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

Qin, Ling, D. Q. Fuller & E. Harvey (2006). Subsistence of Hemudu Site, and reconsideration of issues in the study of early rice from Lower Yangzte. Dongfang Kaogu [Oriental Archaeology] 3: 307-350 [in Chinese] NB: the page numbers above. The version below is a proof version without final page numbers. 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 ——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秦 岭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 傅稻镰（Dorian Q Fuller） Emma Harvey 1 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 ——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秦 岭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 傅稻镰（Dorian Q Fuller） Emma Harvey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农业社会的出现一直是考古学界 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农业的相关探讨更是十分活跃。不断涌现的新资 料将学界的目光吸引到了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并且在近年的工作中开始逐步重视资料的系 统性以及研究方法的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也层出不穷。 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发展趋向在影响最为广泛的河姆渡文化上却未有真正的体现。河 姆渡遗址代表了成熟的稻作农业社会的观点1，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默认。河姆渡在世界稻 作农业研究史中一直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 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稻属遗存，有着非同其它的里程碑式的意义。直至今天，国际学界提到中 国的早期农业或者稻作农业问题时，河姆渡仍是被引用最多的关键词之一；在视野更为广阔 的研究中，河姆渡更成为了稻作农业文明往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起点2。不管对于最新的年 代更早的各类考古学证据，大家作出怎样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和讨论，河姆渡都毫无异议被所有的研究者 所接受，并往往据此推导出稻作起源应该比河姆渡更早的假说。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关于河姆渡的讨论都只是建立在七十年代发掘后初步认识的 基础上的。河姆渡发掘已是三十多 年前的事情，囿于当时的发掘理念 与技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科学系 统的自然遗存采集分析工作，当时 采集的部分动植物遗存随着时间 的流逝也已经散布于各研究机构， 无法做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也因 此，早年获得的资料和初步认识作 为学界的共识，在缺乏对原始资料 系统分析的状况下，被中外学者一 再重复的转述与引申，并且出现在 中外各类教科书上。 近几年来，浙江地区发现了一系 列年代更早的重要遗址，比如跨湖 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稻属遗存，比 河姆渡早一千年左右3；上山遗址 出土的陶片中羼和了稻壳，其年代 更是早至万年以前4。在河姆渡文 化被当作成熟的耜耕农业的前提 1 《河姆渡》发掘报告的最具代表意义的说法是“河姆渡遗址的先民过着以耜耕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371 页。 2 Peter Bellwood 2005, Fir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 年。 4 盛丹平、郑云飞、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长江下游万年前稻作遗存的最新发 现，《农业考古》2006 年第 1 期，30－32 页。 Jiang Leping and Liu Li 2006. New evidence for the origins of sedentism and rice domestic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River, China. Antiquity 80: 355-361. 图一：本文涉及的主要遗址分布示意 1.河姆渡 2.田螺山 3.跨湖桥 4.上山 5.良渚 6.马家浜 7.南河浜 8.马桥 9.崧泽 10.龙南 11.圩墩 12.三星村 13.龙虬庄 14.凌家滩 15.贾湖 16.八十挡 17.彭头山 2 下，这些遗址也被不同的研究者认为是稻作农业发端或发展的代表，因此将长江下游的稻作 农业起源往前一推又推，和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成鼎立之势。 