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小说语言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

王朔小说语言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 王朔小说语言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 摘 要:王朔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登上文坛，他以调侃、反讽及新京味儿语言吸引着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在其语言的深层却隐含着争取话语权力的意识。当这种意识从觉醒到张扬以至于膨胀时，他的创作语言也逐渐变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忽视了对作品意义的建构，最终导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淡出文坛。 关键词:话语权力意识; 觉醒; 张扬; 膨胀 The Implied Speech Rights Awareness in Wang Shuo’s Novel Abstract: Wang Shuo started to show his talents in literatur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 society. He firmly seared the attention of his audience with scars tic, ironic and “new Beijing dialectal” tone. However, seeing through the superficial word-level, we can see he was always struggling for the speech right. When his awareness went through waking up, boasting and expanding, the diction in his works became a signified game, negl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s’ meaning. As a consequence, he was drifted away from the literary circle in the 1990s. Key words: speech rights awareness; awakening; boasting; expansion 二十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重要变革就是语言学的转向，从此，人们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去注视语言，语言成为西方哲学与美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现代美学的中心也由唯理主义转向语言，这使语言不再只是理性的工具与载体，而是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事物的同时又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不仅是工具，也是本体。从工具论进入了本体论，这是对传统语言工具论的一次颠覆。正是受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中国文化界与文学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出现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尤其是新时期的文论家对以往人们忽视文学语言本身价值而到语言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时代背景”等等这一传统文论形态做了尖锐的批评。“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的客栈而是意义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 [1](P201)自己就既是河又是岸。”于是，人们不再对具有本体意义的语言熟视无睹了。综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语言与人类息息相关，无论是作为工具论看，还是作为本体论来看，语言在跨文化历史长河中都体现出与权力隐蔽而密切的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 中，语言在文化技术基础上依据不同的话语权力创造出各自不同的灿烂文明，因而，“为了取得在社会中的发言权，人类特别注重对言说权力的追求，在文学领域表现为 [2](P49)对话语权掌握的渴望。”新时期作家在新的语言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注重对话语言说权力的追求，努力苛求语言的创新以引起受众的共鸣，王朔就是典型的注重话语权力的作家。对其小说的语言，学者多从调侃、反讽等方面进行平面的讨论，本文试图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透视王朔小说语言深层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 一、重视语言: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 王朔初上文坛，就表现出了对语言的重视，体现出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 中国文学向来有“载道”的传统，重视的是作品的主题与题材，语言只是表现主题与题材的工具。纵观“文革”前当代文学的变迁历史，文学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被强化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的“载道”作用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就连文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语言更是工具的工具了。受政治文化语境的束缚，文学可以说是在一元化思维教条下的政治宣传工具，作家也一度失去自由思想与言说的权力，文学语言出现了所谓的泛政治化死亡。