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及春秋三传

《春秋》及春秋三传 《春秋》及《春秋三传》 一、《春秋》简介 (一)《春秋》的命名 《春秋》作为一部编年史著作，之所以如此名，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说法:依据古制，赏以春夏，邢以秋冬，各取一字，以示赏罚，寓褒贬于其中。 第二种说法:取自孔子著书的时间。《公羊传?隐公元年》孔颖达疏又引《春秋说》曰:“孔子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 第三种说法:《春秋》本是鲁国史记的名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以上三种说法，杜预所说较为合理。“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冬”(《公羊传》)从先秦典籍中可看到古人于四季中最重春、秋二季，“错举”春、秋以该其余，进而成编年史册的代称。据现代学者研究“春秋”之作为史册的名称，不会早于西周。 (二)《春秋》的性质体例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约一万六千多字，相传为孔子所作，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中周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左传》所载《春秋》终于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为止)。以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为序，按“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记事，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短则仅一字，长则不过三四十字。一般只记时、地、人、事，而对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却无从记载。故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 (三)《春秋》与孔子的关系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 1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天运》也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矣。’”《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志善。’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后二者认为孔子是修而非作《春秋》。但是不管孔子是作还是修都遭到了后世的质疑。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孔子是用《春秋》作 教材 民兵爆破地雷教材pdf初中剪纸校本课程教材衍纸校本课程教材排球校本教材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四版四级教材 来教学生的，借讲《春秋》之义来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当为六经中的义。 (四)思想内容 《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它源于作者的政治观，只是将作者的这种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因此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通过史事的简略记叙排比表现出来。所以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而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它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史家奉为经典。 (五)流传及后人注释 由于《春秋》记事简略，意义隐晦，不易理解，于是为之诠释讲解之书便应运而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解说《春秋》的传就有五家:《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但“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故仅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流传下来。最初，《春秋》与“三传”是各自分开刊行的。到后来《春秋》才没有单行本，经文附于“三传”中。《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至于《春秋今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左传》是战国时用古体文字缮写的，叫“古文经”，共十二篇。《公羊传》和《谷梁传》普遍被汉代人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抄写过，被称为“今文经”，共十一卷。对于篇卷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左传》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公羊传》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 2 至于之所以这样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三传”释经各不相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左氏传》详于记事，少有议论，称为“记载之传”、“史传”，主要是记叙说明《春秋》中人物事件的史实或未曾提及的有关内容。《公羊传》和《谷梁传》则长于解义，少有记叙，称为“训诂之传”、“经传”，主要是用问答的方式，层层解释，阐发经义。二者区别在于《谷梁》是鲁学，拘谨刻板，对“亲亲尊尊”的周道继承最多，注重传扬经义，处处谨守《春秋》笔法，阐明义例;《公羊》是齐学，恢弘雄奇，带有某种变革性的色彩。论到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公羊》显然高出一大截;然而论到对《春秋》的解读，《谷梁》更加可靠。 此外“三传”在所依附的经文和义例方面也存在着差异，经文的差异有的已经能断是非，也有一些，由于缺乏旁证，仍无定论。比较重要的例子是《春秋》记事究竟止于何年的问题。《公羊》与《谷梁》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而《左氏传》的经却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 “三传”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所谓“义例”方面，即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以及他对某事为什么要这么记和对某人为什么要褒扬或贬斥的问题。《左传》原书很少谈这些东西，但后来的传人为了和《公羊传》和《谷梁传》争夺统治地位，也仿照二传作了种种附会，正如杜预所谓“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于此产生了三家之间的很多争论，这些争论也引起了后人的一些反感，如唐代啖助、陆淳和赵匡等都主张摒弃“三传”，自己来解释《春秋》，甚至作家韩愈在《寄卢仝》中也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后来南宋的胡安国另著《春秋传》，元明以后曾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这些人的学说都仍不外乎站在儒家尊孔的立场上凭自己的主观臆测去谈论孔子的“微言大义”，对理解《春秋》并没有多大帮助。 二、《左传》的简介 (一)《左传》的作者及成书时代 关于《左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观点西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为权威。唐代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 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 3 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据考证《左传》中有许多古字，与考古发现的春秋铭器吻合，而且许多字词含义和用法不见于战国及后世，故断定《左传》乃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人所作。