《河姆渡》发掘报告历时三十余年终于在近期得以出版5，这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而在 上述的研究情势下，这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在学术界把稻作农业起源不断往万年前 推进，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新发现新资料也开始加入整个讨论的时候，完全有必要对《河姆渡》 报告进行重新的梳理与讨论，对河姆渡遗址所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重新的 评估。 本文将基于最终发表的《河姆渡》报告，分析和重新评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 相关遗迹和工具情况，并与其他相应资料进行比较（图一）。众多的实物证据显示了河姆渡 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季节性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尤其是橡子）资源的生计模式，这对 教科书上被描绘成“发达稻作农业”的习有认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外，本文也希望借分 析河姆渡遗址的机会，重新对相关的研究分析方法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尽管河姆渡遗 址的年代比目前大家热烈讨论的那些早期资料要晚了许多，但由河姆渡遗址研究中所反映出 来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因此希望能引起对已有研究惯性的反思，并对今后的研究方 向有所启发。 本文结构上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河姆渡遗址的分析，将依次分析稻属遗存方面 的证据、其它动植物遗存的构成与相关的遗迹与遗物；第二部分就稻属遗存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集中进行方法上的讨论，并介绍国外相关的研究进展尤其是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 部分再次回到河姆渡遗址，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图景中来认识其位置，提出 可能的稻作农业进化模式，并将之与相应的聚落演变、社会复杂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 （一） 河姆渡遗址分析 河姆渡遗址前后经过两次发掘。第一次是 1973 年冬到 1974 年，发掘面积 630 平方米。 之后马上在 1976 年召开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座谈会”，当时即提出河姆渡遗址的 第三、四层为“河姆渡文化”。第一期的资料后来以发掘报告的形式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其中对出土的稻属遗存已经进行了初步研究，而对遗址性质的认识为“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处 于耜耕阶段，农业已成为它的主要经济部门”6，这个认识后来也被一直沿用了下来。第二 次发掘为 1977 年冬到 1978 年，这次发掘在上次发掘区的北面，发掘面积 2000 平方米，除 了将第四层、第二层分成 A、B 两小层，第三层分成 A、B、C 三小层外，总体的地层序列 和第一次发掘相统一。这次的资料以主要收获的形式发表在《文物》上，与前次相比，在文 化分期方面提出“认为四个文化层应属于同一文化内涵的四个时期”的认识，而在经济形态 上的认识没有提出新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7。本文讨论的河姆渡文化，指的是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和第三层， 不包括年代较晚的第二和第一层；本文征引的考古学资料，均以 2003 年最终出版的《河姆 渡》报告最准。 河姆渡遗址的稻属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稻属遗存主要集中出土在第一次发掘的④层上部、即第二次发掘的④A 层 内。报告对这层堆积的描述如下： 第一次发掘区8：“第 4 层上部（即相同于第二次发掘的 4A 层）普遍夹有一层至数层谷 壳、稻杆和稻叶等的混合堆积物，中间也有炭化的稻谷。这种堆积的厚度约 0.2-0.5 米。”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 年。 6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1－108 页。结论见 93 页。 7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1－15 页。在这个 “主要收获”中，并没有细分出各地层内的 A、B 小层，并且主要介绍了出土遗物和墓葬的情况，没有提 到任何和稻属或其它自然遗存有关的新资料。 8 报告第 9 页。 3 第二次发掘区9： “4A 层……这层堆积特别厚，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丰富。多数探方发现 灰、黄、白三色黏性细砂土，分别与木屑（片）、谷壳、稻杆和稻叶等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 堆积，每层间距 0.02-0.10 米不等，最厚处达 1米左右，但不连片。橡子、酸枣和菱角等植 物果实遗存出土时新鲜如初。各种动物骨骼比比皆是。大大小小的苇编常有发现。出土遗 物有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 当时所有的注意力被大量的稻属遗存所吸 引，主要的讨论也集中在对此层堆积性质的认 识以及堆积内选出的水稻遗存的分析上。根据 该层的厚度和分布情况，有学者推断出大约相 当于 120 吨的水稻总量10，这个数字后来被大 量的教科书、论文不断的引用，最近甚至被西 方学者直接引申为是打谷场的堆积11。 《河姆渡》报告仅仅发表了一张④A 层的现 场照片（图二），同时还发表了两张④A 层堆 积出土时的细部照片（图三），正是这些资料 令我们对这层堆积的性质产生了疑问。 一方面，在估算水稻总量时有一个很重要 的堆积延续时间的问题。