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新版]

《莺莺传》[新版] 《莺莺传》 唐传奇《莺莺传》，乃传奇繁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作者元稹系艳情诗高手，后世也最主要靠艳情诗和追述悼亡诗留名。所以，《莺莺传》之情事描绘，既离奇幻化，又凄婉悱恻。千百年来，一直令读者读毕抚案，唏嘘不已。 是因为《莺莺传》如此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是出于对古典文学的爱好，笔者细读《莺莺传》。沉吟之余，并作了一些较深刻的思考，录为以下文: 一、元稹与《莺莺传》 关于元稹与《莺莺传》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赵令畴之《侯鲭录》卷五《辨传奇莺莺事》载王性之《传奇辨正》认为，《莺莺传》就是元稹自寓之文;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莺莺事虽元稹自叙，犹借张生之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元稹以张生自寓，叙其亲历之境。”然吴伟斌先生又先后在《,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和《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等文中，认为《莺莺传》并非元稹假托之作;又有西北师范大学尹占华先生写《,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一文出来反驳。各自皆言之成理，殊难取舍。 那么，元稹与《莺莺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元稹的《莺莺传》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爱情小说， 世影响极大的唐人传奇。” 其中“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也是对后 可以理解为是自己的生活实录，也可以理解为根据自己生活实录而有所艺术加工而成，但肯定有“生活体验”，不会全部是“艺术体验”。其实，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解最为妥当。基于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理论，可以说本质上没有完全虚构的艺术。不管什么艺术作品或艺术形象，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来源。再者，元稹与《莺莺传》中的“巧合”实在太多。诸如，元稹之母与张生之母同姓郑，元稹有一个表妹姓崔，元稹去过蒲州„„当然，再多的巧合，也不能作为科学的理由。换个角度，文学作品还得从文学规律中找寻解释，更重要的是文中张生的内心刻画已经细腻逼真到了“直抒胸臆”的程度，文中多处欲说还休 的无奈除非元稹就是张生否则就解释不通。所以，元稹应该是根据据自己的一段经历写成《莺莺传》，但这一段经历与《莺莺传》又不会是完全相符。 笔者就是带着这一认识去细读《莺莺传》的。 二、读《莺莺传》的疑问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 注意时间:“十余日”、“数夕”、“几一月”、“数月”、“又累月”、“明年”、“后岁余”先先后后加起来，算不得精确，但再模糊也不得少于两年光景。有了这些时间，再看人物，张生和莺莺同居了将近一月，去了一趟长安，数月又回来同居了“累月”(不会少于两月吧)，后又去长安，文战不胜就住在了长安，在自己和莺莺各自另有婚配后，又路过莺莺处。而莺莺呢,去一直滞留在普救寺。为什么这么说呢,看前文，一直到“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明显可以看出，崔莺莺居在普救寺，“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虽未明说崔莺莺住在哪里，但前文并没有说崔莺莺搬到哪里去，且从情节上也没有这种可能。要是有可能出现地点转移的话，只会在最后一处——“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嫁人总是要进夫家门的，但是文中并没有说，是不是一定不需要说呢,其实，从后文“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句看来，还是有必要交待一下崔莺莺信在哪里的。但作者并没有讲明。可能，也算是承前省略了。也即，崔莺莺仍然是嫁与了蒲州当地的一户人家了。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普救寺不会是今天的少林寺，游客如云;崔莺莺也不是现在的大学生，全国各地的帅小伙都挤在一个课堂里上课。