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悄然变革和西方语言本体论思想的影响，政治环境逐渐宽 我国的文学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作家松，文学才有了个性话语言说的自由， 的语言意识逐渐觉醒，“经过70年代末那几年的认识、挣扎与反叛，80年代初，中国的作家们无论是在内心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不再认定文学的工具性质与卑下地位，高抬 ()[3]P310语言地位的愿望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冲破政治化语言的束缚，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力，作家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初出茅庐的王朔也不甘人后，他早期的作品就体现出了重视语言的端倪。他有意地放弃了精英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殊话语，而以亲身体验为范本，敏锐地捕捉了一个特殊阶层中人的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情绪所使用的特殊语言方式。他的小说在对故事的叙述中往往包含了对生活的调侃意向，例如在《人莫予毒》中，当妻子白丽揭穿了丈夫刘志彬卑鄙的阴谋时，却恶毒地甚至几近变态地为处于崩溃边缘的丈夫设计起一套自杀的方式:“„„我建议你不要选择跳楼，临跳那一瞬间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担心你没有，再说摔得粉身碎骨也不太好，会叫你父母太伤心的。用刀割手腕也不是上策，且不说割得时候会感到疼痛，万一割得不深，血流得不快那也是很折磨人的，再说还有被救活的可能。上吊投河都是农村那些没文化的妇女干得事，和你身份不符。吃安眠药倒是知识分子的拿手戏，比较文明，即减少痛苦又可以保持尸首完整不变形和面目安详，可惜家里这点 ()[4]P47安眠药不够致死量„„”同时，他又常常在嬉笑玩闹的场合中引进严肃庄重的词语，或在正儿八经的环境里插入几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艳词俗语，以此营造一种轻松气氛，使语言本身妙趣横生，充满生气，如在《浮出海面》中:“好哇，和芭蕾舞演员 2 勾搭上了，走向深渊。”“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们俩挺合适,„„你日暮途穷，我孤苦伶仃。”“咱们俩什么关系,一荣惧荣，一损惧损„„”()[5]P37在这些语句中，我们发现一些不应当出现在那种语言环境中的词汇却被王朔大胆运用，并取得了一种鲜活的效果，读来既陌生又熟悉、既乖张又恰切。 王朔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验赋予文学真实而平常的内容，没有追赶文学大潮，而是抛开了以往作家的精英立场，走进民众生活，把丰富独特而又颇具情趣的市井生活引入文学的殿堂，正如王朔自己所说:“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际出发，而我接触的生活，使我觉得只要把它们描述出来就足够 [6](P50)了。”王朔的这种创作给文学增添了新的色调和内容，作品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喜爱。喜欢他小说的人既有下层民众，又有中上层人士，更有那些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一时间在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王朔现象”和大众文学的流行风。可以说，王朔在文坛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话语权力。 无可讳言，王朔话语权的获取与其作品的题材内容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其重视语言的构建与创新相关。王朔曾经下海经商，虽然没有成为商界精英，获取在商界的话语权力;但毕竟练就了商人的敏感与眼光，知道什么好卖，什么走俏。因而他在转 这组关系中读者的入文学界以后，深知大众文学流行时代“作家——作品——读者” 重要地位，在创作时优先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他的商人眼光使他把创作目标投向了争取读者、争取市场上，要求自我适应读者和市场，而不是让读者和市场适应自我。他也曾说:“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唯 ()[7]P67一尺度。”他认为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与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这类题材的作品肯定受欢迎，于是创作出了《空中小姐》;他又觉得刑侦富有悬念与刺激性，这样的题材肯定有市场，于是又创作了《人莫予毒》、《枉然不供》等作品。可以说，注重写热门题材为其作品赢得读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写热门题材的作家很多，为什么没有人象王朔那样火起来呢,究其原因，恐怕与王朔富有特色的语言相关。他创作时调侃、反讽与“新京味儿”语言的运用对政治化语言及精英独白作了一次彻底的反叛，他小说因语言所表现出的魅力而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他追求话语权力的愿望在这里得到实现，也使自己作品为他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王朔的话语言说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因此，读者能否接受作家的作品，也是读者能否接受和承认作家这种话语言说权力的表达方式。王朔看到了这一关系，也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关系，当然，作为话语权力意识刚刚觉醒的王朔，从他的早期作品看，虽与众不同，但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但他一直在努力向那个方向靠近，这在后来的作品中得以体现。 二、调侃、反讽与“新京味儿”:话语权力意识的张扬 3 如果说王朔早期作品创作的语言实验是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那么，后来作品创作大量运用调侃、反讽与“新京味儿”语言，则是他话语权力意识的张扬。