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节目成功的要素分析
《非诚勿扰》节目成功的要素分析
内容简介:
摘要:
《非诚勿扰》开播一来,立即火爆荧屏。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以其独特的节目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一次次刷新了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记录。从《非诚勿扰》节目定位、关注细节、制造话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等方面出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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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诚勿扰》开播一来,立即火爆荧屏。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以其独特的节目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一次次刷新了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记录。从《非诚勿扰》节目定位、关注细节、制造话题等方面出发,研究节目成功的要素。
关键词:
非诚勿扰;服务;娱乐;成功 中图分类号:
D4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X)01-0105-04 自《非诚勿扰》201X年1月15日开播以来,其收视率节节攀升,第27期更以
4.23%的收视率刷新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记录,是五年来中国省级卫视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峰值。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
,《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 相亲类节目的重新崛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都市男女在压抑生活的现状下对爱情的渴望和婚姻的迷茫。《非诚勿扰》开播之前,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节目全新的婚恋模式让人眼前一亮,收视率直线攀高。然而,江苏卫视全力倾情打造的“原创”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一开播,便力压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迅速的占据了收视率的半壁江山。湖南卫视认为江苏卫视剽窃了他们的创意把江苏卫视告上了广电总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非诚勿扰》的收视热度。广电总局的领导也积极地肯定了这种极富创意的娱乐性节目。随后浙江电视台也按捺不住,推出了婚恋节目《为爱向前冲》。不管是开山鼻祖的《我们约会吧》、后来居上的《非诚勿扰》、还是紧随其后的《为爱向前冲》,其创意均受英国著名婚恋节目《TAKE ME OUT》启发,在舞台的布景、人物的安排和环节的设置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借鉴痕迹,这充分显示地方电视台对品牌的建设和身份意识的觉醒。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能在同一类型风格极其相似的节目中脱颖而出,这背后呈现出了成功的现代商业策划宣传与炒作。
一、节目定位和规则合理
(一)节目定位合理 节目定位较为合理。市场营销界有个铁律:
准确的品牌和产品定位,决定了80%的成功度。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定位在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较为准确。 婚恋交友
具有深厚的社会底蕴,是人类自从有了文明开始就有的人类活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个渴望得到爱情的人都希望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抑或在婚姻中失败和成功的人都想把自己拉回到那个可以择偶的年代。 节目的参与者以20到30岁的男女单身青年为核心,而这个核心年龄层,带动了所有亲朋好友,只要家有适婚青年,全家都将关注这个节目,这样轻易就把80%的观众都锁定成目标观众群。
(二)品牌定位合理 此《非诚勿扰》非彼《非诚勿扰》,诠释现代都市男女婚恋态度的冯氏喜剧《非诚勿扰》不但让人记住了蔫坏搞笑的秦奋,还有风光秀丽,如诗如画的梦幻天堂北海道,电影的名字“非诚勿扰”四个字反应出大龄青年对待婚恋问题认真严肃的态度,少了戏谑和荒谬的成分,江苏卫视巧妙的使用非诚勿扰这四个字作为相亲节目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了那些喜欢非诚勿扰电影,知道《非诚勿扰》,喜欢葛优,喜欢冯氏电影的人。这四个字开宗明义通俗易懂的体现了节目的宗旨,江苏卫视在平面媒体,网站,论坛等对节目进行宣传,《非诚勿扰》将成为一个可以挑战和撼动湖南卫视黄金档栏目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这种对品牌意识的塑造和觉醒给其他电视台敲响了警钟,一个品牌的成型离不开好听的名字,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内涵,当全国电视台重视品牌塑造的时候,我更应该考虑的是自身价值的探求,这样不但会有高的收视率,更能传递出厚重的真谛。
(三)相亲规则合理 新浪娱乐评论名博“舞美师”曾经努力探讨湖南卫视相亲节目的相亲规则,希望设计出更合理更吸引人的规则,来提高他们节目的竞争力。当时知名博主阿冈还没有看过《非常勿扰》,还不知所以然,所以也曾走入误区去思考相亲规则的设计。 湖南卫视之所以输给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就是因为《非诚勿
扰》相亲规则的设定,不重游戏化,而重展示性。《非诚勿扰》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将正在进行的真实发生的情况展示给观众,这种真实的表达让观众感到很刺激。相亲节目的第一原则就是“缘分不可设计,真实流露才是第一”,但凡有丝毫的设计感,不论你规则多有趣,观众还是会觉得假。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再有趣再有戏剧性,能超过精心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吗,如果游戏规则设计诚意和真实感不足,所有观众都很难入戏,那节目就注定失败。这点,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做得很好。 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啦》有一期节目坚持让18个男士选一个女嘉宾,好像是世界颠倒了。江苏和浙江卫视的同类型节目就没有敢这么做。国外有过类似的试验,结果不成功。虽然满足了女权主义者,但问题是女观众也喜欢看美女,而男观众并不那么喜欢看男人,影响了视觉冲击力。《非诚勿扰》是1个男嘉宾同时面对24个女嘉宾,那么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戏剧冲突的效果,节奏也会很快,会是5分钟进行一轮配对,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欣赏习惯,而过去的婚恋交友节目是男女数量相等,一轮一轮配对,节奏会很慢。 同样节目安排的游戏规则合理准确又充满趣味,这使得整个节目过程中出现很多戏剧性的变数,让整个节目颇有情节剧的味道,每三五分钟都有一个小高潮,每十多分钟就有一个中高潮,到了尾声必定有个大高潮,这种节奏把控能力,确实让观众连广告时段都舍不得离开。
