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桐城科举摭谈.doc -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明清时期桐城科举摭谈.doc - 北京市东城区图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馆 明清时期桐城科举摭谈 方宁胜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地图上，安徽桐城是一个散发着浓郁人文气息的区域，这里有如诗如画的秀丽山水，有朴实醇厚的民俗风情，有志洁行芳的名流高士，有溢香流韵的书画文章。然而，作为地处江准之间、春秋时即以桐国载名史册的桐城，自唐至德二年(757)正式建县，直至元朝末年，浑穆朴素之气未散，儒者罕有，闻人鲜见。明初，朱元璋在“不尚华采、惟务实效”的人才选拔思想指导下，重新确立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在取士中的主导地位，订立了号称为“永制”的科举考试程式，“非科举毋得与官”。这给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的桐城，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士人高举尊儒重教的旗帜，以科举入仕为突破口，以桐城古文相号召，以桐城、南京、北京为基地，由本土而东南而海内，逐渐建立起全国性的文化影响力，呈现“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惊世奇观。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明清时期桐城科举教育的极大成功。 一、科举与人才:基于桐城进士群体的分析 明清时期，桐城文风昌盛，以张、姚、马、左、方等著姓望族为代表的书香门第，“科第世家”，人才辈出。邑人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作过统计:“吾邑科目，昉唐曹梦征及宋李伯时兄弟，至明而大盛。自永乐甲申刘莹第进士，讫崇祯癸未，凡八十人。入我朝，太常首以一甲二名及第。至今二百六十年，又一百五十三人。其举于乡者，明一百六十五人，我朝六百二十八人。”也就是说，明清两代，桐城共有举人793人，进士233人。其中明代自永乐二年甲申科(1404)到崇祯十六年癸未科(1643)共中进士80人，清代从顺治四年丁亥科(1647)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共中153人。马其昶的统计可能还有遗漏，但即便以此为据，将桐城置于全国县级行政区域内考察，无论是进士、巍科人物还是各类人才的总体数量，都排在前列。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科举与人才的关系，不妨以明清桐城进士为对象，作一番具体分析。 第一，从进士的姓氏分布看，寒门微族与世家大族相映生辉，科举望族尽显风彩。明清桐城诸族多为宋元之际由江西或徽州等地迁来的移民后裔，他们恪守“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世代以耕读为业，既保证了家庭收入的稳定性，为科举考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又可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引导族中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光耀门楣，提升家庭地位。如此农耕并重、学仕相携的社会风尚，推动了桐城科举风气的兴盛，这也使得桐城进士队伍中诸姓杂陈，人才奋兴。相对而言，小姓微族多以个体精英引人注目，而世家大族则呈现群星闪耀、折桂如林的盛况。兄弟、父子、祖孙、三代四代连中进士的为数甚多。据统计，桐城派集大 成者姚鼐所在的桐城麻溪姚氏，自明景泰元年(1450)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登科者四十四人，成进士者二十”(姚莹《东溟文集》卷五《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名哲继踵，遂为世家。而创造了“父子大学士”、“三世得谥”、“四世江苏学政”、“六代翰林”等旷世显绩，被誉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的张淳家族，无疑是桐城第一科举望族。“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家庭中涌现出诸如明代张淳、张秉文，清代张英、张廷玉等一代济世之名宿，而且张氏家族中先后膺取科举功名、入仕为宦者人数之多也是世所少见的。”(张熙惟、阎钢《历代张氏望族》)清同治年间有人评论桐城张氏家族说:“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仅张英一脉七代，除张英外还有进士12人，此外如举人、秀才出身者，难以数计。随着优秀人才通过科举不断被选拔出来，随着科举家族示范效应的不断显现，科举对读书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桐城邑内，“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卷一《桐乡书院四议》)。明清时期桐城子弟科举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从进士的科甲名次来看，清朝高于明朝。明朝桐城无中一甲者，二甲人数少于三甲;清代有一甲4人，二甲人数远多于三甲，这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一个地区尖端人才的涌现，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文化积累，需要书香之家的长期接力。