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继承者:法国大学生与文化的导论

布尔迪厄:继承者:法国大学生与文化的导论 1 《繼承者》(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以下簡稱I)原先出版於1964年， 當時，布爾迪厄擔任歐洲社會學中心的主任。該研究中心在六?年代初期進行了 大規模的法國大學生調查，獲得豐富的經驗資料。根據這些調查資料，布爾迪厄 等人出版了不少的研究著作，其中英文世界可以閱讀到的有《學校論述》 (Bourdieu, Passeron and Martin 1994)以及這一本《繼承者》。因此，這兩本都 是算是早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作品。 在布爾迪厄等人看來，法國大學即是菁英文化的神聖保壘，大學生則是這種 文化的繼承者。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菁英之所以是菁英，其原因在於他們能夠 成功地排除其他人士的參與，維持自身對於某些資源的壟斷。同樣地，大學之所 以是高尚文化、尖端知識的壂堂，正是由於能夠唸大學的是少數人的特權。因此， 大學生能夠有幸成為文化繼承者，這個事實也同樣顯示，大多數人民是屬於被剝 奪的一群。在《繼承者》一書中，核心的問題在於社會不平等(包括階級、性別、城鄉)如何與高等教育體制發生關係。事實上，《繼承者》要指出的是教育體制透 過了種種細膩的文化再製過程，使得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得以維持。針對這個問 題，布爾迪厄等人反對簡化的機械式決定論觀點，認為教育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現的差異是直接反 2 映了經濟能力的差別。(I, 25)他們強調看不見的文化因素往往更為重要，大學能 發揮階級篩選的作用，其實透過了一連串文化排除、誤認、共謀的結果。筆者相 信，正是由於布爾迪厄等人對於文化過程的深入分析，使得這一本著作仍有其參 考價值。1 在《繼承者》一書中，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法國人文學院2的大學生。相對於其他傳統的法學院、醫學院，人文學院在二十世紀以來成長快速，成為大學人口 中最大的一個部門。法學院與醫學院仍保有濃厚的貴族氣息，學生主要來自於資 產階級，而人文學院則是收容了一些用功的中下階級學生，呈現出比較豐富的階 級組成。人文學院對於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意義：對於上層階級的子女，他們本來 就是要唸大學，人文學院則是表現較不佳的避難所；對於下層階級的子女，他們 很難得能唸大學，所以人文學院也成為被迫的選擇 (I, 7) 。 一開始，《繼承者》就以統計數據來說明法國高等教育體制的高度菁英性格。 就階級而言，高級主管子女唸大學的機會是農業工人小孩的八十倍、工業工人小 孩的四十倍 (I, 2)。在著名的菁英學校(grandes ecoles)中，階級的差異是更為顯著的。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èrieure)的學生有57%與26%是分別來自於高級與低級主管，而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則有51%與15%(I, 7)。 低下階級大學生也常有課業表現不良的問題，年紀越大的學生越容易屬於低下階 1 布爾迪厄本人在英文前言中提到，事後來看，《繼承者》的價值是將分屬不同研究領域的議題 放在一起，例如教育、階級、文化、語言等。(I, vii) 2 所謂的人文學院是指Faculté des Lettres，其學科內容是包括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英譯者取用 英制的文學院(arts faculty)的名稱。(I, x)。不過，英制文學院是與台灣的文學院不相同，所以筆 者譯為人文學院。 3 級(I, 8)。在性別方面，女生唸大學的比例比男性略低，但是對於低下階級的子女 而言，女學生的不利情境則是更加明顯(I, 6)。在種種的社會因素中，布爾迪厄強調所謂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遠比性別、年齡、宗教信 仰更為重要。所謂的社會起源即是結構位置，階級的影響力即是在於不同的經濟 能力、知識與背景。舉例而言，精英階級的子女擁有一種「社會制約的稟性 (predisposition)，能夠適應主導學校的範型、規則與價值。簡而言之，亦即是所 有的因素組合使得學生感覺或看起來是在學校『適應良好』或『適應不良』」(I, 13)。 