她很难遇见一位他乡的如意郎君。遇见张生的事，不可以无故地重现。再加上她被弃的心理状态，随便找一记当地人家嫁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讲了这么多作品中的时间，再回头看一看崔莺莺住在普救寺的原因——“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笔者的第一个疑问就产生了，崔莺莺和其母“将归长安”，相信“将”的意思不用我解释，为什么会在普救寺至少住上两年，甚至后来就嫁与附近的一户人家，终身安家于斯呢,要知道“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兵灾一除，应该是心有余悸，三十六计，走为上。岂有一住再住之理,有钱有人，想走就走，回长安应是很快的事。再说，张生“文战”的地方，那也是长安，不正好是同路人吗,为什么张生反反复复地去长安，而崔莺莺一直呆在原地呢,甚至后文崔莺莺有这样一句——“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让人觉得十分奇怪，张生既然护花于普救寺，又何不一路护花至长安呢,何必自己跑去长安，而把花独留于普救寺呢, 再者，当莺莺接到张生的“淫逸之词”后，严辞斥责张生“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一句话中两个“礼”，想来这莺莺也是一知礼守礼之人。《礼记?曲礼上》有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这知礼尚礼的崔莺莺竟奈何不得几句“淫逸之词”,在训斥过的三日后(“是夕旬有八日也”)，主动投怀送抱呢,是内心“爱的意识”的觉醒，大胆为爱反抗礼教,说“礼”之人，这样做似乎又说不通的。即使说崔莺莺看到了张生的“淫逸之词”，不把他当“淫逸小人”，而当作幸会的情哥哥。那么，等不及的是张生，见证于张生亲口之语——“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这崔莺莺又何尝等不及,回《明月三五夜》时，完全可以暗示张生择日提媒，纳采问名。因为她完全不知道张生等不及，从红娘的话“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中就可以看出来，红娘并没有说给崔莺莺听。难道张生在自己的“淫逸之词”里开门见山,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是不可能的。张生知道那莺莺小姐“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这样的大家闺秀又岂是粗野村姑能轻薄之,想必那“淫逸之词”也只是莺莺故意夸大了说，充其量乃一般的情诗罢了。再说，就 算莺莺知道张生等不及，她自己也不至于为了“救急”而主动“献身”。所以，崔莺莺根本没有理由做出主动与人苟合之事。 其三，张生居留长安后，崔莺莺写了一封凄惋哀绝的相思之书，张生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坐者皆为深叹。”文中的“杨巨源”、“元稹”所作《崔娘诗》和《会真诗》明显流露出同情不舍之意。“时人”与张生之友的表现就不合常理了，“耸异之”算什么,更合理的应是同情与劝说，玉成此事。况且，此等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事，简直一“先陈士美”，张生就好意思让“时人多闻之”,如果张生是显摆，有一个某某美女才女为我如何如何痴情，那他的好友作《崔娘诗》和《会真诗》同情崔莺莺又算什么,朋友间岂不是要不和,更令人奇怪的是，后文“张志亦绝矣”，时人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明显体现了“时人”的价值观的矛盾。如果此刻“时人”确是“多许张为善补过者。”，那又何来前文的“坐者皆为深叹。”, 还有，张生在离开蒲州后，几月又回来与莺莺相续“累月”。后又至长安，文战不胜，留在了长安。却又写信给莺莺，“以广其意”。当莺莺回了封让“时人”都“皆为深叹”的信后，张生却无动于衷，莫名其妙地下了诀绝之心，这样的情节与情理不合。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有情愫。当考场失利身飘于外时，什么样的感情最容易触发,当然是思乡与思亲，此刻张生应是比崔莺莺思念自己还要思念崔莺莺，难道是没有明媒正取，所以就不会思念,所以，小说让张生无端地来了一个这样的了结，实属唐突。 “唐传奇可分为‘传’和‘记’两大类，记类传奇比较注重故事情节;而传类传奇更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对主要人物叙述比较完整，受史传的影响程度较大。”这样看来，《莺莺传》在情节上有所淡化似乎是也不失正统。