王朔是深受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影响的一代，在消解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潮流的推动下，他追求写作语言技巧的创新，加之他不把那些所谓的“神圣”当作神圣，因而，他在建构小说时，把对“神圣”的冲撞通过一些人物的言语和对话清晰地呈现出来，构成了他小说语言的狂欢，从而强烈地张扬了话语权力意识。我们可以通过他创作语言上调、反讽与“新京味儿”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侃 (一)、调侃 调侃是一种嘲弄或讥笑对象的语言行为，这一语言行为被王朔集中运用到自己小说创作中。但王朔的调侃与以往具有某种精英立场、带着温和与调和姿态的调侃不同，他的调侃出自文化程度不高和粗俗的人们——即所谓的“俗人”之口，表现在他 [8](P311)所塑造的“顽主”“痞子”这些嬉游于都市的青年之间的言语和对话。这些人物无正经事可做，整日四处游荡寻求个人自由，他们敢于冒犯政治化语言和精英独白规范而寻求个体狂欢。调侃之于王朔的小说已不仅仅是人物的外在或表面特征，而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王朔早期作品已有了调侃的意味，中期作品更是 千万别把我当人》虚构出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组织，上极尽调侃之能事。《 演了一出由社会渣滓担当主角的闹剧。主人公唐元豹被组织当作大梦拳传人，在为国争光的名义下接受一系列荒唐的培训，最后落了个被阉割的下场。王朔用极具调侃的手法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一出病态的爱国主义对人的戕害的悲剧，极具诙谑性。《一点正经没有》也通过人物的语言热热闹闹地调侃了一番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在回答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的时候这样写到:“说学逗唱，什么都得感兴趣，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坐得住;眼睛得尖----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及时避枪口。”王朔通过这些人玩世的方式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调侃，对原来的正统的意义进行了嘲弄，使多少年来一直矗立在人们面前的框架不再那么威严、体面和不可动摇了。《玩的就是心跳》中:回到家，吴胖子他们正玩牌，见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指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 ()[9]P25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在这里，革命者心中神圣的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被降格为夫妻关系，严肃的党组织生活术语被用于庸俗的麻将场地，其原有的神圣意味被消解的荡然无存，其原有的权威也丧失殆尽。 王朔曾说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王朔生长在那个长期进行革命教育的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他对正统教育宣传的革命生活产生了厌倦，因而与之前的徐星相比，他把对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和那些革命性话语的调侃发展到了一个新高 4 度。王朔的调侃总是以人们熟悉的社会语言资源，尤其是革命话语资源为对象，他的调侃，能将所及之处统统夷为平地，那些被认为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王朔的调侃之下也不再神圣，一切严肃、神圣不复存在，使小说失去了传统的“经国之大业”的意义，变成一种纯粹的语言狂欢行为，即小说中说话人自己或听话人在耍嘴皮中享受到言语的狂欢。而“狂欢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生活，狂欢生活中的人是一种边缘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徒》中形象地展示过这一状态，那是一群‘国外俄国人’，他们脱离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不再受到住在祖国的人们的正常秩序所左右，也不再受到他 ()[10]P105们在国内的地位所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尽情狂欢。王朔小说塑造的人物主要是一些玩主、痞子，或曰都市嬉游者，他们无所事事，整日在街市游荡，没有正当职业，没有社会地位，是一群被主流社会排除的边缘人。道德规范甚或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对他们没有约束作用，他们调侃政治，调侃道德，调侃传统„„调侃一切，调侃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他们在生活中就“好像是狂欢节上的一伙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普通生活的规范和秩序。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行为，变得不一般，古怪 ()[11]P239 而荒诞(他们一直生活在闹剧气氛中)。”王朔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调侃建立起一种调侃当时社会价值与文学权威的正统地位的幽默感，传达出了作者的价值观念与对传统规范的反叛以及对文学创作话语言说权力的争取。 (二)、反讽 王朔小说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反讽。什么是反讽呢,“反讽与讽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 讽刺是激烈的反讽, 其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是明确的, 而它假定用这些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可以去衡量什么是古怪和荒诞, 纯粹的猛烈抨击或当面斥责是讽刺, 原因是它很少 或者说自己的态度应该如何含有反讽。