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范仲淹传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官制的认识

读宋史范仲淹传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官制的认识 讀宋史范仲淹傳對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官制的認識 唐德剛 (上) 記得抗戰中期筆者在重慶讀大學時，教我們中國通史的老師是繆鳳林先生。抗戰是個有關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決死戰，而繆老師又是個心如火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他在課堂中有句口頭禅叫做“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繆老師講中國通史，特別著重漢唐明三朝。因為这三朝的文治武功，都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也是有“漢唐明之往史可證”的。 等到抗戰勝利了，我們這批戰時大學生，也逐漸進入大中學的課室，教起中國通史來。這時我們中國已是全世界的“四強之一”，不但日本帝國主義不存在了，縱是歐美帝國主義，也一個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可是戰後中國那一片靡爛的現場，和“五子登科”的政壇，以及極權政治的黨爭，在在都怵目驚心。民族主義顯然不再是治病的良藥，沒有繼續提倡的必要了。但是針對我國戰後所有的沉疴，我們當務之急，顯然是集中於“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和軍隊國家化”等等新的概念之上了。因此面向此一新的時代、新的觀念和新的改革，我們那批新出爐的青年史學教師，難免不期而然地，對繆老師那項老的 教授法，就發生不同的反思和修正了。 就以筆者個人來說吧，我倒覺得繆老師所贬抑的宋元清三朝，也頗有其可取之處呢。若論武功，世界史上哪個國家能比得上我們的元朝?若論文治武功的雙重成就，則滿清又豈在漢唐明之下呢?繆老師著重漢唐明，而貶抑元清，主要是因為後者是“異族入主”。其實我們的“漢族”(現在該叫“中華民族”了)，哪裡又是個純種民族呢?我們是數千年來，數千種民族(蒙古種各族之外还有南洋族群、閃米特族群、印歐族群，甚至若干非裔族群)大家融和在一起，有教無類的混合體，現在美國史家叫做民族“大熔爐”(a melting pot)。數千年來寄生在中國邊疆的數十百種少數民族，原是我們“大熔爐”裡還有待完全融和的基本成員，哪是什麼“異族”呢? 我個人在課室裡，甚至對那個被繆老師所贬抑的宋朝，也頗感不平。 宋朝誠然在武功上說是個衰世，衰到向鄰國統治者叫大爺、叫叔叔的糟糕程度，但是它在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civil service system)里和中央政府裡的君相關係的政治運作上，乃至在物资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經濟成就上，在學術文化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史績上，也自有其突出之處，非其他朝代、其他國家所能及。誠然宋朝在武功上落後，但是，朋友，所謂武功，實在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以殺人掠奪為光榮的畸形現象。自衛，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搞西方式的民族擴張主義，就不是我們傳統中的仲尼之道了。所以那個以弭兵為首要的宋朝，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實在也是咱中國人大可自覺驕傲的一個朝 代呢。 ?北宋的君相文官制 再者，我們縱使撇開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成就(諸如文藝、科學、外贸，乃至人民經濟生活水平之普遍提高等等)不談，只談談北宋中央政府之內的君相關係，乃至傳統文官制度在北宋一朝之高度的發展和完滿的運作，以及這些成就對當代中國所謂“體制改革”的程序上，顯然亦有其借鑑之處，則北宋歷史經驗之可取者，也就說不完的了。 筆者個人對制度史就有畢生的興趣。深信我國政治制度，在將來體制改革完成之時，我們新的“定型”，必然是個兼採中西之長，和社會國家相互平衡的制度。這一理想中的新制度，我們在“漢唐明”的盛世中所能發掘的藍本，恐怕就遠不如在北宋盛世中的模式為多呢。簡言之，在一部中國通史裡，漢唐元明清，乃至民國時代的國共兩黨的政權，往往都是君權太盛的專制模式。