但像上述几处，却明显自相矛盾，于情理文理不通，这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就算是纯粹地编也要编得有理嘛～ 疑惑处不止于这些，捡重要的罢了。 元稹岂会犯如此的错误，这等小篇章，又岂会如此驾驭不了呢, 笔者不禁要追问:元稹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三、试探元稹在《莺莺传》中掩饰了什么 元稹到底想要说什么，到底不想要说什么，弄得小说气韵不舒。他究竟在《莺莺传》中掩饰了什么, 《莺莺传》在时间上的矛盾，或者说，时间问题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特别的元稹不想让人知道的情节呢,在前人的研究究基础上，可以认为元稹护花之事属实。录一段《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字特以证明: 《莺莺传》云:“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白居易作《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白居易集》卷四二)，元稹之母为郑济之次女;元稹作《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云“我外祖睦州刺史荥阳郑公讳济”，元稹之母姓郑，与张生之母姓郑正相合。王至引庄绰说:友人杨阜公曾得元稹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元稹曾保护其家。如果真有此文，那就更添加一个确凿的证据。因元稹此文不传，姑且放一边。《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元稹)，今本《元氏长庆集》仅六十卷，可见散佚作品之多，安知杨阜公所见不是真实的, 既然，元稹确有保护过崔莺莺一家，崔氏丧父一事又属实。那么崔氏去长安一事也可当真。那现在问题就集中到崔氏为什么不走这点上，是什么力量不让崔莺莺去长安呢，何况还和张生同路,答案可以从下面三个中选一个:,、崔母不让去。,、莺莺本人不愿去。,、张生不让去。崔氏丧夫，前往长安。注意文中“将归长安”中的“归”字，可以，崔氏在长安是有故业的。郑氏丧夫，回家是首选。因此，郑氏不会不走。至于莺莺本人又怎能不想去长安呢，能和情郎同路，只恨天涯海角不够远。所以，莺莺的原因直接排除。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张生了。按理说，张生也不会。因为张生遇到这么一位在长安有故业的家财甚巨的美貌小姐，一路去长安，顺便也应试，没有什么不好的，美遇和文战并不矛盾。从这个思路上说，元稹不会是因为文战的原因离莺莺而去并阻止莺莺回乡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元稹实乃轻薄之人，在长安原有相好。此去，若多了个莺莺便会多多碍事。 如果，放莺莺回长安，自己不去，那两朵花一朵都没有了。所以，只好把莺莺一家留在蒲州是最好的选择。唐朝时承袭南北朝旧俗，以婚姻和为官两个方面来评定人品的高下。婚姻要配高门第，仕宦要为清望官。就算此时张生是“纯情”。那他也可以只是出于玩弄女性的目的而纠缠莺莺，一旦高中，就会另攀高枝。觅一桩上层社会的姻缘，做驸马也是文人的一个追求。可是郑氏母女又如何愿意呢,当然不会愿意。但别忘了，先前说到的“军乱”，元稹只要以之为名，让郑氏母女先留在蒲州，自己去长安报个信，一切安好，即可举家前往。而且，“张与蒲将之党有善”，留在蒲州是绝对安全的。所以，第一次张生去长安，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但肯定不是文战。莺莺也不是特别悲伤，“崔氏宛无难词”只是“愁怨之容动人矣”。等元稹跑到长安溜了一圈，安排得妥当后，又一次回到了蒲州。他完全可以说，长安军乱更凶，崔氏原本在长安的着落因“军乱”而不复存在了。从而断了崔氏回长安的心。这样就稳稳地成为他后园之花。但是，郑氏家有钱，仆人多，不能总是住普救寺的。元稹也可以让其置一处地产安家，这样把郑氏家财折腾完了，想走也走不了了。所以，第二次张生离开时，莺莺“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恰恰可以说明，张生在第一次离开她时立下过“殁身之誓”。她已不再幻想能和张生在长安相聚，怕是永别了。当张生留于长安时，莺莺的回信伤心欲绝也不为怪了。 小说里元稹站在张生的一面，当然不能把不利于张生“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形象的事写出来，自然要加以掩饰。这样一来，小说中的时间迷团算是解开了。 莺莺的投怀送抱应该是作者的一种包装，他是给自己的丑行加了一层美丽的遮挡。前文已经分析了，以莺莺的身份去主动做出那样的事，是说不通的。