另一方面, 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为何时, [12] ( P78)时,就是讽刺成分甚少的反讽了”王朔小说要消解传统文学形式对真实的遮蔽，反讽自然而然成了他运用的基本手法，在反讽的叙述过程中，他始终站在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面，表达他对权威、精英等所构成的主流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的极端怀疑和挑战精神。他在运用这种手法时，将人物的“痞子精神”和一切被传统肯定的价值并置，而这种并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解后者。 在王朔的小说创作中，他常把严肃的在政治活动中使用的话语放在庸俗的语境中，使其原有意义与现在意义形成反差，取得婉讽和消解效果。如“我的晚节是毁在你手里了”、“你少腐蚀干部”、“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发奖是在受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等话语，将“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解放区的天”等思想教育名曲和“晚节”、“腐蚀干部”等重要机关用语一本正经的歪曲使用，让人感到可笑又余味深长，包含着他破坏和否定传统意识形态的深层情绪。又如《橡皮人》中方言关于党的见解:“张璐咬着点心，抿嘴笑着说，‘你就别遗憾 5 了，你没进来，民族幸甚，我党幸甚’，‘我也是无产阶级’我说‘你饶了无产阶级 ()[13]P85吧’”。这种反讽语言的运用，使的原有神圣被消解，亵渎了现实中被人们认为的崇高，表现出他以“痞子精神”对抗传统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意绪，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中某种不合理之处的针砭和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 王朔也常也似乎平静的语调去叙述故事，而在平静中又显现出言外的反讽。在《我是你爸爸》中，王朔通过马林生父子的矛盾冲突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文化专制、家庭教育等重大问题。在一场风波中马林生知道儿子是对的，却不得不逼着儿子向老师认错:“傻就傻在不懂得这条做人的基本规则，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不管他的错误多么确凿，你尽可以腹谤，但一定不要千万不要当面指出。权威出错犹如重载列车脱轨，除了眼睁睁看着他一头栽下悬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所有努力将都是螳臂 ()[14]P45当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这段话充满了反讽意味，权威的错误只能腹谤而不要当面说的劝戒是马林生自我人生经验的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以栽下悬崖的重载列车比喻权威出错的无法挽回，充满了对于权威的调侃与颠覆，蕴涵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价值观念的强烈否定和批判。 在王朔的小说中，还常出现悖论语言反讽性反讽，他将不相融事物并置，从而形成某种悖论，如在小说《顽主》中设计的由宝康出资办的“三T文学奖”颁奖大会:“发奖是在‘受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于观在马青的协助下把菜坛子发给宝康、丁小鲁、林蓓等人，并让他们面向观众把菜坛子高高举起。林蓓当场要摔坛子，于观和马青左右夹着她，帮她举起坛子，不住声地说:‘求求你求求你了， ()[15]P81你就当练回举重吧。’”在这场颁奖仪式的描述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反讽意味，文学奖颁奖的庄重与奖品菜坛子构成一种悖反，高举奖杯的庄重与当回练举重的无奈也形成一种反差，我们可以感觉到小说对理性、神圣、崇高的无情嘲弄和刻意摧毁，他不把庄重当庄重，在此上演了一场具有强烈反讽色彩的闹剧。 总之，反讽的基本性质在于“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的无所知。”[16](P44)反讽的语言在王朔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他以一种颠覆传统的姿态把传统放在“痞子们”的嘻笑怒骂中，破坏了它们原有的意义，表达委婉的不满和否定，王朔的这种调侃和反讽，给读者创造了轻松的阅读世界使他们在精神上有了放松感，而王朔一味追求读者与市场的心态，使他的调侃、反讽最终成为他在小说创作语言上的狂欢;而这种语言狂欢充满了话语权力意识。 (三)、“新京味儿”语言 王朔是一个成功运用北京方言进行写作的作家，一进入他的小说，就立刻可以分辨出言说者所属的北京地域特征，这表明他采用的是以北京语言为本的文学创作语言。但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使他语言不同于老舍等作家的老北京味儿，因而 6 被称作“新京味儿”。 与老舍生长的革命年代不同，王朔成长于由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殊历史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运行节奏加快，政治语言日益远离公众生活，流行语言日渐丰富且流行周期也在缩短，这些为王朔“新京味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不再追求老京味儿的那种纯熟、祥和、甚至有些迂腐的特色，转而追求调侃、反讽、富有弹性的风格，采用游戏的方式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运用大量的对话推动情节发展，以缩短与读者的感受差异。更为不同的是，老舍所运用的京味儿是力图展现老北京人背后深藏的有价值的人文精神，建构一种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而王朔则是借现代北京那种“痞子式”的语言对话对一切传统进行解构。 