(四)特色升级,拓展服务领域 《非常勿扰》会定期举办澳洲专场,新西兰专场以及其他海外专场,为华人华侨的相亲提供方便。同时举办“爱情地铁”活动,在南京武汉等城市地铁进行相亲活动,为年轻男女提供更多的邂逅机会,打破了仅在国内以及节目现场
才可参与相亲的局限。同时选择优秀的广告合作商,为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提供婚礼服务,增强了节目的服务特性,这也是《非诚勿扰》秉承办成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宗旨的体现。
二、关注细节,贴合大众审美
(一)节目包装精美 节目包装非常精心细致精美而到位。不论是环境、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等等,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已经达到了同类节目最上乘的水准,所以胜出是没有悬念的。 以背景音乐为例,从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变换到陈奕迅的《淘汰》,只从字面就可以完美诠释男嘉宾遗憾退场时的心情,从曹格跟卓文萱对唱《梁山伯与朱丽叶》到戚薇的《你是对的人》将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的喜悦氛围渲染的恰到好处。《非诚勿扰》的所有音效和音乐都是现场同步收音的,并非其他综艺节目那样是后期再配的。比如在录到两位母女选手在台上发生争执时,音效师立刻配了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让大家会心一笑,也巧妙化解了现场尴尬;还有一期节目中遇到一位男嘉宾现场道歉,音效师马上放了一首萧敬腾的《原谅我》,把孟非都感动的哭了,后来道歉成功后,他又选了一首《我比想象中更爱你》,让现场观众在几分钟内经历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全过程。
(二)参与者靓丽时尚 节目的24位女嘉宾个性鲜明,风格迥异,大都外形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相比同类节目女嘉宾更加漂亮时尚,在这个舞台聚集了水蛇腰的性感女孩,可爱活泼的美少女,成熟知性的女性,气质高贵的美女,泼辣顽皮的女生,冷峻严肃的女人,中性的女生,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舞台就好
像一个盛大自助餐,观众不但能选到自己爱吃的那盘菜,也能尝尝别人盘里的菜。这些无形中给节目创造了非常多的看点,这也是真人秀节目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三)主持人良好掌控 节目主持人孟非有着10多年新闻节目的主持经历,他无论在主持技巧,还是在把握正确导向的意识、有效引导的能力和技巧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其新闻主持的风格、健康积极的形象、机智幽默的表达,对节目的品位提升发挥了较大作用。比如在“富二代”话题中,没有刻意迎合受众好奇、窥视心理,对于“宁愿座在宝马里哭”等成为网络热点的话语,孟非既没有迎合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居高临下加以批评指责,也没有照本宣科地评论,而是通过其它嘉宾“自己挣的钱和父母给的钱,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爸妈给的有什么好炫耀,就像没断奶的孩子”等平等率直的表达,在嘉宾之间不乏幽默色彩的“唇枪舌战”中使主流价值的道德荣誉感和道德判断力自然地表达出来。在后来的节目中,孟非还以善意调侃等包容方式适时提及“在宝马里哭”等话题,使嘉宾自身和观众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在年轻人对奢侈品的不同看法上,孟非更没有生硬判定该不该买,而是巧妙引导嘉宾自我表达“你买了三辆跑车,可为女朋友买LV,有没有想过要孝敬父母,有没有想过回报社会,”在对一位自小父母离异同奶奶相依为命的男嘉宾的介绍中,没有追问其生活的艰辛细节,刻意煽情,及时将话题引导到成长、自立、成熟上来,使节目氛围既充满温情感动,又不失理性。 因此,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成熟稳重富有内涵的男士,严格地讲,他的风格更适合去主持一些比较严肃的节目,但是正是因为他这种成熟稳重的风格能遮盖住这个节目的浮华和浅薄,他非常聪明的掌控了场上的局势和
进程,该低调的时候低调,该揶揄的时候揶揄,点评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可以说绝大多数中老年观众排斥类似何炅、李维嘉等个性张扬年轻主持人所主持的节目,而《非诚勿扰》有了孟非的坐镇吸引住了这部分的群体,扩展了它的收视范围。
(四)心理专家点评 《非诚勿扰》最鲜明的特点是邀请了性格色彩学的创始人乐嘉作为嘉宾在节目中随时进行点评。乐嘉在节目开播初期似乎仅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角色,随着节目的进展,后期节目他的点评话语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犀利,尖锐,刻薄,其角色似乎已经转变成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尽管他在部分话题上观点显得有失偏颇,过于主观,但如果没有这个权威人物盖棺定论般的点评,怎么会引发那么多观众参与其中各抒己见,发表个人看法呢~其他类型的节目,如果想提高收视率的话,这种邀请社会精英人士作为强有力嘉宾并把其推到风口浪尖的方式可以作为参考。后来由于乐嘉的退出,节目组请来了非心理学领域的演员作家等当红名人,包括黄磊、佟大为、陆毅以及曾子航等人,提高了节目的可观性。其他领域人士的现场点评与乐嘉专业的心理学点评有较大差异,但其他领域人士的现场点评更贴近于现场观众的心声,其中演员黄磊在多期节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受到观众的喜爱,更创造出在阶段性离场的最后一期5位男嘉宾全部牵手的好成绩。
三、社会话题性强 某种意义上,《非诚勿扰》是近二三十年来,80后这个群体包括部分90后首次在面向全国的公共平台上,如此集中、鲜活、生动地呈现自己的生命状态与生活态度,包括他们对金钱、爱情、亲情、友情、家庭、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社会