階級背景差異也表現在大學生對於學習的態度。資產階級的大學生較討厭需 要方法與紀律的求知方式，比較接受浪漫的知識取得過程。他們也有較多的「業 餘玩票」(dilettantism)的興趣，對於學校以外的各種文化活動比較有參與。因此， 當社會學系學生被問想要從事法國或第三世界國家研究時，資產階級的學生多半 選擇後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成長屬於經濟較有保障的環境，用心理分析的語言來 說，他們的選擇是基於快樂原則，而不是現實原則(I, 15)。 家庭的階級背景也影響了品味的形成。對於某些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而言， 好的文化品味是學術成就的潛在條件。不同的階級成長背景就是影響了參觀畫 廊、劇院與音樂會的機會(I, 17)，即是面對相同的藝文作品，階級差異也是表現 於欣賞的導向不同。對於某些人而言，高尚藝術是學校所教導與推崇的，因此他 們以學習者的態度來面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子女而言，這些藝文活動本來就 4 是存在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舉例而言，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有可能很認真地學習 學校所提倡的藝術，但是他們卻是缺乏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他們不太可能有 機會接觸到需要在劇院表現的前衛藝術(I, 19)。而且，菁英所表現出對於藝術的態度即是隨興、高雅與自信，這是學校所無法教導的。文化的學習即是一種遺產 的取得，在有教養的人士中，根本不需要有意圖去灌輸藝術的欣賞或說是藝術的 洗禮(I, 20)。 就不同的階級文化間而言，可以區分出不同面文化的態度，一種是上層階級 的輕鬆自在(ease)，能夠輕易地學到學校所傳導的文化，另一種則是小資產階級 的意願(propensity)，熱烈地想要取得文化(I, 21-22)。小資產階級認為自己與工人階級的差異在於他們是有文化的，亦即是有意識地承認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 因此們對於學校教育有熱切的期待。至於工人階級，他們則是受到雙重的不利， 缺乏文化的輕鬆自在，也沒有學習的意願(I, 23)。 布爾迪厄等人強調文化面向的重要性，他們進一步認為高等教育對於低下階 級成員的排斥並不是在於經濟條件，而是立基於文化標準。他們強調，學校教育 重視言談與寫作的流暢性，這是一種面對語言的態度，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能力 的強調(I, 72)。其次，大學的教育者經常不自覺地以某一種高尚的階級文化當作 模範，用來評斷學生的表現。許多老師接受了文化菁英的標準，分別對於「有才 氣的」與「用功的」學生的不同評價，這種評斷也維持了一種知識與文化貴族的 認知。這些老師忽略了，某些階級子女能夠輕鬆地獲得欣賞藝術的能力，這是因 5 為學校所教導的即是他們的階級文化。對於某些人而言，要學習這些菁英文化是 一種繼承，對於某些人則是要付出代價的(I, 24)。追根究底，高等教育體制的階級歧視是有歷史源頭，因為教育與文化原本即是專屬於菁英的領域(I, 26)。基於 這個理由，布爾迪厄等人批評一些半調子的教育改革。教育批評者經常宣示要對 抗不平等，但是實際上卻維持了社會不平等在教育中的延續。批評者往往只注意 教育體制的一個面向例如經濟不平等，認為這即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但是，即 使是有系統地提供獎學金與補助，工人階級子弟在求學過程中被大量篩選的情況 仍會發生。這樣一來，更有理由來說，教育表現的差異是來自於天賦與努力的差 異(I, 27)。因此，經濟主義的解釋誤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反而使得文化排除的 因素被隱藏起來。 在其他著作中，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提供了統治階級一種「自身特權的神義論」 (theodicy of its own privileges)(Bourdieu 1977: 188)。在他看來，階級支配的模型很少是立基於純粹的暴力性，而缺乏任何文化加工。文化品味的形成並不是在 自然而然的，而是涉及了某一階級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鑑別出高尚／粗 俗、優雅／笨拙、精緻／粗糙的評價活動即是一種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在教育 體制中，這種階級特殊主義是呈現於教授評分、入學考試等各種的教育手段。