但所作者究竟为何人，各种论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从《左传》一书来看，此书不一定为左丘明一人独立完成，正如姚鼐所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惜抱轩文集》卷三《左传补注序》)。 《春秋左氏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据晋太康年间发现的魏惠王墓中的古籍《师春》，《春秋左氏传》成书于魏惠王去世前。就《春秋左氏传》文本中对田氏代齐的预言“八世之后，莫之于京”《春秋左氏传》可能作于田和代齐之前。 (三)《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一般认为它是解释《春秋》经义的。但《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之完全依附《春秋》，基本上逐条讲解的情况大不相同。甚至有人怀疑《左传》并非解《经》之作，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但独立于《春秋》的历史著作。例如，西汉博士曾坚持“左氏不传《春秋》”，自宋以来有人认为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到清代刘逢禄、康有为在二者两不相干的观点上一致。近人胡念贻、顾颉刚附和。顾还提出了”“左传原本”之说。此种观点根源于《左传》与《春秋》文本等的差异上面。 《左传》中有许多史书，在《春秋》中并无记载;相反地，《春秋》中有一些条文，在《左传》中并无解释。如《左传?隐公元年》记有“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等语。而《春秋》无;相反，《春秋?隐公二年》有“冬，十月，伯姬归于纪。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 4 薨”这两条，《左传》中没有相应的文字。二者同有之事，记事也时时有矛盾之处。《春秋?隐公五年》:“公矢鱼与棠。”《左传》记为“公蒋如棠观鱼者”。“矢鱼”不同于“观鱼”。究竟《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它与《春秋》之间经文间的矛盾该怎样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姑且从传统说法。 (四)《左传》的思想内容及影响地位 1、思想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典章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左传》中的人文意识。《左传》依《春秋》编年叙事，以“子不语怪力乱神”，确立人文精神的指标而言，《左传》具体呈现了“春秋时代”由以祭祀活动为生活中心，转向人文世纪的轨迹。“春秋时代”之整体文化图象，乃由” “人”的行为表现——包括言与行，而其所表现者也就是“行事”，以及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联所构成。注意力的焦点由鬼神转向“人”自身，确立“人”为自行为负责，此一观念实由孔子奠定基础，《左传》依以叙事，翔实记载当时的人物行事，也反映出此一人文意识勃兴的重要历程。钱穆先生认为:《左传》是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基准，此一观点很值得留意(详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左传,章)。 另外，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书中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左传》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2、影响地位 首先，《左传》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首创了我国编年史的体制，并且翔实的记载了春秋一代二百五十年(公元前722—前468)的历史。他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 5 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种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春秋左氏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致使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把《左传》作为编年史之祖，而把《春秋》列为“记事”一类。 其次，《左传》为解经而作，让后人得以明了《春秋》之“文”、“事”与“义”，无疑具有经学价值。 再次，在史料方面保留了关于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兴衰演变过程，以及某些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从春秋演变为战国，历来史家都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作为标志。至于魏、赵、韩三家怎样战胜晋国的各贵族强宗，瓜分国土，田氏又怎样到的齐国，逐步篡夺姜姓政权的，这些只能从《左传》中得到史料，而《春秋》及其他二传中没有记载。 最后，《左传》不仅在经学、史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文学史上也影响深远。唐宋古文运动以来，《左传》常被引为“古文”的范式，各种“古文”文选或多或少都会选录《左传》文章，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下面这段话常被引述，颇具代表性: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生动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謷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 (《古籍解题及其读法》) (五)历代对《左传》的研究 《左传》的成书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早，然而在广大士人中受到普遍重视，却远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关于这一点，唐刘知几《史通?申左》中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汉宣帝)以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咙聒纷竞，是非莫分。” 汉武帝时儒学初兴，《公羊传》独盛，朝廷中最初设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左传》只在民间被少数人学习。东汉以后，得到学者的重视。当时贾逵、服虔、郑玄等人都曾为《左传》作注。到魏晋以后，人们研究《春秋》，多习《左传》，而很少有人学《公羊传》和《谷梁传》。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左传》最早的注本，(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东晋南北朝时，南北分立，两地士人读《春秋》，也 6 都读《左传》。南方人主要用杜预注，北方人用汉代的服虔注。唐代，修“五经正义”以统一经义，其中，《春秋正义》取《左氏传》杜预注。于是，《左传》正式取代《公羊传》，成为解释《春秋》的“正义”;而《左传》学中，又以杜氏之学，长期成为主流。后来人读《左传》，一般都用杜注孔疏。宋代尽管有人非议“三传”，又有胡安国另著的《春秋传》，元明以后甚至定胡安国的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仍不能废《左传》不读。直到清代，因为“汉学”复兴，《左传》再次受到重视。人们除了读杜注孔疏外，还有人专门辑录贾逵、服虔注的佚文，如洪亮吉的《左传诂》、李贻德的《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等都很有名。刘文淇等的《左传旧注疏证》是未完稿，但颇受学者推崇，此书有好几种刊本，但以科学出版社刊印本为最完备。此外，还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等。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更是一部精审之作，最适于初学者阅读，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还有沈玉成的《左传今译》，亦忠实而晓畅，对读者极有帮助。此外，今人选本如徐中舒的《左传选》(中华书局版)、朱东润的《左传选》(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都很有特色。 三、《春秋公羊传》的简介 (一)作者及成书时代 《春秋公羊传》是中国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之一。 