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杜甫传

新唐书杜甫传 《新唐书.杜甫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译文: 杜甫字子美，少时家贫不能够养活自己，旅居于吴、越、齐、赵之地。李邕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奇，先前去见他。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困居长安。 天宝十三年，唐玄宗朝拜献祭于太清宫，祭祀天地和祖宗，杜甫进献了三篇赋。皇上对这几篇赋感到惊奇，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命令宰相考试文辞，提拔为河西尉，杜甫没有接受任职，后来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多次献上赋和颂(两种文体)，于是就自己大力赞扬自己，并且说:“臣的先祖恕、预以来，继承儒学保有官位十一代，等到(祖父)审言时，凭文章显扬于中宗时。臣依赖继承的祖业，从七岁开始写文章，将近四十年，然而衣不蔽体，常常靠人接济生活，私下里担心会死在荒郊外，还希望皇上同情、怜爱我。如果让臣继承先祖的旧业，改变地位低下的长时间的屈辱，那么臣的著述，即使不足以宣扬六经，极为含蕴深刻、感情抑扬，切合时宜、文思敏捷，可以企望赶得上扬雄、枚皋。有这样的臣子，陛下怎能忍心舍弃呢,” 适逢安禄山叛乱，杜甫避乱奔走于泾、渭等三江流域。唐肃宗即位，杜甫疲困衰弱想要从鄜州投奔皇帝临时的临时驻地。(中途)被寇贼捉住。后来杜甫逃了出来，逃往凤翔拜谒唐肃宗，被授右拾遗的官职。杜甫和房琬是平民之交，房琬因为受他的门客董延兰(牵累)，被罢黜了宰相职务。杜甫上疏说:“罪行小，不应该罢免大臣。”唐肃宗大怒，召见三司来质问。宰相张镐说:“如果让杜甫抵罪，这是在断绝言路。”唐肃宗(怒气)才缓解。杜甫谢罪说“琬，是宰相的儿子，年轻时就建立有远大理想要成为纯儒，有大臣的体器。时人认为房琬有三公之才。陛下果然委以宰相一职。我看他深切地为陛下担忧，形色中显出大义，可是他的性情有些傲慢。我感叹他功名没成，志气被挫败，非分地希望陛下您弃小错取大德，所以冒着死罪称述，我直言激怒、违背了圣意。陛下赦免了最当白死的我，又赐我还乡，这是天下的大幸，不仅我独自蒙受圣恩。”可是皇帝从此很少罢免和录用了。 当时，杜甫所在的地方到处是盗寇抢掠，而杜甫家眷寓居于鄜州，生活终年艰难贫穷，小儿子甚至被饿死。于是杜甫亲自前往鄜州探视。严武因为与杜甫是世交老友，对待杜甫非常友好，亲自到杜甫家探望。杜甫见严武，有时竟不穿衣服，而性格褊狭放诞，曾经酒醉登上严武床，瞪着眼说:“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也是暴躁勇猛的人，表面上看不在意，可是内心恨杜甫。有一天想要杀杜甫，将出去的时候，帽子被帘子的钩钩住好几次，左右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严武的母亲，严武的母亲跑去相救严武才作罢。严武死后，崔旰等作乱，杜甫往来于梓州、夔州之间。 后来向南去，客居耒阳，一天大醉后死去，时年五十九。 杜甫为人旷达放荡不能自我约束，喜好谈论天下的大事，高谈而不贴合实际。多次饱尝寇贼作乱的痛苦，坚持自己的气节不被玷污。做诗歌，感伤世事同情弱者，忠诚不忘君主，人们爱他的忠义。 杜君墓系铭 [唐]元稹 叙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逮至汉武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於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於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子美之子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师，途次於荆，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为文，祈予为志。辞不可绝，予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於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甫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匄，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铭曰: 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阳山之前。呜呼～千岁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中华书局校点本《元稹集》卷五六 [说明]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贞元九年，以明两经擢第，继中书判拔萃科，置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迁监察御史。后贬江陵士曹参军，转通州司马、虢州刺史。复入为膳部员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进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继由工部侍郎拜相。不久，出为同州刺史，转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再入为尚书左丞。终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工于诗文、书法和 传奇，诗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著有《元氏长庆集》。 在这篇文章中，元稹首倡李杜优劣论，抑李扬杜，影响甚远。元稹纵观自孔子删《诗》以来的诗歌发展历史，批判六朝的浮靡诗风，确立唐诗的重要地位。对唐代诗歌，他又首推杜甫，认为杜诗自《国风》、《离骚》以下，于苏、李之高古，曹、刘之气骨，颜、谢之孤高，徐、庾之流丽，沈、宋之律切，莫不旁搜博采，“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是一位空前的集大成诗人。这个评价应当说是确实而中肯的。 元稹接着又把杜甫与李白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唐代诗坛，堪与杜甫比肩的惟有李白，视李杜为唐代诗歌创作的两座高峰。但是，元稹肯定李白，只限于他“摆去拘束”奔放不羁的诗风、“模写物象”的技巧及其所擅长的乐府歌行，至于说成为唐代近体诗标志的律诗特别是铺陈排比、属对律切的长律，李于杜则望尘莫及，“尚不能历其藩翰”。这个评价不免有失其公允之处。当然，这和元稹为杜甫写墓志的身份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元稹个人酷爱长律的偏见，并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一些诗人的审美趣尚。 尽管如此，这种言论的影响却是广泛的。后世历代文人多因个人偏好、时代风尚等诸种不同因素，发表了许多有关李杜抑扬的言论。赞同元稹者，如刘昫《旧唐书?杜甫传》、翁方纲《石州诗话》等都很有代表性。但李杜双峰并峙，为有唐一代诗坛之双璧已成公论。唐人中就有杨凭、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力倡李杜并称论者。后世如元好问对元稹此说提出质疑也大有人在。不管怎么说，由于李杜在唐诗乃至中国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李杜并称或李杜抑扬已构成历代唐诗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