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笔者在ucla写作研究班的一篇论文发展而来,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黄宗智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评审人艾仁民博士与夏明方教授仔细的阅读与犀利、中肯的修改意见。但文中存在的任何观点与事实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一引言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1950~1970年代主导农民、农村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仿佛充满了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198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在这一学说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仿佛都是受利润驱使、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前一种学说明显是受到了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种思潮则与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不能否定,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存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商业,但造反、逐利毕竟只是农民中的部分或他们的部分特性,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力图适应当地环境而生存的劳动者。
一————————
①文中江汉平原范围大致相当于清末的荆州府(不含宜都)、汉阳府(不含黄陂)、安陆府、荆门直隶州(不含远安)及武昌府江夏县。由于1949年以来这些政区的名称与辖区频繁变更,行文中行政单位名称除洪湖(1951年建县)外基本上指清及民国时期,没有改成现今采用的新名。
阶级斗争学派因为意识形态太浓而在中国学界日趋沉寂,市场经济学派却不断普及并逐渐形成其主导地位。在小农研究领域,这一学派以舒尔茨理性小农的理论影响最为广泛。按照他的说法,为适应市场刺激与机会,农民会寻求最大的利润。为此他们会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schultz,1964:36~48)。换句话说,市场决定了传统农业中资源的最理性运用,而农民表现也像资本家一样理性。他承袭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工及生产专业化,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发展(smith,1976 i:7~16)。他们两人都认为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黄宗智,1992:8)。
然而斯密与舒尔茨都忽视了环境因素。斯密考虑的是稳定环境条件下可利用资源的使用,他没有考虑不确定环境条件下对这些资源利用的可能变化。舒尔茨则干脆撇开环境因素,他甚至把那些受到水旱灾影响、有新建大坝的社会排除在其考虑之外(schultz,1964:37)①。————————
①诚如吴承明指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吴承明,2001:21)但既然水灾是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分析中就无法将其忽略。
但在理解、研究传统农业时,我们却不能无视环境的作用。即使现在,农业生产仍受到不稳定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与在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同。在舒尔茨看来,传统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没有人口压力的社会,“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 (schultz,1964:40)。但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并非如此。
因此,这一解释受到夏明方的强烈批评,他认为斯密、舒尔茨以及那些利用他们学说的中国学者把前工业社会的农村经济浪漫化了。他特别批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变迁(特别是自然灾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灾害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如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不确定的环境条件迫使农民选择粮食生产以确保生存;在高度的生存压力下(人口压力加上缺少生存资源),贫民也会冒高风险卷入市场以追求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回报。他认为这才是农村商业化的真正动力(夏明方,2000a)。
夏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学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重视环境因素的趋势①。在西方的中国小农经济研究中,这一趋势早就出现了(黄宗智,1986、1992),而且也表现在广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裴宜理,1980;周锡瑞,1987;濮德培,1987;scho- ppa,1989等),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的影响下显得更加突出(伊懋可,1993;奥思本,1994;伊懋可、刘翠溶,1995②;马立博,1998;彭慕兰,2000)。
这些研究虽均重视环境,但各有侧重,或把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放在一定的环境中理解,或以环境变化为重点,从此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虽然研究者们已开始倾向于把环境变化置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如伊懋可、刘翠溶,1995),但多是从国家或精英角度自上而下地看环境的变化,很少从农业生产或农民的角度看环境变迁。此类研究的————————
①近年来对中国环境史(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可见张国旺2003,把环境置于社会经济大背景中研究的例子则有复旦大学史地研究中心2001等。
②此乃1993年一次中外学者(以西方学者为主)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因英文版中所选论文作者多为西方学者,本文在这一意义上将其纳为“西方”作品。