因 此，區分出「好學生」與「壞學生」的評量也是一種階級偏見。 《繼承者》的第二個研究主題則是大學生的文化。如同學校體制本身就承載 6 了許多階級文化偏見，大學生的校內外活動也具有階級差異性。 大學生的身份是獨立於家庭與工作以外，學校所安排的時間是自主的。學生 可以找任何一個時間去看電影，而不需要在假日與其他人擠。學生的時間是多餘 的、自由的(I, 29-31)。除了少數例外的菁英學校，大部分的大學生居住不同地點， 而且由於以往個人主義競爭的內化，大學生很少有共同合作或是團體精神。大學 生之間沒有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與術語(I, 32-34)。因此，法國大學生比較不像是 一種同質性高的社會團體，學生的內部整合性低。學生是分部由家庭、宗教團體、 政黨所整合(I, 36-37)。 布爾迪厄等人認為，正由於大學生缺乏一致的價值取向，所以他們容易受到 教授與學校的菁英文化影響。大學生也有青少年的毛病，喜好崇拜思想大師，容 易受到一些具有魅力的教授所吸引(I, 40-41)。教授本人的想法也很容易影響學生 的品味，不少學生被有名的哲學老師教過之後，就開始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尤其 在學業表現優異的學生，他們的文化品味更是受到學者的影響(I, 42-43)。並不是每一個大學生都會在未來成為大學教授，但是為什麼他們如此積極地認同大學教 授的價值觀？大學本來就是一個傳播菁英價值的場所，這些熱衷的大學生其實是 忽略自己的社會背景與未來前途，將自己的學生身份視為永恆(I, 43-44)。事實上，就大學本身的文化菁英性格而言，宣稱無所不疑的批判態度並不是挑戰體 制，反而是符合了體制的目的。某些看似離經叛道的老師有可能會批評學校，高 舉某一種具有反叛性的文化價值，他們實際上的作用仍是要求學生尊敬某一種高 7 尚的文化。表面上的波西米亞態度其實是維持傳統的文化權威(I, 45)。 在校外活動方面，布爾迪厄等人花了不少篇幅處理巴黎大學生的政治激進主 義現象。在他看來，大學生雖然高舉左派政治的旗幟，但是他們的社會基礎卻是 布爾喬亞的。而且，正由於這種資產階級的背景，才使得反資產階級的心態成為 現實。巴黎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資產階級的家庭背景，卻有極多的大學 生表明自己是屬於左派。他們宣稱自己是左派，卻只有很少的人加入左派政黨與 工會，反而採取一些時髦的政治標籤來指涉自已。他們的生活形態其實是一種反 對順從主義的順從主義(conformism of anti-conformism)，他們最具有資產階級 的文化品味，卻也是最反對資產階級的。他們對於現有體制的反叛一方面是青少 年的，另一方面則是知識份子的(I, 46)。大學生選擇極端的政治立場標籤，是為了建構出與自己家庭背景最大的距離(I, 47)。 巴黎的大學生有最高比例是來自於富有階級、與家人共住、接受家庭經濟支 助、也是在外頭有工作比例最低的。正是由於這些社會特權，巴黎大學生才能與 他們的社會起源保持距離。巴黎大學生的滿足並不是從課業而來，他們的滿足是 在課業外的政治辯論，他們的政治活動其實是符合菁英文化的特性，重視知識討 論，並且承認知識所帶來的權威(I, 48-49)。與外省的大學相比例，巴黎大學生擁有更多的知識資源，他們有很多圖書館、博物館、教授。同時他們更容易獲得一 種知識的能力，即是相對化，他們將自己的學校與課業相對化，而從其他政治活 動中獲得知識。相對地，鄉下的大學生則更依賴學校的課程。因此，巴黎大學生 8 更容易參與知識與學術的遊戲(I, 49)。 閱讀布爾迪厄等人對於大學生文化的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的文化社會 學分析。對於布爾迪厄而言，文化並不是獨立於經濟領域以外的活動，文化的生 產與消費總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才有可能。然而，文化的物質依賴性並不意味 著缺乏自主性。「為了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為了真理而從事科學研究」等態度是常見的。事實上，布爾迪厄強調，最自主的文化領域即是經濟邏輯的倒 置，完全排斥利益的考量(Bourdieu 1993: 39)。儘管如此，文化領域仍是需要經 濟的基礎，而且越是自主的文化生產則是預設了越穩定的經濟支持。文化世界要 求純粹的觀看(gaze)，這即是一種與日常態度的斷裂，亦即是一種空間上的隔 離。