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古风律诗词曲后的又一新体.doc

新诗是古风律诗词曲后的又一新体.doc 新诗身份辨析 袁忠岳 ——兼与郑敏先生、丁国成先生商榷 1 一看题目，有人可能要问:新诗诞生以来已逾90春秋，难道它的身份还不清楚吗，还需要辨析吗,然也。从新诗一出现，就不断有人质疑它的身份，讥笑它的来历，说什么“横的移植”啦，“翻译诗”啦，“欧化”啦等等，这些远的且不说;就在刚过去不久的世纪之交，对于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它和中国诗歌的母体是否有血缘关系，不是仍然争得个齗齗谔谔不亦乐乎吗,争论中我们听到一个强劲有力的否定声，说“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1)，故而造成新诗与母语的断裂，源远流长传统的缺失。我说这一声音强劲有力，是因为它是一位写了60多年新诗很有成绩很有影响高龄长寿的女诗人郑敏发出的，她不顾年高体弱，一连写了好几篇长文，大声疾呼地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难道新诗真的生错了吗，它不是中国诗歌母体身上掉下来的肉,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还盯着它的出生问题不放呢, 身份辨析的必要性还在于当代诗词兴旺繁荣对新诗造成的压力，正如诗评家吕家乡先生说的:“一方面是旧体诗的日益兴旺，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新诗领域的不够景气，旧体诗对新诗的较量似乎有转败为胜之势。”(2)过去新诗把旧诗打倒，现在此消彼长，是不是说明当时以新代旧的做法错了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确实不少人是这样想 1 的。如郑敏先生就认为胡适等人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3)诗评家丁国成先生也在他的近作《“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中说:“‘新诗’诞生之初，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作怪，先驱者们对待传统诗词以及‘旧诗’作者，采取一概否定、彻底打倒的错误态度。”(4)面对这些指责，人们自然会对新诗诞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产生疑惑，不弄清自己的身份，新诗何以自处，又何以相处(与当代诗词), 以上就是我写本文的原因，我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诗是中国诗歌古风、辞赋、近体、词曲后产生的新的诗体，当然生自同一母体，和古风、辞赋、近体、词曲一样都是吸着母乳成长起来的，同根生，同母养。尽管新诗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残缺，这和体式无关，体式可以完善，但不可以否定，它只是提供一种以前旧的体式所没有的可能性让诗人去发挥才能而已，至于发挥得怎么样，那取决于每个诗人自己。 2 新诗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生的,正常还是非正常，合法还是非法，有无权力操纵，是否采取不当手段，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其生存权利就得打问号了。按照丁先生和郑先生的说法，新诗是用粗暴的强力把旧诗打下去的，这才有后来“一统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丁先生把这场较量与汉代文化专制时代相比，“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把新诗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同汉代‘独尊儒术’一般;古典诗歌和旧体诗词则被贬到十八层地狱，亦如汉代‘罢黜百家’一样。”(5)郑 2 先生的描述则让我们想起文革，她说“这场‘革’与‘保’的斗争情况之激烈与牵连面之广，很具有中国‘文化’运动的一贯特色„„在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则笔战加上枪战，笔伐加上鞭挞，演成一次流血的文化革命。”虽然她在后面补充了一下，“当然白话文运动从正面来看，不应与我们时代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相提并论”(6)但是，引起人们联想的效果已经产生，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新诗诞生正如这两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靠超越学术争论之外的政治权势强力取胜，而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但是历史真相不能靠悬测去想当然，应用充分的根据来还原。新诗面世的时间是1917年，《新青年》在2卷6期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3卷4期发表胡适《白话词》4首。有人可能觉得把一人之作的发表作为新诗起点不妥，就以《新青年》4卷1期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3人9首诗的1918年作为新诗肇始，那一年有10期《新青年》发表新诗，共计59首，作者基本是北大教授、刊物同仁，属于小圈子活动，没有任何党派团体的政治背景。对于这一新出现的诗体，当时社会的反应如何呢,一片哗然，说什么话的都有，赞成的，反对的，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论是激烈的，也是公开的平等的，谁也无权让谁闭嘴，何谈压制,为了展开争论，《新青年》还自造了一个反对者王敬轩，给编者写了一封文言信，直斥白话诗为“妖孽”“谬种”，怎么会不让人说话呢,这些教授无权无势，又怎能封得住反对者的口呢,在学术争论中言辞偏激一些，说了些过头话，那就是压制对方 3 吗,这是对压制的曲解。所谓压制，我们都领教过，很熟悉，那就是剥夺你发表文章或说话的权利，让你为说过的话受到惩罚，以致付出从精神到肉体甚至生命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如郑先生所说的“将学术讨论完全置于政治运动之下”(7)，使其异化为一场政治斗争，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何况反对方的言辞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诗诞生所处的时代和现在是很不相同的，那时清政府已经倒台，共和的旗帜业已升起，但全国统一的政权还没有建立，“城头变幻大王旗”，社会处在极其动荡混乱的形势之下，军阀是你争我夺抢地盘，政客朝秦暮楚找靠山，官员贪得无厌捞钞票，有权有势者各有所忙，国计民生无人操心，舞文弄墨的事更没人管了。