与生活时尚、创业与婚恋的关系、贫富问题、农村与农民问题以及中西文化差异等等的认知与判断。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该节目把当代年轻人情感婚恋观和家庭生活价值观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论是富二代个性内心想法的袒露,还是美女对试婚、同居、男友经济实力考核评价,都在不知不觉中探讨着当代社会生活所有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价值观的思考。观众看节目的时候,不仅仅看到节目中当事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在思考、验证自己和亲朋好友的价值观,他们一边看节目,一边讨论的不仅仅是节目中那些人的观点,同时也会交流自己和身边人的观念和态度。这才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为观众、为中国电视业、乃至为整个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一点,让该节目远远超过了同类其他任何节目。他们不仅仅是在配对恋人,同时也是在让所有观众探讨婚恋爱情的观念与态度。 节目中,一些嘉宾的言论令人惊讶,比如“月薪20万才可以跟我握手”、“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去看星星”、“你的车可以送给我吗”之类直白“拜金”的语言,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浙江和湖南卫视交友节目怎么没出马诺这样的人,《我们约会啦》炒的最厉害的是张中媛,不过她的名气比马诺小多了。究其原因,江苏卫视强调的是观点冲突,这就突破了单纯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模式,观点冲突能捧红人。 “拜金女”马诺走了,还有“豪宅女”、“校花咪”、“混血模”、“毒舌女”„„相信随着电视节目的不断推出,还会有更多的怪兽怪女出现,不同类型的人会跳出来,形成长期的争议性,这些争议话题的出现明显提升了《非诚勿扰》的火爆程度。因此,只要不过于低俗,话题还是必需的。没有话题,节目就没有看头。话题如果太劲爆,节目就会被阉割。 通过这个节目,人们可以快速进入并开始了解当代年
轻人的思维和语言体系。节目展示了80后群体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敢于表达真实的自己,他们勇于直面自己、心态开放、充满自信,很多争论其实是多种价值观的交锋和博弈。 社会公众对80后90后往往有些众所周知的偏见与认识,而这一代人正在或即将成长为中国社会的骨干与中坚,因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关注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
四、结论 《非诚勿扰》定位在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它注重参与者自身的真实流露,它能充分呈现出80后和部分90后的思维和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情感婚恋观和家庭生活价值观,这些服务性值得人们去欣赏,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知识。不仅如此,该节目在环境、灯光、服装、化妆、道具、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做到了同类节目最高水准。节目的嘉宾外形靓丽时尚,个性鲜明,主持人孟非具有很好的掌控能力,还有助阵嘉宾的精彩点评,以及由节目引发的争议性话题,不断掀起大众对其进行激烈的讨论,所有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铸就了《非诚勿扰》的成功。参考文献:
黄豫. 娱乐节目要有底线(公民论坛).(201X-06-08). .nBIG5118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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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摘要: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要求不同文化之间能产生共鸣、进行关涉,以期达到圆融之境。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经典哲学发生碰撞和交融。 格义 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策略,借助中国儒道等思想观念阐释外来佛学重要的术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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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要求不同文化之间能产生共鸣、进行关涉,以期达到圆融之境。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经典哲学发生碰撞和交融。“格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策略,借助中国儒道等思想观念阐释外来佛学重要的术语概念,既提高了本族文化对异族文化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又拓展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方式,最终促使佛教走向中国化,实现了佛教与儒道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
格义;佛经翻译;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H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X)01-0094-04 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语言和文字,这也是翻译在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功用不容小觑。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格义 ”采用“佛言中书”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试图寻找和探索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通性和关联度,成为了过渡阶段创造性的翻译手段,对当时两种文化的交涉、共振和圆融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一、“格义”的涵义 据文献记载,僧痹凇冻鋈藏记集》的《喻疑论》中就曾提出:
“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234。由此推断,汉末魏初已有“格义”一说,且从方法上来看,“格义”与“配说”相似,但是僧辈?淳汀案褚濉被蛘摺芭渌怠钡木咛宸椒ㄗ鞒鱿晗杆得鳌,壳埃对“格义”这一名词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定义来自梁代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中“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152通俗来讲,“格义”就是用本土主流文化经典中的概念去“拟配”外来佛经中的“事数”,通过“生解”这种解经注经的方式,起到生动明晓的效果。 佛学史家汤用彤认为“格义”就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印度的学说”。刘笑敢也同样认为,简单来说,“传统的格义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经典中的概念解释尚未普及的