那么④A 层的形成大 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首先来看测年，河姆渡遗址共做了 27 个 测年数据，都来自于第一次发掘，因此并没有 分出单独的④A 层来，其中第④层的测年数据 一共有 16 个，按照现在普遍使用的 5568 为半 衰期，经 Oxcal 软件12作重新校正后，这组数 据汇总的结果为 5100BC 到 4500BC (67.4%)， 和 5200BC 到 5150BC ( 0.8%)，结合数据分布 的情况，④层延续的时间可能在三四百年左右 （图四）。 其次再看堆积的性质和形成的方式，照片 所见的堆积形态显示出一个层层之间互有间 隔的特点，说明可能是一个连续的周期性重复 的形成过程13，而这个过程延续多长，目前尚 没有直接的测年数据能够说明。 另一方面，从细部照片判断（图三），堆积是比较单纯的，至少图中显示的几乎全部都 是稻谷、空稻壳以及稻壳的碎片，相对而言茎秆类的废弃物并不是很多。这样的堆积特性说 明更有可能是去壳这个步骤中留下的废弃，而不是打谷（脱粒）阶段留下的废弃。如果是打 谷时候的废弃物，其中的茎秆类遗留应该占很大的比例，稻壳类遗留反而不会成为堆积的主 体。 9 报告第 11 页。 10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上），《农业考古》1982 年第 1 期，22 页。 11 Peter Bellwood 1997,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second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 208. 12 Atmospheric data from Stuiver et al. (1998);OxCal v3.10 Bronk Ramsey (2005); cub r:5 sd:123 probusp[chron] 13 类似的堆积形态也见于最近发掘的余姚田螺山遗址，该遗址距河姆渡仅 7 公里，同样为河姆渡文化时期 的居址。就田螺山遗址的堆积看，这样的“千层糕”糕状堆积呈现出不连续分布的特点，同时不同类型的 有机物如稻壳、鱼骨、菱角、橡子壳等都有各自相对集中的分布。这与《河姆渡》报告对④A 层的描述基 本是一致的，也因此推测这样的堆积是集中放置的废弃堆积。关于田螺山遗址的情况，参见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余姚田螺山遗址首期考古发掘简报，《文物》待刊。感谢孙国平先生提供现场观摩的机会。 图二：河姆渡④A层堆积状况 （引自报告图版二，2） 图三：河姆渡 T223④A 层出土的稻谷堆积 （引自报告彩版四一二，2） 4 在这里讨论是打谷还是去壳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野生稻和驯化稻14都需要去壳方能食 用，但只有驯化稻才必须要有“打谷”这个步骤，因为驯化稻丧失了成熟后自动落粒的生物 特性，需要人工进行脱粒。 综上，对于河姆渡遗址主要稻作证据④A 层堆积的判定本身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由于 这样的堆积分布不连续、延续时间不明确，因此无法由此说明水稻消费在当时生计模式中所 占的比例15；第二，以大量稻壳为主的堆积特点仅说明河姆渡文化先民曾经进行过去壳的稻 谷加工行为，但无法由此确定加工的是野生稻还是驯化稻，因为不管吃哪种稻子都是需要去 壳的。 关于④A 层的具体状况，报告仅仅提供了 上文摘录的几段文字描述以及屈指可数的几 张照片，因此我们的疑问也无法进一步的展 开。所幸的是，该层中出土的稻谷、稻米、稻 壳等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非常 的丰富，据此我们可以对稻属遗存本身有一个 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于河姆渡的稻谷，所有的学者几乎无一 例外的预设了驯化稻的结论，大量的研究只是 集中在判定水稻类别的问题上。有意味的是， 虽然面对的是同一批考古学资料，不同的学者 观察并测量不同的指标，用不同的判定方法， 最终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游修龄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后，最早 对出土的稻谷进行分析16，他以现代籼粳的形 态差异作为判定标准，对河姆渡的稻谷进行了 测量（26 粒），主要用到了两个指标，一个是 长宽比，一个是稻壳表面的特征。河姆渡稻谷的长宽比平均为 2.62（变幅 2.53－2.71），判 定是典型的籼稻；稻谷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整齐，也是典型籼稻的征状。因此最终 的结论为“河姆渡是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由于作者没有发表具体的测量，这批资料无 做重新的分析。 周季维对 1977 年第二次发掘的样品进行分析17，在四个探方④A 层的样品中随机取 500 粒，除去 197 粒不完整的，鉴定了可辨认的 303 粒。他的主要判定标准仍旧是长宽比，最终 结论是粳稻 23.43％，籼稻 74.59％，爪哇稻 1.98％（属于爪哇类的共有 6 粒，因为颖肩方平， 稃毛集中在肩部，具定芒，因此得出结论）。尽管周文发表了相关的测量值，但却不是完整 的数据，文中公布的两个小 样本 保单样本pdf木马病毒样本下载上虞风机样本下载直线导轨样本下载电脑病毒样本下载 的样品总量是 178 粒，即使算上未公布长宽数值的 6 粒“爪 哇稻”，离 303 粒稻谷的总量也还相差甚远；其次，公布的数据将样品分成了籼粳两类，同 时发表了两类的平均值和变幅数据，而其长宽比的变幅是不连续的，长宽比在 2.46-2.73 或 者 2.36-2.70 之间的数据没有在这个统计表格上面得到反映18；因此，笔者大胆推测有相当数 14 本文没有用中文文献习称的“栽培稻”。如下文将特别指出的，栽培（Cultivation）和驯化（Domesticatio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类的行为，后者是植物本身发生的生物性状的变化。对于作物起源地而言， 两者并不同时发生，必定有一个通过栽培最终驯化的过程（参见傅稻镰：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古代文明》 第四辑，317－338 页）。 为了厘清稻作农业起源及发展的具体过程，笔者提倡要明确术语的内涵。在本文中，“驯化稻”指生物性 状发生变化后的水稻，即 Oryza Sativa（亚洲栽培稻）。只有在不分籼粳亚种但涉及 Oryza Sativa 的时候，才 使用“亚洲栽培稻”的学名。