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上办报刊的、出书籍的、结党成社的，很自由，很热闹，只要有钱，不要批准，谁都可以公开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无人干涉，你说谁能压制谁呀。《新青年》不发表你的文章，还有不同观点的别的其他杂志可以发表，像《甲寅》、《学衡》，不怕没有说话的地方。就是北大这个新思潮的发源地，在蔡元培校长“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下，也是不拒各类人才，既有革新派(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又有保守派(辜鸿铭、刘师培等)，既有宣扬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又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都可以上讲坛去讲呀，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那是实际状况，并无半点夸张。所以，我认为当时关于新诗的争论是在平等对话的情形下展开的，不存在压制和打击，没听说谁因为反对新诗而受到什么伤害、惩罚。就拿当时 4 写旧体诗很有影响的人数破一千的南社来说吧，也并没有因为新诗的诞生而被迫解散，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也许我们太习惯于在政治干预下的所谓学术争论了，以至于把新诗诞生时的那场争论也想当然的政治化了。我倒觉得非要把那场争论比附一下的话，那么1980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差可擬。那是一次真正的席卷全国的百家争鸣，支持的，反对的，都能毫无保留地各抒己见，有的说得也很厉害，如说朦胧诗是“逆流”“沉渣泛起”等等，但争论双方都没有感到任何政治压力。后来风向有点转，一度风满楼，结果雨未来。事实证明，通过这场争论，该兴起的还是兴起了，这也和当年新诗的诞生一样。 3 丁先生把毛泽东在1957年说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话，看作妨碍当代诗词发展的紧箍咒，并提出与之商榷。其实，新诗是不是主体，毛泽东说了也不算。新诗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里的助理员，人微言轻，何况他有更大的志向，其兴趣也不在新诗上，那时他只在《新青年》上发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论文。到1957年，毛泽东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么说，不过是对40年来的既成事实加以承认而已，也无意以此来阻碍当代诗词的发展。我们不能用今天当代诗词的繁荣去否定历史的进程，历史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实际上和郑先生、丁先生说的相反，90年前那场新旧诗的对决，新诗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为它面对的是旧诗的一统天下，是有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庞然大物。当时知识界包括新诗的第一代尝试者在内， 5 谁不是用文言写诗写文,这是有学问的标志，用白话写文是要被人嗤笑的，更不用说用白话写诗了。从当时这场争论的双方阵营看，提倡新诗的正方，不过是几个并不知名的刚刚海归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而反方则都是有学术成就、有社会地位、影响不凡的大人物，如严复、林纾、章士钊、柳亚子等人。两相比较，轻重可知。新诗却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来个形势大逆转，何也,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内外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的。我想从纵横两个向度的推动力，来说明新诗发生的必然性。 从纵的时间向度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中国诗歌诗体演变历史的“自然趋势”，他把《三百篇》到骚赋体看成诗体的第一次解放，骚赋体转为五七言是第二次解放，五七言进到词曲是第三次解放，用白话写诗就是第四次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8)胡适所做的，不过是顺着这一“自然趋势”，略加“鼓吹”而已。这一“自然趋势”的潜在背景就写在他1927年编写的《白话文学史》中，后来他在1958年台北的一次演讲中又回顾了这段历史，说“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出现了《水浒》、《红楼梦》等名著，因此“已经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9)。一个 6 是体式进化的需要，一个是白话为文为诗的经验，这两方面构成促进新诗诞生的纵的推动力，这就是“自然趋势”。 再从横的空间向度考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帝制解体，世逢共和，旧文化的有力支撑断了，顽固派的保护伞撤了，新思想、新文化有了滋生和壮大的日益广阔的天地，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试想，在清政府禁锢思想的统治下，有你新诗张扬扩展的机会吗,早就被扼杀在襁褓里了，新诗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夕不是偶然的。胡适在1922年曾这样说:“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布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以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10)而这新思想新观念的迅速传播又离不开现代传媒的出现和蓬勃发展。1870年我国第一份白话报《民报》应运而生，戊戌前后据《晚清白话文运动史》(谭彼岸)记载，白话读物有:白话报10多种，白话教科书50多种，白话小说1500种以上。“1815年至1915年中国出版了近两千种中文报刊。