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域文化对屈原的影响

浅谈荆楚地域特质对屈原作品风格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作家文学创作影响 浅谈荆楚地域特质对屈原作品风格的影响 【摘要】中国文学史上, 历来有南北文学之分, 南方文学清新, 北方文学刚健。这说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必然产生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地理环境之所以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屈原是楚国的爱国诗人, 他的作品含有一定的进步 思想 教师资格思想品德鉴定表下载浅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员工思想动态调查问卷论语教育思想学生思想教育讲话稿 ,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屈原决不能脱离屈原生活的地理环境。因此, 本文试图论述屈原时代的楚国地域特质对其作品风格的影响。 【关键词】屈原;楚辞;内容风格;自然地理; 地域特质不仅包括一个地区的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还包括当地的风俗民情等人文氛围,是自然、人文环境总的构成。文学来源于生活,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上层思想建筑, 每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 作家的思想、生活、经历均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当地自然环境的烙印,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种烙印, 这就是地域特质对文学的影响。 一、屈原作品中巫术、想象、思辨、浪漫力度与荆楚地域特质 荆楚地域是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以《楚辞》为代表,是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屈原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i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地域的特质应该是与屈原的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荆楚文人代表的伟大文学家屈原在文学史上市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作品不仅个性张扬,崇尚浪漫之风,而且还继承了殷商时代崇巫的文化传统———巫风炽盛,在《楚辞》中崇巫之风随处可体现,在《九歌》、《天问》、《离骚》、《招魂》中神秘色彩浓厚。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中提到:“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对《楚辞》中的巫术场景描写提供了考证的地理依据,在现代学术讨论中也有屈原是巫师一说,可见当地巫术的盛行给屈原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使得后世在研究屈原作品的时候对湖北当地地理环境与巫术产生、当地古老的巫术仪式或者传说都极为重视。 楚地崇巫是很出名的。 巫是人们在“神秘”信仰支配下的产物,神怪思想和祭神、娱神的巫风很难为诗礼文化所限制,我国记载神话传说的典籍多出于荆楚之地,是有其文化依据的。 楚国"隆祭祀、事鬼神"的巫祝之风源远流长,整个社会都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信巫鬼,重祭祀是楚人最重要的风俗之一,楚国一直被中原成为"蛮夷之邦",是因为楚民族没有像中原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和文化的碰撞,因此传统的带有民族特色的巫文化非常浓厚,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楚辞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巫风昌炽的楚文化的影响渗透息息相关。巫术宗教文化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参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决定了人们的审美心理和情趣,也成为屈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李泽厚在谈到《楚辞》的审美特征时说:"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想象丰富奇异,还没有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4115866105_0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 《离骚》中屈原在开篇谈及自己身世的时候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直言自己是巫师,高阳是上古神话中的太阳神,屈原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点名自己出身不凡。他称楚王为"灵修",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传说中的神巫被称为"灵氛","灵均"、"灵修"、"灵氛"之"灵"都与巫有关。屈原将神话传说作为其诗篇创作的素材,诗人运用神话正是巫官文化的表现,原始的巫师在与神灵的沟通中采取歌舞的形式,在歌舞的同时,伴随着咒语、祝词的唱诵,随着巫术语言的发展,神话传说便渐渐诞生。《离骚》中多次提到昆仑山,"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之"白水"和"阆风"都属于神话中昆仑山的一部分,还有那"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的"苍梧"和"县圃"都与昆仑山有关。昆仑山的多次提及是因为它在神话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由此可知,昆仑山便是百神聚集的地方,也是诗人与神人相会的所在。ii 诗人的神游反映了原始先民人神合一的神秘体验,诗人渴望与天界交通,所以借助巫文化的典型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现实理想,同时也是为了展现内心的苦痛,在他驰情入幻的艺术思维中,他借助了古老的宗教式的思维模式,表现出一种至死不渝的探索精神,为了追求贤君,他上天入地的求索而不得,最终投入汨罗江去追寻彭咸,而彭咸正是一名大巫,也是投水而死,可见神话的核心价值对屈原的人格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屈原自身也具有神性,与群神交谈倾诉,可以突破门俗种类的束缚进行直接的沟通。 总之,巫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与夸张,浪漫的冥想,幽幻的色彩为我们解读屈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超凡脱俗的艺术手法提供了很好的诠释。 当理性精神在北国中原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荆楚地域由于远离中原,使得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神秘的远古传统。 而屈原也正是这样的地域环境中,被熏陶,其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巫风的色彩。 姜亮夫先生曾明确指出:“大抵沿江汉之民,习于水,故轻缥;而云梦缅缈,移人神思,故鬼神之事易感人。故楚好多材,人喜艺术,重义气为。” 《楚辞》到处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崇巫的文化观念,刺激楚人非凡的想象力。加上现实的矛盾冲突,时代的文化思潮,猛烈冲击着屈原的诗性智慧,他或孤傲于世、或愤激于时,胸中如有春江之潮,狂澜汹涌,击石裂岸,于其时,必以“极天地古今之变动”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激情,方能吐喜极乐极、悲极愤极之情感意绪。他是荆楚地域熏陶下的文人代表,代表着荆楚地域鲜明的美学精神与文化品格。 