“栽培稻”可以是“栽培的野稻”也可以是“栽培的驯化稻”，意义模糊，因 此本文不再使用“栽培稻”这个概念。 15 也有其它学者提出关于此层堆积的不同意见，参见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49－55 页。 16 游修龄：对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 年第 8 期，20－23 页。 17 周季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稻粒形态分析鉴定报告，《河姆渡》报告 429－430 页。 18 就其它早期稻属遗存统计数据一般呈正态分布的常态而言，长宽比介于两者之间的稻谷在河姆渡完全不 图四：河姆渡④层测年数据汇总 5 量长宽比介于典型籼粳之间的数据在最后的比例统计中被忽略了，缺失的数据可达 119 粒 （＝303－178－6），几乎占所有鉴定标本的三分之一强。 周文最后说“同层堆积物中尚有大量空秕稻壳及稻叶、茎秆凝块和菱角，均证为水生型 一年生栽培稻，而非采集稻、野生稻和多年生野生稻。”——为何“大量空秕稻壳及稻叶、 茎秆凝块和菱角”就可以证明是一年生栽培稻呢？周并未说明理由。或许我们应该作这样反 问：“假设当时人们利用的是‘采集稻、野生稻和多年生野生稻’，难道堆积物中有不会出现 ‘大量空秕稻壳及稻叶、茎秆凝块和菱角’了吗”？ 除了稻谷本身粒形的特征，汤圣祥、张文绪利用“双峰乳突鉴别法”，通过扫描电镜进行 了观察和判定19。该项研究选用了粒形完整、稃壳破损较轻的 3 粒稻谷进行观察，用了现代 的 8 个籼稻和 8 个粳稻样本进行比对。按照张的研究，双峰乳突分成“钝型”（粳稻多属于 此类）和“锐型”（籼稻多属于此类），据其判定式的计算，该文认为 3 粒测量的河姆渡稻谷 分别为钝型混沌态、钝型分化态和钝型稳定态，即为中间偏粳或典型粳稻。 同时该文作者已经认识到游和周“对同一客体的认识颇有歧见”，他们对另外的 105 颗河 姆渡稻谷进行的粒形的测定，大于等于 2.5 的有 68.5％，小于 2.3 的有 15.1％，介于两者之 间的有 16.2％20，这个比例和周季维的粒形统计其实是相符的，同时被“双峰乳突鉴别法” 判定对粳稻的 3 粒稻谷的粒形指标也符合所谓籼稻的标准。因此该研究的最终结论为“根据 上述种种特征综合，河姆渡稻谷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是向籼粳演化过程中的‘正在分化的’ 类型，而不是‘已分化了的’类型。……对河姆渡出土稻谷 105 粒的长、宽和长宽比研究证 实，河姆渡时期的稻谷粒形变异甚大，亦表现为正处于“正在分化”的非籼非粳时期”。也 因此，张文绪提出了“河姆渡古栽培稻”的命名。关于此项研究，先就“双峰乳突鉴定法” 的可行性提出一个疑问，该文提到电镜观察必须遵循的四个必要条件21的第一条即为“观察 材料是成熟的颖果”，用于比对的现代样品显然符合这一条件，但用以鉴定的这 3 粒河姆渡 稻谷是否能够确认是成熟的颖果呢？该文即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提供鉴定成熟与否的具体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唯一提到河姆渡存在野生稻的研究来自汤圣祥和佐藤洋一郎22。他们合作对 105 粒稻谷 进行了分析，将抽样的 81 粒稻谷依有芒、断芒和无芒初分后，发现有 4 粒炭化稻谷具有普 通野生稻的特征：粒形瘦长；芒上小刚毛长而密；小穗轴脱落斑小而光滑，具有自行脱落的 痕迹。佐藤同时提到“其他炭化稻谷的小穗轴脱落斑大，粗糙内凹，具有受力折断脱落的痕 迹”23，所以是需要人工脱粒的驯化稻。 这项研究揭示当地是有野生稻存在的，因此也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判定时不能只 拿驯化稻作为比对标准。佐藤没有考虑到的内容仍是稻谷成熟与否的问题，未成熟的稻子都 掉不下来，不管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都是一样。逻辑上讲，小穗轴“具有受力折断脱落的痕 迹”是驯化稻的特点，但也有可能是尚未成熟的野生稻24，因此不排除佐藤的 81 粒样本中 还有其它野生稻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把已有的稻谷测量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图五），可以将上述疑问综合如下： 首先，被判定为籼稻或者粳稻的河姆渡稻谷的变异区间是互相重合的，特别是汤圣祥测量的 105 粒稻谷，判为粳稻的一、二象限完全和判为籼稻的四象限落在同样的分布范围之内，而 周季维的数据如上文所推测，尚有大量落在中间比值的数据没有交代，因此重合的范围会比 图示的还要大一些。第二，佐藤定为野生稻的 4 粒稻谷全部落在籼稻分布区内，张文绪定为 存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其它研究成果也显示出存在长宽比介于中间值的遗存，参见注 18。 19 汤圣祥、张文绪、刘军：河姆渡、罗家角出土稻谷外稃双峰乳突的扫描电镜观察研究，《河姆渡》报告 431－439 页。 20 作者公布的数据总合即为 98％，原文如此。 21这也在以后张文绪的其他研究报告中被反复强调，因为成熟和未成熟的差异、颖壳中部和末端的差异都是 相当大的，均超出了张的判定式的有效范围。 22 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炭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河姆渡》报告 440－444 页。 23 但并没有公布具体数量和比例。 24 因此，以后需要做系列的现代小穗轴样本观测分析，找寻成熟野稻自动脱粒的穗轴特点，以及未成熟野 稻、成熟驯化稻、未成熟驯化稻同样受力脱落后的穗轴的差异性。 6 双峰乳突偏粳形态的 3 粒稻谷也全部落在籼稻分布区内，显示出各类判定标准之前的矛盾。 第三，汤所测定的稻谷与周所测定的样品相比，总体上尺寸要大一些，不管是均值还是变化 范围都是如此，由于所测稻谷均来自同一地层单位，不确定这是抽样还是测量方式的原因。 籼粳在长宽比上存在重合 的事实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 题。籼粳的差别表现在很多方 面，有多重标准，由于炭化的 遗存本生丧失了很多可供比较 的信息，因此长宽比才会成为 判定的主要依据。这一点很多 农学家、植物学家都非常清楚， 也因此发展出如“双峰乳突鉴 定法”等其它的研究方法。