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莺莺严肃拒绝后，张生采取某种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或强行占有了莺莺。然后说成是莺莺 自己送上门来，别以为元稹是有意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的美丽女性形象。试问，在五四运动前，中国有谁会认为崔莺莺是一个大胆的人性觉醒的可爱女性，值得歌颂,元稹这样做的寓意就是，张生就没有责任了。亏元稹总算没有忘了说一句是张生“始乱之，终弃之”。 张生有无可能把他与莺莺的艳遇公布于从呢,应该是不可能。那元稹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一种寻找自我良心上的安宁。通过对莺莺心理的极细致的刻画，不难发现，张生还是和莺莺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的。但张生的轻薄和功名意识，让张生有负于莺莺，在元稹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所愧疚的。让“时人”来评价一番，在作品里让时人说出对自己无害的话，以叶障目，自己的自责之心也许就能平静。在最后的“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心理。至于，有人认为此句正好写出了一个唐人如何对待女性，如何造成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元稹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批判力量。这只是以今人之思想去遥猜古人之胸怀，怕是元稹本人不会想到的。 张生在异乡，文战不胜，居然不思念故人，不伤感境遇。最好的解释还是如前面所述，元稹在长安有一个安乐窝或者元稹又有新的追求对象了。这就不难解释接到莺莺的信后如何在真情面前反而无情了。在此之前，张生并没有立即斩断与莺莺的关系，可见在“张志亦绝矣”前，还应有另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文战得胜”，唐宪宗元和初，元稹应制策第一，任左拾遗。此刻迎娶门第高贵的韦氏正是绝佳时机。讽刺的是韦氏亡故之后，元稹赋《遣悲怀》一诗悼念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见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信誓旦旦说不再续娶，以此追思和报答亡妻。事实上，元某人其后既有娶妻，更有纳妾。 作者有意隐去的事，自然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也没有更好的用于求证的典籍。大凡是文学作品都须遵循文学规律，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去审视创作者的心理。从其文学性入手，避免纯粹的科学考据，也应是一条文学研究的道路。殊不知，文学现象同人的精神现象一般复杂，既使所有外有的因素完全再现，文学创造也绝不会再现。考据出来的 东西是科学的，但不一定的文学的。 将真实的生活经历进行加工，文过饰非，以满足于自身感情的追忆和心灵的安宁，这是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目的和原则。但是弄得语焉不详，疏漏频出，也无疑成为其艺术上的硬伤。然而，就这样一篇中国早期的小说，却对后世影响极大，屡屡改编。这又是为什么呢, 四、试析“莺莺情结” 答案就是，在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莺莺情结”，先充当一个威风的护花使用权者，救美女于乱军之中，后得自然得到美女垂青，半夜投怀送抱。就算是以后做了有负人家的事，也可以用妖孽的罪名一推了之。所以，《莺莺传》能跨跃时间与空间障碍，博得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喜爱。《莺莺传》的影响深远恰恰是男人的这种“莺莺情结”的作用的结果。要是哪天《莺莺传》没人看了，那中国的女人和男人就真的平等了。 总之，《莺莺传》是一部元稹剖露自己心迹想寻求内心安宁的作品，但其又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而做了可耻的隐藏。其过高的文学史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的影响，着实要辨证地看待。 莺莺传》是元稹的一部重要传奇作品，亦是唐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具有深远影响。正如文中所言，崔、张爱情故事在当时讲述之时便已经“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了，对于故事本身的兴趣，推及故事的写作时间、创作动机、人物原形、艺术成就等问题的长期持久的讨论使得这个故事更加具有魅力，加之后人的不断改写，使它不断焕发出新的艺术力量。