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的一种权宜之计。”例如,北齐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就有记载:
“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3026此处很明显是在将佛学的“三归”、“五戒”与儒家的“三畏”、“五常”作类比拟配。 佛经在译为汉语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
一是汉语域中不存在类似佛学中那些特有的名词和术语,所以翻译此类蕴含丰富文化涵义的语词成了难点;二是汉文化的哲学思想观与佛教观念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翻译时应如何跨越这一文化障碍也是传教人士关注的要点。因此,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本土得以传播发扬,就必须解决语言、文化上的障碍,“格义”这一特殊的翻译手段也就应运而生。它侧重于找寻借鉴中土主流经典中现有的概念来指代佛教原始教义中特有的名词术语,创造性地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框架作为参考系去研究、阐释佛学思想意旨。“佛言中书”这种通变与调和方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也使“格义”一时间蔚然成风。
二、“格义”的滥觞 一般学界常说的“格义”指的是佛学与道家和儒家学说之间的格义,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入后,传教人士开始尝试用儒道哲学思想来解释佛学。例如,《高僧传?慧远传》中就说到:
“(慧远)年二十
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212。刚开始慧远并未使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解佛经,但由于“实相”是般若学的重点和难点,意义又太过晦涩,为了解除佛经听众的疑惑和不解,慧远才援引道家经典《庄子》来类比佛学中的“实相”,而且效果非常理想,甚至得到了尊师道安的许。 “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解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二族思想,固有相通处。因乃以本国之理义,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从这一解说可见,印度佛教在传入初始,其教义深奥难懂,不易为汉民族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两种文化的沟通和进一步了解,解读者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关联性,随后开始以本国文化观念为中心比附佛教名相,“格义”逐步兴起。 事实上,借助本族文化去理解异域文化的方法是“两种文化初遇时互相理解的一个必然过程”。佛经翻译采用“格义”的策略是异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有几种重要的模式,其中“文化与传播的Eti研究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文化,将一种文化作为分析另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参照物”。这种方法通过研究各种文化的传播模式,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照。由“格义”的概念内涵可知,佛经翻译者也是遵循了这种文化传播模式,“格义”称得上是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一种比较哲学方法。此外,对译者来说,要准确清楚地阐述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不借助身边熟悉事物的情况下也近乎不可能,所以,“格义”的使用可以说是必然的。
三、“格义”与佛教的异域生成 《出三藏记集》中记载: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历涉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533。虽然这是后来批评“格义”的文字,但换种角度可以看出,“格义”流行起来的时间段大致是在魏晋时期,而这恰恰是以王弼的《老子注》与郭象的《庄子注》为代表的玄思哲理盛行的时期。不难理解,当时佛教要想在中土立足,就要方便信徒去理解般若学,使佛学思想更快地进入士大夫阶层和上层统治阶级。为此,“格义”的指向自然就落到了玄学上,佛教高僧借鉴老庄玄学的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魏晋玄学)作为道家学说的新发展,其理论特别是其有无之辨、体用之辨、言意之辨等能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可见“格义”正是充分利用了玄佛两种思想上的一致性,才让佛学得以向当时作为主流精英文化的玄学借势,这种以玄释佛的方法使得佛学在中国逐步打开了“玄佛合流”的思想局面。 佛学的玄学化倾向实则佛教中国化的萌芽和最初表现,它表明佛学已经借助“格义”适应了魏晋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魏晋佛教一方面渗透着玄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宗教地位。例如,佛经翻译巨匠僧肇批判性地提出了“不真即空”、“不真故空”的佛学思想,构建了非有非无的本体论空宗体系,这不仅说明了“格义”策略的使用已经比较成熟,超越了最开始只注重形式上
词汇
英语3500词汇语境记忆pets3考试词汇二年级反义词和近义词初中词汇词汇大全考研英语二高频词汇表
对等的牵引附会,还充分展示了佛学概念是如何通过“格义”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相似概念作出区分的。僧肇的著作《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随着新译《涅梁经》的出现,“玄学已没有多大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则开始了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发