而 运用植硅石形态进行稻属遗存 研究的方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开始在中国考古学中逐步 得到应用。 郑云飞在 1993 年发表的河 姆渡遗址植硅石分析报告中25指出“到目前，对河姆渡稻谷外形的长宽比测量，已无法继续 进行探索，而且长宽比本身在籼粳之间存在重合现象，所以对河姆渡稻谷的探讨必须另辟蹊 径” 26。他对河姆渡第一次发掘中的稻类堆积和土壤分别做了植硅石分析，分别测量了两个 样品中的 115 个和 125 个扇形植硅石，按照藤原的判定公式，稻类堆积物中α型占 22.6%， β型 73.1%，中间型 4.3%; 土壤中α型占 21.6%,β型 74.4%,中间型 4%，两个试样中的扇形 体都是β型（粳稻型）占优。因此郑云飞认为“河姆渡以粳型为主，这同按谷粒外部形态鉴 定的结论完全不同，但河姆渡的粳型稻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今太湖的粳稻，根据佐藤的判定方 法，属于热带粳稻类型。” 与粒形测量方面存在的问题类似，野生稻扇形植硅石的变异情况 以及在该类判定公式下是否可以加以辨别的疑问，尚无足够的研究和数据积累。 由上述对各项具体研究的评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各家的研究结果呈现出很强的不一致 性，甚至很多是自相矛盾。游的“籼稻”说，周的“籼粳并存以籼为主”说，郑的“粳型为 主”说，还有张提出的“古栽培稻”，他们的研究对象，却同样都是河姆渡遗址④层出土的 稻属遗存。 一样的资料最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是否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反思呢？ 我们不妨将其中的疑问简化成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如果把野生稻包括进来，所有的判 定方法是否仍然有效？其二，如果大部分遗留下来的稻谷遗存是未成熟的，那么现在的判定 方法又是否有效？在分析了河姆渡遗址其它材料之后，我们将回到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更多的 讨论。 河姆渡遗址的其它植物遗存 不管是《河姆渡》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在强调出土的稻属遗存的同 时，其它数量丰富的野生可食性植物资源（尤其是坚果类）的存在被相对忽略了。因为是饱 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 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只是粗略说明了这些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表一）。 25 郑云飞、游修龄、徐建民、边其均、俞为洁：河姆渡遗址稻的硅酸体分析，《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81－85 页。 26 目前国内的稻属植硅石研究主要以扇形的叶片机动细胞植硅石为主，普遍应用藤原宏志的判定公式，仍 以鉴别判定籼粳为主要目的，同时也应用在产量估算、水稻田调查判定等领域。 另一种稻属植硅石研究则以颖壳上的双峰态植硅石为对象，以赵志军对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的研究为代 表，与张文绪的“双峰乳突判定法”以判定籼粳为目的不同的是，赵志军表示可以通过双峰乳突来判定野 生和驯化稻（参见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 年 7 月 5 日。），但此方法并 未发展应用到其它考古学遗存上。 图五：河姆渡稻谷的不同测量数据比较（括号内为稻谷数量） 汤（注 21），周（注 16），佐藤（注 21），张（注 18） 7 或许是稻属遗存更为引人注目的缘故，对于上表中的各类其它食物资源，报告或者研究 都是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却不清楚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 表一：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种类 植物类别 遗址 功用 Lagenaria siceria 葫芦 H,K 容器，渔猎，种籽可食用 Quercus spp. 橡子 H,K 可储存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资源 Choerospondias axillaries 南酸枣 H,K 可食性果实，富含维他命 C，可入药 Amygdalus davidiana (syn Prunus davidiana)i 山桃 H 可食性季节性果实；种仁可榨油、烘烤 可食，可储存 Amygadulus (Prunus) persica 毛桃 K 同上 Prunus mume 酸梅 K 同上 Prunus armeniaca 杏 K 同上 Euryale forox 芡实 H K 种子含淀粉，可食可储存; 可入药；茎、 根可食，类似蔬菜 Sophora sp. 槐 H 叶、根可以入药；荚果可作黄色染料 (S. japonica) Coix sp. 薏苡 H 可储存的谷物类食物 Trapa sp. 菱角 K 可储存的坚果类食物 Polygonaceae 蓼科 K 烘烤后可食；北美原住民和日本绳纹时 期有食用的传统27 Oryza rufipogon/sativaii 稻 H,K 可储存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资源 注：H＝河姆渡， K＝跨湖桥。关于各类遗存的使用主要参见《中国植物志》,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科学出版社。i：此类遗存未见于报告，但见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厅；ii:河姆渡稻属遗存是 野生稻还是驯化稻，在本文中将会有专门讨论。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尝试从《河姆渡》报告中的其它方面来进行推测，其中最有价 值的线索来自河姆渡发掘中所见的遗迹单位。 河姆渡第一、二期（即③、④层）共发现了灰坑 15 个（见表二）。