他对要写的题材不够熟悉，退而求次的举措，表现了其创作的衰落。二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沉入小说的的世界，且当时的文艺形势已不允许他写自己想写的题材，个人的无能为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同时忙于会议、公事、应酬，使他对于跟家人谈话时间少而感到遗憾。他对文艺界的行政工作的基本否定是意味深长的。 2、老舍的《茶馆》风波。 《茶馆》的创作和演出历尽坎坷和波折，成为在文学史或戏剧史上少有的经历复杂的作品。一、作品发表在1957年，排演在1958年春天，它显示的精神氛围和当时“反右”过后“大跃进”来临的时代的火爆喧嚣完全脱节，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干预。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相左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时代意志的批评家们应该说感觉是敏锐的，剧本里既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文学惯有的党史性，很是引人注目和刺眼。二、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对《茶馆》十分关心和多次发表意见，主要是对老僖三个时代的选取持不同意见，而且认为主题不够鲜明，教育意义不突出。但在1958年“反右”后中国社会急剧左化的年代，《茶馆》因缺乏政治风格而停演。三、60年代初，极左思想有所加强，因此《茶馆》被荒唐的进行加红线的修改。老舍对别人的屐显然不以为然，但也很无奈，因为这极易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即使作品被改动后仍在演出第二场之后就停止了，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演《夺印》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国社会已开上极左的快车道，排演这样的戏本身就显得很奇怪了。四、直到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茶馆》的第一次演出在这个时期才成为可能，它使老舍的话剧也使中国的话剧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正是文艺创作者们的志向所在。 3、老舍的是非教训。 一、老舍的人生经历所显示的意义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现代历史的意义，这不仅是文学也关系到对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行为评价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文学只是一个伴生的现象。二、进入新中国的老舍和政治的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歌颂，他作为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表现显得过火。由于对各种政治运动的密切配合和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捧颂，曾招致一些读者的厌恶和唾骂，私下被骂为“无耻文人”，这已涉及到他的政治人格、政治判断的正确性及所取态度的正当性等重大问题，对后人处理这一关系无疑有极大警示作用。三、理论家们认为老舍的行为是认识上的时代性浮浅和幼稚造成的，老舍的悲剧是在认识的偏差中造成的。 4、老舍的“内外有别”。 一、老舍大量的公开议论和有迹可寻的私下议论有很大的出入，一般而言，私下的言论代表说话人的真实思想，公开的言论则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是对环境的理智反应，老舍这种内和外的分离从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二、老舍在众多的剧本和文章中呈现的是不变的喜悦的调子，使出全身的力气配合着政治，唱着赞美的歌，但他的内心却是悲凉、惨伤的，这种心境越来越强烈，并在好友面前偶然地表现了出来。三、老舍在不同场合下言论如此悬殊，似乎是两个人，这种现象也是意味深长的，似乎是在对一个时代做着注脚，展示着至少是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复杂扭曲的内心世界。 F、王蒙（1934—）：从率先发动“小说革命”，推出《夜的眼》、《布礼》等探索性作品，到“红学”领域里异军突起的《红楼启示录》，从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倡导和“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选择，到关于“躲避崇高”的吟味和对“人文精神”的责难，其始终处于文学的漩涡之中，是活跃的弄潮儿。他才思敏捷，作品数量之浩大，涉猎之广泛，兼及创作、评论、学术研究、社会文化批评诸门类，十分罕见。研究王蒙具有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1、“寻根文学”的产生原因？ 一是新时期文学暗潜着两条尚不搭界的河流，对于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部分作品来说，它们无形中张扬着对权威意识和虚幻的理想信念的反驳的一种独立人格。这种人格发展下去，便是现代人个体、孤独的也是坚强的灵魂铸造，他们决不轻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么，但也幸未采取逍遥的态度调侃一切，嘲笑一切。二是对于王蒙、梁晓声、刘索拉和张抗抗这些人来说人格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心态仍渲染在对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厌恶、或重建之中。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获得失去了大地母亲或理想、信念的偎倚的共产党员和一群可观的知青游子的强烈共鸣时，笼罩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主要氛围就不是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是一种温暖的恋家情结，后者在另一方面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产生，或是其原因之一。 2、如何理解王蒙式的忠诚？ 一是王蒙的执著姿态显得十分突出。他那种“九死而未悔”的信念通过钟亦成、曹千里等系列形象和各种明暗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来。这批人物形象一生坎坷多舛却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且浑身充溢着“对于理想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强烈的责任感是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强调通过外界决定人自身，个人对外部事务负责。“外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暗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习惯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谐。认识这一点对理解王蒙十分重要。二是王蒙式的忠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尚不太被我们所察觉的文化沉淀。其忠诚还不像比他更年轻一代的知识青年们那样纯真，那样充满血气。毋宁说王蒙的忠诚是全方位的。他忠于党也忠于人民，在党和人民之间，他尽量起着类似张思远那样的“桥梁”作用。体现了他的成熟，这一方面表明了王蒙开始意识到“切切实实”为人民的事业做一些实际工作的必要性，比单纯的牢骚不知强多少倍；另一方面又透示着今天的王蒙在学生的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且潜藏着“生存着是重要的”文化意识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现实的默认，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学家的王蒙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强烈责任感的王蒙的之间产生某种不一致的时候，桥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衡，并产生力的抵消和缓冲。 3、王蒙式的“批判”。 一是王蒙尽量通过文学传达对生活和事业的一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是他用美好的眼光看待社会十九岁的青春的延续。王蒙对社会各种不正常的丑恶的现象的揭示，正是以这种对社会的乐观态度为底蕴的。王蒙式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肯定性批判或批判性肯定，这种批判带有一定的超脱性。王蒙的性格因素和潜意识中“不得罪人”观念，可能无形中介入其批判。他在提示一种社会弊端，同时罗列大串社会弊端，加上长短句和急促的节奏，使人眼花缭乱，这种举一反三和发散式的批评具有一种敏锐的涵盖力，更多的是一种机智和超脱。二是王蒙的批判一方面具有儒教的“温柔敦厚”、“点到为止”的特质，另一方面在批判方式上又具有一种道教的随意性、任意性和超脱性。他使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皆沉浸在一种类似于相声的氛围中，其效果一方面能使他的批判达到一种让被批判者自我感化和司化的效果，同时也能避免因激怒对方而造成批判者自身的麻烦，又具有“牢骚”的性质。但却很难触及批判对象的根柢，其力度的匮乏是使其批判带有悲剧性的缘由。 4、王蒙的“创新”。 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在艺术形式上予以探索，对现代气息具有敏锐感受力：一、王蒙以一种对社会基本肯定的态度介入艺术形式的探索。他之所以投身于艺术探索，一是较多感觉到传统的创作手法无法很好地再现现代人的心理空间，有拓新的需要。二是他可能下意识地感到自己作品所传达的社会意蕴已成为一种定性，这种定性包含了他对事业和理想的信念，是不可移易的，限制了其才能的任意发挥，传导的内容又有悖于同行们对社会的尖锐批判，因此他才大踏步地、一天一个花样地通过熔冶各种艺术手法于一炉，来体现其最为关心艺术的。二、王蒙想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获得双重价值时，囿于一种心情的急切，使之难免有堆积和蹂躏技巧的嫌疑。在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时，他在艺术技巧上显出把玩的随意性态度，这与其在批判方式上的宽松和辛辣，显然具有某种深层联系，即一种超脱，一种对对象的漫不经心和轻蔑，它的深层文化意识仍然是属于道家的。王蒙是复杂的、矛盾的，又是聪明的、睿智的，聪明和睿智更增添了王蒙的复杂和矛盾，从根本上说他又是清醒的，这一切构成其文化个性，构成了在中国当代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上的“王蒙现象”。 5、为什么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是其最具冲击力和突破力的作品，且充满审美价值？ 这是一部剖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作品，是一部拷问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作品，也是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的王蒙对这个群体进行的一种令人震颤的自我剖析的作品，是王蒙创作的亮点之一。一、作品中的人物，处于三重的精神牢狱中，是由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外地狱与心灵的内地狱构成的。王蒙比一般描述人间痛苦的作品更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描写人间表层性的痛苦，这即物质性的外地狱的痛苦，他还写了深层性的痛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观念所积淀成的内心地狱。在这个地狱里，一方面是旧的文化观念在蚕食着人的心灵，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未被消化的新文化观念和旧文化观念的冲突、撕杀和拼搏，又使人彷徨，困惑，感到醒来了而无路可走，不如糊糊涂涂地沉睡好。二、这部作品展示的是具体形态的主客体冲突，是深沉地扎进具体社会环境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深化到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之中的现实主义杰作。在精神苦刑中受到最惨烈的折磨，并因此而变形得最厉害的是小说主人公倪吾诚，他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展示的是在特定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下、特定的文化观念中所造成的人生的悲剧。其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是非常深刻的悲剧性历程。这种悲剧精神，完全是现代中国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的批判锋芒既指向中国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封建文化观念，也指向没有与中国具体现实找到结合点的西方文化。王蒙用现实的手法写出现实的荒谬。三、小说塑造的另一成功人物是静珍，其心理变态写得十分精彩。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对我国传统文化心理进行一种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批判。她是旧道德的牺牲品，但她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所以她觉得以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作为代价来记得守节的名声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尊重自己和别人，在剥夺自己的同时剥夺别人，又在剥夺别人的过程中更彻底地剥夺自己。封闭的封建文化，就是这样在一个很残酷的圈子里进行着恶性的循环，给中国人民制造着种种精神的牢狱。