展”,印度佛教在中土慢慢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格义”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的一种顺势而为,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佛学中国化的历程,特别是它的关键阶段。起初的“格义”较为浅显,为了发展信徒,宣扬佛法,在中国经典哲学中寻章摘句,匹配新概念、新术语也是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思想上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机遇。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格义”也慢慢成熟,译学家开始从高屋建瓴的全局高度把握佛教原始教义,研究对比中国经典哲学观念,在发现相似点和不同处的基础上用本土主流思想加以解读,从而加深对佛经原意要旨的理解。“格义”的发展成熟在准确把握“佛言中书”这种中外附会的方式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效果,也使佛教从完完全全的异域宗教发展到“玄佛合流”,最终走向了佛教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由于吸收纳入了中国哲学元素,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始教义的逻辑缺陷,使得整套宗教体系更加完善。因而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使得佛教真正达到了圆融的境界,佛学对世界、人生的认识进一步的深化。
四、“格义”的文化意义 各民族虽然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不同,但常常会发现共通的文化内容,譬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斯宾格勒认为:
“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格义”就是
译者在认识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然后用“近在手边的”传统思想概念与“辽远的未知的”佛教经典进行匹配的过程。而允许“格义”发生的基础和前提就是不同文化间“内在结构”的相似性。佛学与儒道学说存在着许多共性和较高的关联度。利用“格义”,佛经翻译者能够在表达方式上创造更加形象生动的效果,提高信徒及潜在信徒对佛经的理解力和认可度。 刘立夫也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要在一种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发挥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就必须作处境化的调整”。在佛经传入中土之前,佛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以说是不相联系甚至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适应本土文化来跨越理解上的鸿沟。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就在于翻译时要处理好佛经中大量特有的术语概念,特别要考虑归化的方法,让目标听众在心理上认可佛学观,主观上承认其合理性。“格义”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文化障碍,拉近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国人对佛学的接受和认可度。 除此之外,“格义”也是佛经翻译者为克服文化差异、方便异质文化传播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即自觉选择的“误读”。高圣兵等认为“跨文化交流和接受活动中都必须经过文化过滤,发生文化误读现象,这是交流活动中接受主体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行为,也是交流语境和比较视域中社会、文化氛围影响的必然结果”。异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常常被看成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当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试图进入另一种文化时,若碰撞不出火花,很难达到促进自身传播的预期效果,而且人们在接触新思想时,很难摆脱原先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所以,“格义”这种“误读”是译者不可避免要选择的方式。但是鉴于文化间的不同质,“格义
”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时常被指摘为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意大利有句谚语:
“翻译即背叛”。的确,佛教义旨与佛家、道家学说在一些概念观点上虽然存在互通性,思想理论毕竟达不到完全的一致,“格义”不免有生搬硬套、忸怩作态之感,而且容易滋生误解。但林玮生表示“误读”有一个“可接受缺形”的限度问题,他指出两个文化系统的对等项之间虽然存在不完整性,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限度、可接受的。倪梁康从交互文化理解的角度去看“格义”现象,他认为意识不只是局限在共同的基础或相似性联想的阶段之上,而是“一再地试图把握差异之物,使被共现之物得以体现,并因此而有可能不断地展开和扩大本己的文化视域。”斯坦纳说:
“翻译上最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格义”就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误读”方式,深化了不同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以传统文化为本位阐释异域文化,实际上拓展了跨文化交流的对话方式。 “格义”这种源自佛经翻译的阐释方法,彰显了本土文化吸收扩容的主动性。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存发展,熟悉的也是自身的那套文化体系,当另一种陌生的异族思想来临,将两者作比较也是条件反射式的自觉选择。巴姆认为“甚至在熟悉了一种或多种其他哲学之后,一个人仍然会继续接受自己哲学作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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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初的信仰已成为习惯,而习惯则难以打破”。所以,佛经译者在认知上会倾向于立足本族传统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思想观念。此外,“任何文化虽然因为地域和历史的原因而千差万别,并因此造成交往上的障碍,但是,各地域、各文明中的文化又有着其包容性,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不管差异多大,都会存在很多能产生‘共鸣’的因