而我初读自不能“深究”只能“初探”，抑或只能是浅读偶感，但发微志了。 作为初读者首先自然是从故事本身出发去理解，却发现文中的时间地点似乎有些含混不清，欠缺交代。如文中既然说张生“游于蒲”而适 会“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且“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那么且不论这么一大家子人和家当是如何在普救寺这么一个僧舍住下的，在张生设法替崔家免遭兵乱之后又是如何“饰馔”且“中堂宴之”的,后面又接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叫出来拜见恩人，倒像是在自己家里。或许是就兵乱之后那么十余日崔家就已经找到了房子安定了下来，于是什么西厢啊什么墙东的杏花树啊就都顺理成章，而且数月甚至岁余都没有搬走，倒是张生赴京赶考滞京不归了，崔家“将归长安”的事就跟没提过一样，更像是户地道的蒲州人家，不然红娘何来“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建议张生通过媒妁明媒正娶,何来莺莺“永以遐弃”之言,再者，古代历来重男轻女，女子的姓氏未嫁随父，既嫁随夫，几乎没有名字，而这里“崔莺莺”倒是有名有姓，一个堂堂男一号竟然仅以“张生”贯穿始末，姑且相信他姓张名生，那怎么没有个字呢,古代很少直唤名讳的，作者言“稹特与张厚”，既然关系这么好更应呼其字才对。 这些细枝末节许是我对于古代习俗礼仪知之太少，且无关故事主要内容，我也就略过了。故事中也还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进入故事骨干，张生始见莺莺即为其美貌所打动，席间即“以词导之”，主动跟莺莺搭话，大异其前所述的即使与众人游宴也很少留连顾盼，只容顺而已，大有君子风度的样子，当然这也是为了反衬张生对莺莺的反应之大吧，连他自己都说见了莺莺竟“几不自持”，还相思到“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的程度了。许是红娘感动于张生的真情(姑且先相信是真情吧)于是开始帮忙传情引线，也或许是红娘自己也是年少年纪对于情爱之事颇多憧憬。据一些史料载，唐代女子的性开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算是极为开放的了，私会野合私奔定情的事情并不在少数，由女子提出的离婚成功率也还是高一些的。大致自汉代以来，关于男女幽会相许的浪漫故事就流传颇广，还沿袭下了一些固定的规矩，如男女若幽会，时间地点一般都是由女方来定的，且女方要自带枕头和被子，走是再拿走，而且拿什么枕头都有不同的寓意。正如在文中张生以春词求欢，莺莺以彩笺回复时间地点相见，还有数 日后红娘捧莺莺奔张所幽会时，“敛衾携枕而至”。 在论及崔张爱情悲剧的原因时有学者认为不是张生的薄情寡义始乱终弃，倒是因为莺莺的果敢和机敏，即所谓“自献之羞”，认为张生赴京应考之际，婚未成，仕不就，惶惶然孤身飘零，而由于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种种原因，莺莺是难以长久地痴等空守的，遂“志亦绝矣”，这才有那篇表面冠冕堂皇、内心无限凄苦的“辩解”，实则自我解嘲而已。因此认为“张生决不是莺莺眼中的“负心汉”，而是不能尽情的情人。并认为《莺莺传》末尾关于贬莺莺为“妖孽”的议论“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末世之叹，而绝不是卑鄙地要为自己‘玩弄女性’开脱”。关于这种观点我倒持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认为不完全有道理。一方面是由于以上所言，在古代男女私下结合除了男性的挑逗之外，还是要女性主动的，莺莺所谓“自献之羞”实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罢了。当然，另一方面，即便民间是有这种传统，但是正统观念中仍然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 (只不过在唐代对此的指责也即对女性的压抑没有后来宋代尤其是明清时严重罢了)，因此作为文中所谓殷实之家大家闺秀的莺莺这样做确实是十分大胆，有违诗礼的，而我们从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莺莺的秉性，其回复张生的信更是情真意切，吐血含泪，哪来的因无法等待相思之苦而以“自献之羞”为由要中断呢,明明是“没身永恨，含叹何言,”明明是“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即便“心迩身遐，拜会无期”也不忘嘱咐张生保重，信中三次出现“千万珍重～”，一个女子对于恋人的极恋可谓感天动地了～那为什么又说这种观点有可取性呢,这一点我们现代人也很容易理解，即使今日也有很多人是持“先立业后成家”的观点，若我们以文章观点为意，认为张生实为大丈夫的话，那么他认为自己没有功名不可婚与莺莺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张生曾经也确实想过娶莺莺，“常诘郑氏之情”，但如文章诸多地方一样，只交代了一句就没了下文，紧接着就是张生离去数月复归，累月又走，抛弃莺莺了。