四、王蒙通过这部作品及人物，对荒谬的人生进行揭示，激发人们去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以激励人们改造这种环境，赢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他虽大胆地写了社会的丑恶，仍然能使读者感受到作品充分的审美价值。王蒙这部小说给人看到主客体的极其深刻的矛盾，主客体尖锐矛盾后的变形了的人物，还原到现实中是非常荒谬的。但作家却清醒地看到这种荒谬，并清醒地描述、精彩地揭示这种荒谬。他清醒地看到笔下的人物主体意识的受困、受囚，看到他们的变形、变态、变质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这是尊重人、热爱人、肯定人的呼唤。对象主体的荒谬并非创造主体的荒谬，生动描述这种荒谬，正是作家挺进到人的灵魂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本身超越了现实的荒谬，穿透而驾驭了荒谬的表现。因此，读者在听到人物心灵痛苦呻吟的同时，既听到作家的呼声，又听到他幽默的笑声。读者由此获得的审美体验是作家对丑的精彩批判，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在对消极现象的鞭挞中反映出来的积极人生态度。 G、汪曾祺（1920—1997）：男，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研究汪曾祺应注意哪两点？ 一是他既“早熟”又“晚成”，“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的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1940年第一篇小说，1980年创作《受戒》。二是关于创作的量与质的矛盾。创作数量极少，但靠“质”取胜，“质”即汪所特有的风格、韵味、“文气”，尤其在短篇小说与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突出。 2、简述汪曾祺将人道与抒情相融合的恬淡和谐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 一是文学史家概括其创作：其作品大都写童年和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原始浑朴的自然描绘中，在普通平凡的际遇里，抒写生活内在的诗意，塑造沉淀着传统文化的性格，表现恬淡和谐的笔墨意趣。二是他自嘲概括：“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其艺术核心要素即“人道”和抒情，“人道”指作家描绘风土人情意味的田园牧歌和风俗画时，倾注的对浑朴和谐的人生吟咏和对素朴而健康的人性人情的崇尚和赞美。“抒情”指作品中原始浑朴的自然描绘中所贯穿、洋溢的健康而诗意的美的情调，在平凡朴素的人生际遇中展现对生活内在诗意的抒写，对自然和谐的风俗画的诗意描绘。“俗”指淡泊的、自然的氛围，及注重生活本身的真实感和自然感的叙事方式。“兼容并纳”指作家在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所致力的那种艺术上的多向探索及其对丰富多彩的艺术观念元素的吸纳。这是他艺术个性的本质特征所在。三是他独特的对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决定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审美化、抒情化，从而决定其艺术追求必然是温情地赞美自然、相互的人性人情，吟咏一种健康诗意的美，平静而恬淡的感觉，抒写充满人情意味及和谐的民风乡俗。他具有独特魅力的淡泊宁静的叙事，简洁、自然、素朴的语言，也是与他个性化的对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以及自觉的艺术追求，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汪式的 “人道”与“抒情”的恬淡和谐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 3、汪曾祺融合人道与抒情的恬淡和谐风格的原因。 一是受到沈从文文学观念和风格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和如何写小说方面，及生活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方面。A、沈从文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即小说做法的问题。首先强调小说要写人物，且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其次这个要“贴”到人物，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再是“人物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B、沈从文说“造成不要冷嘲”。即写作的态度和技巧问题，更是如何看取人生和现实生活的问题。要有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即使在逆境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不能更改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二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制导。A、他的创作是多方面、综合性的，比如从淳朴、恬淡、高洁的思想，到和谐、自然、纯真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等，都体现出作家的传统文学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即儒家“爱人”思想。B、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京剧以及民间文学的影响。三是与早期文学创作活动过程中的多向尝试和探索有关。写仿现代诗、仿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风格，追求“平淡”，受意识流方法的影响等等。 4、汪曾祺“抒情”与“人道”相融合的恬淡和谐风格的表现形式。 一是他在主张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现代派手法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二是表现的相关层面：关注、尊重人，温情地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赞美朴素、健康的人性人情，对充满浓厚人情韵味的风俗画的描绘，淡泊宁静的叙事，简洁、自然、具有独特魅力的简约化语言等。 5、“抒情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抒情”的创作特点。 “人道主义的抒情”，指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知和热爱，完全消融在诗情画意的乡风民俗的文本画面中，对人的关切和尊重，完全消融在恬淡和谐的人物生存方式中，融化在自由自在的人物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浑朴、自然、健康的人情和人性形态中。“抒情的人道主义”，指创作主体在“谈生活”时，用充满善意的眼睛去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用素朴而真诚的认知态度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以恬淡、平和、不动声色的心境发掘生活内在的诗意，抒写健康、自然的人性人情。 6、以《受戒》为例简要分析汪曾祺小说中体现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抒情”创作特点。 《受戒》处处体现美、诗意、健康的人性，表现在小说宗教世界里自然、凡俗的人情人性的张扬，对江南水乡浓厚的乡俗民情和充满浓厚风土人情意味的自然风光的描写，对农家少年单纯、质朴爱情的绝妙展示等方面。一是以正面肯定性的叙事话语，打破了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界限，张扬了僧人与普通人共通的自然、纯真的人情和人性。二是在对充满温馨和谐情趣的世俗生活图景和淳朴民风的描写中，反映出它独特的人道主义的抒情特色。三是《受戒》的人道主义的抒情还表现在对农家少年的自然天性和单纯、质朴的爱情的绝妙展示方面，是小说的“人道”抒情的重中之重。四是在这种自然、明快的描绘中贯穿、洋溢着一种健康而诗意的美的情调，倾注作家对平凡而素朴的尘世人生、对浑朴而淳厚的人情和天性的关注、尊重和诗意的张扬。作家对人的关切和尊重，完全融化在恬淡和谐的人物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作家和人道主义情怀，完全融化在由自在的人物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浑朴、自然、健康的人情和人性形态中。 7、汪曾祺《大淖记事》与《受戒》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不同之处：A、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由生活自身所包含的负面因素和尖锐的对抗性冲突所构成。在不和谐的矛盾冲突性的生活讲述中，实现了作家一贯的“人道”与“抒情”相事例的基本创作特点。B、只有一半的篇幅涉及故事内容本身。差异不仅在于其风俗画描写的集中程度上，更主要是减弱了《受戒》式的自然、浑朴的色彩及其和谐、轻松的田园牧歌情调，而强化了一种生活的沉重感。相同之处：A、《大淖记事》依然是在风俗画中体现朴素、健康的人性人情；B、《大淖记事》虽讲述了生活中固有、负面、不和谐的生活因素和悲戚成份，但它被作家的改变和谐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观念冲淡了。这是汪式“抒情的人道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 8、如何理解汪曾祺的淡泊、宁静的叙事方式与简约化语言？ 一是汪曾祺的淡泊、宁静的叙事方式，与他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密切相关，与作家不重故事情节，重生活本身的真实感和自然感的文学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是简约化的语言之妙，不仅在于它的简洁中有蕴涵，自然中有余味，素朴中有情感，还在于它的“传神”，在于它的既形似又神似。 H、贾平凹（1952—）：中国当代作家。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小说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 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富有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自然。 1、贾平凹如何“为商州写书”（介绍“商州系列作品”）？ 贾平凹是新时期一个最富于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作家，也是一个极有希望成为“大家”的作家。他的创作几经折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然而时代是他创作永远的主宰，乡土是他创作不竭的源泉。贾平凹创作的精华部分，都是写商州的，“为商州写书”是他的夙愿。他真正着力写商州是从《商州初录》开始，到《浮躁》结束的那一批作品，人们称之为“商州系列作品”。一、初期创作。《商州初录》不拘泥和追踪某个具体人物的生活命运，而是将不同的人物作片段的刻画和简单的描述，并将他们点缀在商州地方的整体文化氛围中。作品先由《引言》概说商州，再由“黑龙口”进入商州的脉络机体。这种以环境描写为干、人物速写为枝的结构本身也说明了《商州初录》的“窗口”作用，可视它为整个商州系列作品的大“引子”，它为商州系列小说提供了一个轮廓清晰的背景框架。《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三篇是反映商州农村现实改革的中篇小说。作者以强烈的时代感展示了现实和时下的商州，开始塑造了一批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形象，而商州小说的人事纠葛、情节结构，主要就是围绕这几类人物展开的，他们组成了贾平凹特有的人物画廊，商州小说的现实性主要从他们身上得以体现。二、凸现商州的特点，展现商州现实生活中的传统遗存。1985年至1987年，文化传统开始浸入现实生活，显现寻根派小说的特征，即作家总是在现实中发现传统的影子。首先贾平凹突出巫鬼文化现象，将其作为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定文化氛围，并作为对商州现实有所影响和制约的重要因素。其次传统不只是精神上的，它也体现在商州人日常劳作的方式中，这种方式决定于这里的自然环境，这些自然环境决定的传统劳作方式又塑造了商州人既柔顺平和、又坚毅刚强的性格。再是贾平凹将商州的水与山作为寄寓深情的象征物，形成独具特点的、实际的自然背景，现实地规定了这里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性格气质，并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进入商州的总体文化氛围。三、反映包含性爱内容的“人性的觉醒”的人生状态。其作品的结构线索自《九叶树》以后都有一个特点，即讲述一个历经坎坷的爱情故事。《天狗》、《黑氏》、《远山野情》等代表作，由于爱情和性生活内容的丰富性，甚至不便言处，对这方面内容的关注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商州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不易为人察觉的心理变化，从而更好地表现商州。四、为作品人物设计的脱贫致富之路与作品中的爱情线索结合在一起，成为另一条主要线索。因贾平凹性格中那些总把他堕向现实的侧面，他对分期艰难的切身感受，使其无法超脱。五、长篇小说《浮躁》是商州小说一个完美的休止符，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一个艺术的总结。 2、简述贾平凹《九叶树》之后以爱情为线索的作品与之前的同线索作品不同之处。 一、这时的爱情已没有了《小月前本》中浓厚的改革背景以及爱情关系中蕴含的价值观更新的含义，而更注重其中的道德价值。二、这时的爱情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性爱含义。不再是两情相投、观念一臻的志同道合的认同，而有了对异性的渴望的冲动。这又是作者意识的一次深化，他已从一般的社会层次深入到生命层次，他在描绘各种条件束缚下的人性以不同形式压抑着、伸展着，或者来一个积蓄已久的爆发。 