其中，有 6 个灰坑报 告出土了丰富的橡子、菱角、芡实或其它植物果实；有 4 个灰坑报告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 骨骼。有 7 个灰坑留存有对坑底或坑口进行特别处理的痕迹，其中 4 个出土大量坚果或水果 类果实，可以根据这些现象，较肯定的推知这些灰坑大多是专门具有储存（或预处理）功能 的窖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灰坑遗迹中跟水稻有关的遗存报告仅见 2 例，一例是 H23， 提到“出土有大批橡子、稻叶、芦苇印痕的红烧土块……”28，报告在前文中也特别提到 H23 有苇编垫底的现象，因此，出土的稻叶可以视为是处理坑底的一种方式；另一例是 H26，“坑 内填满大量木屑和植物叶片等，坑底垫有 2－4 厘米的稻杆、稻叶等有机质层并夹有稻谷”29， H26 仅残存 34 厘米深，从上述描述推测，稻杆稻叶仍应是用来铺设坑底的，甚至木屑叶片 等也可能是为了起到防潮作用的预处理。 如果把这些灰坑的特点和它们的分布情况结合起来看（图六），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出土坚果类的灰坑（储存空间）和出土兽骨的灰坑（废弃垃圾）是不相重合的，从空间 分布上看，似乎储存空间也是有相对固定的 规划 污水管网监理规划下载职业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个人职业规划职业规划论文 。囿于材料，这只能是一种推测，需要以后 相关田野证据的支持。 27 北美资料参见 George Usher 1974：Dictionary of plants used by man. New York: Hafner Press. 日本资料参见 Gary W. Crawford 1983: Paleoethnobaotany of the Kameda Peninsula Jormon. Volume 73. Ann Arbor,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8 报告 225 页。 29 报告 27 页。 8 表二：河姆渡文化出土灰坑一览30 单位号 几层下 期别 填土 底部 形态 深度（厘米） H19 4A 一 坑内堆积橡子和菱角等植物果实 20 H26 4A 一 坑内填满大量木屑和植物叶片等 坑底垫有 2－4 厘米的稻杆、稻 叶等有机质层 并夹有稻谷 34 H27 4A 一 鱼骨、烧焦的小 树枝、橡子和菱 角等 铺垫一层苇席 25 H28 4A 一 自上而下叠压木 炭、白灰、灰、 木炭及白灰层， 内含禽兽骨。 未发表 18 H29 4A 一 堆满酸枣（南酸枣）核 10 H12 3B 二 泥质红陶、泥质 灰陶器碎片及兽 骨 苇席垫底 70 H14 3A 二 上层有苇席、芦 苇杆和横木板 等；下次陶豆、 陶钵各一，陶豆 周围布满植物果 实 （上层可能是 用来盖住下层 储存的果实） 45 H15 3B 二 泥质红陶片，一件陶盉 65 H18 3B 二 堆满四不像、麂、 鱼、龟等动物骨 骼 30 H20 3A 二 喇叭形圈足豆、敛口釜及罐碎片 85 30 据报告 27－29 页、224－225 页综合。 9 H21 3B 二 陶纺轮、盉、盘 和小陶器各一， 骨镞、骨针各一 104 H22 3B 二 橡子、菱角、芡实和一件骨镞 苇席铺口垫底 20 H23 3B 二 大批橡子、稻叶、 有芦苇印痕的红 烧土块、陶片及 萤石 25 H24 3B 二 陶釜、陶罐口沿 各一，砺石一块， 还有木炭及少量 兽骨 50 H25 3B 二 兽骨、龟壳、木炭及陶片 40 综合而言，河姆渡一、二期时候已经有一定规划和处理的窖穴坑，这些的坑就现有报告 来看，主要功能是用来储存野生果实的，橡子、菱角、芡实一类经常共存，野酸枣则单独出 现，也许是不同的预处理方式的表现。除了上述灰坑方面的迹象之外，报告行文中也不时会 提到发掘时候植物类食物的丰富程度，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3B 或 3C 层下发现较多短横木板，其下有大量的有机物堆积，如橡子、菱角、酸枣，鹿、 图六：河姆渡一、二期出土灰坑分布（第二次发掘区） 据报告图一四（28 页）改制 10 猴等兽骨，鸟类骨骸，鱼骨，龟甲、鳖壳等等。这些应是当时人们食用后丢弃的”31 “橡子和菱角等出土时往往成坑发现，有的完整，有的已是碎壳”32 “……发掘探方中几乎都有植物果实堆积。T211（4A）层中曾发现一堆橡子，足足装了 一箩筐还多，可见采集的果实之多。”33 坚果作为一种狩猎采集经济重要的食物资源，可以储存，但是很难被栽培34。在加州，储 存秋季大量收获的果实帮助人们度过了冬天和早春，坚果采集和渔猎一起构成的生计模式， 也使得加州的狩猎采集族群在史前文化后期达到了一定的人口密度，包括建立了很多定居的 村落35。在北美东北部，坚果是全新世采集狩猎人群的主食资源，即使一些本地植物品种曾 经一度被栽培和驯化（大约公元前 2500 左右），坚果在接下来的 2500 年内仍然是整个植物 考古学遗存构成中的主体36。由此可知，种植小型种籽作物可能是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手段， 同时种植规模是很小的37，或许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野生坚果类资源可靠性的减弱，又或许 因为这些种子植物可以作为可靠的后备食物资源，有些聚落开始种植这些草本植物以获取它 们的籽粒。 在近东农业发生之前的晚更新世，橡子也是和野生禾草一样重要的食物资源38。最近有学 者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食物采集和加工的功效，在遗址半径 25 公里以内的区域内，橡子 应该要优于其它，甚至是野生的大麦和小麦39。 在东亚，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绳纹文化。坚果，主要包括橡子和日本七叶树果（toxic horse chestnuts）是储存的主食资源，为了去涩，很多储存坑挖在湿地内40。在有些绳纹时代 遗址中，人群也开始种植栽培当地的植物，比如日本的稗子（barnyard millet），但仅仅是 作为生计资源的补充，而没有取代坚果在食谱中的位置41。 在中国，除了上表所列的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贾湖也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橡子、菱角42， 八十垱也出土了菱角、莲藕、芡实等水生植物43，——可见这样的植物类食物资源构成可能 31 报告 26 页。 