提及此，就还要说及其他对于崔、张爱情悲剧原因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崔、张之间的爱情悲剧是唐代门阀制度下的产物。陈寅恪就认为莺莺可能出自寒门，因此欲宦于仕的元稹抛弃莺莺是必然的。莺莺被抛弃，正是当时门阀制度、封建婚姻制度压迫的结果。后来刘大杰、孙望、张友鹤等都同意这种说法，并由此指出张生这种行为暴露了封建士大夫阶层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本质。这种考据当然有其合理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张生与莺莺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如果由此而推及整个封建士大夫阶层并上升为“本质”的高度就不免有些偏颇了，只能说封建等级社会条件下，一些士大夫的始乱终弃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元稹“热衷巧宦”说。曹家琪否定陈、刘认定莺莺出身低贱的说法，认为莺莺出身名门，是崔鹏之女，只是家道后来逐渐衰微，“以‘热衷巧宦’的元稹来看，寡母孤儿在当时是无权可借的。元稹要留着‘婚’作为取得‘官’的本钱，这正是他弃遗莺莺的原因。”这种观点虽然与上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认为莺莺遭弃是由于于仕途无益。如此说来，即便张郎有意，甚或情真意切，由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的考虑也不得不始乱终弃，那么我可不可以说，这也便把张生抛弃莺莺的责任从他身上挪走了，卸给了封建社会，那么是不是所有始乱终弃的负心汉都可以堂而皇之甚至抬头挺胸理所当然的说“这不是我的错”, 也有观点认为是“情”与“礼”矛盾冲突的结果。霍松林认为，“从《莺莺传》本身看，所谓‘高门’和‘寒门’的矛盾是没有的。”他还着眼于封建礼教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分析张、崔爱情发展的全过程，认为在张生和莺莺身上，“‘情’和‘礼’的矛盾是早就存在着的”。后来张生抛弃莺莺，“从表面上看，‘礼’终于战服了‘情’，但实际上，‘礼’是虚伪的，而‘情’的火焰是非常炽烈的”，因此才会出现后来张生以“外兄”的身份求见莺莺的情节。我觉得这种观点更切进文本，而且也可能更切进张生抑或元稹的内心。文章之初即介绍张生 “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但张自己也承认了自己“非忘情者也”，于是见到莺莺之后的“几不自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一个克己守礼温茂谦谦的公子就“因情乱礼”了，而莺莺，一个端庄自持的大家闺秀也由于对爱情的憧憬萌动“因爱乱礼”了。因 此，他们的结合是双方的“情”战胜“礼”的过程。而张生后来的“弃”除了上面所说的现实原因，也许就是此时理性的复归。在情爱冲动满足之后，慢慢冷静了的张生也许发现了这种行为的“非礼”之处，也看到了感情渺茫的出路，于是“礼”又战胜了“情”。张生离去时“愁叹于崔氏之侧”，表现了他内心的不舍与挣扎，其后欲以“外兄”见之,见之不得而“怨念之诚，动于颜色”的情状也表明了内心的痛苦。但对于女子而言，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不能释怀甚至于断绝来往都是可以理解的。况如文中所述的莺莺，通情达理，秀外慧中，对张生一片热忱，"自従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这样的理由是完全切合心境的，坦陈情意，即便"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的决绝亦是“骨化形销，丹诚不泯”的守誓，将一腔情怀永埋心底了。对此也有人否定张生对莺莺产生过真情，认为“仅止于钟色而已”，张生实际上是个“会伪装、善矫饰的伪君子”、好色之徒。这当然也是失之偏颇的看法，然一面而求欢也确实会不免让人做此想。 在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张生的妇女观念所致。