当明清鼎革之际，桐城士人能适应时代变化，积极参加清朝科举考试，这固然由于清初统治者尊崇程朱理学、承续中华文化传统的施政方针的吸引，却也说明了桐城士人普遍具备了因时通变的生存智慧和匡时济民的入世情怀。我们通常把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即传胪，会试第一名即会元，称之为巍科人物，那么有清一代，桐城出了状元1名，即嘉庆十九年一甲一名进士龙汝言;榜眼3名，即程芳朝、戴名世、张廷璐;传胪3名，即张廷珩、张若霭、孙起端;会元3名，即马教思、戴名世、吴贻泳。原本张若霭于雍正癸丑廷试时，被雍正帝亲拔为一甲第三名即探花，结果因其父张廷玉力辞而改置二甲第一，桐城因此少了一个探花。除了状元、会元外，桐城还有解元7人，他们在乡试中勇夺第一，也曾名震一时，尽管他们并非都能成为进士，但能在乡试夺魁，也算人中龙凤了。这7人分别是明代刘玺、赵釴，清代刘辉祖、方苞、刘捷、张曾扬、姚永概，其中刘玺未中进士，仅得教授之职;刘辉祖、刘捷兄弟虽富有文才，也未能更进一步;张曾扬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廷瑑嫡孙，虽未中进士，后亦官至贵州贵西兵备道;姚永概以举人终其身，为近代诗文名家和教育家，而赵釴、方苞后来都参加了会试，前者以名进士而为显宦，后者因母亲病重而未能参加殿试，却在会试中夺得第四名，是桐城派的开创者。 第三，从进士的个人成就看，他们大多名实相副，贡献突出。桐城诸多进士中，有官居台阁、政绩卓著的治世能臣，如明代刑部尚书钱如京，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何如宠，礼部尚书叶灿，东林党领袖左光斗，清代兵部尚书张秉贞，刑部尚书姚文然，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方维甸等;有才华横溢、独步群伦的学术大家，如天才宏丽、名重一时的大诗人齐之鸾，理学名家方大镇、方孔炤，著名诗人方拱乾、方亨咸，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胡宗绪，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姚范、叶酉、姚鼐、姚莹、吴汝纶，汉学家马宗琏、马瑞辰，大画家姚文燮、江皋、张若霭、姚元之，水利专家胡瓒、姚柬之等，此外还有一批名宦循吏和教坛名师。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维护了进士群体的荣誉和桐城“人才之乡”的声名。清人魏禧和袁枚都曾说过，不中举游宦，无法历山川之形胜、大邑之风会，也不能近海内英豪，受切磋而广见闻，故其文章必眼界狭小且带“乡野气”。为文如此，为人处事亦相仿佛，如不经历大事件、大场面，难以成就宏伟事业、恢宏气象。桐城文章的取境深闳，桐城人为官的器识远大，都与他们借助科举取得功名、置身光明俊伟之地有关。桐城进士群体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证明了“科举之中有人才，人才亦能得科举”这句话不无道理。 二、桐城派:古文时文，兼长相济 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朱元璋立国之后。《明史?选举志》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桐城派先驱戴名世沿用俗称曰:“制义者，与时为推移，故曰时文。时之所趋，遂成风气，而士子之奉以为楷模者胥会于一。”(《戴名世集》卷四《宋嵩南制义序》)明清时期，凡读书求仕者，莫不着力于时文，桐城派中即多八股名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文集中，都收有不少为时文选集或稿本撰写的序言，足见他们对时文技艺有兴趣也很有体会。正因为如此，“今人诋诃桐城派古文，往往把它跟时文(八股)相联系。”其实，“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却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古文影响时文，所以提高时文的水准;而时文影响古文，则是降低古文的品格”(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桐城派崛起的清初，时文积弊已经显现，如何处理好时文与古文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升时文，自然成为桐城派诸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他们要保留时文“代圣贤立言”、宣扬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吸收时文讲究文章作法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要以古文的灵活形式来打破时文的一尘不变的固有形式，以相对灵动的语言来改变时文呆板的腔调。 在这个过程中，戴名世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戴名世是首先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桐城派作家。他虽然对时文十分厌弃，但长期为塾师的经历告诉他，在科举取士的年代，时文的存在有其历史的规定性。由于长期浸淫于古文、时文创作与教学中，戴名世对两者的分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今夫文章之体至不一也，而大约以古之法为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尝以谓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戴名世集》卷四《甲戌房书序》)因此，他与朋友汪武曹等人力倡“以古文为时文之说，正告天下”(《戴名世集》卷四《汪武曹稿序》)在他看来，既然时文也是古文的一种，如果用古文之法来写时文，时文也就成为古文。 