32 报告 217 页。 33 报告 375 页。 34 David R. Harris 1977: Alternative pathways towards agriculture, in C. A. Reed (e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pp. 179-243. The Hague: Mounton 35 Brian M. Fagan 1995: Ancient North America.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tinen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36 Sissel Johannessen 1988: Plant Remains and Culture Change: Are Paleoethnobotanical Data Better Than We Think?, in C. A. Hastprf and V. S. Popper (eds.) Current Paleoethnobotany. Analytical Method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pp. 145-1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 R. Milner 2004: The Moundbuilders: ancient people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 86-87 傅稻镰：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古代文明》第四辑，317－338 页. 37 B. Winterhalder and Golland 1997: An Evolutionary Ecology: Perspective on Diet Choice, Risk, and Plant Domestication, in K. J. Gremillion (ed.) People, Plants and Landscapes. Studies in Paleoethnobotany, pp. 123-160. Tuscaloosa,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P. S. Gardner 1997: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al Implications of Mast Exploitation Strategies, in K. J. Gremillion (ed.) People, Plants, and Landscapes. Studies in Paleoethnobotany, pp. 161-178. Tuscaloosa,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Bruce D. Smith 2001: Low-level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9:1-43. 38 以凯巴拉文化早期为代表，Ohalo 遗址 II 期为例。参见 Weiss, E., W. Wetterstrom, D. Nadel, and O. Bar-Yosef (2004) The broad spectrum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plant rema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101:9551-9555. 39 K. Renee Barlow and Melissa Heck 2002：More on acorn eating during the Natufian: expected patterning in diet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subsistence, in S. L. R. Mason and J. Hather (eds.) Hunter-gatherer Archaeobotany. Perspectives from the northern temperate zone, pp. 128-145.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40 Tatsuo Kobayashi, Simon Kaner, and Oki Nakamura 2004: Jomon Reflections, Forager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prehistoric Japanese archipelago, Oxford: Oxbow Books. 41 Gary W. Crawford 1997: Anthropogenesis in Prehistoric Northeastern Japan, in K. J. Gremillion (ed.) People, Plants, and Landscapes. Studies in Paleoethnobotany, pp. 86-103. Tuscaloosa,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 年，899－900 页。 43 裴安平：长江中游 7000 年以前的稻作农业和陶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2000 年，88 11 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和时间段内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过去在重视稻属遗存的同时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和定量的研究。正如在绳纹时代和北美史前考古文化中所见到的，基于坚果采 集经济的社会也同样有复杂化的过程和相当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定居、分化并不必然与农业 社会联系在一起。