如果沒有穩定的日常生活秩序，純粹的觀看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迪厄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權力首先即是一種與經濟所需保持距離的 權力」(Bourdieu 1984: 55)。過去的宮廷貴族將生活組織成為一種景觀，生活與 文化即是結合在一起。但是在資產階級世界中，經濟與文化、工作與休閒、理性 與感性被嚴格地區分為兩個世界。由於經濟上的財富，與日常所需的距離感才出 現，參與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前提才獲得確立。同樣地，在巴黎的大學生與知識份 子圈中，也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才產生了反資產階級的左派文化。在此， 不得不承認，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洞見是十分犀利的。 《繼承者》的第三個主題則是涉及了師生關係與教育改革的問題。 9 大學生的身份就是要學習，從自身之中創造出一種能夠使用與傳播文化的能 力，教育就是生產一種能夠生產的能力。學生的身份總是暫時的，他們努力學習 使自己不再是學生。但是大學生經常將現在與未來分離，將目前的學生身份視為 目的本身。這樣出現兩種學生的形態，一是只為了考試，拒絕學習任何考試以外 的東西，另一則是玩票者，企圖學習所有的知識。這即是來自於學徒身份的幻想， 渴望立即成為知識份子，卻忽略了目前的學徒身份(I, 55-57)。人文學院的學生與未來的工作之關係模糊，不像是醫學院或行政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更容易進入 學徒的幻想(I, 58-59)。同樣地，女大學生由於仍受到傳統女性觀念的束縛，所以 對於自己的未來與學生身份也容易產生神秘化的作用(I, 59)。因此，女學生特別想要從事教學，她們想要成為老師，這其實是反映了傳統的女性角色。女學生對 於學術價值比較沒有興趣(I, 60)。相對於男生，她們唸較少的學術專業著作，但 是卻唸較多的教科書。女學生也比較不參與政治活動，例如學生會。因此，女學 生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學術溫馴(scholastic docility)。學術溫馴是一種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結果，她們無法逃脫傳統女性角色的認定。對於大學體制而言，女學 生的學術溫馴則是符合了傳統男性菁英取向的文化(I, 61-62)。女學生之於男學生，就如同低下階級學生之於上層階級學生一樣。低下階級學生往往為了未來， 而採取更現實主義的看法，他們不會去參與各種玩票性質高的活動(I, 62)。 另一方面，教授本身也常是這種誤解的共謀。如果學生是學徒，他們即是師 傅，但是他們拒絕這種的技術性要求。教授經常創造自身的卡理斯瑪，使得知識 10 看起來成為個人的天賦，而不是努力與方法的結果。這種的教授其實是符合傳統 的大學宗旨，培養文化人，而不是專業人(I, 58)。 布爾迪厄指出，學界流行一種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認為學術菁英的文化特 權是來自於他們的表現與功績(I, 69-70)。這是一種本質論的觀點，強調個人的表現即是來自於其內在的天賦。工人階級相信這種本質論，他們將自己的社會不利 視為個人的命運。學界高度重視年青人，往往提到某人是最年輕的教授、院士等， 這其實即是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結果。學生也容易接受這種本質論的想法，原因 是教授常不自覺的傳遞這種想法。教授通常將自己辛苦學來的能力與技巧隱藏起 來，將自己的知識呈現為一種個人天賦，進而正當化了自己的菁英位置(I, 70)。 事實上，用來罵人的「書蟲」、「書呆子」也是符合卡理斯瑪的意識型態，知識工 作是不需要努力的(I, 71)。因此，教授與學生是共謀，共同維持保守的教育觀點， 高等教育其實是屬於菁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要改革教育體制的不平等，需要正視社會階級所帶來的結構 扭曲。但是這一點往往是教育改革最困難的部分，因為對於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而 言，這種要注意社會不利者處境的想法是很陌生的。傳統的教育體制傳播了一種 觀點，認為學術標準是依靠競爭的，學術的層級就是表現的差異(I, 69)。其次， 就算主事者願意面對社會不平等的因素，他們往往也將問題局部化與經濟化，認 為只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資，就可以克服階級的差異性。