方苞曾奉旨选编了《钦定四书文》41卷。《四书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也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他以“义法”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认为文章的最高艺术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是“雅洁”。他之所谓“义法”，简言之，即“言有物”，“言有序”。所谓“雅”，即指语言上的“古雅”、“雅驯”;“洁”，即指文章取材布局上的剪裁精当。他认为广义上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的“义法”，是一切“成体之文”和历代“深于文者”都不能违背的基本规律，所以它既适用于古文也适用于时文。以古文为时文，可以改变科场文字的腐陋;而以时文为古文，则可引导古文创作趋于官方“清真雅正”的时文标准。事实上，清廷于雍正十年颁发上谕:“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梁章钜《制义丛话》)而方苞应和硕果亲王允礼之请而选编的《古文约选》，即刻印于雍正十一年，可见其对古文提出的讲“义法”，重“雅洁”的标准，实则是对雍正的时文要求的直接响应。 刘大櫆精于时文，私淑姚鼐的吴德旋指出:“桐城刘海峰先后以诗古文负重名雍正、乾隆间，然其生平著述之尤善者，经义也。”(吴德旋《初月楼文续钞》卷三《刘海峰先生经义钞目录序》)刘大櫆视时文为文体之一种，认为它虽不能与六经相提并论，但对于理解六经极有帮助，故曰“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时文，又精之精者也。”(《刘大櫆集》卷三《徐笠山时文序》)正因为时文技法精密艰深而不易掌握，所以放眼天下，庸滥时文肆意横行。有鉴于此，刘大櫆提出，要写好时文，必须做到“逼真”，“要己之精神与圣贤精神相凑合”，达到“有古人有我，即我即古人”的境界。他力图将时文纳入古文之中，希望以古文气格振起时文颓势，因此他特别强调时文创作亦如古文讲求音节神气。他赞扬明代唐宋派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的时文创作成就，说他们“皆有得于《史记》之妙”，不同之处在于: “荆川所得，多在叙置曲尽处;鹿门所得，多在歇脚处，逸响铿然;震川所得，多在起头处，所谓来得勇猛也。”(刘大櫆《海峰制义》附录《时文论》)刘大櫆自己的时文不尽合当时风尚，其间颇多古文笔法，富含古文苍朴古质之气，这也使得他的时文与清真雅正的科举衡文标准格格不入，以致屡考不中，困厄终生，但他以古文文法提升时文境界的努力应予充分肯定。 姚鼐是桐城派开宗立派的领袖。他溯源以建文统，讲学以立门户，创立了以“义理、考证、词章”三者兼长相济说为核心的文论体系，特别是中年辞官，执教书院四十余年，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古文创作队伍。在长期的执教生涯中，他能够顺应朝廷“清真雅正”的为文取向和以时文取士的科举程式，引导生徒写好时文。他自己除了编刊有《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外，还编印了《惜抱轩课徒草》、《惜抱轩稿》和《惜抱轩外稿》等时文集，供学生揣摩研读。当广大书院生徒将姚鼐传授的古文、时文创作技巧运用于科举考试中，搏取功名，显扬文坛政界时，桐城派的传播也就获得了稳定而快捷的渠道。如姚鼐弟子陈用光于清道光五年(1825)校士两江时，“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十《陈硕士先生受经图记》)道光十三年(1833)，陈用光督学浙江，立即重刻姚鼐所纂《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希望学子们研习此书，明了经训之旨，进求经史百家之言。 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推崇雅驯。它讲求的“义法”，既有审美意义，更具实用价值。也就是说，雅驯的桐城文章，有助于科举考试。例如，在南方的桐城派古文中心江西新城，由于出了两位桐城派宗师鲁九皋、陈用光，全县科举面貌焕然一新，终清一代共有进士85名，远远超出明代的22位，在江西各县进士人数排名中，也由明代的第27位跃居第6位，其中清代有17名鲁氏族人、7名陈氏族人中了进士，另有48名鲁、陈二氏族人中了举人。检阅桐城派作家阵营，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姚鼐、梅曾亮、姚莹、陈用光、曾国藩、吴汝纶等，都是进士出身。正如北大教授陈平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一书中所言:“如果不是1905年后废除了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还得学桐城文章。当然了，高明者并不推崇桐城文章;但没有关系，桐城文章的实用性，使它拥有广大的读者。因为它有用，好学，你不服不行。所以，真正打倒桐城文章的，不是‘五四’新文化人，而是废除科举。倘若不是晚清的废科举开学堂，你再骂也没用，桐城依旧是天下第一文派，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最为切实有效的教学。” (作者系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编审，桐城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