单从植物遗存构成而言，坚果及其他野生食物资源在整个食物构成中的减 少与消失，才标志着真正依赖于农业，依赖于高产的禾本作物的农业社会的出现。 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遗存 人们的食物资源不仅包括了植物，也有大量的肉食即动物资源；又因为在中国的学术语 境内，农业意味着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因此这里也有必要讨论一下动物遗存的构成。 作为一个“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河姆渡在已有的考古学研究中也被作为动物驯化的 例子来描述，这里的动物驯化主要指猪和水牛。其中，水牛和水稻一样，成为了太平洋岛屿 农业迁徙的壮大历史诗篇中的主角，也因此是河姆渡文化作为这一切之源头的主要依据44。 但是在《河姆渡》报告的动物构成中，75％的来自鸟、鱼和爬行动物（如龟），大概有 四分之一是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 NISP=1135），水牛仅占哺乳动物的 8％，猪占 26％。 这个数字如果和已进入动物驯化阶段的西亚相比，差异很大，后者的驯化动物或者将被驯化 的动物（绵羊、山羊、牛）所占的比例能够达到 60－90％45。 我们再对比一下本地的其它资料，在跨湖桥46，哺乳动物比例相对更高47，占所有动物 骨骼的 62.5％，其中猪只占有 10.1%，水牛则达到 32％。水牛的年龄构成显示主要是狩猎 获得48。猪被认为是已经驯化的了49，但显然总体的数量不是很多，因此也可能是为了特定 的功能（如宴饮仪式等）而圈养，并不是作为至关重要的生计来源。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现将长江下游发表的主要动物遗存比例整理成表三和图七。长程 的看，这一地区的动物遗存构成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河姆渡、跨湖桥时期的动物多样性 要比后期的强很多，总体构成上也和后来的有所差别，可以区别出来作为一个大的阶段；第 二，整个长江下游延续了一些共同点，猪的比例大致稳定在 21－34％之间（哺乳动物内）， －89 页。 44 Peter Bellwood 2005, Fir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45 参见：R. Meadow 1993：Animal domest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 revised view from the eastern Margin, in G. Possehl (ed.) Harappan Civilization: A Recent Perspective, pp. 295-320.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O. Bar-Yosef 2000：The context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in Southwestern Asia，in M Mashkour, A. M. Choyke, H. Buitenhuis, and F. Poplin (eds.) Archaeozoology of the Near East IVA.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Archaeozoology of southwestern Asia and adjacent Areas, pp. 185-195. ARC, Groningen.Bar-Yosef 46 《跨湖桥》报告 241－270 页。 47 这当然和保存状况和采集方式有关，但也相当程度与遗址所处的位置、周边的自然环境资源有关。 48 刘莉、陈星灿、蒋乐平：跨湖桥遗址的水牛遗存分析，《跨湖桥》报告 344－348 页。 49 关于跨湖桥报告中认为已经是驯化的猪，研究者也认识到猪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从早到晚是不升反降的 问题（早期 27.4%，中期 10.34%，晚期仅 8.96%），这与其它被认为是驯化后应该见到的趋势，如年龄构成 上趋于年轻（早期平均 4.6 岁，中期 3.5，晚期 2.9），牙齿变小等等不相符合，但作者同时也认为这不能构 成否认家猪存在的理由，而是应该用这个统计结果纠正以往的认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跨 湖 桥 河 姆 渡 圩 墩 新 桥 龙 虬 庄 崧 泽 马 桥 （ 良 渚 ） 马 桥 早 期 马 桥 晚 期 猪 水牛 鹿科 图七：长江下游遗址主要哺乳动物的构成（百分比） 12 表三：长江下游各遗址动物遗存构成一览 多样性 鹿、猪、水牛在哺乳动物内的比例 时代 遗址 动物 种 类 哺 乳 动 物 鸟 鱼 爬 行 动 物 软 体 动 物 鹿科 ( 主 要 是 梅花鹿和 麋鹿) 猪 牛（水牛） 备注 跨湖桥 跨湖桥 33 15 12 3 2 1 53.8% 10.1% 32% 河姆渡 河姆渡 61 32 8 11 7 3 35% 26% 8% 马家浜 罗家角50 20 10 1 4 4 1 数量最多 的一类。 鹿角 420、 上下颌骨 和 牙 齿 760 头骨 3 破碎下颌骨 较多，单个 牙齿 600 余 枚 骨骼 81 单 个 牙 齿 300 多枚 鱼类数量特别 多，大多保存在 各灰坑中，有的 堆积厚度可达 40－50 公分 马家浜 圩墩51 12 7 1 1 2 1 66.5% 27.3% / 马家浜 新桥52 72％ 21％ 4％ 马家浜－ 崧泽早期 龙虬庄 53 19 7 / 3 3 6 46.2％ 33.7% / 该遗址统计用 的最小个体数， 不是 NISP 崧泽 崧泽54 9 7 / 1 1 / 63.7% 26.4% / 该遗址统计哺 乳动物占动物 总数的 93.8% 崧泽 南河浜55 报告未作详细统计，就发表资料，猪和鹿科动物的比例相当，基本上各占可鉴定动物总数的 47％左右，鹿略多。 崧泽 福泉山56 6 6 / / / / “这批标本绝大多数是梅花鹿和麋鹿，猪和狗的标本比梅花鹿和麋鹿要少得多。” 良渚 马桥57 13 6 / 2 1 4 77％ 21.4% / 88.8% 7.8% 2.2% 马桥早期 马桥 马桥 19 12 1 3 1 2 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