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钓台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严子陵钓台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蓝勇辉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 摘要:古代吟咏严子陵故事的文本繁多，其中又以表现严子陵钓台为最。严光故事在历代的流变过程中流露出文人较为复杂的心态，或嘉其不屈光武、傲视权贵，或慕其淡泊名利、廉顽立懦，或是其高行，全身远祸等等，从不同的故事文本流变及文人迥异的评价中，我们可一窥严子陵故事多重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严光 光武帝 钓台 隐逸 严子陵是历史上一名较为特殊的隐士，在天下无道的王莽时期已归隐，而在天下有道的光武帝时期亦归隐，其隐逸行为得到后世文人广泛认同，具有特殊的思想史意义及文化价值。在《后汉书)逸民列传》里，严子陵和光武帝少时一同游学。光武登基后，三聘严子陵，子陵到而不见，光武亲到寓所，与子陵共卧一床，子陵伸脚放在光武帝肚子上。隔日，太史奏客星侵犯御座，后光武拜子陵为谏议大夫，子陵不就，归隐富春。这个基本历史故事框架在后代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删削增饰，该文本的流变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意蕴。 一、严子陵钓台故事的基本流变 历代有关严子陵故事的文本几乎都滥觞于《后汉书)逸民列传》，不过现存最早的却是东晋皇普谧的《高士传》的记载。该书所载严光之事如下: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易姓名，隐逝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车玄纁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霸与光素旧，欲屈光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也。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书，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东晋史学家袁宏在《后汉纪》中简略录存该事: 光字子陵，少与世祖同学。世祖即位，下诏征光，光变名姓，渔钓川泽。至是，复以礼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诣京师。上就见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应曰:“士固有执节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为三公，光称病而退，不可得而爵也。 可见，其情节已略去严光的狂奴之态，并改为严光带病赴光武之诏，称病而不受光武三公之拜。严子陵带病赴诏在后世鲜被提及，而不受三公之拜因突出严子陵的淡泊名利而流传甚广。 而范晔《逸民列传》所载严光事基本脱胎于《高士传》，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严光和侯霸交往一节。《高士传》通过严子陵与侯霸使者的对话展示人物个性。箕踞抱膝和严光“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之语表现了严光傲视权贵，虽然生动，但失之细碎;范传则用严子陵和侯霸的直接对话表现，言简意赅，立意高远，较符合史传文学的特点，而传中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后来成为千古名句。此外，范传增加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足加帝腹”与“客星犯帝”，后来成为文人咏严子陵诗词中最高频率的字眼。 至此，范传所载严光事成为流传的范本，它包含了后代文本所依托的几个情节框架:披裘钓泽、玄纁三聘、狂奴故态、卧床不起、足加帝腹、客星犯帝。 在唐宋时期，严子陵故事是文人们争相吟咏评论的东汉高士，李白、权德舆、唐彦谦、许浑、黄庭坚、范仲淹、王安石等名家均有传世之作。他们的评论有三种主要倾向，一是认为严子陵是无心济世的渔父，隐士。二是认为严子陵廉顽立懦，成东汉之高风。三是认为严子陵是傲世立名的狂奴。这些复杂的认识在元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代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故事主干情节沿袭了《后汉书》，并做了一些变动。该剧写严子陵自小居住七里滩，以钓鱼为生，与逃难的刘秀兄弟相称，二人经常对饮。严子陵纵酒江湖，放浪形骸，强化了子陵渔父的特征，塑造了避世、全身远祸的道人形象。剧作把刘秀征召子陵的时间做了变动，还着重表现了严子陵与刘秀的朋友之情，而非君臣之义。 明代的通俗小说《东西汉通俗演义》则表现出了与《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不同的创作倾向，光武帝是一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明君，重点描写了三聘子陵的过程。此外，小说中的严子陵与光武帝虽然亦师亦友，但是更为明显的身份是帝王师，与光武之交谊犹如刘备与孔明的鱼水关系。尽管，历代文人对严子陵的评价甚高，但在明代也有不同的声音，明太祖、宋濂、海瑞等对于严子陵的隐逸给予了否定性评价，如明太祖认为子陵是无补于世的罪人，沈长卿认为严光是“蒐隐逸为名耳而富贵骄人之习气未除”，表现出复杂的思想倾向。 二、严子陵钓台故事隐逸主题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在论及主题前，我们有必要对严子陵故事何以在后代广为流传进行一番探究。众所周知，范晔《后汉书》并不是完全独创的，在该书之前，已有不下十部关于东汉历史的历史著作，如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期谢沈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等。