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理学辩证

满清理学辩证 倭仁理学师承嘉庆进士唐鉴(1778~1861),唐鉴论学“于宋宗程朱,于明宗薛胡,于清宗陆张,排斥心宗最力,以为害道。”倭仁问学于唐鉴,唐鉴明示程朱格致主旨:“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倭仁领会其师,评曰:“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倭仁于理学“从王学入手”,而改宗程朱,并且确立了“恪守程朱”的学派立场。 但是,唐鉴“以居敬穷理”为程朱理学宗旨论并非正道,其一、曲解了程朱理学“理高于势”的本旨;其二、在低一个层面上以经世济用服务于现实政治。事实上,唐鉴、倭仁能够在满清皇朝官高禄厚本身就在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其理论是对程朱理学宗旨的扭曲,而另外一个唐鉴的弟子曾国籓以经世济用推动洋务运动,却不能对腐败已极的满清皇权稍有疑义,也足以说明这一学派对程朱理学理解的局限。 程朱理学本旨,程朱理学谓理境界为“冲膜无朕,万象森然。”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因此提出理高于天地,理高于势。 理学千万言,其实就是一句话:摆脱人为的所有规定。 因此,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朱熹都曾为帝王师,他们以理入政治,他们对于皇权的理解是空前的,他们都明确要求皇帝正心诚意,也就是要求皇权服从于理。这是理学的基本点,是从孔孟的仁义、荀子的“崇圣隆礼”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一路发展开来的中国思维的最高点。 就其本旨言,程朱理学不容于皇权,这一点从程颢、程颐、朱熹个人的命运可以读出,事实上也反证于唐鉴、倭仁、曾国籓等个人的命运。仍然没有摆脱人治格局的现代中国,理学境界依然令人仰之弥高。 综观理学。对于人的理解尤深刻于西方的天赋人权,宋理学五子之一的张载基于理的理解,这样写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理学的根本愿望是:为人类创造出一套更具人性化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基于人本身,而排除原来的家与国的概念。 次而论之,即使以格致论主旨,唐鉴之说也是错误的。所谓格致,张载认为“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张载的理具有明确的客观性,他认为“理不在人皆在物”,因此穷理是理解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这一点,对于唐鉴、倭仁等人是无法实现的。程颢描述穷理的境界:“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曾国籓时期已经有多人劝其推翻满清建立新朝,曾国籓有心而不敢,于是痛苦以终,又何时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再而论之,程朱理学是汉民族危机时期的产物,民族主义是程朱理学次一级的宗旨,对于异族政权的满清皇权尤其不能相容。这一点可以见证于明末清初的程朱理学之大儒吕留良的理论及其个人命运。 吕留良正是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信念的学者,因此他持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朱子钱穆论之,“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 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吕留良是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的,雍正之暴虐,满清皇权对程朱理学之恐惧可见一斑。 当然,吕留良并不局限于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同时是一个反专制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达于程朱理学的主旨,他写到: “秦汉以后,许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因此“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吕留良为程朱辩解:“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吕留良所述种种也就是程朱理学否定的规定种种,于是有“存天理灭人欲”一说。 吕留良之程朱理学观即在反异族统治,也在批判君主专制,对于那一个时代而言,程朱理学对于汉民族,对于人类,无异于思维上的一质变性的进步。但是,真实的程朱理学绝不容于满清皇朝,吕留良案件后有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为吕留良辩,或遭暗杀,或遭凌迟处死。 能够见容于满清皇权的程朱理学当然是一个废其宗旨的学说,唐鉴倡导程朱理学所以能够得到满清皇权的赞同,即在其理论背离程朱理学宗旨;高举“卫道护教”旗帜的曾国籓,其道、其教只是服务于反对上帝教,镇压太平天国,应该承认曾国籓并非不明白程朱理学的主旨所在,但是残酷的虐杀无疑震慑了这一代豪杰,他们的意趣最终体现于他们的传人如袁世凯和章太炎,那是一个“又一代人”的问题;至于倭仁,其理论对程朱理学主旨的背离又较唐鉴更远一步,倭仁的荒唐即见于其理论,也见于其政治。 不能虐杀就只有曲解。应该说唐鉴们的曲解仍然为世人证明这一学说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经世致用上,却也为晚清的洋务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即使是现代的改革开放,仍然能够读出这一理论的证明。当然,我们能够明白,对于程朱理学言,经世致用并不是透彻的理论,与其说经世致用是洋务运动的“特色”,不如说理论的表层性是洋务运动的“特色”。 满清(1644年—1911年)皇权统治中国267年,终其一身都维持着部落统治的模式。以中国史上发生过的皇朝存在的时间作比较,清朝是一个中等时间段的朝廷,而以一部落统治大中华尤能开疆拓土,论史者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权。 如果说初期满清部落取得皇权的成功在于晚明社会思想的混乱,这一混乱因陆王心学过于强调个性的解放而发生,这一点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应该引为教训而自戒的;而中晚期满清部落皇权的成功则建立于对汉民族惨烈的大屠杀和对中华历史和道统的修正,这一点不能不唤起我们重塑中华道统的意志与决心。 历史启迪智慧。纵观历史,中华历史和道统重视文化对于社会存在的决定性的意义,从周易的“成之者性”到程朱理学的“性即理”,都把共识-人性-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 当我们以此视角观察社会,我们能够清楚,满清部落皇权对汉民族惨烈的大屠杀是在摧毁汉民族的意志和自信。应该承认满清部落皇权的手段是非常成功的,汉民族从此堕落 为一个懦弱的民族,不仅仅因此维持了满清部落皇权267年的统治,在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出现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许多次大屠杀,固然说明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也证明那些被屠杀者的懦弱,这种懦弱甚至延续于当代,表现为赵本山现象。 更重要的是满清部落皇权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和中华道统的扭曲。以道统的演变看,荀、董儒学固然奠定了汉家制度,决定了汉人生活,但是东汉以降,儒家教义【公羊】与【谷梁】之间的交错已经导致社会思想的大混乱,大一统的局面一再被打破。魏晋是中国思想大变革的时期,它结束了前期的混乱,也奠定了宋、明时期的国家哲学—即宋明理学。以孟子义理为弘扬的宋明理学表现出一类非宗教性却胜于宗教之坚毅的信念特征,它表现为宋、明之前、之后的知识者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其一、读书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做官;其二、气节高于生命。 作为信念的宋明理学典型地体现于北宋五子,南宋朱、陆、陈等学派诸子的人生;而对于明朝之理学诸子,又进一步表现于文化信念与政治权力之间激烈的冲突中,无论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方孝孺案,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的大礼仪案,明熹宗朱由校时期的东林党人案等等,都令后人感慨一种信念的坚毅和激励。 但是,这一崇高的信念却毁于满清部落皇权的摧残,而满清部落皇权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明白一个民族文化、历史产生的信念是不可以被毁灭的,满清部落皇权对中华道统的摧残就表现于对理学,尤其是对程朱理学的扭曲。 壶公评论满清理学,固然出于批判,而立足点却在于,为程朱理学的弘扬求正解,寄托了对中华信念重塑的希望。 壶公评论2015/3/22写于东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