姚瑾认为张生与莺莺相恋之际，不仅仅在于重色，而是产生了真情，随着崔、张爱情的发展，张生的爱已经逐渐变得具体、丰富，但由于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地下，张生性格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轻视女性，甚至视女性为玩物的卑鄙念头。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才导致最终张生的遗弃莺莺。所以崔、张爱情悲剧的产生不仅仅如陈、刘所说是外在压力或出于名利的考虑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张生多种性格因素的存在。这种观点的部分说法正如笔者以上所言，但多种性格因素中妇女观念的压倒性作用还是缺乏说服力的，但这种观念无疑也是起着作用的，但这种观念是否到了轻视女性以至视女性为玩物的程度却未可知。 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专制下的儒家思想是极为压抑人性尤其是性的，而“贞操”观念更是封建男权统治为维护其血统、其宗族统 治而强行添加给女性的枷锁，因此，在“情”或曰“性”这个词条下，同样受到压抑的两性之中女性便无形之中又受到了“男权”这一层压抑，男性仅凭借其性别的优势而比女性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加之女性在封建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语和男性的普遍在场，就使得这一悲剧变得难以避免而更具有摧悲人心的力量，以至张将莺莺说为“妖孽”更让人心中生恨而不齿。至于为何“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我想或许就是许其知己已为非礼而断之矣，用原文的话说就是“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让知道的人不去做这样的事，让做了的人不为所惑，及时中断。这显然是一种极为男权的封建正统思想，礼压倒一切，顾礼而不顾人心人情更不顾女性的感受和处境,就连女性自己都认同了，“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莺莺在回复张生的信中情辞恳切之至真所谓达到张爱玲之爱到尘埃里了，卑微得伟大到让人读之不忍～后代对崔、张爱情的改编，尤其是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之时，莺莺弱弱的一首口占"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后，张生马上回曰“人生长远别，熟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改变了张生的形象，成为感人的佳话，把崔、张爱情的矛盾完全指向了封建礼教，这与《莺莺传》中二人有意冲破礼教而结合却终为对礼教的畏惧、妥协而无法结合大相径庭，这自然也是由于唐代风气较为开放，对于人性的压抑没有到激化的程度罢了。 那么既然元稹持着这样的态度又为何做了类似“狗尾续貂”一样的结尾呢,文章主题对于莺莺的正面刻画，对于崔、张爱情的美妙的描写到了结尾似乎全没了意义了～社会原因以上已经分析了，元稹自然要努力使自己的文章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张生是不是元稹本人呢,自宋代即有赵令畤认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并认为传奇大抵都是作家的经历，以作家本人为原型。在分析对于崔、张爱情悲剧原因潜藏的一个问题即是张生原型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各方分析原因时的分歧所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既不能完全把张生当成元稹，也不能完全把张生当作一个虚构的人物。原因有三:一，目前并没有找到元稹本人这样说的证据，那么所有推测就都是推测，而不 能妄然推定;二，即便就是元稹本人，那么他在记录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既然采取以张生为名，且还言“稹特与张厚”，就是为了避嫌，那么文中就一定还有其他地方予以了虚化甚至改写，这样也就可以算作艺术加工的成分了(笔者在开头所指出的在时间地点等多处的含混不清是否系为此故,);三，既然具有了艺术加工的成分，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我们是不能按照本人那样去要求和理解的。因此，不忽视元稹本人的经历、态度，重视文本，当是最为恰切的态度。 谈至此，即是我浅读《莺莺传》的所想，其间思考不免幼稚，或多有纰漏，但发微志，忝为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