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doc111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文化是随着时代的产生而产生并更替着的,新民族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文化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我选择了这本关于中共文化的书。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双重反省,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化论争予以深入总结之后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建国以后,中共就是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发展方针,并取得重要的成就。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重要的文化事件。因为它的诞生和发展,它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它所提出并逐渐成熟的文化思想、主张和实践,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化格局和发展方向。从文化角度来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首先需要关注的,自然是它得以诞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成立之初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人物对于文化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基本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之一。在中共诞生之前,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 为它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活动条件。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为目标,对封建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全放味道激烈批判,它反映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出路的一种新的选择。这是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历史性选择,它宣告了在民族危难极其深重和现代化追求异常迫切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层危机。 受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影响,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反思和批判,倾心于以法兰西文化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8年,率先接受并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理论基础的李大钊,也曾反思中西文明的角度,提出过“第三新文明”的朦胧设想。他表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并认为这种新文明只能是东西文明的融合体。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等逐渐看到了此种新文明的曙光。在此之后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中,他明确指出这种“第三新文明”的希望,就存在于新生的俄罗斯文明中。正是从这里开始,他迅速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立者。 后来中共杰出的领导人瞿秋白,也曾有类似经历。五四 之前,他曾“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由此倾心社会主义,但又不满意于对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小雾”,后被十月革命所吸引,终于1920年奔向苏俄考察,完成了想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9月20日,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五四时期著名的罗素哲学研究专家张申府,写下一个退出“少年中国学会”的郑重声明,并慷慨激昂地表白了自己初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通过比较、选择而最终归依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们,即使在正式入党之后,其实也并未完全弄懂他们所信仰的对象。 1927年以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思想史上占有着基础性地位。而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前,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领导和参与新民主思想,则成为我们认知这一问题的历史先导。民主是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和社会文化传统,那就是对科学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对迷信大张旗鼓地给以破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科学的提倡和对迷信的破除,或者更狭义地说,这种以反迷信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科学的理解、尊崇与信奉的突出特点,已构成中共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化象征,甚至已成为其政党性格和社会形象的集中体 现之一。在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看来,科学其实就是迷信的对立物,是反迷信的知识、思想、信仰、宇宙观和人生观。反之亦然。 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就以其为指导,研究教育学。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李浩吾(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一书,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该书力图以辩证唯物论观点,分析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问题,指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是一本以教科书形式编写的教育学著作。30年代,随着根据地的建立,中共在苏区以苏俄为榜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即初步形成于这一时期。 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虽然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主张仍应坚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自然,新民主主义教育也不例外。 关于民主主义教育所具有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内容,学者们也做了阐释。朱智贤认为,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教育,提倡热爱人民祖国的新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的自信心与骄傲感,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正确的把握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并批判的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新的人 民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迷信盲从、反对独裁武断、主张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学用一致的教育,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与建立新的内容与方法的教育。所谓“大众的”,即反对为少数人垄断以压迫多数人的特权教育,依人民的需要与意愿来进行在普及中提高与在提高中普及的教育。他指出,以上三个特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处处贯穿着在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之下、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无论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或生产教育无论是干部教育或群众教育,因为无论是教育理论或教育方法,都必须在这种基本精神的指导之下进行,才会正确。” 这本书中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二章——大众化:“左翼”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及其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大众化”是一个重要内容。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倡导文学革命和平民教育,就开始了化大众化的早期实践。因为改造国民和变革社会的时代使命,不能不唤醒民众,这就使得文化向大众靠近,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大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遭到挫折转入低潮,当时一些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作家深感文艺落后于形势,欲从文化上重整旗鼓,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备,于是兴起一场“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 于文学具有独特的政治和教育功能,在文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自然处在了首当其冲的地位,文艺大众化问题因此被明确提出,并随即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1930年前后,当时“左联”的核心刊物《大众文艺》编辑部组织召开文艺大众化座谈会,并就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征求各家意见,我为第一次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大会围绕着文学大众化运动的意义、其得以发生的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但此次讨论只是提出了问题,研讨并不深入。1931至193年间,左联又开展了第二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着重讨论了大众化的具体措施和途径,因而涉及最多的是文艺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以及内容和描写技术、普及与提高等问题。1934年,就大众化语和文字的拉丁化等问题又进行了第三次探讨,虽然此次主要讨论的是语言文字问题,但也涉及对于文学的新旧形式的其实这三次讨论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内探讨。容:一、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与任务问题;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三、关于文艺大众化中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总之,在左联时期,文艺的大众化异军突起,成为文化大众化的先声。此期“大众化”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语言与文字的通俗等内容。提倡大众化的目的也主要是基于阶级考虑,即站在普罗大众的 立场上,为实现其利益而提倡大众化,并没有上升到民族化和民主化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文化大众化的精神与方向,此后一直为中共所坚持。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五四以来30多年文艺发展的历程,进一步明确并重申了文化大众化的方向和有关方针政策。建国后,文化大众化建设更是迅速推向全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