3、为什么说贾平凹长篇小说《浮躁》是商州小说一个完美的休止符，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一个艺术的总结？一、首先作品关于地域文化环境的描写更充分了：以不静岗、两岔乡、白石寨、州城这几个点为中心，加上荆紫关、东阳县、州河等，构成了一个比以前的商州作品都远为开阔、具有不同半径、相对完整的商州自然地理背景。对民俗、当地长期政治影响、人物及生活方式的描写等，构成了作品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同时爱情依然是制约作品内容的重要因素。二、《浮躁》既是一部写商州的大书，也是一部写时代的大书，构成其基本事件的是1985—1986年在陕西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几个经济案件。一是曾传为改革典型的人成为全国、全省的经济要犯，一是过去根本不可能犯罪的文化界同仁被卷进经济犯罪案件。“浮躁”是他对这种时代心理的概括和判断及不堪重压的现实心理的真实写照。作家眼中的烦乱的客观和心灵中躁动不安的主观终于因它而凝固、清晰，现出了无序中的有序。三、作家主观情绪的心理学意义的“浮躁”，衍化成历史生命、生机的同义语，成为作家对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现实的总体上的感受和把握。这种从对一种心理情绪的客观表述向一般历史哲学意义的升华，使作家对生活的非理性的否定式判断过渡到理性的肯定式把握。金狗夫妇给雷大空的祭文可视为《浮躁》全书的纲，这是一篇充分发挥着作家散文特长的哀婉和激情的挽文，体现出作家睿智的光芒，它穿透了全篇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命运、人物关系，准确地感应和总结着一个既悲哀又壮烈，既荒谬又合理的时代，并将其特点功绩、幸与不幸、速朽与不朽，必然地展现在《浮躁》的整体性的审美观照下。《浮躁》敢于以发展的眼光和勇气、以挽歌的形式唱出真正的时代颂歌。四、《浮躁》表现出作者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是对家乡在整个祖国中地位的自觉，是在家乡的文化裂变与变迁中把握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裂变与变迁的自觉，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艺术面貌。作品中的家乡之情和个人经历烙印，比作者以往作品中的乡恋乡爱更为扩大充实。一种对伟大祖国的爱和时代的激情，一种源于这种爱和激情的历史信念，形成作品的内在冲击力。 4、如何理解贾平凹的“废都”之“废”。 《废都》洋洋四十万言，皆被一“废”字冠着、串着，它乃全书之“文眼”和枢纽，要入《废都》之堂奥，“废”字实为锁钥之所在。一、“废都”首在“废人”。人“废”而至都“废”，人“废”如此，都何以不“废”？《废都》就是一部写当今“文化闲人”的大书，“闲”即“废”，“废”即无用。这些人物具有以下本质特点：A、寄生性；B、依附性；C、是一些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废都》更为深刻的地方是它写出了一部心“废”的悲剧，一部“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剧。在作者笔下，这些“文化名人”都毫无精神寄托，没有信念，精神领地是一片废墟。同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一群人格丧尽、道德沉沦、不知廉耻的人，精神世界一片龌龊。庄之蝶是《废都》中最大的“名人”，也是最大的“废人”，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几乎都为“声名”所制，它像无形的魔力制约着庄之蝶的方方面面，最后使他彻底地走向颓废。二、《废都》是一部文化悲剧，展示的是一片文化的废墟。作品的“主脑”就是“权”和“钱”，它所描写的悲剧，就是“权钱联姻”的文化造成的悲剧，其文化特点是：有钱者不一定有权，而有权者则一定有钱，且能够掌握有钱者生死予夺的大权。作品主要从“士”（即知识分子）的阶层来剖示这一腐朽文化的本质，而“声名”则是作者透视的焦点。“权钱联姻”的文化造成我们民族文化的堕落、萎缩，造成一片文化废墟，更主要体现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谓的“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中，无孔孟、卢梭、尼采、马列，剩下来的就是对“权”和“钱”的崇拜。三、《废都》的审美基调是绝望的、颓废的、悲凉的，透出作者心境的悲凉，也表现了他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和对文化理解的迷误。他对现实的反映是深刻的、敏锐的，他的艺术才华也是超群的，但他所持的思想武器却是腐旧的，形成极大的反差。老庄思想对他的创作一直存在着影响，“绝圣弃智”的虚无主义只是在《废都》中才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在这本书里，不得不叹服贾平凹的艺术才华，一方面又叹惜他的偏颇和浅陋，由否定“权钱联姻”的文化而导致对城市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全盘否定，这是由一个文化悲剧演绎到一个更大的文化悲剧。 I、张承志（1948—）：回族。代表性作品有小说集《黑骏马》、《北方的河》（分获1981—1982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黄泥小屋》；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他被称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早期以草原生活为题材，从大地、民间汲取精神养料；之后他把个人理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对于回民生存和真主信仰的探索。 1、张承志习惯以诗的哪几种结构模式来构思小说？ 张承志是一个极有才华、又有庄严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以独具的诗的情思，反复表现着向精神家园回归的主题。一、“寄托式”。是其创作初期常用的一种诗歌结构模式。即以一人或一物做为关照的对象，以此来寄托和抒发创作主体的观感、情绪或一种哲理的领悟，其创作初期，母性是他的偶像和宗教及灵感来源、创作主旨，并占据作品的主要位置。二、“情景交融式”。指小说的整体构思都建筑在情景交融的框架之下，达到情由物发、物我为一的诗的境界。如《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从几大河流的气势和状貌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将自己的主观世界移情于无知无觉的客体世界，主、客体互衬互补，尽情尽意又蕴藉深沉地表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及对人生历史的思考。《三岔戈壁》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其中的戈壁沙滩等都是人所要去克服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但它们仍与人的精神有一种契合、融合。三、“象征式”。是一种“诗化的高层建筑的手法”，是张承志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大坂》、《九座宫殿》已达到总体象征的层次，使小说成为一个整体的象征系统，以一个主要象征物做为结构目标（如大坂、戈壁等），这些物象驾于现实之上，使小说的结构线索也象征化了，张承志常以“走”做为小说的结构线索，而情节趋于淡化，甚至“走”成为情节本身。同时在象征的结构框架下，作品里的人物也普泛化了，成为了具有抽象意义的人。四、张承志小说的抽象性与非写实倾向，说明他的目的不是再现事物，而是用再现出来的事物创造一种形式格局，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让他们用意义和价值去补充和丰富。 2、张承志如何在小说中写出“诗的节奏”？ 张承志的小说读起来具有一种浓烈的诗的意味，是因他具有驾驭诗的节奏的能力，掌握了诗歌节奏所特有的周期性、循环性。小说中跳动着两种交替往复的节奏：一是低缓的周而复始的循环。除了作者常常而浓厚的情绪溢于言辞之外，为了加强这种节奏，常在小说里贯穿质朴而古老的民歌与小说内容相互映衬，它不仅在结构上起着缝合作用，而且控制着小说的节奏使之富于低回缠绵，一唱三叹的韵律，使张承志所描写的生活本身给人意念上造成了周而复始的低缓节奏。二是坚实的铿锵的单调韵律。一般是通过人物单一的行动表现出来，其行动一旦简化到单一，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节拍，传达出坚韧不懈地追求的意象。这两种节奏赋予小说以生命与诗的韵律，是张承志从生活的全部感受中所把握住的历史与心史的节奏，一方面是生活循环往复的圆圈形式，一方面是人生为了突破这圆圈所做的坚韧不懈的追求。 3、张承志的宗教情结。 张承志是新时期第一个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作家，他陶醉于宗教激情的历史与他文学创作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一、他的创作起步于草原题材，典型地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对苦难有一种崇高的认同感，其独特之处在于追寻着苦难，渴望找到幸福的记忆，给自己一个悲壮的安慰。他对待苦难和遗恨体现了宗教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也决定了他把回想当作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张承志这种以孤独对抗孤独的方式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证明，一种挺有味的境界，从而表现出既感到苦痛，又觉得快乐的信仰者的心理特征。新时期作家中，赋予苦难以神圣的意义，写得如此富有激情，张承志首屈一指。但此时他的宗教感情是基于个人经验自然形成的，其特点是认同苦难和偶像式崇拜，无明确的宗教信仰，只是他需要一种比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依靠，这是一种坚忍的有追求的人生态度。二、他最终皈依真主。第一步是《北方的河》，完成精神飞跃，渴望严父的指点，不再感伤回首往事，奢求宽恕，并挑战式地寻求能证明自己能力的刺激，摆脱知青阴影，变得粗犷、沉着。这种心理上的成熟，是他寻找新的宗教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二步是80年代中期的《黄泥小屋》、《三岔戈壁》等以西北黄土和戈壁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沉重压抑的调子是张承志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一道关口，是通向伊斯兰信仰的一座里程碑，并使他强烈感受到真主是最高、最真实的存在。再是受到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历史遭遇的刺激，凭以这种民族血缘为基础的感情激发使他转向伊斯兰信仰，严格说应是“回家”而非皈依，并开始执笔《心灵史》。三、诗体小说《黑山羊谣》、《错开的花》是张承志为完全进入宗教精神状态，最终写好《心灵史》所作的一次心智和思维方式的演练，带有苏菲派神秘主义修持的性质，并经过这一“修持”阶段，张承志整个伊斯兰化了。 4、通过《心灵史》这部书分析张承志的创作历程？ 一、《心灵史》是一部奇书，它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哲合耶七代宗师的事迹和两百年间回族同胞反抗满清王朝血腥镇压的悲壮心史，是作者惟一引为骄傲的大作。严格说来，它更是一部现代的经典。宗教文献的深奥，奇迹描写的神秘，考证、议论，使一般读者不胜重负，特别是其中只属于作者个人的神秘激情，世俗之众缺乏能够读解其意义的信仰前提。这样，作家皈依了宗教，却缩小了读者的范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负面的效应。二、张的前期作品里的宗教情绪直接产生于艰难而蕴含着人情味的现实生活，他的孤独、感伤和崇高的激情是属于时代的，因而其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但从诗体小说到《心灵史》，他确立起绝对的信仰，一步步地趋向神秘，也一步步疏离了大众，他的“生命之作和毕生之作”只赢得黄土地上几百万、上千万农民兄弟的“夸奖和念想”，这是宗教界的幸事，却是文学界的悲哀。三、张皈依伊斯兰教，一个令人遗憾的方面，是他缺乏宽容的精神。他似乎高居天上，用信仰的标准给人世下了一个判断：“堕落”，使之不能深入理解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生动的内容，显得偏激狭隘，难以容人。使他的作品越来越艰涩，影响到他与文化界的关系和他对自己以前作品的评价。四、从文学的规律和特征来看，张最好回到那处缘于生活经验的宗教感上去，找到宗教与文学相通的一面，进入大众的精神世界，用更普遍的立场深刻地感受人生的悲欢，让写出的东西少点神秘因素，多点社会内容和人性意义。 J、王安忆（1954—）：女，江苏南京人。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後，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於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 1、以《小鲍庄》为例，简述王安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审。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她从没在理论上张扬过某种新潮旗帜，而她不断的文体探索、风格转型和自我重塑却总是天然地吻合着新时期小说的潮汐，并在每一个小说潮头中占据一种不容替代的位置。一、王安忆在1985年发表令读书界耳目一新的中篇小说《小鲍庄》，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写作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其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建基于深广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叙事。王安忆自此踏上了反思传统文化、求索本真人性、确证个性自我的精神苦旅。二、《小鲍庄》描写的小村落位于中国古老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具有齐鲁文化渊源。它作为原始仁义精神的缩影，直接再现了一个洋溢着原始儒家仁义精神的“正统中国”。在王安忆笔下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处世哲学与价值观念，既使小鲍庄人安分、平和、温馨，是维系、调和乡村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使小鲍庄陷入千年不变的贫穷、愚昧、封闭的状态，是消磨人的个人意志和人生追求的精神麻醉药。