从现存《后汉书》佚文可推断出《逸民》、《列女》创始于谢沈，《后汉书》“逸民列传”较多地吸取了谢沈《后汉书》的内容。历数东汉一朝的逸民，严子陵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然而与同时期薛方、逢萌、周党、王霸等人相比，严子陵却更受文人青睐，这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与文学现象吗,其原因可做如下解释，首先，范晔善文章，《后汉书》文采斐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后汉书》材料来源广博，范晔在删削取舍间使得此书采撷众长，而又有一些新特点，刘知几《史通》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囿于史传文学的文体性质，史学家们尽可能地做到直书史实，忠实记录事件，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使得所载之事生动有趣，吸引人心。缘乎此，《后汉书》的严子陵虽不像《史记》所书写的刘邦斩蛇起义带有虚幻性，但也有传奇性，如“足加帝腹”与“客星犯帝”之事。其次，范晔严光之事基本出自《高士传》，而《高士传》材料来源芜杂，大量采撷子书内容，乃至把《庄子》、《列子》寓言人物及 事迹 优秀志愿者事迹材料平安创建事迹材料优秀班集体事迹材料工会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优秀教师事迹300字 当成真人真事，导致《高士传》编撰不严谨，臆想成分多，其中的一些事件及对话未必尽合史实，甚至带有虚幻性、传奇性。再次，如果说，严子陵“披裘钓泽”、“足加帝腹”、“卧床不起”等传奇行为容易成为文学家的材料来源的话，那么严子陵与光武帝特殊的身份关系则拓展了文人品评的历史空间，因为许多文学作品反复在严子陵与光武帝的身份关系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后汉书》、《高士传》所载严光之事在情节上略微差异，但都重点突出了严子陵粪土功名、睥睨王侯、淡泊名利的历史形象，而这是最能引起一些失意文人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的。 鉴于范晔严子陵传内容主要来源于皇普谧《高士传》，我们对其所折射的文化意蕴的分析当以魏晋时代为准。魏晋时代，皇权与士人走向了互相制约而又互相依存的轨道，一方面皇权提倡并鼓励隐逸，但又对士人的叛逆有所压制。另一方面，士人需要保持人格独立，追求隐逸，但又不允许公开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处在政权迭更的魏晋时代，皇普谧身体力行，终身不仕司马篡朝，以笃疾辞召，得以全身而退。而其所选的“高士”，都是修道静默，粪土功名利禄，不屈王公。咄咄子陵，足加帝腹的狂奴之态无疑能使皇普谧心折醉赏。因此，皇甫谧所选取的反映严子陵生平的事件无疑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体验。 唐宋两代的文学中，并无正面表现严子陵钓台故事的叙事文学作品。鉴于自唐代伊始，严子陵钓台故事诸要素的演变中，除了严子陵形象是变化较大的要素外，都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将严子陵形象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在唐代，严子陵故事俨然成为咏史诗的热门之一。检索全唐诗，以钓台为题的诗歌达几十首，而涉严光故事的诗更是蔚为大观。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咏严子陵钓台诗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管窥唐代隐逸风尚。在初盛唐时期，咏严光诗大都钟情于七里滩之山溪风月。如孟浩然《过七里滩》所见:“叠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纷氤，别流乱奔注。”不过他们钟情的七里滩山水只是功成名后的栖息地而已，李白有多首诗表现出这种倾向，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而到了中唐时，诗人已屡屡借严子陵钓台以抒发感慨，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刘长卿《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犹怜负羁束，未暇依清旷。牵役徒自劳，近名非所向。何时故山里，却醉松花酿。”而到了晚唐，诗人已在严子陵钓台事流露避祸全身的情绪了，如罗隐《秋日富春江行》:“严陵是高见，归卧是良图。”，《严陵滩》:“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人整体上将严子陵当成隐士的象征。 宋人对严子陵的认识一方面沿袭了唐人的看法，把严子陵当成隐士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把严子陵有裨于风节名教的人物，人格与道德精神的典范。认为严子陵是隐士的，如王安石《严陵祠堂》:“汉庭来见一羊裘，默默俄归旧钓舟。迹似磻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可能留。更多人推崇其节操，李清照《钓台》:“巨舰只缘因利来，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范仲淹盛赞其高节:“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吕祖谦《钓台记》认为严子陵是“巢由自命”，“没身丘壑”是其初衷。宋人推崇严子陵隐逸的名教意义，如王遽《严光赞》认为严子陵:“乐辛苦于山中，此亦世之高节，非汩没于利欲者所能到也。东汉之世，士大夫尤能轻富贵重，苟耻志有不合，辄去其位，岂非光之徒倡之耶,”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指出，“严光不出，可以植东都节义之风，孰谓隐士无益于世哉,”在宋人眼里，隐士精神是崇高的，隐也有其独特的名教意义。严子陵隐逸之初衷或许仅是率性而为，天性使然而已，却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西方原型理论批评中，人类文化传统是其逻辑起点。