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读后感

《我们内心的冲突》读后感 美国心理学专家卡伦·霍妮的这本论著,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卡伦·霍妮(1885~1952)生于德国汉堡,就读于柏林,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从1914年到1918年,她在柏林一朗克维兹研究精神病学,并在1918~1932年期间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为逃避纳粹迫害,霍妮于1932年赴美并在其后两年中担任了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她来到纽约,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一直到1941年。该年,在她的发起下,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成立,她担任院长直至逝世。除了积极从事教学与精神治疗的研究和实践以外,她还是美国最权威的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全美精神病学学会的成员;她经常为该学会撰写论文。霍妮的著述甚丰,主要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的新途径》、〈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等。 卡伦·霍妮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的《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主要围绕神经症的真正内驱力是什么展开。她认为,神经症内心的冲突是具有文化内容的需要为基础的,这种冲突中主管的充分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 霍妮主要在理论上探讨病人解决问题的几种试图,探索心理问题的的内驱力。她认为,患者用四种方式去解决自己的冲突。 第一种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另外一部分占上风;当内心的观念不断矛盾和冲突双方无法调和的时候,神经症或者会试图偏向一方,让偏向的一方成为主导来掩盖或者压制另一部分冲突而让自己获得安宁。第二是试图“回避他人”因为孤独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试图。第三是回避自己;自己在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来取代真实的形象;第四种试图就是神经症患者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摸去除其他的冲突; 她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是将自己的四种“试图”与自己的生活相冲突,神经症患者是将自己的创造的形象和来面对现实中的自我做面对的问题。而这种理想的和真实的形象一直在抗拒整合,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对立,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在现实中无法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当神经症患整合不成的结果是他们的内心又出现一条新的裂隙,而这个裂隙依然需要整合和缝补;卡伦·霍妮认为,形成神经症症状内驱动力的源头是三种态度的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的态度。神经症患者一边惧怕自己的能量会毁灭自己,会造成自己人格的分裂一边不断的维持着三种态度的冲突,不断的创造者这种态度的冲突,为自己的问题带来新的问题;在这些解决问题的试图与冲突中,患者往往有着一种失控的焦虑。一是这种冲突一直无法在自己的某种“试图”的控制下消除,他们的一直想得到的需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比如被关注或者“被关照”的需求。 他们无法处理这些冲突时,在生活中就将表现出矛盾的地方了。 一个女孩子一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一边又是非常荷苛的对待他,拒绝他的约会。而事实上她对男孩的拒绝是痛苦的,她的内心是想要赴约。 霍妮认为,冲突是神经症的内驱力,正是那三种态度相互矛盾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患者的神经症症状就是在这三种冲突力量的作用下此消彼长的结果,衍射不同的行为表现;。 在这种冲突和矛盾中,患者所有的态度都是双重的,在亲近的过程中,往往有着想要控制的心态,女孩期望能够男孩找他约会的同时还想要男孩按照她的想象去说话、求爱和表现。而一个被爸爸用戒尺打手的时候,感到害怕和想要躲避的同时,还有想要能有强大的力量挡住打他的那个爸爸的大手的幻想。 在“亲近人”当中,神经症患者想要获取的是温暖、呵护和安全;这种需要是原始的, 本能的也是纯粹的,当这种本能遭受挫折是所产生的孤独、无助、委屈集聚成为愤怒时,这种“亲近的态度会转化为“抵抗人”;抵抗态度的出现,伴随着敌意和攻击。抵抗的态度是向外的,是对外部所有生物的仇恨。长期的挫折让失望和恐惧出现,想要远离这种恐惧和失望的态度所采取的第三种态度“回避人”。回避是一种压抑,压抑的结果有可能是让愤怒升级而爆发突如其来的攻击,而这种向外的性质的攻击常常指向人或者物。攻击是带有敌意的压抑聚集而成;这种敌意的压抑的聚集危害极大,往往会超出人们的预料,恶性事件往往是敌意压抑和聚集的结果。 逃避所形成的压抑是向内的。这种向内的力量会让患者的躯体受伤,生物性应激而产生的激素在没有得到应用时反过来会是患者的产生最多激素的部位的躯体受到伤害。产生胃溃疡或者高血压等心因性疾病。 所有的神经症都是冲突的结果,这就说明问题的经济是不能够从外部解决的;女孩非常想让男孩与她约会,而焦虑的时候,女孩的焦虑不会因为男孩的约会下降,相反,他的焦虑会因为男孩的约会的实现而上升。因为引起女孩焦虑的是女孩内心三种态度的冲突造成的,而不是男孩的约会造成的;女孩的焦虑的真正解决不是取决于男孩是否约会降低焦虑,而是解决女孩的态度的冲突来解决焦虑。 神经症患者在“对抗人”的表现中,愤怒和攻击是持有的表现。愤怒往往是核心理念冲突的结果,是一种控制失败,不能承载挫折感的表现,而攻击常常是试图恢复控制的行为。 他们不能承载失败。就如霍妮在书中写的神经症患者“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他人,是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想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这些人,“在与别人的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议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的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当压抑愤怒和对抗时,带来的往往是更猛烈的攻击能量的释放。采用对抗行为的神经症患者,他们的冲突没有减少和消失的时候,神经症中“对抗人”所表现的攻击也不可能减少和消失。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神经症患者内心基本冲突的成因与表现,对患者为了对抗冲突所做的努力也进行了周密的解析,还呈现了一些冲突未解决的后果。对神经症的解读是比较系统的。但对于神经症的治疗,作者只是以给心理医生的治疗过程提出建议的角度,指出了一些治疗神经症过程中心理医生容易忽略的病人的细微表现以及这些表现的意义,并没有就普通人如何自我克服神经症的问题给出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 对于一个寻求答案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未免令人失望。但综观全书,作者写书的意图本来就不是寻求神经症的解决方案这么简单。她更希望的是,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自身存在的难以察觉的神经症症状有所知觉,并且告诉人们,神经症的治愈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患者必须付出主观的努力,必须有一定的客观环境和经历相配合才可能逐渐消除内心冲突最终走向内心和谐。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试图去消灭一个冲突而引发新的冲突。这些都是正常的。承认冲突是第一步,面对内心的冲突,弥补那冲突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抹杀其中一种。外部世界的矛盾和不和谐更多是我们内心斗争的投射,不压抑,不逃避,不欺骗自己,面对信仰崩溃的恐惧,接受真是的自我。这痛苦的过程也是走向人格统一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对那些理想化意象和真实自我差异甚大的个体。这类个体几乎耗尽所有力量来遮掩冲突之间的裂痕,合理化解释,投射,外化,但深层的矛盾注定把看上去的统一撕裂,被掩藏的差异越大,就越危险。 疗愈的过程可能会非常缓慢,但绝对值得尝试——这倒不是说解决了内心冲突、打败了神经症,人就可以无所不能实现所有梦想,而是,心境的和谐能够使人避免内心冲突导致的憔悴感、无力感、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使人最大程度地获得自由和愉悦,这有利于他以更好的状态去从事其它的事情。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 但自从这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其中,卡伦·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妮之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到这一类问题,也未能作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书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带片面性的狭小范围内。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里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里比多”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 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所以,这本论著不仅比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带主观唯心史观心主义局限的精神分析文工团献更明显的表现出客观的、唯心史观物主义的倾向,而且,较之于作者早期的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证人格〉)也更具实践的意义,更明晰、更系统,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