三、《小鲍庄》深刻地审视了儒家文化上述的双重意蕴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双重影响，在建造现代仁义神话的同时又从内部拆毁它。这一文本事实上披露出“寻根文学”的一种共同情状：人们不无道理地抛弃“现代性”而到“传统”文化中寻根，却无可奈何地发现“传统”也早已变得扑朔迷离、千疮百孔而不可靠了。 2、以王安忆“三恋”系列作品来分析她是如何侧重于对女性爱欲的多重透视？ 一、女性爱欲力的发现。性爱欲望是女性欲求经验中最基本深刻最悠久现实的一种，是一切女性经验的源泉，却一直被压抑、被异化，始终无法以主体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存在于文本。王安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改变了既往男性欲望书写的历史，首次将女性性爱的生命活动和强烈欲望原生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性爱叙事还昭示了女性爱欲的创造伟力，这不仅仅是作为创造儿女、繁衍种族的手段，而是人类创造自我和愉悦自身的神圣行为，是建立在女性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的，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这可说是对父权文化下女性爱欲的历史性改写。二、性爱陷阱的窥破。性之于女人构成更大的陷阱，是因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本质和遗传本质注定了女人的性态度总是比男人复杂。女人面对性的选择，无论是性爱、母爱、得他主义的爱，都显示出文化的传统接力过程对女性生命本能的训练和强化作用，当王安忆深入女性心理最隐秘的角落，在由她们的情欲所造成的人生困境中提示出女性沉入性陷阱的神秘深度时，每一次恋性都仿佛是一次炼狱，成为一种生命警策的召唤。三、王安忆的女性性爱透视不仅贯穿着独特的女性眼光和自觉的理性认知，而且有意识地疏离了男性文学书写中狎妓式的性语言，她所有的爱欲书写，均落在丰盈鲜明的女性感觉描绘中，与想象和比喻相伴相随，以形而上的感性方式表达形而下的具象内容，绝不给人以淫邪或媚俗之感，呈现出的是人性深度与生命警示。 3、王安忆对家族神话的孤独探寻。 1990年冬天始，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重心转向家族史的讲述，把《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小说联合起来，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家族史演变过程。这些小说在具体形态上与新历史小说中的家族史述说有颇多相似：家族史的寻找、家族史对于具体生存的血缘影响、家族史的发现对于个体生存的现实意义等。但王安忆的母系父系的家族神话却又以强烈的个性化力量震撼人心，这种力量主要不是源于对几千年家族文化的反省，而是来自于家族史追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命个体的令人心碎而又无以逃避的“存在性伤痛”，即孤独感和飘浮感。这两者互为因果，症结在于无根。“我”苦苦寻找血缘的历史，发现家族的历史，发现家族祖先也同样经受着这种飘浮的命运（尽管他们曾显赫一时），最后仍获得了一个飘浮感。实际上，王安忆的立意在此，作品就超越了所有形而下的东西凸现出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正是这场貌似徒劳的家族神话的追寻表明：人生、人类本来就是孤独的飘浮的，从而打开了现实和历史的存在的秘密。《纪实与虚构》对人类存在的本质疑问，使家族叙事具有了撞击心灵的力量。 4、王安忆以女性之笔绘就另一幅城市地图，并试图找出城市最真实也最稳定的那一部分，试图回答城市的主角是谁，我们在城市怎样生活。 一、城市主角：女人。王安忆在《男人与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提出其独到看法：与“人类出生地”相比，城市是“更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更适合女性生存。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加入了新的理解与诠释，正是由于女性的坐阵，才使动荡不安的城市不至于在日趋破坏性的现代文明中分崩离析。因此，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几乎都是由女性担任主角，这是她对城市相当独特的体认。她将城市的两性化中更近于男性的部分都置于背景之中。如果说男性的城市是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话，女性的城市则相对稳定而绵长，这实在契合王安忆对城市的追问和预设。女性的命运实际就是城市的命运，城市的变化即妇女的变化，它们互为镜像。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新鲜而俗气的时尚，一边是陈旧却典雅的传统，前者需要积淀与过滤，后者需要承续与保养，《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本身就是两者的集合，她本身就是一部城市生活的风俗史。二、城市生活：过日子。王安忆对城市的多面性，始终将自己的目光聚集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这一面，她更彻底地将上海这样相比较而言更为合乎现代都市概念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推上了前台加以细致摹画，虽显得零碎、入帐参差不齐，叙述时间的跨度也很大，甚至通过回忆将旧上海拉回人们的视野，从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与故事。王安忆回避政治的叙述方式本质上就是她的城市观。王安忆都市小说的叙事，就深层创作动机而言，她仍是在努力触摸复杂的人性内核，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借助对自我生命的理智省察，而是借助最琐细零散的都市女性人生经验。因此，她的都市女性题材小说叙事与时下流行的张扬女性意识的纯粹女性主义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作家对女性的那份温暖的情怀还是以更为广泛的人文精神打底的。 5、比较王安忆与张爱玲在描述生活琐细方面的不同之处。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将笔墨大量耗在主人公的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及其细碎心绪上，于是作品中触目皆在的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感性化的日常生活景观。就此而言，她似乎表现出了与张爱玲不相上下的描述生活琐细的非凡兴趣与耐心。但两者的旨趣仍大不相同。一、张爱玲描摹生活琐细的非凡兴趣与耐心，是以亲历沧桑后冷眼观世的大境界做底的，这底子使她笔下的家居琐事也无不带着惊心动魄的挣扎与痛楚，其中蕴含的那份苍凉美是需要细心领会、琢磨的。所有精致的生活细节表象都隐含着痛苦与挣扎的原由，那精致便显得尤其实在，可触可摸的同时释放出许多富余的审美信息。即张爱玲情景呈现出的传奇笔法中，理智观照是打底的、隐含的。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叙事采用的传奇笔法，情景呈现与理智观照互相衬托，理智观照是点拨的、透芯的。作家频繁使用“……是……”的暗喻句式，把情景描述与印象评点糅合在一起，茧里抽丝，编成华美的叙述片段，织就意味绵长的语言意象。有时是如意的，如开篇以“鸽子”、“流言”为引对上海都市文化别具一格的梳理及生动表现；有时则不那么如意，百转千回中缺了些厚实的底，显出了复缀和絮叨。 K、铁凝（1957—）：女，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出生于北京，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夜路》，渐为文坛注意。1982年的《哦，香雪》获全国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等，其小说分两类：一类清新秀润，表现淡远含蓄的美，如早期的《哦，香雪》，另一类粗砺酣畅，探索女性深层心理与生存困境，如《玫瑰门》《大浴女》。 L、莫言（1956—）：男，原名管谟业，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是一位敏于感觉而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主要作品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红树林》、《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其创作形成了一种手法奇谲多变、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个性特征。以故乡“高密东北乡”为依托，成就其艺术思维的概念性的语境空间，并在其中充分展示了他“同化生活”的能力；他一边天马行空般地展开了自己惊人的想像力，虚构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故事，一边执著地审视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各种类型的人生状态和情感形式。莫言在人性表现与历史语境的融合方面，在历史意识与民间意识的统一方面，是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的。 1、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例，叙述莫言独特的感觉化世界和奇异的意象。 一、感觉化和意象性，是莫言80年代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并首先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获得了创造性的成功，其成功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它推出了一个具有奇异敏锐的感觉的形象：黑孩，推出了一个奇特的意象——“金色透明的红萝卜”。黑孩的朦胧而美好的憧憬，突出地凝聚在对那个“金色的透明的红萝卜”的珍视和迷恋上，而“透明的红萝卜”即一个象征：一种美好梦想的象征，一种凝结着对生活、理想和人间温情的朦胧憧憬和向往的象征。这个意象是作家奉献给当代文坛的杰出的艺术珍品。二、《透明的红萝卜》反映的是“文革”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主要写一个叫黑孩的小孩在劳动工地上的经历和感觉。小说借助黑孩奇异敏锐的感觉，写出了艰难时世中使人感到压抑的生活在其心灵的折射，同时幻化出一个明亮温煦的童话世界与学生的现实世界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从而既在淡化了的政治背景上再现出特定年代农村生活的整体氛围，又构造了一个凝聚着作者独特追求的感觉世界。作品通过对主人公黑孩的描写，既表现了“文革”时期农村的贫穷、落后，及其所导致的人的心理畸形，又展示了在那畸形的时代，在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中，仍不失某种对美好理想和人间温情的向往。三、在一种看似随意而实为精心结构的叙事中，不仅黑孩的个性愈益突出，形象愈趋鲜活，而且这一形象也具有了象征的意味。“黑孩”遂成为一种苦难童年的象征，一种辛酸和忧伤的人生的象征。同时，通过黑孩对“萝卜”的奇特视觉、听觉和想象，并在这种独特的感觉和意象的描述中，以及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描写中，黑孩那对生活、理想和人间温情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得到进一步充分展示。作家在描述这种感觉时，常用视听联觉的手法，把静的写成动的，把无声的写成有声的，把单纯的色彩写成奇异的色彩，从而使色彩和声音在通感中达到富有魅力的组合，形成种种迷人的意象。 2、结合《红高粱》简要说明莫言的自由生命意志与天马行空的叙事追求。 《红高粱》标志着莫言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它对于文学如何反映“战争”、如何认知“历史”等，都具有某种全新的启示意义。它带有更多地激昂、悲壮的色彩和情调，充满着对自由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其叙事方式和艺术追求，也在此前的基础上更强化了精鹜八极、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叙事风范。一、对自由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红高粱》最具代表性。首先是刻意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个性意识和生命伟力，尤以颠轿、野合、祭酒三个场景最能体现。其次是表现在莫言那种人本反思的焦虑意识中。这种“焦虑”也是促使作家对祖辈的轰轰烈烈的自由的生命意志予以激情张扬的动因所在。再就是体现在众多情采丰满、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上。尤其是作品中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祖辈形象系列，更能鲜明地体现这一创作倾向。这是《红高粱》系列小说之所以形成如此强烈的审美效应的主要原因所在。二、长篇小说《红高粱》等作品在其叙事话语方面，呈现出一种汪洋恣肆、灵动飘忽、开阖自如的审美风范和艺术追求。这种“天马行空”般的“独抒性灵”的叙事话语风范，主要体现在其多向、奇异的视角，意识流动、切割组合、灵魂标的的结构，以及瑰丽多彩的形象等方面。《红高粱》的语言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体察入微的细腻刻画，形态鲜明的表象再现，灵动飞扬的风情渲染，绚烂夺目的色彩描绘等。 3、结合《丰乳肥臀》《檀香刑》简述莫言对历史深处杂音的辨析与人性律动的检测。 莫言的作品都鲜明地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情境，渗透着创作主体的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历史感。从而形成了种种莫言式的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审视并重、对历史深处的“杂音”的辨析与对人性律动的检测有机融合的文本。《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但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反思，侧重于对历史深处的杂音的辨析，后者侧重于对生命的审视，侧重于对人性律动的检测。