1906年仅上海一地出版的报纸就达到66家之多，这个时期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11)当时，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就是在报刊上展开的，如反对新诗的有章士钊的《甲寅》、梅光迪、胡先驌等的《学衡》;提倡 7 新诗的除了《新青年》，还有《新潮》、《少年中国》、北京《晨报》副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正是由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宗白华慧眼识英雄，才有新诗奠基者郭沫若的出世。郭氏一出，天下大定，其中宗白华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王珂教授的《新诗诗体生成史论》还谈到西方传教士在传播新文化中的作用。当然，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可做的事情还很多，本文就不赘了。因此，新诗就是在这纵横两个时空向度的“自然趋势”涌动下呱呱坠地的，是在历史的阵痛中应时代的呼唤而出，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毋庸置疑。 4 尽管新诗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和时代的必然性，但要使必然性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还需要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什么这一任务偏偏落到胡适头上呢,那也是时代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结果，看谁是有心人，谁能最早的感受到这一历史与时代的“自然趋势”，谁能找到使这一趋势尽快兑现的可行路子。也就是说，先行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中的“知”和“李白乘舟踏歌行”中的“行”，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么造出来的。胡适名为何往，似乎也注定了是他而不是别人，来为新诗趟出一条路子来。这当然是戏语，不过偶然性中也确实隐含着必然性。所以，新诗辨析还要对“始作俑者”尝试的初意和探索的过程加以考察，了解一下新诗这条路子是怎么走出来的，是否如郑先生所说，“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的(12)。要知道，批评是容易的，实践是难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站 8 着说话不害腰痛”。不知郑先生想过没想过，若为了和母语保持一致，不用白话取代文言，还有没有新诗,如是有，那是什么样子,郑先生能不能拿出个样品来让大家看看呢,有60多年写新诗的历史，试验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呀。可连郑先生自己也承认:“新诗又如何创造自身的声调模式呢,这是我长期无法解答的问题，根源在于我无法找出古典平仄之音调魅力之所在，因此也无从考虑新诗音调的建设。”(13)可见其难。类似的困惑早在80多年前的南社诗人柳亚子身上就遇到过，胡适说:“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他们都说文学革命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究竟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14) 胡适创建白话诗体是从文言起步的。他从5岁到14岁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旧式教育，他15岁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写了第一首旧体诗，赠离别的友人付君剑，得到对方的唱和，诗曰“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胡适受宠若惊，从此痴迷于诗，发愤读诗想做诗人了，到他1910年赴美留学时，共写了200多首旧体诗词。我们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编的《胡适诗存》中能读到的包括《去国集》 (赴美后写)在内的早期旧体诗词共113首。不仅是胡适，第一批白话诗的作者都是从写文言诗起步的，胡适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15) 9 刘大白也自述“因为沉溺于旧诗词中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历史，所以我的诗，传统太重”(16)。开创白话诗新天地的就是这么一批古典底子深厚的旧体诗人。由此可知，他们与古典诗歌是血脉贯通的，迈出写白话诗的步子是很不容易的。 从胡适提供的材料看，最初阶段的诗歌改革还只是局限在文言范围内，那时争论的焦点不是文言白话，而是“诗之文字”和“文之文字”。 主要采取互相通信的方式在留学同学(任叔永、梅光迪等)中进行。胡适认为二者差别不大，不必分得太清;遭到任、梅的反对，认为“诗文截然两途”(梅光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提出“诗国革命何时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儿说的“文”指的是古文，“作诗如作文”的提出在写白话诗之前，那是1915年9月。这和他在旧体诗词中喜散不喜律偏爱宋诗有关，他说:“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宋诗的影响。”(17)宋诗中的议论叙述风格投合了胡适所好(他不喜欢灵动飘逸讲究神韵的古诗)。他一直强调写诗要“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18)他是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的，那时虽然仍写旧体诗，但其走向散文化的趋势很明显。有人根据《胡适诗存》中收录的早期旧体诗词统计:出国前写的有92首，其中古风52首，近体30首;在美国写的收到《去国集》中的21首，其中古风13首，近体只有1首绝句(19)。从文言诗的由律而散，再到 10 白话诗的诗体大解放，这是就胡适走过的路。他是从黄遵宪他们“诗界革命”止步的地方起步的。“诗界革命”止了步，故而只能成为历史;胡适继续朝前走，终于走出了个新天地。从此新诗的生命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将延续下去。 胡适起意用白话写诗是在1916年夏，他从“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冲突中意识到改革文字之必要，“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的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20)。