事實上，社會不平等的 面向是涉及了文化層次的排除。 11 鑑於諸社會背景的差異，在取得高等文化的機會上，不同階級的學生只是具 有形式上的平等。因此，教育是一個關鍵性的場域，文化的民主化是要透過公平 的教育。對於社會背景不利的學生而言，學校是他們唯一能夠接觸到文化的場 所。因此，學校的文化教育也要改變其標準，避免神聖化起初的文化不平等，成 為不可改變的命運(I, 21)。教育的民主化就是使最不利者也可以在學校學到必要 文化，換言之，儘量使運用學校學習可以獲得事物領域擴大，而不再是依賴社會 特權的邏輯(I, 73)。 在此，布爾迪厄認為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在於民主化，而民主教育的目標則 是，「在最短時間內，使得最多人盡其完備地取得構成學校文化最多種能力」(I, 75-76)。民主教育目標是反對傳統教育，只是為了訓練少數身世良好的菁英。民 主化也拒絕技術官僚的教育，只是以大量生產的方式訓練立即可用的專家。要達 成民主教育的目標，需要理性教育學，以對抗文化不平等的因素，同時也需要政 治力量，以實踐這個理念(I, 76)。換言之，只有透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教育才 能達成民主的目標。 英文版的《繼承者》有附上一篇「結語」，主要是探討學位膨脹的問題。這 篇文章在並不存在於1964年法文版，而是從1978年的一篇期刊論文所改寫、 添加進來的。放在《繼承者》的脈絡來看，這一篇文章是十分有意義的。如果說 《繼承者》是處理六八年法國學運之前的大學生態，儘管低下階級已經有部分成 12 員可以唸大學，在那時大學仍維持一定程度的菁英氣息，那麼「結語」所分析的 則是學運後的高等教育改革結果，尤其是大學的普遍設立所引發的學位膨脹現 象。 布爾迪厄指出，高教擴張之所以會引發學位貶值，其實是涉及了階級鬥爭的 過程。當某些原先很少利用教育體制的階級派系開始取得學校文憑，使得另一群 依靠教育進行複製的階級派系增加其教育投資，以維持教育文憑的相對稀缺性與 階級位置(I, 77)。在學位膨脹的情況下，最大的損失者是已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 沒有學院文憑的人。學位貶值使得有學院文憑者的職位壟斷擴大，更進一步限制 了缺乏者的生涯機會。因此，要求有正式學位資格的就職市場擴大，不需要學位 的就業則是相對減少(I, 78)。學校擴張使得擁有相同學院文憑的人數增加，擁有 文憑者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們會企圖尋求補償，有可能短期進修增加自己的教育 資本，或是長期投資於兒女的教育。這些補償策略則是使得學位貶值更加速。 學位膨脹迫使所有階級都要更加利用教育體制，更是促進了教育過度生產的 問題。擁有某一學校文憑者會試圖維持他們原先的待遇與自尊。就這一點而言， 學校文憑並不只是一種能佔某些職位的能力保障，更是一種身份的界定。擁有貶 值學位者通常會拒絕承認這個事實，並且堅持學位的名義價值(I, 81)。對於這些 人而言，習性的延遲效果(hysteresis)是重要的，他們習慣於以往評價學校文憑的方式，無法了解當前的教育市場變遷(I, 82)。文化資本的要素之一即是能夠評斷教育市場的變遷，知道那些教育商品是值得投資，那些學位必需獲得。延遲效 13 果使得這些人只注意學位的名義價值。因此，正是這些人最積極追求學位(I, 82)。 高教擴張也影響了原有的階級對抗方式。隨著入學機會的增加，工人階級開 始可以進行階級向上流動(upclassing)的策略，企圖取得更高的學歷來換取更好 的物質待遇。然而，布爾迪厄指出，這種階級向上流動的策略往往是失敗的。高 教擴張也帶來學位貶值，學位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之差異也擴大。學位膨脹使 得教育體制的承諾與勞動力市場的現實差距加大，普遍導致的失望與幻滅感(I, 83)。對於工人階級小孩而言，他們原先被長期排除於中學教育以外，一旦進入 中學教育，他們深刻地體驗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因此他們普遍不滿工作現狀、參 與反抗文化。以往工人階級小孩可以沒有怨言地接受自已的處境，現在則是充滿 了不滿。一個世代認為自己被欺騙了，高中畢業生不得不當郵差與工廠工人。他 們認為自己被教育體制所欺騙，只獲得了一張沒有價值的文憑(I, 84)。 相對地，面對學位貶值的壓力，原先擁有高度教育資本的統治階級則是設法 避免階級向下流動(downclassing)的命運。布爾迪厄指出，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 創造出更需要學校文憑的專業工作職位，使得自己的文化資本能夠持續帶來經濟 利益。