一、《丰乳肥臀》应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点：A、通过母亲上官鲁氏及其儿女们的坎坷、曲折的人生遭遇和命运的描写，重新审视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B、塑造了上官鲁氏和上官金童的形象，尤其是上官金童的“恋乳症”的象征意味，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二、《檀香刑》在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生命的审视、对历史深处的杂音的辨析与对人性律动的检测的融合中，是侧重于后者的。其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即面对德国总督克罗德、山东巡抚袁世凯和大清首席刽子手赵甲等人对孙丙施行残酷至极的“檀香刑”，作家让其全部人物的灵魂和良知都在“檀香刑”的高台前接受严酷的考验和审判，生动而深刻地提示了这一惨死的惩戒所激起的人们心灵的波澜和震撼。另一方面，小说中最为精彩之处，是对于刑罚、猫腔的生动描绘和激情抒写。刑罚和猫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二者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不仅强化了一种特殊的凄美、悲壮色彩，更凸现了作家一贯追求的那种原色的生命活力的多姿多彩，及其莫言式的带有常有的本然和自在气息的人性碰撞，从而深化为一幕幕壮烈、缤纷的人生的悲剧、丑剧或正气歌。 4、简述莫言的“檀香刑”对人们的灵魂和良知的震撼。 一、表现在县令钱丁身上。他自身便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凝聚着种种矛盾的价值要素，无论外部的时代矛盾还是内在的自我意识，总使他处于“夹缝”之中。“檀香刑”终于使他诀别了礼教观念和正统的事功业绩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在的、充溢着原始生命力的精神故园。二、《檀香刑》中这种带有凄美、悲壮色彩的人生正气歌的另一主角，是“檀香刑”的随者、猫腔戏班班主孙丙。做为猫腔戏主与猫腔一样，都带有一种原始的血性和野性，从而共同形成一股清闲独特又卓尔不群的、向往自由人生理想的“原野之风”。这种自由人生的理想追求，表现在孙丙身上，便凝聚为他那一以贯之的敢作敢当、放荡不羁、蔑视权贵、义无反顾地对抗外来入侵者的豪气和悲壮之气。孙丙的一生就是一部“人生大戏”，“檀香刑”也成了他执著追求的戏剧人生的壮美结局。三、与孙丙相对也是“檀香刑”的另一大主角，大清刑部大堂首席刽子手赵甲。职业刽子手对“完美的刑罚”的偏执狂般的追求，使赵甲情感萎缩，性欲丧失、良知泯灭，人格、人性在暴力的执行过程中逐渐异化、退化。而施于亲家孙丙身上的檀香刑，是他的刑罚和杀戮追求的绝唱。檀香刑，也成就了赵甲生命过程的最后辉煌。小说中，德国总督克罗的这段话很精粹：“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后的痛苦才失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而这一点，也恰是《檀香刑》又一个深刻的主旨层面之所在。 M、张炜（1956—）：男，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古船》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986年长篇小说奖，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中国文学百年百优”，《九月寓言》获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早期的创作描写两性之间淡淡的朦胧的柔情，显得纤巧柔美。后转入对农村现实的揭示，表达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 《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直至《古船》，他彻底从原来的诗情画意中走向对严峻的现实人生的关注，从《九月寓言》开始的三部长篇，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的坚持。他更多地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出路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在他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感情的勃发，诗性的潺潺流动，展现了他的作品与其他写“史”的小说的不同之处，显示着他对纯文学的执着追求。 1、张炜对田园风情的向往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初萌。 一、80年代中期的《古船》以前，这一阶段是张炜文学观念和价值理想的初萌期，其文学观念和价值理想，表现为一种纯朴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尚不太清晰的道德理想主义，代表作品《钻玉米地》和《玉米》等就是张炜式的理想主义、人文情怀和“野地文明”的理想追求的源头。“玉米地”是作家的一种田园生活理想和朦胧憧憬的寄托和象征；《玉米》写的是“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生活场景，作家笔下那种浑朴、和谐的田园风情更加令人眷恋和神往。《一潭清水》充溢着作家对那种纯粹的无利害冲突的淳朴人情、和谐人际关系的无限向往。二、张炜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在创作中占据主要位置，是从《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开始的。他一方面表现出对现实丑恶因素的激愤和谴责，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悲悯情怀和道德理想主义。《秋天的思索》以一位名叫老得的农村青年的涉世体验和困惑，来展开一种现实关系的矛盾现象，以现实人生的不合理现象的“原理”思索，来引申这种善、恶存在的悖论。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泛悲悯式的人道主义关怀，就体现在这种朦胧的感受和思索之中。《秋天的愤怒》中，张炜的善、恶伦理二元观和道德理想主义关怀，体现在人物的具体行为方式上。即主人公李芒采取抗争方式，以及如何确立自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 2、张炜《古船》的艺术成就。 《古船》以酣畅的审美激情、锐利的笔锋和诚笃的艺术意志，以张炜式的对人类苦难及其苦难根源的反思，和“泛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一时在文坛内外形成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波。其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家族叙事与历史反思的有机融合。《古船》对中国当代４０多年的历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反思，是依托、融注于家族叙事而完成的。其叙事和故事情节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A、现在时的正面叙述，即以隋家为主动者，以抱朴和见素为主的隋家子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叙事展开的逻辑动力是隋家后代“应该怎么做”，即如何重新“做人”、安身立命？其核心问题是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赵家。B、过去时的侧面叙述，即以赵家为主动者，以赵炳和赵多多为主的赵家头面人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叙事展开的逻辑动力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即他们“曾做过什么”？其核心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对待老隋家人的？二、鲜明的人道主义主题。《古船》正、反两种层面上的交叉叙述，又始终是与对“人”的反思联结在一起的，其中对“人”的感叹和追问，构成了流动于作品整体叙事之中的灵魂，也强化了作品的人道主义主题，并体现在两个方面：A、通过茴子和含章这对隋家母女的遭遇及其与赵炳、赵多多的矛盾冲突的描写，赞颂“人”的尊严，及其维护自我尊严而进行的反抗行为，同时揭露、鞭挞了极度残忍、卑劣的加害弱小的非人道行为；B、通过对抱朴、见素两个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即以“泛悲悯”式的人道主义情怀否定疯狂的物质追逐和占有，否定私欲（物欲和功利欲）的膨胀和扩张。C、表现在对处于苦难命运中的人们的和不断产生苦难的现实社会的“拯救”问题的思考。 3、张炜如何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体现其人道主义主题。 一、在《古船》中，作家在对茴子和含章两个美好女性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对邪恶暴虐和阴险歹毒的势力给予冷静控诉的同时，更有对其个性的刚烈、抗争的无畏、人格的尊严，对隐忍中的怒火喷发、人性的自我拯救的激扬和咏叹。而作品赋予母女二人以不同的抗争方式，但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殊途同归地使她们在个体生命的极点，放射出某种人性的光彩：前者以自我毁灭的意志魅力，显示了可杀不可辱的“人”的尊严；后者用“及汝偕亡”的抗暴的鲜血，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拯救。二、《古船》的人道主义更集中地体现在隋抱朴和隋见素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上。《古船》正面叙事的逻辑展开，其实质主要就是抱朴和见素的不同的价值和伦理追求、不同行为方式的凸现和强化。这一展开过程不仅成为两个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和站立起来的典型化过程，也是作家对人类苦难根源的反思和作品的人道主义主题得以强化和实现的过程。这两人分别代表和体现了《古船》人道主义主题的正、反两面。作家赋予隋抱朴性格以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某些基本因素，即对苦难的深思和原罪的忏悔，并由此而形成了隋抱朴式的泛悲悯主义。抱朴式的“内圣”追求和自我完善的拯救之道，才是作家人道主义理想旨归的范本。 4、张炜如何通过《九月寓言》来实现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理想及其理性探寻。 张炜对于市场化时代的现实感到痛心和愤慨，觉得在金钱和欲望作用下的世风是如此令人失望，因此当然需要修筑抵御时代污浊的“精神的长城”。《九月寓言》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对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对未被“肆意修饰过”的“这片永远神秘又永远陌生的土地”的关注、探寻和剖析，另一方面这一新的阶段性探索，在进一步对“小村”和“野地”探究之后，使得张炜式的理想主义精神，增添了某种意义上的清醒和无奈。作品的意义如下：一、出于强烈的愤世嫉俗的道德崇尚意识和现实责任感，作家对“小村”和“野地”这一特殊的、也是理想化的文明形态进行探究。二、作家对自己发现并寄予厚望的这片原生的真实的“野地”，做了深刻的探寻和反思，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它自身的致命的病斑和缺陷。三、《九月寓言》还启示人们，“野地”所孕育和滋长着的那种自由和野性，其实是人类“前文明”时期的自在和懵然的人生。 5、张炜《九月寓言》在艺术基调和叙事技巧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及与《柏慧》的不同之处。 一、与作家对“小村”的发现和认知相关，小说的艺术基调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前半部分所表现出的主观倾向和艺术基调是欢快的，后半部分则消沉；在前半部分的叙事中，作家理想的翅膀似乎在轻悠地飞翔，但在后半部分中，却逐渐显示出某种消沉和颓萎。二、表现出的一种叙事话语“虚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是与作家追求某种哲学蕴含及其“现代人的探索”的哲思化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它将实在的艺术对象符号化，具体情境即“我们共同的历史”抽象化，从而使叙述者淡出那种亲历者的角色，以超然于曾经身处其中的历史活动的界域之外，来重新体验一种隐秘、幽冥的生存氛围。由此，其叙事话语结构呈现出一种亲历性的历史区间远距离化的特征，以及叙述虚化的哲思意味。《柏慧》的思想方法简单化和退化，导致作家的人道主义探寻也失去了它原有的、应有的深度和启示意义。它所透露的这种机械的先验的善、恶血缘论，不容置疑般地首先规定了主体自身的分裂，因而它本身就是对“和谐”存在的可能性的否定；其绝对化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当然也就构成了对自由、和谐状态的理想和追求行为的否定。 6、通过《家族》来解读张炜田园理想的迷茫与善恶血缘历史观的局限。 一、《家族》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方法，即以“善、恶血缘”论作为理解和认识世界、历史的方式，来凸现同一类（善的或恶的）人及其“家族”的精神血缘的绵延性，并以此为准则来表达自己对作为对立的“类”并且代代承续的精神血缘家族的不同的道德判断。正是这种艺术思维方式，这种人物所属的不同精神血缘家族的信仰选择和价值追求的绵延性，及其潜在的艺术联接和沟通功能，帮助《家族》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使得作品于内在的结构吻合中完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展示。二、《家族》在叙事上采用历史、现实、“倾诉”三大板块交叉迭进的结构形式，把全部板块包容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作品悲凉的叙事氛围，这种悲凉的基调并非仅生成于“倾诉”的悲壮抒情，而主要取决于人物的悲凉遭遇及其悲剧结局。这是一种执著信仰和自觉选择的悲剧，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一类“家族”善的、正面的精神血缘绵延的悲剧。三、《家族》在对这种善的、正面的精神家族不同时代的选择和信仰的悲剧的描述中，充溢着作家赞美和批判的如诗激情。