故此，7月26日他在给任叔永的信上表示决心说，“‘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21)8月23日他用白话写了《朋友》一诗(后把题目改为《蝴蝶》)，这就是第一首白话诗，诗中表现了孤单无依的情绪。他是单枪匹马冲向沙场(如他说的“沙碛不毛之地”)的，因为他的朋友都反对他。归国时他的实验室就他一个人，1917年《新青年》一年也就发他一个人的诗共12首。势单力薄，不免有些担心和痛苦，但他义无反顾，只身向前，众多朋友泼的冷水不仅没有浇灭他的斗志，反而把他“逼上梁山”,下决心非搞出个名堂来让他们看看不行。事后他说，“我若没有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22)他所以能取得创立新诗的成功，和他坚持到底的精神不 11 可分。他的实验不到一年，就从之者众了，新作者不断涌现，读者群不断扩大，星火终于燎原。1920年3月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胡适的《尝试集》面世。也就两年，到1922年该诗集就出到第4版，在《四版自序》中他自豪的宣布:“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即使今天，那也是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诗集发行量啊。他的尝试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始终不渝的坚持外，还有就是他一再强调的要有“具体进行的计划”，既要定下有章可循的标准，又要拿出有法可依的样板。标准，1916年给任叔永的信中是三条，到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充实到了八条，实践的样板就是他的《尝试集》。他采取的革新步骤虽然和摸着石头过河差不多，但目标清楚，步子稳健，从以文为诗，到白话作诗，再到诗体大解放，一层层地破除束缚思想的清规戒律，直到彻底自由。他是按实用主义的教导这么做的，他认为:“一切学理都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23)这也就是胡适所以能够闯关夺隘占领新诗高地的主观原因。 5 束缚需要打破，传统也应继承，人们对新诗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后者，批评声一直没有断过。可当年那些新诗的先驱们，为了从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却没少费劲。胡适在《尝试集》1920年9月再版自序中承认，第一编中的诗除去两首，其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第二编有好几首“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和声调”，整个集 12 子他只承认其中的14首是“白话新诗”(24)。1922年他在为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写的序中说“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诗。”(25)按照今天批评者的观点，是否应该倒过来，肯定那些还有旧诗痕迹的诗，否定胡适说的那些“真正新诗”(当时一些“守旧的批评家”就“夸奖第一编的诗”“嘲笑第二编的诗”),到底是保留那些痕迹好，还是去掉那些痕迹好,有没有既无任何束缚，又能充分保持古诗传统的诗,当年的柳亚子老先生回答不了，今天的郑先生也回答不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面对悖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这是不能强求一致的。但历史也会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前面说过的“自然趋势”，它也不会顾及哪个人的个人倾向和爱好。实际上由于悖论存在，历史往往忽左忽右地拐着弯前进，而不走直线，看看自古以来的文学发展不是这样吗,时代变了，社会不同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完全两样了，怎么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那时候的思想呢, 再拿当时被诟病，今天仍被非议的写新诗的工具白话来说，它与文言同为一个民族的文字，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字截然不同，两者肯定是有血缘关系的，都植根于同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都长期流行于同一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互相交叉使用，交互影响，只是文言在“五四”以前是法定的书面通用语，白话只是在民间流传，百姓对文言懂 13 得的不多，文人对白话则并不陌生，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消闲生活中，躲不开近于口语的白话，怎么能说用白话就是与母语断裂呢,不过之前文人把白话看成引车卖浆者使用的语言，用它来写诗写文是有失身份的，更不能用它当敲门砖，这也是白话一直遭到恋古文人强烈反对的原因。但到20世纪初，白话流行已大势所趋，到胡适创导白话诗时，他们已经不得不退让到承认白话可以写文章、小说、戏曲、甚至词曲，至于诗那是万万不可的，胡适所要攻克的，就是他们死守的最后堡垒，抓住命脉，一举奏效。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一个部令，要一二年级的国文从秋季起，一律改为国语，也就是从那时起，白话才取得了官方承认的合法身份，被称作国语了，这也是胡适他们发动文学革命的结果。事实证明，白话取代文言，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思想的活跃，文化教育的普及都是有利无害的，怎么独独对诗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呢, 说到古典传统，那也是多方面的，我国有浩如烟海的诗歌和诗学典籍，从诗的形式到诗的内容都有大量精彩绝伦的阐述和实践，是我们诗歌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五四”以来的许多诗人也是非常重视继承这一份遗产的，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创造出了不知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也包括郑先生的不少佳作在内，如她的诗《金黄的稻束》，不是还上了高考试卷吗,古诗与新诗形式有异，诗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各有千秋，不难相互参照借鉴。