新的工作包括了諮詢、教育輔導、表演等工作(I, 88)。這些工作的存在仍是依靠某一種高尚階級文化，透過其壟斷性來產生利益，例如飲食專家、心理諮 詢專家、婚姻顧問等(I, 89)。這即是創造出許多新的小資產階級工作職位，以保 護繼承者免於向下流動的危險，並且使得一些「暴發戶」(parvenu)可以有棲身之所(I, 91)。 14 簡而言之，布爾迪厄強調，學位膨脹並不是一個機械式的過程，而是涉及了 不同部門的階級利益鬥爭。由於統治階級的抵抗，使得學位膨脹導致了學位貶 值。也由於學位貶值，階級鬥爭的策略產生了新的變化。追根究底，學位的社會 作用即是「一種符號性強加(symbolic imposition)」(Bourdieu 1984: 25)。學位 不只是保障某一種學術單位認可的能力，同時也劃分出誰才是文化的擁有者與統 治階級。 布爾迪厄曾提到，社會學的客觀性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之上。社會大眾 經常期待社會學家扮演社會導師的角色，社會學家也由於科學研究獨寂而想要走 入人群，擁抱群眾。布爾迪厄認為，不管是扮演批判者或是政權的擁護者，社會 學家就是損害了科學研究的要求，社會學家墮落成為社會評論家。因此，「對於 社會學最大的幫助，就是不要有所要求」(Bourdieu 1990: 185)。 然而，在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作品中，除了描述性的分析以外，他卻 常提出若干批判觀點。在《學校論述》與《繼承者》中，我們看到了布爾迪厄對 於階級支配的關切。他細膩地釐清教育再製的機制，揭露在高尚文化品味下所偽 裝的階級偏見。他認為，破除菁英階級的偽善，只要是指出了社會起源與學業成 就的關係是一種批判的力量(I, 71)。同時，他也高舉教育民主化的旗幟，要求教 育能夠照顧到所有人，即使是處於不利階級情境中的學生能夠學習到普遍的文化 能力。 15 這些規範性的討論是十分有趣的，在許多層面上，是可以用來審視台灣的當 前的教育問題。在此，筆者只提出一些簡要的討論。 自從九?年代以來，台灣的教育改革都重視正義與公平的原則。在教改運動 團體方面，四一?聯盟強調的教改是為了「朝向社會正義的結構轉變」。行政院教 改會的《諮議報告書》也在教改五大方向中，也揭示了民主化的目標，在八項原 則中，提出幫助弱勢的理念。同樣地，在晚近以來的教育資源分配方面，政府也 宣示重視原住民、離島地區的方向。但是到底，台灣的教改是真能實現這些理念， 這當然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然而，正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教育體制之所以成 為階級再製的幫凶，其原因在於文化。他的經驗研究展現了階級文化是充斥於教 師評斷、教學內容、教學空間、學生活動諸多面向。在他看來，經濟能力所造成 的不利反而是其次的。舉例而言，新的教學評量重視學生的多元能力，但是根據 布爾迪厄的說法，學生的多元能力則往往是由於財力雄厚的家庭背景。這樣一 來，教學與評量的多元化不正是為了某些優勢階級量身訂做，反而沒有將「每個 孩子帶起來」。 筆者相信，這種更深層的教育社會學思考並不是常見的能力，至少在台灣的 教育界中是如此，不管他們的立場是贊成或反對教改。正是在這裏，社會學的想 像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因為它提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從布爾迪厄的研究作 品出發，一種新的構思台灣教育的批判與實踐方式是有可能的。 16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Bourdieu, Pierre (1990) In Other Words, trans. by M. Adamson. Oxford: Pol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 and ed. by Randal Johnson, Oxford: Pol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9)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Passeron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1994) Academic Discourse: Linguistic Misunderstanding and Professorial Power, trans. by Richard Tees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