这种信仰的偏执和对信仰的玩弄，其后果就是直接造成了正面的精神血缘家族的悲剧，这里的偏执者和玩弄者，也共同构成了反面的精神血缘家族的悲剧。 N、方方（1955—）：原名汪芳。原籍江西彭泽县，生于南京。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风景》，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 她着重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景状，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生命的本真意义。语气中常透露着一种冷嘲和尖刻，在简洁明快、舒畅淋漓的叙述中蕴含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人生思考。 1、方方为新时期文坛贡献了两道奇异而醒目的创作风景。 一、市民：生存的残酷与亲情的厮杀。方方对城市市民这“深渊黑暗的所在”世界的展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A、对市民恶劣的生存方式和粗鄙的精神状态的还原性叙写。B、方方以敏锐、犀利的笔触显示城市市民血缘亲情间的人性恶变，即家庭亲情间的人性搏杀。状态一是家庭人性间的生存障碍，状态二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这些都显现出方方探究当代市民人性的崭新角度与尝试体悟。她从对市民个体人性的尊重与关注出发，延伸透视出每一位生命个体为实现自我生存需求所作出的人性挣扎，展现出人物在挣扎过程中对亲者的反叛与伤害，恩仇相悖的人性畸态。由此，方方的市民小说从市民生存世相的描摹进入到亲情人性畸变的深度揭示，展现了当代世俗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二、知识者：生命悲剧与代际弱化。方方对20世纪中国知识者的命运描写主要以三代人为代表：A、家国危难之际的“家父”；B、陷入共和国初年政治泥淖中的“父亲”；C、当下社会市俗化物质化年代的知识者“我们”。三代知识者与他们各自所属的时代的“际会”，演绎出三代知识者命运形态虽然有别但命运实质却相当连贯相似的生命悲剧。方方不仅以知识者悲剧作为提示某一年代的“暴露”材料，而且通过辽阔的生存时空背景上几代知识者人生悲剧的更替，透视中国知识者家族那种精神人格代际弱化的生命过程，这种创作意识具备了更为深厚的历史人生内容和有关知识者人性的精神现象学意义。比较方方对市民人生、人性的冷峻解剖，她的知识者家族书写，明显带有一种温婉情怀。浩茫的悲剧命运抒写，替代了、弱化了对知识者人性的残酷剖析，对知识者处于荒诞虚无生存境况中而滋生的人性病态与扭曲、虚幻，乃至荒诞悖谬的人性病变，在其知识者家族写作中很难寻觅，使之妨碍或损耗了作品能够抵达的人性深度，留给读者诸多遗憾。 2、方方在小说结构的现代营造和文本语言的多重创造方面都显现出独特的智性光彩。 一、复调结构的精心营造。第一类是现实与历史的共时态，即打破现在与过去的时间界限，穿透现实与历史的界标，将现在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的人事交相融汇，营造出一个历史与当下共时互汇的文本结构，是方方嗜好的一种复合结构方式。例如《闲聊宦子塌》等。其功能和意义在于，一是现世与历史“互文”，显现某种“宿命”关联。二是在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中显现出历史的迷惘与荒诞。第二类是立体交叉的网络体，即方方在对当下状态的人事进行现在进行时的叙述的作品中，运用立体交叉式的网络体结构，分别从不同的人生视点，用多线索交织叙事，构成一种多线并进的、多层面显示的复合结构方式。例如《风景》等。第三类是具象与抽象的契合式，即除去方方对现实物象的写真，对人物心理与命运的沉醉以外，方方还有对世事的抽象性的凝眸和迷恋的某种哲人气质。例如《白梦》《白雾》《白驹》的三白系列、《行为艺术》等。方方希望从小说文本那可观可感的具象世界，经由扉页诗文的象征性哲理，参悟一点形而上的抽象意义。二、多重话语的自觉追求。方方一直自觉而执著地从事着语言实验与经营，形成了多副文笔写人生的多重话语系统。一是方方最富个性的话语形态即智性幽默，即不仅出于或止于情绪性宣泄，而是思想智慧的外化。由自嘲性幽默蜕变为调侃式幽默。两者的不同之处：①自嘲性幽默的对象或主体是市俗身份的青年工人，即可称“弱势人群”的社会阶层，而调侃的话语主体是知识女性和新闻记者；②前者以自我贬抑、自我嘲讽为对象，而不是对“他者”的贬抑讽刺，而后者更多是对“他者”即现世人物的揶揄讥讽。③前者的语言基调倾向于机趣与智慧、俏皮与风趣，有某种轻喜剧风味和民间（世俗）智慧特征，而后者以“玩世”姿态，讥锋锐敏，较之前者的温婉情怀更为刻薄尖俏许多。④后者既包括对“他者”的揶揄，又包含对自我的嘲讽，它多表现为一种逻辑的悖论。第二种语言形态是建立在文学诗性的感觉基础上的诗性话语，其构成之一即诗性氛围，引用穿插各种诗词文句尤其是一些中外名诗，来制造小说中的诗性氛围的习惯方式。其构成之二是优雅语态，方方将诗性感觉融化在“新写实”的创作中，并从日常生态书写过程中，化平常为诗性的优雅，变直白为精致，在人所关注的语态方面，做出了相当努力。 3、方方创作的知识者身份特征的具体表现。 一、坚守人生的精神价值。方方将科学理性、人性良知、进步文明“内化”为自己的生命结构，“内化”为小说创作的潜在文本，以此选择、处理创作题材，科学而真实、准确而独到地探索人世的奥秘。二、在发现市民的同时抗拒“世俗”。这种抗拒具体表现为：A、由世俗人生可视可见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真，逼视这恶俗环境下人性表现的真；B、绝不让自我的主观意识去干预、支配或改变这现世生存的本相。三、忠于自我感觉到的真理。世相的真、人性的真，是方方力求“自我感觉到的真理”，一切社会科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的思维精神，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都帮助了作家对世相、人性和命运的奥秘的探究与传达。 O、苏童（1963—）：男，1963年生于苏州，作家。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从那时起，苏童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或“后新潮”）的主将。 1、苏童三个文本类型的共同点和“枫杨树”的意义及创作手法。 一、三个文本类型：“枫杨树”系列、“妇女生活”系列和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它们之间的共同点：A、对于“枫杨树老家”家庭史的情绪体验性的追忆和记述。从而使得“枫杨树”成了苏童艺术思维的概念性和语境空间，成了其小说故事的背景标志。B、其创作的所谓“先锋性”，但这一点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文本中，表现形态又有较大差异。二、对于苏童及其笔下的人物来说，“枫杨树”乡村是一种强烈的还乡意识所投影出的一幅令人神往的精神家园的图画。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是作者制造出的一个理想的寄托地，它“表达了苏童本人对精神家园浓郁的构建意向”。三、苏童的创作中表现出对于“叙述”的空间追求。“大量颇有灵气的氛围、情景、想象、幻觉、意象纷呈，诗意盎然，在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叙述中显示出创造形式的强烈欲望。多元的叙述视角，时空的自由超越，由情绪体验统摄的故事演进，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2、通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分析苏童失落的还乡意识与自由超越的叙事魅力。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使苏童在叙事艺术方面靠近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作家之列。一、失落的还乡意识。作品讲述的是“我”的家族：一个竹器商人家庭的“一九三四年”的往事。通过叙述者讲述家史的过程，浸透着“我”对故乡深深的遗憾之情。苏童虚拟了故乡枫杨树乡村，原本想作为能安慰心灵的精神家园，但它却充满了苦难、疾病、暴力、愚昧的丑恶气息，因此故乡、祖先，对叙述者“我”来说，却只能加重心头的沉痛感和虚妄感，“还乡意识”不能不成为一个失落的温馨的梦。二、作品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苏童的“叙述实验”的努力和成就。它的叙事的实验性特点及其魅力主要体现在：①叙述视角频繁转换；②“叙事时空”自由超越、跳跃不定；③故事的演进完全由叙述者的心理体验所统摄，叙事的运行随着叙述者情绪的跳跃而发展。 3、苏童《妻妾成群》的艺术成就。 一、它使封建大家庭中的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这一传统的、古老的题材，闪现出全新的艺术魅力，凸显出一种独特的、意义深刻的主题蕴涵。二、小说在妻妾争风这样的早已为历代读者都习以为常的故事中，推出了新颖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典型形象。三、小说使传统叙事话语在吸收了一些现代表现技巧之后，重新焕发生机。作家的才情正是借一个陈旧故事的叙述而得以充分施展，对叙述过程的惨淡经营使小说显得别具魅力。 4、苏童如何通过《妻妾成群》来实现对古老题材的新生和对女性生存悲剧的聚焦？ 首先，小说通过陈府家庭生活尤其是“妻妾”之间关系纠葛的描写，深刻地展示了女性的生存悲剧——历史的悲剧和自然的悲剧。而女性的悲剧首先是传统文化观念和婚姻制度这种历史因素造成的。小说主题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在于它着重表现了同作为“玩物”的女人之间的生存肉搏。生存竞争的本能，使她们暴露出比正统的吃人者更残忍的阴暗心理，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乃至与生俱来的自然人性的弱点及其深层的阴影。其次，小说的人物塑造得成功，陈府的四位太太个性鲜明，而四太太颂莲更是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特征的人物，在“妻妾成群”中具有典型性。她清醒而自觉的在父亲生意失败自杀后选择了“做小”的生活道路，更鲜明地在她身上反映了“女人都想跟有钱人”这一深层的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性特点。与大少爷飞浦的接触，又使她无法泯除那种出于生命本能需求的，也是对真正发于自我的爱情的向往和渴求。对以陈佐千为代表的女人命运的支配者、玩弄者，颂莲又表现出另一种特点：顺从中藏有逆忤，温婉中含有锋芒。但其性格的复杂性，因是滞有子嗣、生男还是生女这样直接成为女人能否生存下去的决定性因素，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这注定了她难逃劫数的悲剧命运，且具有典型意义，即女人的人性弱点与传统文化观念和封建正统婚姻秩序共同作用的结果。再次，小说显示了作家结构故事的讲述技巧，在与某些现代表现手法相融合之后，传统叙事话语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即故事整体的发展，并不是按照那些时间提示性的语词所指而演进的，不是遵从自然时序而运行的，而是带有随机转换性和跳跃性，这就使传统叙事话语增添并闪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5、通过长篇小说《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的主题蕴涵来叙述苏童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 苏童小说创作的成就首先体现在长篇小说，其中《米》《我的帝王生涯》在主题蕴涵的深刻性和故事结构的精湛方面，都是较为突出的作品。一、《米》中五龙由于贫困和饥饿的逼近而离开乡村，在城市中流浪、挣扎后激起了对城市的极端的“占领”欲望和报复意识。作品主题内涵的一个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层面，就是揭示了由贫困和仇恨而滋生和膨胀的人性丑恶的一面，及其导致的生命存在的灾难和悲剧性结局。从叙事艺术方面说，《米》在苏童创作的发展上也有新的突破意义。作品通过阴郁与冰冷的语言，有效地降低与抑制了作品的情感表现，使它显得客观，同时也配合、加重了作品冰冷的色调，小说展示的是一个阴沉而鄙俗的世界。二、《我的帝王生涯》虽属于“历史的超验虚构”，但仍是在一个符合生活逻辑的、浓缩了中国封建王朝和宫廷文化特征的具体情境中，来展开五世燮王端白的独特人生经历，以及展示一个普通生命个体的人，在特殊的、人间仙境般的生存之境中，如何演示一场丧失真实的自我并且沦为文化祭品的人生闹剧和悲剧，如何体验一种虽万民景仰却又无所不在地布满了尴尬和痛苦的存在形式和人生过程。这部作品便是对这个悲剧性的、带有宿命色彩的人生过程的演绎，作家在这里所发掘的，就是这一关于人“沦落与救赎”、异化与复归的母题意蕴。作品的情节结构明晰，首先展示人的异化，即一个特殊的从“人”到“非人” 的扭曲和变异的过程，其次小说的主题蕴涵的另一侧面是展示端白从帝王到庶民的生存角色的转换，即由“非人”到“人”的复归和还原。 P、余华（1960—）：浙江海盐县人，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作者在对作为本体存在的人以及生命之迹的艺术探究和艺术表达方面，尤其是在对人性负面因素和非人化现象的揭示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越审美俗见而独辟蹊径的勇气和执著精神。 1、余华的思索和探究的独到之处。 首先在于对一种“非人化”现象的发现和揭示。余华的很多作品中，“人”失去了人的本质，无人的品格存在，成为“非人”。他在“认识你自己”的艺术探究中，发现的是人类自身潜藏着的非人性，刻意展现的是人类自我的狰狞、险恶的灵魂阴影。其次余华对这种非人化现象的展示，也意味着对一种人性负面因素“恶”的极限体验，也更充分地凸显了其行为主体的非人化的本质特征。但余华所描写的非人化现象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生命行为方式，一种具有自足性的存在状态，它不需要对立性的因素与它相反相成，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它的表现形式是对自身的“种”的仇视，它的归宿是消极地、残酷地毁灭生活，非人化现象的基本特征就表现在这里。余华将笔下的非人化现象当作独立自足的对象予以封闭式的探究，即把探究对象孤立地置于近乎抽象的、封闭性的环境中，充分满足其全部发育条件，淡化或隐去各种意义上的不利其生长的制约因素，任其极端膨胀，于是就形成了种种怵目惊心的惨剧置于平淡泰然的叙述之中，更增强了阅读的残酷感和颤栗效应。这就是余华艺术探究的成功之处和价值所在，它具有现代人本哲学的抽象色彩和思想深度。这种抽象提纯的思维范式，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其作品中的那种无现实参照性的“主观真实”，失去了人生的鲜活性，作品中“什么也不是的人”，失去了艺术形象所应具有的生动性。