素”。中国文化历来带有包容万物、兼收并蓄的特点,外来文化因而具备了能够展现自身特色的环境。多元文化可以共存的社会使得佛教在传入时能够受到大众的认可、尊重和欣赏,这就为“格义”受到许多著名译家的偏爱进而以儒道等中国哲学阐释佛教经书,最终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局面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被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方式。印度佛教传入中耄使得两大文化体系不得不相互渗透、相互妥协。佛经的翻译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文本载体,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共识则使“格义”为这一载体配置了有效的工具。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语言文化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又有内在的共通性,“格义”的出现既是水到渠成,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通过自觉地将外来宗教与本土哲学比较对照、双向阐释,“格义”通过求同存异,实现了两大文化体系的沟通理解。尽管此种翻译策略存在误读佛教原旨的可能,但对于跨文化交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印度佛教最终实现中国化也证明了“格义”在翻译方法上取得的成功。虽然是一种阶段性、过渡性的翻译策略,“格义”实现了佛学与中国儒道等哲学的文化融通,促进了异质文化的传播。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是在“格义”的基础上完成的,“格义”这种对话方式是外来思想传播与交流的必由之路,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和认知方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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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摘要:
毛姆在创作中特地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但是作为一位生活在帝国主义背景下的西方作家,毛姆作品中对中国
的书写――中国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贯穿着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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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姆在创作中特地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但是作为一位生活在帝国主义背景下的西方作家,毛姆作品中对中国的书写――中国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贯穿着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的文化霸权观。拟以其经典小说《彩色的面纱》为例,采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毛姆作品中的中国这一他者形象,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表现。通过细读文本中的描写中国的情节和分析其中的东方主义殖民话语,解读毛姆创作中所流露的东方主义情感,从而论证多数人认同的具有反殖民倾向的毛姆作品实质上体现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探讨毛姆东方主义心态形成的背后根源以及毛姆文化霸权观的实质。
关键词:
毛姆;《彩色的面纱》;东方主义;他者 中图分类号:
I10
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X)01-0083-05 20世纪英国文坛上,小说家、剧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可谓盛名远扬。毛姆在20世纪初沿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小说,受法国自然主义流
派的影响,他善于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审视人生、表现人生。毛姆创作最受瞩目的乃是其国际题材,他擅长书写英属殖民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其作品大都富有异国情调。而毛姆的作品之所以广为流传、交口称,也就在于他善于从潜在读者的期待视域出发,在作品中书写遥远而异质的东方文化,满足人们对异域的好奇心324。 毛姆与中国的渊源颇深,他的作品中不少以中国作为叙事背景,包括散文集《在中国画屏上》(192
2)、戏剧《苏伊士之东》(192
2)和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192
5) 等。毛姆受叔本华的启发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兴趣;随后他接触到王尔德有关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阐释,更加憧憬东方文明,无比向往“道法自然”的中国文明119-121;因而在来中国之前,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汉唐时期的繁华盛世,“是一种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抉发出的异国情调”324。1919―1920年,毛姆亲身游历中国,试图找寻古老东方文明的遗光,并将在中国的游览点滴记录成文,集中展示了心目中中国的形象;即便是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毛姆仍旧无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是隔着面纱窥视中国,从其作品中的中国书写来看,毛姆“基本持续了《人性的枷锁》中对中国的看法”329。从根本上来说,毛姆避免不了传统的欧人心态,他作品中的中国只是想象中的“他者”和“异类”,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毛姆笔下的中国绝非单纯的异域风情书写,而是被建构起来的沉默的他者。 毛姆在英国文艺评论界被誉为“通俗作家”,广受读者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毛姆对异域文明的书写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然而毛姆在评论界却遭到冷嘲热讽,被视为异类,批评家认为其多数
作品构不成“伟大”的条件。而当代中国学界对毛姆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些学者持褒扬态度,包括胡水清、郭哲韬和李杜等,像李杜就认为毛姆“对中国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3