縱是昏君當朝，像東漢的桓、靈、獻三帝(一四七--二二?)，和從萬曆開始的明末諸帝(一五七四--一六四四)，其君雖“昏”，其“權”不減也。只是君權旁落，淪入宵小阉宦之手罷了。因此，我們如要在中國歷史上找出若干君相之間有其相互“制衡”(Check-&-balance)底開明王朝的模式，則北宋的政制，可能就是很少有的先例了。 且看，北宋盛世的真宗、仁宗、神宗三朝(九九八--一?八五)。 这三個皇帝並不專橫，但也並不昏庸，皇帝大權牢牢在握，三朝也从无大权旁落的现象，而三朝则相权極重。全國政治的通盤運作，實是宰相主之，亞相(副宰相，參知政事)輔之，全朝文武百官，共同形成一個職業管理集團(a corps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在这項龐大的職業管理官員之上，作其通盤調度，和依法治國的“最高領導”便是皇帝。換言之，皇帝只是一個享有政治否決權(veto power)的首席文官(head-administrator)，而不是個可以胡作非為和胡亂殺人的寡頭暴君(despot)。而宰相便是這位首席文官的幕僚長。因此您如把北宋和漢唐元明清，甚至我們及身而義立國之初，即有“不殺大臣”的鐵券保證。立有“誓碑”，當朝宰相，官高而位不險，所以他們才敢於諍諫，敢於興革，有時甚至不惜出奇制勝。像范仲淹所推動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所搞的變法，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就以目前中國政治為例，搞新政，搞變法，搞體制改革，都必然會引起滿朝文武之中，新舊兩派的分裂，手握有“最後決定權”的皇帝、主席、總統，為著他一己私心私利，甚或單純的政治偏見(像朱元璋就要禁絕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往往不惜自清君側，誅殺大臣，而人頭亂滾。朋友，這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血淋淋的政治鬥爭，我辈及身而见的实人实事，还算少吗, 奇怪的是，這種因改革開放、變法維新的新舊左右之爭，而搞到家破人亡程度的，在專制王朝的北宋，反而絕無僅有。北宋朝廷中新舊兩派，都不致因政爭殺頭。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鬥爭，只是勝者當國，敗者下放，像保守派的司馬光，政見不得行，竟然“奉旨著書”，用 公费國帑，組織一個“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來闡述他保守派的政治哲學。一下放，放了十九年，歷經兩朝，終於搞出一套傳統中國最保守的歷史哲學教科書的《資治通鑑》來。當時朝士也就各以己見，在新舊左右之間，分別作其擁護與反對的選擇，則朝政便有其現代化底政黨輪替的意味了。 同時由於宰相權重，當政者有機會發揮其政治理想，則北宋的名相，也遠比其他朝代為多。再者，北宋朝廷中的“朋黨之禍”，也與其他朝代(包括國共兩黨的政權)中的類似鬥爭，也有其性質上的區別。例如漢朝的黨錮之禍，明朝對東林黨的誅殺，至於民國時代的黨爭，那就更是一言難盡了。把這些我們及身而見的現代政治，與北宋時代的政爭方式相比較，那就真是今不如古，“共和不如帝制”了。 所以吾人如大膽的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元朝的集權專制，不用說了。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皇權竟然回潮到連宰相和內閣也一道廢除的程度。這就是“正常”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的倒流和“反常”的現象了。 這種皇帝廢除內閣，而集大權於一身的寡頭制度，是在明初才開始的倒流現象。三百年後，滿族入主中原，而加以仿效和延續，就變本加厲了。到了民國時代，由於革命無成，而中原板 記得筆者於半個世紀前來美留學時，為著打工上學，曾在美籍德裔漢學家魏復古(Karl A.Wittfogel)教授所主持的“漢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員。魏公 原是國際共產黨員，也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主要理論權威 之一，並經常為《真理報》撰寫專欄。後因鄙棄極權主義而脫黨來美，由哥大協助，完成其名著《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Yale Univ.Press,1957)。魏氏就認為從秦始皇到毛主席，“專制主義”原是東方固有的特產。當魏氏囑余校其全稿時，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