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列维的“集体表象”，卡西尔的“象征符号”均可称为代表性的原型，而文化传统的核心便是原型。在中国隐逸文化传统中，严光已称为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原型。如果再仔细区分的话，在唐人眼里，严光可视为淡泊名利的原型，而在宋人眼里，严光业已称为隐士人格精神的道德典范。 唐宋人对于严子陵的认识折射了两代不同的隐逸文化。在初盛唐时期，仕隐兼通，而由隐入仕成为唐人以退为进的方式。而统治者对于隐逸的褒扬对士人的隐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因此他们流连于山水，藏器待用。盛唐时期唐人功名心强，列鼎而食的欲望十分强烈，典型的“终南山捷径”便是唐人追求仕进的一种方式。而到了中唐，安史之乱后导致的社会危机及士人世界观的变动，使得士人封侯拜相的情怀已经大大萎缩，而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及心灵世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咏严子陵诗大都流露出强烈的个体情感体验。而到了晚唐，宦海险恶、政治窳败、仕途偃蹇使得士人哀莫大于心死，在晚唐的咏严子陵诗中，我们看到他们不得不退隐，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理，而更为强烈的是全身远祸的无可奈何。 宋代社会思想是兼容型的，三教合一是时代的倾向。宋代文人既服膺儒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又出道入释，宋人做到了建功立业与崇尚个性自由的平衡，即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相互统一的。宋人把人格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一切事功立德都是人格精神的外化，隐逸是人格养成与诚意正身的一种方式。宋代文人可以向内心去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而宋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意识十分强烈，所以他们既高度认同隐逸的行为，推崇隐士的生活方式，又将隐逸上升到政治伦理与道德的高度。 元杂剧《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的严子陵受时代与作者思想的影响，呈现了新的面貌。作为戏剧文学，《七里滩》并未吸收《后汉书》中严子陵“狂奴故态”、“卧床不起”、“足加帝腹”、“客星犯帝”等情节，而是另起炉灶，设置了一些有意味的情节。首先，剧作大大拓展了“披裘钓泽”的细节。在史传里，严子陵从垂钓之事仅一笔带过，他耕于富春，而非钓于 严子陵垂钓作为吟富春。现存的汉魏六朝的几首咏严子陵诗中，都题为《严陵濑》，并未将 咏内容，直到唐刘长卿的诗题中，才出现了“钓台”一词，严子陵垂钓行为逐渐意象化。《七里滩》设置严子陵祖居七里滩，以钓鱼为生，大肆渲染其垂钓行为，增加了人物的表现力，显然借鉴并发展了前人对于严子陵的定位。其次，在《七里滩》中，严子陵自称贫道，是一名避世的道士，其身份实现了从隐士到道士的转变。第三，剧作用较大篇幅强调严子陵作为道士与光武帝作为皇帝两种社会身份的差异，并着力对比二者不同的生活方式。 严子陵形象在《七里滩》的变化可做如下之解释。首先，元代吏治腐败，官场黑暗，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大批文人遁世。并且元代道教十分流行，文化下移，特别是全真教有世俗化的倾向，道士形象盛行于元杂剧中，这就不难理解《七里滩》的严子陵自称为道士。折射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出现了诸多的神仙道化剧和隐逸剧，道化剧作品不胜枚举，而隐逸剧数量亦蔚为大观，如马致远的《孟浩然》、《踏雪寻梅》，王钟文的《张良辞朝》、纪君祥《松阴梦》等等，这类作品大都否定世俗价值，而抬高隐逸的价值。其次，元代士人的隐逸是较为普遍的群体行为，幽居岩穴无疑能实现“拯救与逍遥”。亦即，徜徉山水无疑既能全身远祸，又能适性自由，只不过与唐宋人相比，他们的这种自由带着满腔的愤懑，因而流露出较为消极 的情绪，这些都跃然于《七里滩》文本上。再次，在诗词文化传统中，“渔父”是意象化了的隐士，它成为隐士的符号象征。文人留恋庙堂，但面对多舛的命运与偃蹇的仕途，尔虞我诈的官场，容易令人产生退却之心。于是，他们把高尚的精神投向山林泽畔、溪风明月，渔父垂钓的高雅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境界，更成为钟情的文学素材。于是乎，隐逸者在渔父身上寄寓了深刻的人生体验，虽然是俗文学，《七里滩》汲取了前代“渔父文学”的营养，带有很强的文人特性，带有理想化、审美化的色彩。 明代的《两汉通俗演义》卷十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沿袭了《后汉书》的框架，表现出“演义体”小说的趣味。小说重点展示了光武帝三聘严子陵的过程，突出了光武帝礼贤下士的形象。另一个较大有意味的变动是严子陵被尊以帝师之礼，他为光武帝出了一条重要的谋略后才归隐。三聘严子陵作为小说着重铺展的情节，显然突出了求贤若渴的光武帝，但却是为了反衬严子陵的高尚与清介。为何小说有意将严子陵塑造成帝王师呢,因为在古代小说里，文人具有帝王师情结，如《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封神演义》的姜子牙、《女仙外史》的吕律等。而历史上的严子陵是与光武推心置腹、相对累日的知交，作为有名的贤士，其才能颇受倚重。更何况，光武帝三聘子陵之情形与三顾茅庐何其相似，可想见小说将严子陵塑造成帝王师形象是水到渠成之事。 总之，严子陵故事的不断演变中，不断受时代隐逸风气的摄动。严子陵形象与相关故事情节不断被重组加工，其所反映的文人思想无疑能从侧面展示中国古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作为隐逸史上的重要人物，梳理严子陵故事的演变有助于我们透视古代文人的思想世界，从而为我们展示隐逸文化的渊源流变。 参考文献: [1](西晋)皇普谧撰，刘晓东校点.高士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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