2,而笔者在细读毛姆描写东方文明的具体文本后更为同另一种观点,即受19世纪西方所建构的固定化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毛姆骨子里透出东方主义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拟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具体分析毛姆在《彩色的面纱》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通过细读文本中的描写东方的情节和分析其中的东方主义殖民话语,解读毛姆创作中所流露的东方主义情感,从而论证多数人认同的具有反殖民倾向的毛姆作品实质上体现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毛姆作品的中国书写绝非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在西方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建构出的中国形象。
一、 “东方”的涵义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东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本义是“太阳升起的方位”,是指示方位的地理概念,正如《诗?邶风?日月》中所说的“日居月诸,东方自出”42。先民们根据自身的观察,把太阳升起的方位称作“东方”,相对应的就将太阳落山的方向称作“西方”。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东方和西方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是由自然规律确定的”65。 然而,随着西方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殖民统治,东方与西方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文化概念,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东方”成为专制、落后和停滞文明的代名词。西方文化为了完成自我现代性的建构,在二元对立的
模式下构筑了东方这一“他者”的形象87。东方的形象,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在西方权力话语体系下建构出来的,与东方的真正形象无关。通过赋予“东方”、“西方”这一对空洞的地域概念以明确的文化内涵,西方知识分子完成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文化认同,为西方殖民扩张找寻和提供了依据。 爱德华?萨义德(Edard Said,1935―200
3)是后殖民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东方学》(Orientalism78)、《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9
3)可谓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作。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是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出发,对传统文化观念加以批判,葛兰西不同那种将文化视为理想或是将其定义为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的理念,而是肯定文化在现实政治和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将文化视为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33。同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还借鉴了福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分析;他在《东方学》中首次将“殖民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将东方视为“他者”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方面的体现,西方知识分子通过各类文本形式对那些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和文化进行知识编码503。东方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东方加以表述。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为批评对象,指出西方的所谓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东方学,实际上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组成部分。”96,215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绪论中就指出,东方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专注东方研究甚至东方书写;二是将其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指示千年以来东方和
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第三种含义,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视角来衡量,东方主义被视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这也意味着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统治关系,一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霸权关系3-8,而这一观念深深烙印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 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欧洲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通过以下几种统治策略发挥效力,首先是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地理学”,在文化层面上构筑出一种“西方”与“东方”的对立,东方总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和女性的;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和男性的49。在此基础上,西方人将东方抽象化和文本化,以东方为对象建立一整套知识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完全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而东方主义文本不仅能够制造知识,还能够创造他们似乎想描述的那种现实36。这样一来,真实的东方被文本化的东方所取代,现实的东方世界被排斥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格局之外,被定格成“他者”和异域的形象。 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提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阐析视角,很多以往“都认为只有象征意味或者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品都可纳入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视野重新加以审视”67。不少评论家认为毛姆作品以其国际性背景著称,通过将人物放置到一个异域的环境中,观察人物在脱离欧洲基督道德禁忌后的行为举止,透视人性的弱点。较多的评论文章是从作品的主体和人物塑造出发对毛姆的作品加以分析,而较少有文章关注毛姆作品中描写异域风土人情的文字,这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恰恰为我们解读毛姆作品中的东方书写提供了观
