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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

【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小小的快乐_幸福
2017-10-15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四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在政治上: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二)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三)在组织上: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四)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五“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六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七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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