另一普遍现象是不在意区分环境与生态,往往是两者通用,而且所谓的环境或生态危机往往指的是资源危机,即因人类活动造成某种资源(如土地、燃料、水等)缺乏所形成的危机,有的因此把环境(生态)因素拔高到经济发展的单一决定因子(如彭慕兰,2000)。笔者赞同黄宗智先生将环境与生态分开考虑的做法,环境主要指地形、地貌、水系、土壤等自然条件,生态则包括环境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活动。这种体系定义为生态系统,其中环境与人及社会经济结构间种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则定义为生态关系(黄宗智,1992:21;参见吉尔茨1963:3)。因此环境及其变化只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还得同时考虑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特别是人在其中的作用,人类活动毕竟是改变环境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清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为例来探讨此种生态关系。近20年来的研究表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表现为纳移民、垦垸田①、输米粮等。在这一湖泊密布、河流众多的地区,以筑堤围垸为主的水利工程显然在当地明清经济的发展中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与朝代循环大致同步的水利循环,亦即朝代之初政府鼓励垦殖,水利工程亦运行良好;但大量筑堤围垸也引发不断增加的水灾。而随着朝代的衰退,政府解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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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亦减弱,水利失修、经济衰退;等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又开始新一轮循环(濮德培,1982、1987;魏丕信,1985;张建民,1987;张国雄,1989;彭雨新、张建民,1992;梅莉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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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梅莉等的定义,“垸田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垸堤、涵闸、渠系是判别本地区垸田的必备的条件” (梅莉等, 1995:91)。也就是说作为垸田的基本条件是外围有堤、堤上有涵闸、堤内则有灌排渠道。
其中江汉平原从清中期起,除不断围垸外,大量接纳移民、大量输出米粮的特征却不见了。由于人口增长,更多的垸被开垦,这又加重了围垸所引起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洪灾更趋频繁而渍灾①更严重,这些直接导致当地经济状况的恶化(张建民,1987;龚胜生,1993;张国雄,1995)②。明清不断增加的洪涝灾害同时影响到江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生产高产但不稳产、地籍混乱与修防负担沉重(张建民,2001);以及堤垸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冲突加剧(张修桂、左鹏,2001)等。虽然这些研究注意到了江汉平原在人口压力下从过度垦殖到
环境恶化再到经济恶化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多侧重于宏观变化而对农民本身的反应注意不够;虽然水利兴废与朝代更替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农民种什么作物并不一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而且他们的环境(生态)变迁显然主要指的是筑堤围垸所引起的自然环境变化及这种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而对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种种生态关系的分析显得不够,特别是没有深入探讨环境变迁与市场变化在小农经济中的作用以及面对变化的环境与市场农民所采取的经济行为。农民的行为如何受到变化着的环境与市场的影响?他们如何及为什么做出经济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舒尔茨及不少研究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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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渍灾通常表示地下水位太高以致作物根系总是浸在水中(即使常规水稻其根系也不能总是浸在水中)。作物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会死,但收成肯定受影响。
②这种纳移民、增垸田、增水灾的现象在相邻的洞庭湖平原也同样存在(濮德培,1987;梅莉等,1995;龚胜生,1996等)。其中濮德培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对明清洞庭湖平原经济变化研究较为全面、也是惟一的英文专著。他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洞庭湖平原从明中叶至19世纪中叶人增、垸辟、农业增长与生态恶化的过程,并指出中国19世纪的危机其实在18世纪就已埋下种子(濮德培,1987)。虽同属长江中游平原,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仍有差别:洞庭湖区没有沿江大堤;其开发比江汉平原稍迟(尤其在20世纪初又出现一次新的垦殖潮);洞庭湖平原以水稻生产为主,而江汉平原水旱兼作明显等。
按照舒氏逻辑,自清中叶起,由于当地垸田的大量增加以及全国范围市场粮价的上扬,江汉平原应该继续生产并出口更多的稻米。即使由于人口压力而显得土地日益稀缺,当地老百姓也应转向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明清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的生产并大量织布输出,但这并没有在江汉平原出现。虽然该地区也有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悠久历史,且棉花在各县均有种植,但在清前期水稻生产达高峰之后,江汉平原并没有转向以棉花生产为主,也没有出现曾在江南普遍的棉争稻田、纺织业市镇繁盛的现象,反而在民国初期却出现棉花种植的激剧扩张。
由于舒尔茨强调的是农民经济中市场的万能而忽视了长期的环境变迁,而考虑江汉平原长期环境变化的学者们又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条件下当地人的农业经济行为重视不够。因此两者均不能完全解释江汉平原这一存在长期水利问题的地区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变化。本文因而试图主要从作物选择与家庭纺织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江汉平原农民在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及市场扩展情况下的经济行为,从他们的行为出发分析其是否及如何对环境或市场的变迁做出反应,同时从较广泛的程度上探讨这种行为的理性问题,借以初步阐述各种生态关系在小农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