察的视角。 毛姆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其不少作品,包括小说、游记和戏剧中都有对中国的描写。毛姆的中国书写是否与他的前辈或是同辈有相似之处,他能否避免传统的欧人心态,避开东方主义话语的使用,为读者提供有关东方“真实而生动的图画”3,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在下文对毛姆游览中国后创作的小说《彩色的面纱》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人形象加以分析,进而考察毛姆的思想中是否浸润着东方主义意识。
二、 《彩色的面纱》的东方主义情节
(一) 《彩色的面纱》简介 《彩色的面纱》是毛姆在游历中国之后,于1925年创作的以香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事的主角仍旧是毛姆惯常刻画的英国海外殖民者。整篇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主要设置在中国香港和内陆的一个村庄――梅潭府,讲述了英国一对新婚夫妇婚后来到中国――充满异域风情又令人心生恐惧的国度,丈夫费恩(细菌学家)发现妻子凯蒂不忠,随后胁迫其妻子与其同赴梅潭府――中国霍乱疫区,凯蒂到达梅潭府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修道院的工作后,越发意识到自己先前是多么浅薄无知、爱慕虚荣,之前看来平庸木讷的丈夫其实品格高尚、心地良善。在霍乱肆虐的梅潭府,凯蒂悟出了人生和婚姻的真谛,寻得了心灵上的宁静和满足。 《彩色的面纱》表面看来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救赎的故事”227,小说围绕主人公之间的纠葛和关系演变,描摹了三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小说开端采用了全知视角介绍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背景,待男女主人公踏上中国土地后,便改用人物视角,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口吻叙事,采用有限视角描述观察对象,透视人物心理活
动。“从文学展现的方式看,这种采用人物视角展现的异国形象,更加强调作品反映的异国不是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关于异国文化的想象。”48 然而,揭开表层的面纱,分析毛姆在小说中的中国叙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不难发现其叙述中透出的东方主义心理,通过凯蒂的口吻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人民形象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英国人惯常的文化心理的烙印。毛姆长时期浸润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语境下,在描写中国这样一个“他者”的形象时,还是无法摆脱西方“集体心理”的影响,不自觉地带着傲慢与偏见的眼光观察异域中国。下文将结合文本细读,具体分析《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民众形象,从这些中国书写中透视毛姆在评判东方文明时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他在讲述东方文明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屑和偏见,不论他多么推崇庄子哲学,他都无法避免欧洲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东方只是映衬西方白人文化的他者形象,只是“比照中的观念对应物”69。
(二) 《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书写与他者形象 《彩色的面纱》一文中,主角是驻华白人殖民者,毛姆将他们塑造成高尚、开化、文明的形象,而对中国民众的描写着墨不多,并笼统的将中国民众视为野蛮、不开化、冷漠的集体,这些中国人没有思想和个性,也缺乏清晰可辨认的面孔。毛姆的种族主义偏见可见一斑,他将那些远离家乡来到中国的修女们刻画成圣人、救赎者,相对应的,中国民众毫无信仰、轻视生命、野蛮未开化,是需要救赎的对象。 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大多外貌丑陋,纵观《彩色的面纱》整个文本,毛姆“类型化、丑化、野蛮化、异类化甚至动物化中国人,流露出欧洲集体无意识中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鄙视、厌恶之情。”80在西方白人的眼中,白人是最优越的种族,其他肤色的人种都是劣等民族;因而文中英国
人看到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的形象后深觉好奇,有股神秘感,但也倍感厌恶。小说中提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华人老板、中国仆人、轿夫、满族女人、修道院的中国孩子以及中国官僚和士兵。凯蒂初次到访修道院,看到“穿着制服的小女孩面带菜色,身材矮小,鼻子扁平”108,就觉得“她们看上去不像人类,由此产生了一种厌恶感。”109她后来去修道院工作时,起初还是无法克制对“那些女孩子的厌恶情绪”127,她看到这些孩子“长着又黑又硬的头发,圆圆的黄面孔,又黑又大的呆滞眼睛”127,便满怀恐惧,难忍厌恶之情。 《彩色的面纱》一文中,毛姆笔下的中国人狡诈、冷漠、野蛮和无知。凯蒂在香港与汤森幽会地的中国老头儿就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讨好样子”9;“华人厨师抱着漠不关己的态度”96给凯蒂他们上沙拉,似乎不担心他们会染上瘟疫;在凯蒂丈夫――华尔特的葬礼上,“那些苦力们在一旁走来走去,好奇地望着举行完基督教的葬礼以后,便三三两两地拖着杠棒离开了。”176中国人冷漠、毫无怜悯之心的形象被西方想当然地建构起来了。同时,在毛姆笔下,中国人漠视生命,随意遗弃孩子,修道院院长告诉凯蒂中国“孤儿并不是失去父母,而是她们的父母想舍弃她们。”109并且中国父母认为“女孩子没有用处,是个累赘。”109毛姆借助凯蒂的叙述视角,抱着猎奇和傲慢的眼光看待中国民众,“从而创造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2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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