这一区别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少说闲话吧，是这么回事:老王第一个不是东西„„娶了儿媳妇，喝，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一天到晚对儿媳妇挑鼻子弄眼睛，派头大了„„早晨，他起的早，总得把儿媳妇叫起来，其实有什么事呢,他要立个规矩～穷酸～他稍稍晚起来一点，听吧，这一顿揍～”老舍《柳家大院》这段话中:“喝”、“挑鼻子弄眼睛”、“听吧，这一顿揍”是地道的京腔，从中我们除了读出 、伦理或价值的代言京味的神韵之外还可以看出，在老舍笔下，文本成为某种道德 人，有一套明确的价值规范体系，“京味儿”只是作家实现言说价值规范体系建构道德规范的必要手段。王朔与之相比，他是在向传统的文学语言和近年来的语言试验特别是价值规范做彻底的解构。在《玩的就是心跳》中他这样写:“我是想起一个山东快 [17]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段子: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你先叫我上了你那个床，我就叫你把帮员当。” ()P29这是对一个要求入帮的女同志说的，他们认为说这样可以活跃帮内政治气氛。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王朔要建立什么道德规范，而是使笔下那些“痞性”十足的人物借助北京口语的幽默性、形象性，对以往的道德或价值规范进行低俗化处理，在这种处理中，以往的一切都被彻底解构，产生的只是读者消费后的轻松一笑。如果说老舍的京味小说侧重表现北京雅文化的一面，那么王朔则着重表现比较粗俗的一面。老舍的方言是那个时代北京的“官话”，而王朔的语言则是一点正经没有的游戏，他与规范语言完全相反，为的是解构规范语言所建立的规范，颠覆原有的秩序，使话语言说不再是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他在争取的是一个自由言说的话语空间。 对王朔语言进行了整体分析，我们发现王朔的那套话语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嘲讽。他的小说语言和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不再仅仅作为形式而存在，对语言本体论做了个鲜活的阐释;同时也是他话语权力意识觉醒后，在创作平台上的一次张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朔小说通过调侃、反讽、新京味儿语言的运用，表现出 7 了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形成了多声部语言的狂欢局面，在语言的狂欢中张扬了自己强烈的话语权力意识。 三、淡出文坛:话语权力意识膨胀的结果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淡出文坛，在这期间王朔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得到了大众的青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神话。 睐，他的作品似乎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受到冲击的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他使人获得了一个或快乐或愤怒的发泄渠道，在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激发起延绵不断的 [18](P111)动荡。”王朔之于当代文学，无疑有他积极意义的一面:他开卖文之先河，率先与影视联姻，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通过塑造一系列“痞子”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使文学走向感性化、世俗化，转变了文学的某些范式;运用口语进行写作，发展了小说的语言技巧，拓宽了作家的话语言说空间。但我们在看到他的成功之余，也应对他为何在九十年代中期淡出文坛加以冷静思考:由于王朔的小说创作一味追求语言的创新，渴望以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赢得读者的喜爱和公众的认同。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我门可以看出，语言比内容更为重要，或者说语言就是他小说的内容;语言代替了情节，或者说情节就是他设置的在特殊语境下人物的语言对话。他小说语言对读者的吸引，往往比情节和内容更深。正如毛崇杰所感慨:“他的语言特色 [19](P52)甚至比他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为吸引着读者。”当语言至上主导着他的创作时， 任意言说的语言成了他消解一切传统的有力武器，他小说的话语也成了语言的狂欢， 同时他也忽视了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致使他的话语言说变成了能指的游戏，作品中的调侃开始失去限度，成为无穷无尽的贫嘴，其本来就有的负面效应势必被强化，于是调侃便不那么受欢迎了，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到了后期，调侃也失去了确定的对象，不再具有批判的力量，调侃语言也少有创新而对先前进行一味的复制，只是追求一种瞬间的愉悦与沉醉，放逐了艺术的魅力，以至于《千万别把我当人》这部小说王朔不得不承认“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 在能指的语言游戏中，“他不分青红皂白，彻底虚无，因不能认同旧体制框架内的价值而否定一切价值，在消解伪神圣、伪崇高的同时也消解了真正的神圣与崇高。”[20](P106)王朔这种语言至上的能指游戏，消解了作品的内容与意义，使其呈现为一片虚无，忽视了受众的审美水平，造成了读者对他作品的逐渐疏离，这一切，都源于他话语权力意识的膨胀，而这，也暗示着他淡出文坛是一种必然。 因此，文学创作必须注重形式之外的内容，注重接受作品的读者，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互动的交流关系，只有读者对作品的认可，那么，作品的存在才有意义，作家追求的话语言说权力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8 参考文献: [1]黄子平.意思和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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