如把传统仅仅理解为承袭它的词语和音韵格律，要把新诗捶打成平平仄仄、古色古香的样子才叫继承，那就是历史的倒退，袁某期期知其不可。 14 对新诗不是不要反思，其实从新诗开始这反思就开始了，胡适把他被“逼上梁山”的整个过程公诸于世，就是反思;《尝试集》每次再版所写的序，也是反思:虽然冲锋陷阵需要激情，他仍是很理性的。俞平伯在1919年《新潮》3卷1号上发表的文章《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更是非常客观地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社会各界对新诗所持的种种看法和他们各自的心态，以此来矫正前行的方向，里面说到“白话虽然已比文言便利得多，但是缺点也还不少呵，所以实际上虽认现行白话为很适宜的工具，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的上面”。(26)反思也是很到位的。这些反思和基于反思的改进从新诗诞生90年来，一直在进行着，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与新诗相始终。即是这次讨论，也可算是历史反思争论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吧。 6 综上所述，新诗是继古风、辞赋、近体、词曲之后出现的新体，应无异议。其特征是:用近于口语的白话写诗，无固定格式，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长短不论，韵律随意。经过90来年的发展，新诗的语言，已有很大的改进和丰富，非明白如话所能概括，正如吕家乡先生说的“在诗歌语言上，新诗诞生之初，作者和读者普遍感到白话欠缺诗的表现力，现在新诗对现代汉语的意象化(或形象化)加工和韵律化(声音美)加工，再也不是一穷二白，而是春色满园了”(27)。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也纷纷出现，有注重纵的继承的，有倾向横的移植的，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此消彼长，争奇斗艳，各有佳作和代表诗人 15 出现。当然，新诗与之前的任何一种诗体相比，历史尚短，前面要走的路还长。但也不能说它“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泽东)。什么算成功呢,从一种意见看，新诗要有一套定型的格式才行，像西方的十四行诗，中国的律诗。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外国诗人并不都写十四行诗，它只是众多诗体之一，并未处于独尊之位。中国律诗成型从《诗经》开始算起，经过“言”的定形(从四言到五七言)，“韵”的定形(从口语押韵到依韵书押韵)，“声”的定形(从发现四声到有完整的声律)，其酝酿时间起码要在一千多年以上，这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不可复制。另外，把强调外在格律的诗体作为重建新诗的唯一目标，既不可行，也不妥当。我同意吕先生说的“内在律:新诗艺术的核心”，这是对新诗的质的规定，因为，不论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都是要讲“内在律”(情绪的自然消长)的，“外在律“就不同了，不能涵盖所有新诗。如果真有一种格律诗得到大家承认，人人仿照，长期流行，成为“主体”，那就是另一种诗体的出现，诗坛就要更新换代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出现，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我主张任其自然，每个诗人写什么格式的诗，有其个人的写作自由，用不用格律，用什么样的格律，尽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去尝试去研究，各献身手，互争高低。最后的评判是读者，是历史，得人心者得“天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得“天下”的是何人。 在新诗和当代诗词之间也应如此，公平竞争，和谐相处。双方都应采取理性的宽容态度，尊重对方，取长补短。翻旧账，争“主体”，没有什么意义。天下诗歌是一家，诗性本质是相同的，多沟通，多融 16 合，说不定兼有二者之长的诗体，就会在这沟通、融合中产生。 2009年3月8日于济南 【注解】 (1)(13)郑敏《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习什么,》 《诗探索》2002年第1-2 辑24页、28页。 (2)(27)吕家乡《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中 外诗歌研究》2007年2期14页、13页。 (3)(6)(7)(12)郑敏《世纪末的回顾》 《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5页、 7页、6页、5页。 (4)(5)丁国成《“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 《中华诗词》2008年第3期44 页、41页。 (8)(15)(26)胡适《谈新诗》 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 6页、21-25页。 版社1985年版6页、 (9)胡适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演讲，刘心皇《现代中国 文学史话》。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转引王珂《新诗诗体生成史论》九州出版 社2007年版90页。 (11)王珂《新诗诗体生成史论》 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54页。 (14)(18)(22)(24)(25) 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32、22页、29页、35页和43页、86页。 (16)刘大白《旧梦付印自记》 刘大白《旧梦》商务印书馆1924年3月版。 (17)(20)(21)(23)胡适《逼上梁山》 陈金淦《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1989年版 131-132页、134页、148页、150页。 (19)康林《《尝试集》的艺术价值》 《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49-50页。 地址: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教工宿舍8楼2607室 邮编:250014 电话: 17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