余华在80年代的创作中将人性的恶及人类存在自身的荒谬等推向极端的现象，其自述创作动因：一是觉得当时偏激、心高气傲，对整个中国文学不屑一顾；二是觉得大部分作家都在关心事物的正面，而他是带着关心事物反面的愿望写死亡和暴力。我们从他的某些普遍而又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活动和作品之中的现象来分析，可以断定余华创作倾向的形成，除了艺术感觉的天赋因素之外，还有某种生存体验中的“少年记忆”的因素，并充斥于其诸多文本中。 2、通过《呼喊与细雨》分析余华作品中对少年记忆的呼喊与对父辈文化废墟的批判。 一、它在其小说创作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和坐标性意义。一方面它集作家此前创作优势和成就之大成，在创作观念追求、主题内涵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完成了一次较为成功的总结和整合，并有新的突破和掘进；另一方面它寄寓着作家艺术追求的一种告别的意味，预示并开启了作家创作道路上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转向。二、从其“集大成”的意义层面上说，作品的具体题旨内涵的坐标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A、对非人化现象和人性负面的揭示和具体描写，是此前创作的延续。B、对父辈文化的荒诞性及其由此生成的文化精神废墟的批判，对在如此废墟文化乳汁滋养下成长起来而又急欲割断其“原始关联”的文化脐带，但最终却又不得不进入这一文化废墟之中的主人公的恐惧感的揭示，是此前创作的总结和整合，并且使这种批判和揭示进一步呈现出了自觉性和明朗化的特点。C、与上述恐惧感的揭示相联系，作品对一种“孤独体验”的强化，是此前创作的引申和深化。三、在作家创作风格和叙事话语的“启后”的意义层面上讲，作品对此前创作的告别及其艺术追求的调整和转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A、这部作品中初步显示了某种具体性的、切近历史活动情境的迹象，并以此为起点，作家逐渐注重在对人的艺术探究中强化具体历史实践氛围和现实关系。B、它初步显示出作家对一种新的叙事话语的追求，以及对传统的“故事”结构的向往和努力，有了叙事技巧的精心探索和锤炼的自觉意识。 3、通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分析余华创作观念和艺术追求的自我调整。 一、余华的自我调整主要在两方面：A、对80年代创作中几近“风格化”了的、与抽象提纯思维方式结伴而行的历史情境淡化倾向的改变，B、对业已运用自如的、颇得现代派神韵真传的叙述方式的调整。前者的改变所带来的是一种具有鲜明历史背景的世俗人生苦难的展示，后者的调整所形成的是一种具有简约、明净、单纯之美的叙事话语。其艺术思维从冥冥之界回到了现实的地面，人物命运的悲苦坎坷终于与具体的历史实践氛围、与复杂的现实关系交融在了一起，一种宿命感和苦难意识与其自觉的叙事话语的新尝试和单纯之美有机融合为一体。《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无论是在对世俗人生苦难的描述，及其对存在的宿命色彩的展示，还是在那种简洁、单纯之美的叙事话语的形成方面都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新贡献。二、《活着》的另一方面成就，表现在对于福贵一家苦难经历和生命悲剧的生动描写上。它的叙事质朴、平实、不动声色，但其中蕴涵着、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它进一步印证着作家创作转向之后更为注重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的艺术功力，也印证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生命力。三、《许三观卖血记》在表达方式上的追求和叙事结构技巧方面的精心营造，取得了明显成功。作品浑然一体的简洁叙述中，包含着两种意义层面上的叙事成就：A、作品在对对象的清醒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个性化的素朴、简洁、单纯的叙事方式；B、在作品素朴、简洁、单纯的叙述中，强化了一种音乐旋律般的往复性的叙事美感。从作品整体来看，它是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为线索来结构全篇的，这同时也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品叙事在同一旋律的反复回放中，叙事基调逐渐急迫，主题意蕴逐渐走向高潮。随着主人公的生存窘境和苦难程度的层层加重、深化，作品叙事艺术的魅力也得到渐次完备的体现。 Q、陈忠实（1942—）：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如何实现多元视角的立体交叉的？ 一、《白鹿原》内涵博大、气势磅礴，是当代小说出类拔萃之作。陈忠实站在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以民族心史为架构，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使白鹿原小社会在动荡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这一悲剧。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这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态度的反映。他的真实的、主导的、稳定的态度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二、《白鹿原》的思想意蕴：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作者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入腠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洞察民族心理的秘密。而白鹿原族长白嘉轩，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人格的代表突现于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其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并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独特而深刻，并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致写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他的悲剧性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三、《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死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作者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其出发点其实就是一切为了“人”，怎样使人从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等的被动的活动史，而是在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后，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由此分析，由于多元视角的立体交叉观照，《白鹿原》具有了真实、深刻、充满磅礴大气的历史文化内涵，但由于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含混矛盾，也给小说带来明显的局限。 2、为何说《白鹿原》是陈忠实的现实主义走向开放的醒目路碑？ 在由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向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过渡中，《白鹿原》是一块醒目的路碑。一、现实主义是《白鹿原》最基本的创作法则。作为开放现实主义作品的显著代表，它写出了一部“民族的秘史”，它是一块民族灵魂的巨大碑石，它吸收了许多“非现实”的创作法则。《白鹿原》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传统文化包括仁义思想、宗法观念等怎样沉积为农民心理的地质层，展示了民族精神和灵魂，将发生在关中大地上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纳入其中，形成一种全景观照。同时它也是一部人格史、人心史，民族文化心理在近百年剧烈震荡的历史变化中的演变史。它还是一部风土人情史，作者在风土人情中去破解民族文化的密码，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层面，在风俗的层面上展现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年轮。二、对象征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则集中体现在“白鹿”这一意象的精心安排上。白鹿的形象成为整个作品中的一个基本意象。这个艺术形象是构成整个作品的灵魂，并规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艺术形象，规定着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作者以白鹿原上源远流长的白鹿传说这个民间传说为基础，结构故事，安排情节，使整个作品带有一种神话般的色彩。白鹿成为一种文化意象的载体。三、但作品中对非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借鉴并不是都表现得很圆熟，“现实”和“非现实”在小说中常常割裂，未能融铸成一体。《白鹿原》基本是一部写实之作，却将鬼神现象都当做“真”的来写。这体现了陈忠实科学意识的脆弱，也反映出他对现实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交融互补的综合作用并没有达到自如自在的境界。 R、舒婷（1952—）：原名龚佩瑜，当代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但事实上，她的诗歌更接近上一代载有意味较浓的传统诗人，反抗性淡漠了许多。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3卷)、《真水无香》等。舒婷擅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在把握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方面特别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情感的复杂、丰富性常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表现得曲折尽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辩力量，又楚楚动人。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1、舒婷温婉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舒婷的诗是温情主义的人性之歌。人文主义理想是做为一个情感型艺术家的舒婷孕育情感冲动的主要思想内核，并辐射出她对于人、社会和历史的多层次的把握和传达，作品以对人格尊严与价值的追求，来表达诗人对周围人的关切与爱护，表现着一种深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其大量题赠诗中，活跃着两个抒情形象：一个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的自我形象，另一个是为这个抒情主人公所关切的对象即“非我”的形象。二、舒婷对女性意识的张扬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位真诚而本色的女诗人，她分外关注女性的地位与处境、生命与情感，她将人道主义关怀直接投身于女性的生存与命运。如《致橡树》中比肩而立、岸然相对的两棵树，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崭新的象征形象，这首诗集中体现了她的爱情观，体现了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觉醒与张扬，也可视作新时期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神女峰》改写了宣扬礼教的古老神话，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贞烈观的绝然反叛，使得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性生命变得鲜活，在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叛逆和唾弃中，现代女性意识得以充分张扬。《惠安女子》则体现了对中国当代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三、舒婷将诚挚的人道主义精神，衍化为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如《祖国呵，我可爱的祖国》表达的是一种悲怆之中的深爱。在《土地情诗》中她把土地比做父亲和母亲，向其倾诉深沉而悲怆的爱，她对土地的深情即对人民的深情，这是新时期诗人和作家们都选用的一个作为人民的象征的形象。四、其诗歌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局限性。她往往只能把对现实困境的挣脱和未来理想的营造寄托于精神力量的化育之功、道德的自我完善，使她面对深广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时常捉襟见肘，软弱无力。 2、舒婷的诗歌美丽而忧伤的抒情风格。 一、她的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反差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渴望与忧郁情怀，其特色和动人之处即在于一种美丽而忧伤的抒情风格。它承接了“五四”以来中国浪漫主义诗潮中侧重个人内心震颤的脉流，发展或重新创造了情感型的诗歌。二、她这一独特抒情风格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即她诗中娇美而忧郁的意象创造，以及属于她个人的独特意象世界。三、其抒情魅力还来自于浸润于诗中的“情感流”，而其独异的抒情风格构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复合抒情手法的妙用。