二、屈原标新立异,大胆怀疑的文学风格与荆楚地域特质 楚国处水乡泽国,地属蛮荒,缺少教化,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始,楚人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创造,因此,楚人高昂着一种挑战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趣,把自己内在的独特个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至之境,“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就是楚人对传统的挑战和示威,是充满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宣言和昭示iii。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狂放超俗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的氤氲之气更易激发奇思幻想,所以,楚荆多有狂人。 屈原《天问》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对社会、人生、历史、宇宙自然提出全面的追问,主流之外,自创新说,对于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的创新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间蕴含了一种独立创造的精神,一种敢说敢当的风骨,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度,熊十力先生所著《心书》云:“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iv”钱基博先生指出:“楚之地, 水亦不少,湘、资、沅、澧四水贯通全境,再加上八百里洞,可谓水乡泽国也,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v”荆楚地域特质是以两湖为核心,幅射周边地区有着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熊十力先生与钱基博先生虽不是系统论述荆楚地域特质,但已明确说明了荆楚地域特质与形成荆楚文化特质的关系。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越、楚则有三俗……其俗剽轻,易发怒……则清刻,矜己诺”《史记·留侯世家》亦有“楚人剽疾”之说,扬雄亦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所谓“剽轻”、“剽疾”、“风剽以悍,气锐以刚”,就是楚人性格中较易受到情感激荡而显得躁急、强悍的性气,所谓“清刻,矜已诺”,是指执着而重信念的品格。可以说从哲人到文人,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虽有深浅之不同,层次之不同,但无不打上这种美学精神与文化品格的烙印。 屈原作为荆楚地域特色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为国为民正道行直,竭忠尽智,也善于思考敢于发问。 因此,他对宇宙真理、历史起源、大地本源、善恶终极有穷极追求的欲望。袁宏道《叙小修诗》说楚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也正是针对屈原的个性特征而言的,屈原借用大量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创作出恢宏瑰丽之作“楚辞”。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沈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钜丽,体制闳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史谓争光日月,讵不信夫!”形成屈原“瑰奇浩瀚之才”的原因固然与时代风气有关,更有江山之助,故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府奥。略语则缺,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 这都说明,荆楚地域自然环境对屈原《楚辞》中的《天问》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在屈原文学作品中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环境特质的烙印。这种烙印不仅是在古代杰出人物身上有所体现,在现代也有荆楚地域特质的杰出代表人,一代天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代革命家,极富有革命和创新精神。 三、地域特色对文学风格、作家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虽然我们不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黑格尔早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文学风格的形成乃是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人口因素、生产方式、民族文化传统、作家自身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合力而形成的,但是,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气侯、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以持续而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生活与个性。 地理环境对不同地域的文化和文学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对此,前人早有论述,《礼制·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鵒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无论是人、物,还是民风、民俗,因地域环境的相异而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说,邹、鲁“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俗好儒,备于礼”,“犹有周公遗风”;齐人“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梁、宋“厚重多君子,好稼穑”vi;刘禹锡《送周鲁儒序》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其气,往往清慧而为文。”《戴震文集》卷十二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等等,都说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的形成有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且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无论历史如何演变,社会如何进化,即或是在当今,交通、通讯极为方便,文化思想空前统一的情况下,我国不同地域的语言、习俗、民间艺术等许多方面确实存在显明的不同之处。虽然地域文化的不同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多重因素形成的,但地理环境仍然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形成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i刘纪兴先生《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政策》2007年第2期 ii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版第69页 iii 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iv熊十力先生《心书》 v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 vi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