《公羊传》的作者,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此传承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而且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可能性不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一般认为《公羊传》是历代人的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生于汉景帝时写成书。 (二)思想内容 7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 (三)流传状况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最先受到重视的。从汉武帝到宣帝时，它大约独占官学的地位有半个世纪左右。《公羊传》之所以被汉武帝看重而被选为官学，董仲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东汉何休所作的《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该书以单行本和经、注、疏合刻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单行本中以福建建安余仁仲万卷堂本为最佳。合刻本中，阮元主持所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善本。释解《春秋》大义时，何休往往有着不同于《公羊传》的看法，其中也渗透着他独特的政治设想和构思。《解诂》对《春秋》大义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春秋》公羊学，丰富了《春秋》学的内容。 到东汉后期，《公羊传》的势力渐衰，魏晋南北朝人习《春秋》，多读《左传》。据说北魏高允喜《公羊传》，但亦无这方面的著作传世。 唐代以后，《公羊传》虽然仍被列为应科时可供选择的经书之一，并有徐彦为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作的疏，但此书读者不多而且徐彦作疏，只是对经传及何注做一些表面的解释，满足于对所谓书法、义例的归纳和举证，使何注表面上看起来圆通自然，而对经义、传义则很少有什么发明。正如《崇文总目》所说:“援证浅局，出于近世。”宋以后士人对《公羊传》也不大重视，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才开始重视此书。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为清代首部《公羊》新疏，是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补充而成。其后陈立撰的《春秋公羊义疏》，以何休的《公羊解诂》为基础而作《义疏》，旨在为申何休《公羊解诂》传解经之义。后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现在中华书局的《清人十三经注疏》中也准备校点重排。 8 近代以来学者对《公羊传》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近人廖平的《大统春秋公羊补证》等书，大抵意见偏颇，阅读者较少。 四、《谷梁传》 (一)作者及成书时间 《春秋谷梁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是一部解释《春秋》经义的著作，又称为《谷梁春秋》，简称《谷梁传》。由于《春秋》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解释《春秋》经义的《谷梁传》也成为经典，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谷梁传》的作者，据《汉书?艺文志》曰:“谷梁传十一卷。”颜师古注:“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其实，谷梁子之名，有作“置”(王充《论衡?案书篇》);有作“赤”(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有作“俶”,字“元始”(阮孝绪《七录》);有作“嘉”(钱大昭《汉书辨疑》);有作“名淑，(当作俶)字元始，一名赤”(杨士勋《谷梁传序疏》)。名称众说纷纭，传授更不清楚。近人蔡元培、顾颉刚还认为“公”、“谷”双声，“羊”、“梁”叠韵，怀疑《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同为一人。可见，《谷梁传》必定经过了漫长的口头流传、增删修订的过程，即所谓“后代传闻”。至于谷梁子究竟是谁已无可考，师承关系也难以尽知。这种情况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说:“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称《谷梁传》，不过是祖述其师罢了。 但由《谷梁传》多处引用和驳难《公羊传》可以断言，两书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同传《春秋》的不同学派，《谷梁传》成书必在《公羊传》之后。《史记?儒林列传》曰:“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瑕丘江(生)为汉武帝时期的《谷梁》大家，《谷梁传》大约就成书于武帝时期。 (二)思想内容 《谷梁传》作为《春秋》传书之一，阐发了一系列的经学思想，如以民为本、悯民轻赋、崇尚道义、礼仪为本、提倡礼制、严守等级、维护宗法、尊尊亲亲等思想。民生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此外在处理内外关系的思想方面包括处理诸侯国内部关系的思想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两个大的方面。 (三)流传状况 9 《谷梁传》在古代似乎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汉武帝和昭帝时代的官学中，只有《公羊传》一家;汉宣帝时才挤进官学之列;到东汉以后，仍位于官学，但学者多重视《左传》，而且和《左传》争论的也只有《公羊传》一派，可见《谷梁传》在东汉已经比较衰微，它大约只是在西汉宣帝至平帝期间有较大的势力。 魏晋以后习《春秋》者多读《左传》，东晋时期曾经有人认为《谷梁传》“肤浅”，不值得立于学官。但这时期仍有对《谷梁传》做出注者，如晋人范宁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对《春秋》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开创了晋人治经新法的先河。唐初人作《隋书?经籍志》，在经部《春秋》类的说明中对《左传》和《公羊传》的传授论述颇详，而对《谷梁传》则很少谈及。不过，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名来看，《谷梁传》从三国之后，仍有人在研究和注释，并提到南朝梁代曾有西汉人尹更始作的注，而且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此书又重新出现。唐朝还有杨士勋作的《春秋谷梁传疏》。《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即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这也是今天仅存的古注疏。 宋明以后研究《谷梁传》的人更少，清代经学颇盛，但专门治《谷梁传》的人也更少。较有影响的是钟文烝所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续清经解》本，中华书局排印，骈宇骞、郝淑慧校点本)，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此外还有清儒柳兴宗撰《谷梁大义述》以及清儒许桂林撰《谷梁释例》等。 (四)影响意义 《谷梁传》作为研究《春秋》的一个独立学派，在历史上有过暂短的兴盛时期，很快又衰微冷落了，一蹶不振。但是，《谷梁传》作为儒家经典和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为一部成书于汉代的古代著作，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今天仍然值得关注研究。 《谷梁传》阐发的《春秋》大义和记述的古代礼制，是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伦理史、教育史、妇女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和宝贵资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文化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作为正统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古人的思想观念和论事标准，许多古代注疏家视为圭臬，引以为据，成为典籍注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于《春秋》字词语言的分析解释，是研究训诂学、词义学、语法学、汉语史的宝贵资料。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