作品中复合着个人和社会双重因素的忧患意识，是十年动乱这一特定时期舒婷诗歌形象最基本的感情内核。 S、顾城（1956—1993）：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他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1、顾城对童话世界的追寻与构建。 一、唯美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顾城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真正的唯美主义诗人。他沿着安徒生的道路寻求，用孩子的眼睛寻找美，表现美，凭着还原人类的童真来生成一个未经污染的世界。这种唯美境界在他的诗里，表现为儿童们天真的感受，也表现为纯净的自然景观。二、梦幻的旋律。其诗作几乎有一半与梦有关，诗人早期的梦多是异置的，串联的，且以清闲简洁的外化形式最后导向比较明确的主题。它的“叙述”是传统的，浪漫式的，它的传达手段常是我梦、我梦到、我梦想的模式及其相应变奏，直接而明白，通过透明而娇美的意象中介，把读者迅速导向童话境界，后期的梦带入了超现实主义成分，但意境结构仍夹带着先前的“象征基因”，顾城正是以其既远离现实又多少与现实“藕断丝连”的自足的梦幻的韵律谱写出他那浪漫神奇、迷离多彩的童话曲。三、孩子式的“自我”。顾城的自我意识在朦胧诗派诗人中有着鲜明的特色，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智慧、纯洁、自信、执拗，并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到文化，最终达到更高境界自然的过程。创作早期，其“自我”是一种自然的“自我”，代表一个孩子的梦想、希望和恐惧的方式，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这个个体的存在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时他对“自我”的认识只限于自然属性的一面。创作中期，诗人在现实的裹挟下渐次步入文化的“自我”，表现出强烈的思辨色彩，对社会的观察角度很明显地由孩子变成成人，对自然的歌颂变成对社会的批判。创作后期放弃对“我”的寻找，进入了“无为”的状态，再发展到“无不为”，最终达到无目的的境界。四、灵性意象和语言。这是他童话王国的艺术大梁。他对意象的运用全凭灵感，在灵感的驱动下发挥自由想象，给人们展示别具一格的意象组合，其诗歌语言灵异飘动、空灵、纯净。 2、顾城的童话诗人的创作心理。 一、童年记忆的闭锁。这种闭锁表现在记忆的时间和空间上，他的记忆固执地停留在童年与父亲下放的那段时间和那个地点，其他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这也使他有条件在有限的时空内为自己营造一个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伴、绚丽多彩、富有传奇特色的童年生活。二、童年角色的固守。他的一生有两个特点：A、早熟，在很小年纪就有创作的意识；B、当他真正长大后却又一直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角色，坚守着自己的童话理想，用拒绝的态度抵抗着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三、自然感受的超常。他从小就对大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超常的感受，这是他成为童话诗人最重要的因素。他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并不仅仅是眼睛的发现，而是各种感官的集体发现。四、偏执的精神气质与畸态的女性崇拜。这源于根深蒂固的恋母情结和艺术的熏染、对庄禅思想的倾心。顾城偏执的精神质素、褊狭的女性观念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必然成为童话诗人的心理因素，对一个不愿长大的诗人来说，做童话诗人是最好的选择。 3、顾城的童话的误区。 一、纯粹追求的绝对化。他没有认识到纯粹作为诗歌的最重要的本质之一，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达到的，而他心目中的纯粹是用纯真表示纯粹的方式。二、以自然抗拒现实。他把城市和自然十分武断地对立起来，诗中强烈的反城市倾向，并多次提到对城市的恐惧，其实他只是抓住城市最表面的特征表达了自己对“尘世”的恐惧心理，他的反城市的诗和他生活中对现实的逃避是一致的。 4、顾城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为后人提供的启示。 顾城是一个早熟的天赋极高的诗人，是中国现代诗史上少有的唯美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刻意构建的童话世界所带来的启示：一、恢复童心精神，使诗人真正进入艺术创作状态而不是自我表现的状态；二、回归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发现并找回失去的人性；三、高度自觉地捍卫汉语的纯洁性，抵制长期积淀下来的固化了的文化编码，用本真、透明的言语，逼近生命的真实。 T、余秋雨（1946—）：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戏剧教育家。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千年一叹》、《借我一生》等。作品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学术特点：A、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B、宏大、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C、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迎合了当前快餐文化和肤浅式审美的受众需求，本质上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其负面影响，是解构了扎实的考古训诂学风，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变得轻浮。 1、通过余秋雨的散文分析他是如何走进文化深处。 一、余秋雨融合了艺术理论家的敏锐穿透力（“识”）、文化史学者的渊博学识（“学”）和散文作家笔走龙蛇、文采斐然的功夫（“才”）于一身，具有成为散文大家的优势。其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以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身份，面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思考文化和文明的底蕴；作者依仗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并试图通过自己对文化的“重温和反思”，找寻到重振中华文明、构建健全的当代文化人格的现实途径。余秋雨的这种寻求和探索，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意味和强烈的理性色彩。二、余秋雨在散文中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的种种难题，为阐释这些中国文化演进中出现的难题，他从自己的文化感悟出发，挖掘原始的史料，注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意识，以崭新的文化视角提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首先余秋雨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构成，这个阶层是他进行文化反省的重心，同时通过对这个群体人格的探究，使他在文人艰难跋涉的步履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独特的贬官文化和隐逸文化，并对“隐逸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理性的反省。其次，余秋雨关注处于隐秘状态的文化，这种对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隐秘文化的关注，使余秋雨对文化的诠释，饱含着独创性、充满智慧的见解和吞吐涵纳的大气，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余秋雨还有一部分散文也直截了当地对当今种种社会文化现象作出犀利的评论。 2、余秋雨散文思想的审美化。 一、余秋雨注重散文的文化品位和理性精神，并努力通达学者与作家这两个领域，兼顾学者的逻辑思维与作家的形象思维，将思想审美化，将自己对文化的理性反思融入到自然山水、历史人物和情感抒怀之中，使散文具有了飞腾的想象和生命的激情。二、余秋雨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并成为其散文在艺术上一个突出的特色。自然山水不再是外在于心灵世界的静止的物体，而成为人的文化精神的对象化的产物，成为追溯古人生命状态、精神遗迹的集合点。三、余秋雨把历史人物当作一种生命状态，赋予历史对象以生命的感觉，以自己浓厚的文化素养去感悟已逝去的文人，努力寻求自己和古人跨时空的精神、心灵、情感的沟通，全身心地感受历史人物身上久远的生命律动和感召。这样，他的散文成为一篇篇作者与历史人物、与古老的文化精魂的对话，其内蕴的思想被生命的感情审美化了。这是他的散文在艺术上又一突出特征。四、综上所述，余秋雨笔端的自然山水、历史人物被当作人文山水、历史精魂并与之对话，呈现出感性生命的活力，使作者表达的思想审美化、形象化。而与这种创作追求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是余秋雨散文独特的风格。其散文语言具有理性思辨的语言抒情化、形象化，使读者在领略到智慧之美、理性之美的同时，又能陶醉于散文激情奔涌、文采斐然、笔法自由的特殊美感中。余秋雨意蕴深厚、文采斐然的文字，随其思想情感的流动散布在他的理性剖析之中，从而使散文真正做到了思想的审美化。 3、为什么说余秋雨的散文是文化散文，并充满着人文关怀？ 一、余秋雨的散文出现在中国当代散文似乎已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突破了传统散文观念，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散文范式，大大开拓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就散文创作的立足点说，他以一个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的身份追根溯源，评价历史，反思文化，让生命情感在反思中产生深度，并侧重关注浏览之处的文化形态、文化品位。他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曾参与了作家主体的精神构建，如夜航船等都成为了承载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就表现形式来说，余秋雨不再局限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形散神聚、起承转合”等传统散文的教条，而是充分发挥散文文体的“多边缘性”特征（即散文具有叙事、抒情、议论等功能），从多角度、多侧面透视某一景观或物象，以凸显所写对象宽广、深厚的含义。二、余秋雨的散文参与了社会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构建。他所强调的“生命根源”就是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他以个体生命体验、文化感情来询问中国文化的命运，寻找中国文化中强健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陷，使得他的散文具有充沛的人文意识和启蒙意识。余秋雨的散文中常被提及“文化良知”和“健全的文化人格”，即作为一个现代文人，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中，应该具有一种怎样的人格和良知？从作者透视历史的文化感情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潜在较深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激情。他力求尽可能理解和把握文人的生存意义和命运，全面体悟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并在批判、比较人类的精神走中，呼唤“健全而响亮的人格”，以对文化精英品格的呼唤来参与当代文化人格的构建。三、余秋雨的意义在于在知识分子普遍“失语”的时代里，他借助于散文这一文体将无尽的问题、困惑、导向不断加强，如构建健全文化人格，寻找人类精神家园，文化围困与文化突围等等问题，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在当今人文精神失落，社会走向世俗化、商品化，散文成为大众的“文化快餐”之时，他的散文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4、通过对余秋雨散文近年来发展轨迹的全面考察，他所面临的困境表现在哪里。 一、出现了散文创作的模式。有评论者将其散文构成的三大部件概括为：A、小说式叙事形态；B、作者哲学性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感慨；C、诗化的风格。认为其散文已形成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即“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确实道出了余秋雨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即在散文构思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模式，缺乏变化。二、余秋雨散文存在学理的“硬伤”，即其散文中的一些叙述与学术史、文化史不无出入，并给他的散文留下不容讳言的遗憾。但这也不能成为全盘否定余秋雨散文成就的理由。三、余秋雨对中国传统散文观念的突破和对散文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走向迷失的时代语境下，他为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注入了沉着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民间，余秋雨以其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具体的文化实践，履行了一个当代文化学者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文档已经阅读完毕，请返回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